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课程论文
目录:
摘要: ....................................................................................... 1
关键词: ................................................................................... 1
一、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 .................................... 1
1、思想界的关系,以李贽的影响为最巨 ......................... 2
2、掊击前、后七子,对晚明文坛的摧陷廓清 ................. 4
3、攻讦“竟陵派” ............................................................ 8
二、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判的创新 .................................. 10
1、对公安派“性灵说”的创新 ...................................... 11
2、对“竟陵派”攻击的创新,以气论诗 ....................... 14
3、转益多师,建立自己的诗文主张............................... 16
结语: ..................................................................................... 19
参考文献: ............................................................................. 19
论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与创新
摘要:钱谦益既是明末清初诗文的巨擘,同时也是一名出类拨萃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与公安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钱谦益对公安派的批评理论进行了吸收和创新,使其文学批评主张的以充实、提高,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评体系,从而扫荡了明末的旧文风和开创了清初的新文风。
关键词:钱谦益;公安派;文学批评;继承;创新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所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有学集补遗》、《投笔集》,这些著作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他是明末清初文坛的领袖,对于诗文批评方面尤多独特的见解。不过后人以其为《贰臣传》中的人物,难免予以轻视,甚至为文人士子所不齿。所以他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每因其出处之缘故而被动摇贬低。然而,钱牧斋在明清之际的文坛,是处于“四海宗盟”的显赫地位的,他因为“挽回大雅”、“嗤点前贤”自任自许,成为该时期举足轻重的诗文大家,对明末清初的文坛给以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我们对牧斋在文坛上特别是在诗文批评上的贡献应予以重视,不能以人废言、以偏概全。
一、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评的继承
略加探讨就可以清楚发现,钱谦益在明末清初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绩,无不与公安派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确评价和认识钱牧斋的诗文批评主张,分析其与公安派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迈不过坎。
1、思想界的关系,以李贽的影响为最巨
公安派深受晚明革新思想的雾露滋润,这主要体现在其对阳明心学的接受上,尤其对李贽的倾倒。阳明心学是公安派甚至整个明代文学革新思潮的源头活水,其强调个性解放,把自我放置到凌驾一切的高度。与此同时,作为时代代言体的文学也开始了变革运动,坦露真情、弘扬自我成为该时代文学的主题。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继承了阳明心学人性平等的思想,宣扬“安身立本”,他强调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进一步叙述了个体的生存尊严与权利。李贽是王艮的再传弟子,其思想在泰州学派上又突破了一大步,成为晚明最激励的思想家,他的叛逆思想将“人”的价值、欲望扩大到极致,是人的解放最热情的歌颂者。其在文学批评的独到见解,即在一篇《童心说》(《焚书》三)。他宣扬“童心者真心也。”“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这些话是从王阳明致良知之说转变而来的。而他要做“真人”,存“真心”,就要冲破蹈常习故,陈陈相因,所以他不得不作狮子吼,一醒世人之耳目。他提出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正是公安派中最明显最痛快的主张。“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于水火”,这正是公安派人常说的“一段精光”。他们认为必须有这一段精光,才是天下之至文。
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生于隆庆二年(1568),其成长的时代正是李贽思想扩布天下之时。李贽堪为青年袁宏道的精神领袖,袁宏道曾往拜访李贽,亲自聆听教诲并与李贽惺惺相惜,成忘年之交。李贽曾赞誉
宏道:“盖谓其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与李贽的交往中,袁宏道思想“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未有涯也。”以自我为中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成为宏道人生与作文的信仰准则。
钱谦益了解李贽有一个过程,他先是“少读李卓吾之书”,由此知其端倪,后识李氏“高足弟子”的袁中道等人,特别是听了袁中道对李贽的褒扬之后,才进一步“如见卓吾之声音笑貌。”(《初学集》卷三十一)于是钱谦益在与“皆卓吾之徒”的公安派主将的往来中,对李贽的思想也自然地会耳濡目染了,最终发展到倾心的向往。他曾高度地评价李贽:
卓吾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而其掊击 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青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 动 …… 人知卓老为柳下之不恭,不知其为伯夷之隘也。卓老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 刀剑上事。狮子送乳,香象绝流 …… 遗山《中州集》有异人之目,吾以为卓吾可以当之。(《 列朝诗集小传》闰集)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李贽对伪学的抨击指责,对钱谦益思想的启发大有裨益,这从钱氏的文学主张和思想观念中能找到传承的线索,而公安派无疑是钱谦益接近李贽的桥梁。第二,钱谦益视李贽为“异人”,明末时期时人称李氏为“异端之尤”,李氏本人又以“异端”自居,才高气傲的三袁兄弟把他当做老师,以弟子礼恭而敬之。将以上的这些综合观察,公安派的成员与钱谦益有直接的接触,他们
的气息相通,兴趣投合,又共同深受李贽思想的濡染,也正是他们,同心戮力,参与并领导了明末文学革新运动。具体到钱谦益身上,他主要通过公安派而吸纳阳明心学,并最终成为了一位革新派的作家。 钱谦益读李贽的书,与李贽的弟子袁中道交往,最终也视李贽为“师友”,成为李贽的思想的崇拜者之一。这可以从他的《松影和尚报恩诗草序》看到:
余少喜读龙湖李秃翁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欢可以笑,怒可以
骂。非庄非老,不儒不禅,每为抚几击节,盯衡扼腕,思置其人于师友之间。已从袁小修游,备悉其为人慈样易直,疏节阔目,约略如吾辈盛壮坦率未曾学问时。然吾辈一涉世故,少知学间,枝叶烦纤,不能遂其本怀;秃翁老而好学,涉世日深,素心远性,未尝少改,斯其所以异也。《有学集》卷二十一
钱谦益的诗文批评也因为间接地从公安派那里继承了李贽思想的精粹,所以,他的思想观念、文学主张受到公安派的熏润陶冶,打上李学的烙印,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2、掊击前、后七子,对晚明文坛的摧陷廓清
就反对文学复古来看,钱谦益是继承了公安派批判前、后七子因袭模拟的主张的。面对前后七子“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陈滥之辞”的复古拟古文风,造成文坛一片“剽贼佣积”的恶劣文风,公安派的核心人物袁宏道感到无比的痛心疾首,于是他提出“性灵说”以反抗这种风气,其实“性灵说”也就是“童心说”的继承和
的气息相通,兴趣投合,又共同深受李贽思想的濡染,也正是他们,同心戮力,参与并领导了明末文学革新运动。具体到钱谦益身上,他主要通过公安派而吸纳阳明心学,并最终成为了一位革新派的作家。 钱谦益读李贽的书,与李贽的弟子袁中道交往,最终也视李贽为“师友”,成为李贽的思想的崇拜者之一。这可以从他的《松影和尚报恩诗草序》看到:
余少喜读龙湖李秃翁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欢可以笑,怒可以
骂。非庄非老,不儒不禅,每为抚几击节,盯衡扼腕,思置其人于师友之间。已从袁小修游,备悉其为人慈样易直,疏节阔目,约略如吾辈盛壮坦率未曾学问时。然吾辈一涉世故,少知学间,枝叶烦纤,不能遂其本怀;秃翁老而好学,涉世日深,素心远性,未尝少改,斯其所以异也。《有学集》卷二十一
钱谦益的诗文批评也因为间接地从公安派那里继承了李贽思想的精粹,所以,他的思想观念、文学主张受到公安派的熏润陶冶,打上李学的烙印,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2、掊击前、后七子,对晚明文坛的摧陷廓清
就反对文学复古来看,钱谦益是继承了公安派批判前、后七子因袭模拟的主张的。面对前后七子“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陈滥之辞”的复古拟古文风,造成文坛一片“剽贼佣积”的恶劣文风,公安派的核心人物袁宏道感到无比的痛心疾首,于是他提出“性灵说”以反抗这种风气,其实“性灵说”也就是“童心说”的继承和
发展。“性灵说”的主张由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借品评弟弟中道的诗歌在《叙小修诗》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佳者,尚不能以粉饰蹈悉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积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袁中郎全集》一)
可见,公安派的“性灵说”是强调表现作者真实的个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正常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不为古人所拘,不为古法所囿,充分发挥文学创作的独创精神。
为了反抗前后七子的复古潮流,公安派提出了诗文要重视“变与真”和“韵与趣”。特别是其“变与真”的思想,尤为值得我们重视。公安派本于历史的演变以反抗当时的复古潮流,袁宏道在《与丘长孺尺牍》中说:“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在《与江进之尺牍》中也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亦势也。”他为何要这样重在变呢?盖即所以存其真。“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这就是存其时之真。“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这又是存其人
之真。所以他在《与江进之尺牍》又说:
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
盛;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乎? 所以必变才能见其真。值得注意的是,袁中郎不反对复古,而反对赝古,反对剿袭为复古。他认为变则有其真,袭则亡其真,所以他视心而不师法,“心”,其实就是公安派宣传的旗帜。可以看出,公安派所倡导的“真与变”即翻尽窠臼,自出手眼。所以他继续强调:
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若只同寻常人一般只见,一般度日,众人所趋者,我亦趋之,如蝇之逐羶,即此便是小人行径矣。(《袁中郎全集》二十四,《答李元善》)
正因新奇变态都需要从自己胸中发出,所以亦步亦趋,随波逐流,不能真,也便不能变。这样才能“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之序中郎《潇碧堂集》)他的诗云:“莫把古人来比我,同床各梦不相见”可窥见他是要顶天立地从己见出的。 因此,公安派对“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着,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的前后七子给予了无情的攻击,对他们的诗文批评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诘难,为晚明剽窃雷同、佣积沉闷风气正盛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了一种昂扬的活力,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前后七子的宗古拟古的流风余韵,对诗坛荒芜、文苑衰落的局面起到了
补救的作用。
钱谦益的诗文批评理论继承公安派,仍是强调以“性灵”为主,这是对抗复古主义最有力的武器。
与公安派的成员一样,钱牧斋诗文批评理论的重点也是旨在抨击复古派的弊端。他举出三条,即“曰僦”、“曰剽”、“曰奴”。钱谦益认为这些最大的病根就是“伪”。他说:“诗文之缪,佣耳而剿目也,俪而斗叶也。其转缪,则蝇声而绷窍也,牛鸣而蛮语也。其受病,则皆不离乎伪也。”(《初学集》卷三十一《刘咸仲雪庵初稿序》)显然,“诗文之缪”,甚至“转缪”,其根本就是“伪”。钱谦益这些切中要害之论,明显继承了李贽等人反对“伪”、“假”,抵挡“闻见”、“道理”侵入童心的观点,而受公安派的影响也包括其中。
为了补救诗文处于“缪”和“弊”的境地,钱谦益从治疗病根“伪”开始,把倡导“真情”、“真情”放到突出的位置。他说:
文章途辙,千金万方,符印古今,浩劫不变者,惟真与伪二者而已……真则朝日夕 月,伪则朝华夕槿也。真则精金美玉,伪则瓦砾粪土也。(《有学集》卷三十九《复李叔则书》)
由此可见,“真”在钱谦益观念中的地位何等重要。具体到诗文领域,钱谦益正是继承了公安派的批评理论,不遗余力标举“真诗”。公安派作家,特别是袁宏道,在继承李贽诸人注重“真文”、“真诗”的时候,更倾向于做“真人”,到了钱谦益那里,作家的“真”,即“真人”与作品的“真”,即“真诗”、“真文”得到了更为有机的统一。从而对把诗坛文苑变成森严恐怖的鬼域魔国的前后七子作出最有力
的的挞伐。他直接把矛头指向罪魁祸首李梦阳、王世贞。他在《王元昭集序》这篇序文中,表达了其对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态度:
古今作者之异,我知之矣。古之作者,本性情,导志意,谰言长语,客嘲僮约,无往而非文也。涂歌巷舂,春愁秋怨,无往而非诗也。今之作者则不然,矜虫鱼,拾香草,駢枝而偭叶,取青而妃白,以是为陈囊像设斯已矣,而情与志不存焉。昔有学文于熊南沙者,南沙教以读水许传。有学诗于李空同者,空同教以唱琐南枝。二公于古学不知何如,而其言则可以教世。呜呼!是可为今人道哉? 其对前后七子的整体态度,在《黄子羽诗序》中,以“下劣诗魔,入其肺腑”论之,将其断语定性,语气最为强烈:
近代之学诗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称汉魏、称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汉魏、盛唐而已矣。自弘治至于万历,百有余岁,空同雾于前,元美雾于后。学者冥行倒植,不见日月。甚矣两家之雾之深且久也!以余发见,才人志士,踔厉风发,可以驰骤古人者多矣。惟其闻见习熟,抑没于两家之雾中,而不能自出,如昔人所谓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者。夫是以少而眩,长而坚,老而无成,而终不自悔也。(《初学集》卷三十二《黄子羽诗序》)
可知,钱谦益正是在继承公安派的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对“剽贼佣积”前后七子进行了批判,对于晚明文坛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3、攻讦“竟陵派”
公安派之后,诗坛上继之而起的谭元春、钟惺。他们一方面在理
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同时也看到了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主张诗歌要“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而且“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又不像七子派那样以古人格调为己之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不过,他们的诗歌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畅。
公安派对于竟陵派的攻击可以见于袁小修的《澹成集序》:“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门狭,手腕迟,而不能尽抒其胸中之奇,安能嗫嗫嚅嚅如三日新妇也。”这中论调就是对于竟陵派分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本无言外之言,而又不能达意中之言”的最直接的攻击。另外他在《珂雪斋文集》中也提到了竟陵派的弊病:“而彳亍、而嗫嚅,以效先人之颦步,而博目前庸流之誉,果何为者!”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
小修又尝告余,杜之《秋兴》,白之《长恨歌》,元之《连昌宫词,皆千古绝调,文章之元气。楚人何知,妄加评窜,吾与子当昌言击排,点出手眼,无令后生坠彼云雾。
这里的“楚人”指的就是竟陵派的谭元春、钟惺。则可以看出,牧斋对于竟陵派的攻击,正是本于袁中郎的见解。这是因为公安、竟陵反对前、后七子相同,而所以反对王、李者则各异。公安派期于晓畅,竟陵期于幽峭,所以钱谦益用鬼趣兵象比喻竟陵派,对之进行了
辛辣的嘲讽。钱谦益确实也抓住了竟陵派诗歌理论和创作中的主要缺陷"竟陵派不但作品内容单薄,而且形式也不流转自然,其所追求的“真诗”、“古诗”,也多是“空旷孤迥”的“落落瑟瑟”之作。(《堵宫草序》,《谭元春集》卷二十三)。他说:
其所谓深幽孤哨者,如木客之轻呤,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
如幻而入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异,滔滔不返。(《列朝诗集小传》)
由此,可以看出钱谦益与公安派一样对竟陵派深恶痛绝。
二、钱谦益对公安派诗文批判的创新
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审美意识和理想,审美的情趣和要求,也要相应变化和提高,这必然影响到当时的文学批评。各个阶段的文学批评都有各个阶段的欣赏需要和审美理想,故要求进行创新。每个阶段的文学批评都不是孤立的,它既受到前代的影响,又必然要影响于后代。显然,钱谦益的诗文批评在继承公安派的理论基础上,又对之加以合理的取舍,又融入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个人的积极见解,使得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诗文批评理论体系。钱谦益在他所处时期的文坛是起到一种相当重要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为他文学作品以及他的文学见解,对于明代的文坛有摧陷廓清之功,对于清代文坛亦颇有开山奠基之绩。
1、对公安派“性灵说”的创新
公安派“独抒性灵”的见解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明显地受唐诗风范的濡染,尤其是袁宏道晚年以“淡”为“文之真性灵”,袁中道后期在坚持“独抒性灵”的前提下,主张“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蔡不瑕诗序》)的主张,都表现出从激进的文学观点和人生态度的退却。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诗文理论主张所透露出来的怀疑经典、否定权威、自成面貌的创新精神,给沉闷的文坛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新的转机,正如钱谦益所说:
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 但是,公安派的“性灵说”也存在很大的理论缺陷与创作失误。由于公安派过于向内追求性灵,“宁今宁俗”,而反对学问理致,造成纵情过度,任情有偏,所以诗歌较多嬉笑怒骂,不免流于浮夸、浅俗和偏激。袁中道就说其兄宏道的诗歌;
意在破人之执缚,故时有游戏语,亦其才高胆大,无心于世之毁誉,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袁中郎先生全集序》)
袁中道自论其诗时也说:“颇厌世人套语,极力变化,然其病多伤率易,全无含蓄。”(《寄曹大参尊生》)具体说,作诗冲口而出,浅易率直,宁取俚俗,不取俗套,是袁家三兄弟共同的特点。当他们厌于世事而过着“江上柳下,时时纳凉赋诗,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说人间不敢说之话,事他人不屑为之事,颇觉受用过陶元亮王无功日子。”(《江进之》)的悠闲生活时,他们理论上的缺陷就更显著地影响到其
诗歌创作,因此,公安派的诗歌往往缺乏生动鲜明的形象和博大精深的艺术境界,缺乏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深切浓厚的社会意义。
对此,钱谦益在继承此观点的时候,进行了意义非凡的创新。 钱谦益虽然重视文学的“性灵”,可是和公安派的批评理论又有一个显明的区别,就是对学问的态度,这也是他的创新之处。他说: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初学集》三十一,《李君实恬致堂集序》)
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初学集》十九,《周孝逸文稿序》)
可知,他主张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方面重在行灵,一方面又重在学问。他说:
古人往矣,其学殖之所酝酿,精气之所结轖,于千载而下,倒见侧初,
恍惚于语言竹帛之词,《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辞立其诚”,《记》曰“不诚无物”,皆谓此物也。今之日耳佣目僦,降而剽贼,如龠州《四部》之书,充栋宇而汗马牛,即而视之枵然无所有也,则谓之无物而已矣。
言之有物,指真学问;修词立其诚,指真性灵。学殖之所酝酿,就是真学问的体现;精气之所结轖,即是真性灵的表现。这正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在钱谦益看来,是一定不能偏废的。
在此基础上,他更进一步提出:“夫诗文之道,萌析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生焉。”(《有学集》诗歌创作必须以“性灵”为主、结合“学问”、“世
运”,因为性灵即灯炷,学问即灯油,世运即灯火,三位一体,方能璀璨耀眼。可见,钱谦益的诗文观深受公安派的影响,但在此基础上又有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
钱谦益强调惟有真情,才有真诗。他说:“诗者情之发于声音也。”(《有学集》十九,《陆敕先诗稿序》)所以他认为诗为真性情的表现。然而,钱谦益性灵论在强调情感的真实之外,又大大突破了公安派、竟陵派搜寻心源、淡漠外界、不理世事的做法,而是结合时事,有感而发。他认为诗歌是“大地变化与人心之精神交相击发”的产物,《有学集·爱琴馆评选诗慰序》中,他说:“夫诗者,„„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世。”因此,他提出了和公安派和李贽心学更进一步的主张:“有真好色,有真怨诽,天下始有真诗。”不但重视文学的“好色”之真情,更主张文学不忘“怨诽”的社会作用。在《有学集·周元亮赖古堂合刻集序》中,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有本说”:
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
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也。……今之为诗,本之则无,徒以词章声病,比量于尺幅之间,如春花之烂发,如秋水之时至,风怒霜杀,索然不见其所有,而举世咸以此相夸相命,岂不末哉!
总之,钱谦益的诗文批评,主张性灵与时势并重,性灵与学问并举,三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精气四溢、沉潜郁勃、言
之有物的好诗。“性灵”的理论,是公安派诗文理论体系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钱谦益对此多有涉猎,这并非他初制首创,而是他受公安派影响的结果。就晚明文学的流变来看,钱谦益部分地是承袭了公安派的某些观点。然而,在肯定这种事实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钱谦益在明末清初文坛上的地位与他所取得的成就,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整个明代文学革新思潮的终结者,亦是实际上的总结者,更是清初文坛的开创者。因此他的诗文理论是根植于公安派肥沃的“土壤”之上而绽放出来的一朵“奇葩”。
2、对“竟陵派”攻击的创新,以气论诗
钱谦益对以钟惺为首的竟陵派的态度,有势不两立的极端排斥,鬼兵鬼趣、凄声寒魄等最为恶毒的批评文字,统统加之于其上。但具体分析其对竟陵派的批判理论,他已经跳出了公安派单纯批判“幽深孤峭”、“彳亍嗫嚅”的桎梏,对竟陵派构成的所谓“恶劣影响”加倍放大,并上纲上线地提升到国运兴衰的高度进行猛烈评。他批评竟陵派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亡国之音,一是没有经世致用的学问。
至此,后人多对对钱谦益批评竟陵派往往不以为然。认为钱谦益此论,纯粹出于党争或是门户之见,好恶随己,有失公允。总之,认为这些批评文字需要再评价云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钱谦益的用心良苦,联系当时的时代大环境,内奴外虏、敌兵压境,国事渐衰、万方多难,“俗学误国”的恶劣影响,越来越体现出极为现实的社会意义。所以,抨击竟陵派与钱谦益“诚以反经正学为救世之先务”的经世致用观是
吻合一致的,这一点就已经大大超越了公安派的狭隘境地。这些,不能不说钱谦益的过激批评,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文人的责任意识。
因此,钱谦益在吸收公安派对竟陵派批评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气论诗的见解,以痛斥亡国哀吟。明代亡国气象,钱谦益认为发端于万历末年。万历之时,天下文化风气已经出现“凄声寒魄”的衰飒之相,其后四面楚歌、兵连祸结的亡国悲剧正是在此基础上衍变开来的。“凄声寒魄”的末世衰飒之象,钱谦益在《徐司宼画溪诗集序》中有清晰的描述,该文中提到的“鬼趣”、“兵象”、“凄声寒魄”、“噍音促节”,是末世之音,是亡国之象。钱谦益站在明亡的历史节点上,对此展开全面批评。在《刘司空诗集序》这篇序文中,通过一系列的类比,钱谦益历数哀音亡国的实例,痛斥为文为诗的衰飒之象,这是钱谦益明亡前的文章。在亡国之后反观这段文字,这种预见力与洞察力,更能显示出相应的价值。
以气论诗,自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以气养志”说始,谈诗论学言及“气”者,形成了一个文论传统。历来论“气”者,多把“气”与“养志”或“文风”联系在一起。把“气”与“国运”联系起来集中论述的,在钱谦益的文字中,形成了一种精致的论诗思路。钱谦益的《有学集》中,在《傅文恪公文集序》、《施愚山诗集序》、《吴祖洲八十序》等序文中,数次明确提及“元气”的概念,并且把“国运”与“元气”紧密联系起来。钱谦益“元气”概念的提出,是与其“病有浅深,治有缓急,诗人之志在救世”的经世观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兵残火烬、衰飒低沉之病象应该纠正,乾坤清朗、振奋人心的元气
应该回归到诗文中来。因此,钱谦益所谓的“元气”,实际上,饱含一种对朝气、锐气、阳刚气等清新刚健之气复苏回归的热心期待。这就已经大大突破了公安派的条条框框。
3、转益多师,建立自己的诗文主张
杜甫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一句诗用在推崇杜甫并为之作了《钱注杜诗》的钱谦益诗文批评是最恰当不过的。钱谦益之攻讦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前后七子与锺惺、谭元春诸人,就是别裁伪体的体现,而创建自己的诗文理论,即以转益多师为宗旨。
上面叙述过,钱谦益对于公安派也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的,其独特之处就是对待学问的态度,因此他对待公安派也有一些微词。他曾说过:
夫诗至于香山,文至于眉山,天下之能事尽矣,袁氏之学,未能尽香山眉山,而其抉擿芜秽,开涤海内之心眼,则功于斯文为大(《陶仲璞遯园集序》,《有学集》卷三十一)
从这段话可以得知,钱谦益与袁氏兄弟的见解是不同相同,他和公安派的诗文批评实在是同中有异,这个“异”恰恰就是牧斋的创新之处。譬如,他认为伯修“才不逮二仲”,中郎“机锋侧出,矫枉过正”,而小修“发挥有余,淘炼无功”。于此可见,牧斋一方面是三袁的盟友,一方面与公安派又各异趣。因此,牧斋又说:
仆以孤生谀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海内惊噪,以为希有,
而不知其有邮传古昔,非敢创获以哗世也。(《有学集》三十九) 可知“通经汲古”就是其诗文论的中心思想,钱谦益应用此观念建立了其在明末清初集大成的文学批评。显然,混乱需要整治,谬误需要纠正,社会需要秩序来维持正常的运转。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危机的剧烈加深,经世致用思想盛行,使得学术界的思潮逐渐由晚明的心学转向了实学,钱谦益也对心学的异端思想给予强烈的批判,以全力纠正学术文化背离经典的倾向,要求重建儒家学术文化的价值体系。所以融合了“经世致用”新特征的“儒家之道”在明末清初思想大动荡时期,尤其显得迫切与必须。由此,钱谦益提出了 “治本道而道本心,传翼经而经翼世”的经世思想,重点强调的是“尊经显道”这一儒家的正统思想。如:
治本道而道本心,传翼经而经翼世,其关捩统由乎学。学也者,人心之日月也。儒者学圣,王者学天。存于密勿之于性原,质于上帝之为天命,流于制作见于典诰册命之为文章,继乎烈祖接乎免、舜、禹、汤之为统系,整于礼乐播于纪纲法度质文宽猛之宜之为治功。(《大学衍义补删序》)
透过钱谦益诗文批评的表象,可以看清晰明朗到其文学批评思想的内核。即强调以“反经正学”为统摄,明确以“经世致用”为辐射,并以此建立起体系严密的批评话语。
另外,钱谦益师法多家,所以他能综合前人优秀成果之所长,规避自身所处时代文学批评之所短。牧斋“转益多师”学的是三唐、两宋、金元、国初的诗人乃至在他评击的对象上也有所反思和收获。钱
谦益的学生瞿式耜在《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中就说:
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兼取众长,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才气横放,无所不有。
他的好友邹式金在《有学集序》中也说:
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垆锤,北地为之降心,湘江为之失色矣。(《牧斋杂著》)
他的学生瞿式耜和好友邹式金的评价比较准确,他们都认为钱谦益出入中晚唐、宋、元,集诗文家之大成,而牧斋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其实,钱谦益早在明末就已经兼采众长,尤其推崇杜甫、白居易、苏轼和陆游等大家。再者其理论在兼取往哲先贤众的长处的同时,又对前后七子、竟陵派责之为“伪学”、“俗学”的过程中扬长避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其实钱谦益的文学思想以及诗歌创作呈现出的集大成、通观整合的特征,这也跟明代文学的发展形势有关。明代历经了台阁、茶陵、七子、公安、竟陵等各家文学流派的演变,而文学思想也经历了从复古到性灵的演变,而古代各种文体到明代都已非常成熟,古典文学到了明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总结的时期。钱谦益文学思想及诗歌创作呈现出来的集诸家之大成的特点,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所以他才能提出尊经显道,主张抒写性情,重视世风世运,强调学问的转益多师、通观整合的文化批评主张。
结语:通过上述的表述,钱谦益的文学批评源自于公安派,可他又不为公安三袁的主张所囿,而是承接并转变了公安的某些理论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另外,钱谦益能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不断地吸收他人的优秀成果和融入特定的时代特色以创新自己的批评体系,最终使得他的文学批评得到丰富、完善和扩展,形成了自具特色的通观整合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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