顾盛使团"访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始末

　　在近代中国外交关系史上，美国首任驻华公使凯莱布・顾盛无论如何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没有这个人物的出场，“领事裁判权”也好，“在通商口岸建教堂”也罢，这些横亘在近代中国人头顶之上、使之备受凌辱的殖民阴影，或许无从谈起。如果说鸦片战争英国强迫清王朝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大门的话，那么，顾盛一手炮制的《中美望厦条约》则使得中国雪上加霜、更进一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不能自拔。 　　一、一个肩负重任的使团，费尽周折 　　之后扬帆远航 　　19世纪40年代初，在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所引发的危机之中，美国也卷了进来。这时，影响早期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后来奉命出使中国，充当美国首任“特命全权公使”的凯莱布・顾盛。 　　顾盛（1800―1879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在联邦众议院的代表。他的家乡在这个州埃塞克斯县的新柏里港。其父是航运资本家，其兄常年在中国经商，整个家庭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人哈佛大学毕业，聪明多识，能言善辩，1835年作为辉格党候选人参加竞选成功，当选为联邦众议员，成了美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中英鸦片战争打响后，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大幅度提升。其实，早在1835年，美国就组建了东印度舰队，时刻觊觎着远东这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地。美国不想将中国市场拱手让与英国，对中英的交火不能置之不理。1840年底，美国政府决定派东印度舰队前往中国，便宜行事，保护美商利益。 　　这支舰队的司令，就是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加尼（1789―1868年），曾长期在加勒比海和地中海地区的美军军舰上服役。出发前，海军部长詹姆斯・波尔丁给他发出指令：此行任务是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与安全，对中英冲突须严守中立；中国的内外政策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对于中国的特殊制度，务必尊重；应禁止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公民打着美国旗帜向中国走私鸦片。 　　1842年3月22日，由旗舰“星座号”和炮舰“波士顿号”组成的美国东印度舰队抵达澳门。当时正值英军第二次沿海北上，清军在闽浙战场连遭败绩，道光帝派出两江总督耆英等人向英军议和之际，加尼乘人之危，不顾上司的指令，谋求在华更大的利益。 　　4月13日，加尼在未向中国通报的情况下，指挥“星座号”直驶黄埔，开创了美国军舰擅闯中国内河的恶劣先例。4月27日，又打破由行商传递公文的旧规，派遣部下雷诺兹上校直接向两广总督衙门投送照会，要求赔偿美商的战时损失，时任两广总督祁贡息事宁人，赔偿其7，800元美金，这无形中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鸦片战争结束。加尼“保侨”的使命，失去借口。10月8日，继续赖在中国不走的加尼，致函祁贡，越权要求清政府给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早已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的祁贡，擅自表示“一视同仁”，即答应英国的商约条款，自然适用于美国，但需要请示朝廷批准。12月12日，祁贡的奏折抵达北京，出乎意料，清廷的答复是“总当循照旧章，不可有所增改……断不准稍有迁就！” 　　这下子，祁贡傻眼了。他只好采取迂回战术，请求与英国政府代表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清朝代表伊里布和耆英出面转圜。这两个钦差大臣，与祁贡一路货色，都是典型的主和派。他们支持给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前提是刚用武力征服了清朝的英国政府不反对。很快，璞鼎查表示，乐见其成。于是，很短的时间内，清廷政策来了一个大转弯，基本同意加尼的要求。 　　1843年1月10日，钦差大臣伊里布到达广州，还未来得及谈判，即于3月4日病故。清廷只好另派钦差大臣耆英前来。6月4日，耆英到达广州，便成为与美国交涉的关键人物。8月1日，耆英通知美方，准许美商按章在五口经商，但不许到其他口岸。这标志着清朝正式允许美商在华享有最惠国待遇，美商由此取得了英国人用武力获取的除割让香港之外的其他权利。 　　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加尼才察觉自己根本就名不正言不顺，没有美国政府授予的谈判签约的权力，他写给祁贡一封信，坦承，美国政府并没有赋予他与中国钦差大臣签约的权力，不过，既然中国政府有这一友好愿望，他的政府必将派出一位与钦差大臣同等的高级官员来华签订一个持久的友好条约。 　　冒险，讹诈，坑骗，加尼在诱使清廷出卖中国利权方面可谓用尽了心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空手套白狼的成效。这显然得让他的英国同行自叹弗如。 　　1843年4月21日，加尼率“东印度舰队”启程返航。其实，滞留广州期间，他已将清廷的底牌摸得透亮。早就按捺不住兴奋和喜悦了，写就书面汇报，星夜兼程寄回了美国。这样，他人还没回到美国，美国高官已经读到他的书面汇报了。在书面材料中，加尼将生米做成熟饭的“业绩”做了汇报，要求尽快派遣“特命全权公使”前往中国，正式缔结条约。末了，还不忘嘱咐，中国的国情是“重农抑商”，商人在“士农工商”等级序列中排名最后，千万不能让经商之人去中国担当此任。 　　美国政府对加尼所取得的“硕果”赞赏有加，派遣“公使”之事由此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极为凑巧，1843年春，顾盛众议员的任期届满，连任竞选失败，正在极端苦闷彷徨之中。时任美国总统泰勒极为欣赏顾盛，曾提名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长，结果遭到国会否决。现在，让这个失意政客去中国当“公使”，是最恰当不过的选择了。 　　1843年3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向中国派遣公使的“720号议案”，总统泰勒签字，该法案生效。5月8日，泰勒正式任命顾盛为“特命全权公使”。7月31日，顾盛使团从华盛顿启程出发，一路颠簸，费尽周折，1844年2月24日抵达澳门，拉开了与中国谈判缔约的序幕。 　　二、一个地处偏僻的渔村，见证了中美两国的博弈 　　行前，国务卿韦伯斯特给顾盛一纸训令，特别指出，鉴于中国政府常将外国使者误认为朝贡者，向中国表明自己不是朝贡者至关重要，要清楚地表明，“你的政府从来不向任何国家进贡，也不希望接受任何国家的进贡”。“当然希望你在可能的情况下到北京去觐见皇帝。你应通知中国官员，你带有总统向皇帝表示友好的信件，这封信由总统亲笔签名，只能躬亲交给皇帝，或在皇帝面前交给某一高官。万一不能用以上方式递交这封书信，也可通过其他适当渠道送上，但必须保证得到皇帝签字的复函”。就是这道训令，让顾盛后来在与清吏交涉时，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纠缠在“进京面见皇帝”这个枝节问题上了。要正式签订的条约，大部分条款其实早由加尼准将达成了。“进京面见皇帝”，用意十分明显，要从心理上、气势上征服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清朝高层，令其彻底降服。 　　除了这道训令，顾盛还带有美国总统泰勒致中国皇帝的两封国书，一封是委任状，赋予顾盛代表美国签约的权力，另一封则介绍美国的基本情况与政府的对华政策，要求订立商约，并享有英国所享有的五口通商之权。 　　顾盛使团还煞费苦心地准备了一些“见面礼”。国务卿韦伯斯特拨专款1500美元购置的这些礼品，五花八门，有航海图、地图、六轮手枪、来复枪、军舰和挖土机的模型、望远镜、晴雨表、寒暑表、橡胶制品以及《美国百科全书》等书籍。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既能显示美国的文明，又不会被误认为是所谓的“贡品”。据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描述：“（使团成员）随带华丽服饰。为了提高顾盛的威仪，竟准其穿着少将礼服，复嫌其不够煊赫，特在礼服上另加刺绣。近乎一个马戏团。” 　　顾盛使团从美国出发，横渡大西洋，穿过地中海，再渡红海、阿拉伯海、孟加拉湾，进入马六甲海峡，最后从南海进入中国，总共208天的航程。 　　他们在中国的落脚点是澳门。清廷最早得悉顾盛使团要来的消息，是1843年8月3日，美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咯京在向两广总督衙门递交的降低税率的照会中，十分突兀地提及美国公使即将来华的消息。紧接着，10月20日，美国新任驻广州领事福士就美国公使来华正式提交专门的照会，清朝才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慌了手脚。负责处理“夷务”、与英国缔结《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钦差大臣耆英得到此讯的第一反应，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美国公使来华，当得到势难挽回、公使在途的答复后，则千方百计控制事态，力图将美国公使局限在中国南方一隅，无论如何不能让其“进京面见皇帝”。清廷对耆英的想法予以肯定，11月11日颁发上谕：“现在英夷已准通商，所有美利坚等国自应准其一体通商，以示抚绥之意。著耆英等婉为开导，谕以天朝抚驭各国，一视同仁，凡定制所应有者，从不删减，定制所本无者，不能增添。若各国纷纷请觐，观光上国，不单无此政体，且与旧制有乖，万难准奏。”一语道破天机，只要美国公使不“进京面见皇帝”，清朝就“一视同仁”，给英国的好处也让美国享受。 　　顾盛1844年2月24日抵达澳门后，寄寓在葡萄牙总督的海滨别墅之中，等待时机，了解情况，准备进京。 　　28日，清政府派驻澳门的代理同知谢牧之上报两广总督程�采：“米利坚巡船一只，船上番艄五百余名，大炮六十门，于是月初八来至九洲湾泊等情。” 　　程�采闻讯之后，决定派人充当说客，去“劝阻”顾盛切勿北上。派谁去呢？竟是已经被顾盛聘为翻译的传教士伯驾，理由是他“久在粤东，粗通汉语汉文，颇见信用”。伯驾拒绝从命，程又委托他打探顾盛来华的内情，伯驾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程作为封疆大吏，愚昧颟顸至此，简直是与虎谋皮。 　　3月8日，顾盛接到美国驻英大使埃弗雷特的来信，透露，中国政府已经同意美国享有英国在《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所获得一切权益。 　　3月16日，顾盛派随员奥唐奈前往广州递交正式照会，程�采令广州知府刘开域接收。19日，程�采的复函，交到了奥唐奈手中，“圣上曾经谕知本兼护部堂，俟公使到粤，即为安慰阻止，此时更未遽行北上”。同时，还派出广州巡抚黄恩彤偕同刘开域两次登门造访，称即使公使北上，朝廷也必令折回，一定会无功而返。 　　可是，顾盛不依不饶，坚持北上。程�采有些顶不住了，赶紧奏报朝廷。清廷万般无奈，只好决定将签完《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已经离粤的耆英再度起用，令其再度出任钦差大臣，迅速南下，处理与美国的外交事务。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发生了“旗杆事件”。顾盛来华时，带来一个装有箭状风向标的旗杆，原本打算立于澳门的下榻之处。不料，遭到葡萄牙总督反对。5月4日，改立于广州的美国领事馆楼前，广州民众认为此物不祥，十分忌讳，群起反对。6日，广州民众涌至领事馆前，欲将旗杆砍倒，双方推推搡搡，发生冲突，美国人朝天鸣枪，引来中国官兵，在官兵弹压和调解之下，事态平息，幸无人员伤亡。但这起意外事件的发生，给顾盛提了一个醒，在将来议定条约之时，必须考虑让外国人居住在一个与中国人隔离的区域之内，且要由清政府派兵保护。 　　5月31日，钦差大臣耆英到达广州。6月10日，急速赶往澳门。17日，到达澳门望厦村，下榻于观音庙中。 　　耆英抵达澳门前两天，即6月15日，再出意外，“徐亚满案”发生。当时，英国人在广州洋行门前做撞柱游戏，当地中国人好奇围观，遭到英国人驱赶，中国人投掷石块进行反击，迫使英国人撤退到船上。第二天，很多不能识别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广州民众，闯入美国人驻地，与美国人拳脚相向，进行恶斗。美国人掏枪射击，当场打死徐亚满一人。中国人群情激奋，清兵迅速赶来弹压，才防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徐亚满案”阴影之下，6月18日，耆英率手下前往顾盛住所，进行礼节性拜访，双方共进午餐后，耆英将拇指上所佩戴的名贵扳指取下，赠予顾盛，便告辞而去。6月19日，顾盛回访，在观音庙小殿相见，也没有牵涉正题，顾盛将所带戒指赠予耆英，为不使对方误认为是贡品，专门解释说这是他母亲留给他的纪念品，并以美国式的幽默，开了一个玩笑，说，前面耆英所赠的扳指是战争的象征，因为它用于拉弓，不过他是作为和平和友好的象征而接受的，耆英则笑答，称“它从未用于战争”，中西盛宴款待，饭后即告辞而去。 　　6月21日，美方将早已拟定好了的草约送交中方，中方则提出“徐亚满案”，要求惩办凶手。24日，耆英率随员又一次来到顾盛的驻地，第三次见面，这才正式开始了谈判。顾盛坚持进京，耆英坚决反对：“如果公使坚持己见，我就不谈了。”顾盛表示，各国公使进京是迟早的事情，耆英急了，竟指着自己的脑壳说：“如果您不进京，而别的国家公使去了，您可砍掉我的头颅！”到了这份儿上，顾盛没话了。25日，顾盛照会耆英，表示为了友好，放弃北上要求，但对“徐亚满案”则百般狡赖，污蔑“闹事”的广州人为“愚民”和“匪徒”。顾盛不再坚持北上，耆英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对美方提出的基于“利益均沾”的条约内容，按照朝廷“一视同仁”的既定方针，基本允诺同意，对“徐亚满案”也不再强烈要求惩凶了，甚而污蔑广州“各烂匪乃结党成群”酿成命案，颠倒黑白，是非不分，完全站在了美国人的立场之上。 　　在后来上奏朝廷的报告中，耆英这样写道：“奴才督率黄恩彤及各委员，逐款指驳，不敢稍有迁就，往复辩论，多者十余次，少者亦五六次，该夷使理屈词穷，始肯照依芟除。”或许是为了表功，或许是为了掩盖，并不是过于复杂的谈判过程，被耆英横加了不少夸张之词，与事实真相显然有不小的差距。 　　据耆英奏折，美方草约原有47款，经中方代表黄恩彤等与美方代表韦伯斯特等多次磋商，并以备忘录和照会的形式，往来申述各自观点，讨价还价，最后四易其稿，定为34条。 　　7月3日下午4时，美国国庆节前夕，顾盛在众多随员簇拥之下，来到望厦村观音庙，与耆英分别在所议定的4份中文和4份英文《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即《中美望厦条约》）上签字。除了英国在《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所取得的特权外，美国还如愿以偿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中美望厦条约》第21款规定，“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第25款规定，在中国各港口美国侨民之间或美国侨民和其他外侨之间的“财产涉讼”或“因事争论者”，“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领事裁判权，作为《中美望厦条约》最显著的特征，极大地、长期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成为近代中国难以抹去的耻辱印记。 　　7月6日，耆英怀着成功阻止了顾盛北上的喜悦心情离开望厦村，临行前，他对顾盛要求接收的“见面礼”一概拒绝，委婉地表示“天朝”啥都不缺，不需要这些玩意儿。 　　7月11日，根据新条约的规定，“徐亚满案”在广州开审。美国领事召集6个美国商人组成所谓的陪审团，一致同意凶嫌坦尼尔是“正当防卫”，无罪，徐亚满之死被诬蔑为“愚蠢的结果”，是“他自己的过错”。“徐亚满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这是“领事裁判权”确定后的第一次刑事审判，为以后列强侵犯中国司法权开了先河。 　　8月15日，清政府正式批准《中美望厦条约》。8月27日，顾盛满怀着为美国签下第一个对华条约的自豪感启程回国，1845年1月4日，回到华盛顿。1845年1月16日，美国国会批准《中美望厦条约》。 　　1845年12月31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广州举行换约仪式，《中美望厦条约》正式生效。顾盛使团出访中国的目的达到了。 　　（作者系青岛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