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极致的故事
1964年夏天，香港南丫岛岸边发现一具尸体，死者是一名年约四十的外国男性，尸体因在烈日下暴晒多天已呈焦黑。这不是电视剧《神探伽利略》的序幕，而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有关辞典的故事。 《旧约·创世记》一章记载，在古代，世人本来说着同一种语言，但后来因为要建造一座塔，与天比高，上帝便惩罚他们，让他们说起各式各样的语言，从此彼此苦于“鸡同鸭讲”的障碍。 有趣的是，后来，上帝的仆人，那些传教士和神父，往往穷尽毕生精力，要把不同地方说不同语言的人士，重新联系起来，除了信仰，他们也通过编撰字典、辞典。就像耶稣会，他们在异邦传教时，也有一并替当地编撰字典、辞典的传统，目的是为克服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传教障碍。16世纪末由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编撰的《葡汉辞典》，便是经典例子。 神父不但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都比较高，而且在严格的修行中，锻炼出坚强意志、坚忍耐力，对单调、枯燥、艰巨的字典、辞典编撰工作，无疑是理想人选。 1949年，新中国建立，原本散居中国各地的外国神父纷纷南渡，其中一批聚集在澳门。他们收拾心情，准备再做一点事，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追寻，为未来传教工作克服文化差异打好基础，这双重考虑下，他们立下编撰辞典的宏愿，在颠沛流离的人生低谷，重燃心中奉献的热忱。 慢慢地，不同国籍的神父陆续加入，于是定下英文、法文、拉丁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五部辞典的计划。1952年，辞典基地移往台湾，在那个没有复印机、更没有计算机的年代，一切只能从剪刀桨糊的剪贴工作开始，神父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两百多部汉语辞典的条目先剪下，再编排制成词汇卡。5个团队共二十多位神父，花了3年时间，用这样笨拙的方法，累积了两百万张词汇卡。 这才是开始，接着是更艰巨的撰写词义工作。虽然团队中人才济济，但有些专门用语连中国学者都一头雾水，更何况收录范围包括从甲骨文、金文，到当代用语、专门术语、市井俚语、歇后语等。神父们慢慢发现工作量庞大，超乎想象。原本以为10年可以完成，一拖再拖。到了后来，有些神父离开，有些辞世，财政也日益拮据，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只剩下贺之诚（Tom Carrel）等两位神父负责的汉法辞典小组仍在苦苦支撑，其他4个小组难逃解散命运。 1964年南丫岛岸边发现的那具尸体，就是贺之诚神父。 这位拥有柏克莱大学博士学位的贺神父，治学认真严谨，在编撰工作中，遇上考古相关的词条时，不时利用余暇，登山涉水到考古遗迹进行考据。这次到香港，便是藉由陶器的挖掘，考证台港史前文明脐带相连。但这样一位饱学之士，却不通世务，连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都缺乏，没带助手，连食物、水和帽子等基本配备都没准备，结果迷路，被烈日活活晒死。 贺神父死后，不幸中之大幸，其辞典编撰工作，由其他神父接手，以承继其遗志。 1966年，台北成立利氏学社（利氏即利马窦），推动这部辞典的编纂。到80年代，因为计算机的普及，工作进度大大改善，但直到2002年，七大册，收录一万三千五百个汉字、三十万个中文词组的《利氏汉法辞典》，才终告面世。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寒暑，几组人的人事更替，才得以完成的心血之作，当中艰辛，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以上，是一个热爱文字、热爱文化、对工作执着与坚持、专心一意追求完美的故事。 近日看了一部十分动人的日本电影《字里人间》，讲述的也是一本辞典诞生的故事。或许大家会问，今天还有哪些怪人，会奉献自己的青春，为文化和历史传承，去制作一部辞典？片中的答案，就是一名书呆子宅男。 篇幅关系，下期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