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评论历史概述

作者：梅朵

文艺理论研究 1998年06期

　　中国电影评论在“五四”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三十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坛，从那时开始，至今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它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但也由于长期遭受权力政治的制约，使它步履艰难。

　　如果我们要把中国电影评论的八十年大致划分阶段的话，那么，一是解放前的二十年，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一是解放后的近五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对于后者，又大致可以分为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后几个时段。

　　对于电影评论，我们理应要求它对电影艺术的开拓起到作用，也理应在提高电影观众的艺术素质上发挥力量。这也是我们衡量电影评论的历史得失的准则。

　　一

　　中国电影在一、二十年代的初创时期，由于电影本身还没有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被承认、被关注，除了猎奇的兴趣之外，大多数影片又都只是文明戏舞台演出的复制品。虽然当时曾经由郑正秋拍摄了《难夫难妻》这样一部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影片，但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总体上却覆盖着封建买办的浓重乌云。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并没有什么批评的声音，提出问题，进行指责，可以说，电影评论活动还处于无声的年代。

　　二

　　到了三十年代的中国，由于整个国家处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化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不满足于武侠片、侦探片、爱情片，而要求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的新的影片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受到“五四”文化思潮薰陶的，从日本、法国留学归来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具有进步思想要求的文化青年，投入了电影创作和电影评论活动，从而促成中国电影的转变，开创了中国电影三、四十年代的辉煌时期。也因为电影评论活动参与了中国电影的这一转变，她才因此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地位。

　　当时，电影评论的覆盖面遍及很多重要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公报》、《民报》、《晨报》、《大晚报》都辟有刊出电影评论的电影副刊。同时，并出版了以电影评论为主的电影刊物。它形成了如潮势般的舆论力量，对于推动中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可以说，起着开导性的作用。参与这一活动的，则是第一批全心投入电影评论的有志者、先行者，他们以夏衍、阿英、郑伯奇、王尘无、石凌鹤、鲁思、唐纳、李之华、舒湮等为骨干，组成了一支有广大进步影评人参加的电影评论队伍。从他们开始，开创了中国电影评论的历史。

　　他们的艺术主张和行动准则，可以从他们的一次宣言中，知道其核心思想。宣言以洪深、沈西苓、柯灵、郑伯奇等15人联名的形式发表，题为《我们的陈诉：今后的批判是“建设的”》。主要内容如下：“……我们决定了今后的批判方针，对于一切影片，我们今后的批判所要做的工作是——（一）如其是有毒害的，揭发它；（二）如其是良好的教育的，宣扬它；（三）编辑、演出、技术上的优点，介绍它；（四）社会的背景，摄制的目的，一切，解剖它。尤其是对于中国电影，我们更要增加注意：一、指出它技术上的好处与坏处，不但说‘什么’，而且要说出‘为什么’，不但给它以说明，而且要尽可能给它以指引；二、在编辑上为它设计；三、给它以分析的缜密的研究……我们尽可能地努力做去，宁可说错之后、再研究校正，不能含糊过去了不说，如果更值得注意的影片，我们将采用‘集议’的方式，让一切意见，尽量慎重讨论之后再发展。从今天起，《每日电影》将从建设的一方面来工作，欢迎朋友们参加。”这就是我们第一代电影评论家对中国电影的一种负责精神。

　　在三十年代初，中国影评人还为了反对美国资本企图在中国开设电影公司，垄断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国电影而进行了斗争。由于影评人的积极努力，推动了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不与美国资本合作，最后促使美国资本这一企图归于失败。

　　我们的第一代影评人，他们的艺术观，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的直接哺育，力主贴近现实生活，积极的反映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的要求，现实主义也相应的成为他们坚持的艺术追求。由于他们的主张和积极参与，他们与艺术家一起，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流派。

　　他们对艺术家充满关怀之情，他们曾经坦率的批评了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粉红色的梦》，指出它远离现实生活的错误。促使蔡楚生真诚的接受批评，改变了自己的创作倾向，从而拍摄出了《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等一系列优秀的进步影片。可以说，这一批评影响着蔡楚生艺术生命的健康发展。那个年代的影评人与艺术家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相互促进的良好状态。而这中间，以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五人组成的党的领导小组则发挥着它的主导作用。

　　同时，第一代的影评人具有良好的批评作风，他们根据自己理解水平，对待批评对象，能够坚持原则，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他们对于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曾经给以充分肯定，而对于由田汉书写故事、夏衍改编的《风云儿女》则严肃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因为他们是名人而有所保留，充分表明第一代影评人公正无私的批评精神。

　　当然，作为第一代影评人这一群体对于现实主义的把握与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一部分人常常观念先行，脱离生活，提出一些违背现实主义审美原则的艺术主张与批评论点。他们对于当时明显带有概念化倾向的影片，不是采取批评的态度，而是加以肯定，并且还不时对影片提出一些脱离生活实际的要求，希望影片成为概念的图解。这，自然会对艺术家的创作带来不利影响。

　　好在影评人之间能够各抒己见，讨论得以充分展开。例如对于影片《小玩意》，便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纯粹从观念出发，脱离作品实际，对影片加以否定；而另一种观点则根据影片的描写，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提示它的内涵与意义。显然，经过讨论，也就可以对影片获得正确的评价。正因为存在着这种良好的讨论氛围，也就能够提供艺术家多方面的参考，使他们能对现实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积极的促进创作追求。

　　当时，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软性电影”的论战，它进一步表达了这个影评人群体的艺术观念，阐明了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与艺术主张。对于这场论战，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面对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的现实环境，他们理应提出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艺术主张，这也是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如何对待现实生活的问题。当然，这种态度一旦出现偏差，走向极端，把艺术纳入了政治工具的轨道，则势必歪曲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也会限制艺术活动的广阔天地，从而伤害电影艺术的蓬勃生命。不可否认，当时在个别影评人身上，也已经出现了这类倾向，只是，他们还不能作为权力制约产生影响。

　　应该说三十年代的影评人，是中国电影评论的开创者，他们树立了中国影评人的独立形象，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培养观众的艺术素质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三

　　抗战年代，由于战争环境使然，电影创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在重庆的电影制片厂，很少摄制影片。而沦陷区的电影则又陷入了文化堕落，因此，在这一阶段，电影评论活动也自然难于有所作为。

　　四

　　抗战胜利，从1945年开始，中国电影进入复兴时期，中国电影评论也进入复兴时期。艺术家们经历了八年血与火的锻炼，他们的思想与艺术也越趋成熟，他们对于全国人民要求正义、要求民主的现实生活的关注更趋热烈，这必然促使艺术家对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入追求，也促使影评人对现实主义艺术的积极倡导。

　　经历了八年抗战的急骤变化时期，原来第一代影评人绝大部分已转入其他文化领域，而继续坚持这一岗位已经很少。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代影评人乃自然诞生。

　　当然，这第二代影评人，虽然不同于第一代影评人群体直接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从事活动，但是他们也不同程度的受到党的思想影响，并继续得到前辈文化人夏衍、阳翰笙、洪深、于伶、柯灵等的热情关怀，特别是在进步文化氛围的薰陶下，他们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艺术追求。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进步报纸，或在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的报纸，如《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和《联合晚报》、《时代日报》等，都很重视电影评论，时常辟有电影评论专栏，发表电影评论文章，此外《大公报》与《文汇报》还每周辟有电影与戏剧专版，集中评论与探讨电影问题。他们对于当时上映的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松花江上》以及《无名氏》、《夜店》等都给与了最为热烈的关注与支持，并且时常展开争鸣，表现出了一种活跃的空气。

　　这个时期，曾大量上映了国外影片，其中美国影片更占了市场的很大份额，其他，还有英国影片、苏联影片。当时的影评人曾积极投入了对于这些国外影片的评论活动，几乎做到每片必评，从而大大加强了电影文化的交流活动。特别是对于美国好莱坞影片，影评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应该说，四十年代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创作高涨时期，曾经拍摄了很多具有人文精神和反法西斯题材的影片，对此，当时的上海影评人给予了《卡萨布兰卡》等影片以高度评价。同时，也曾对于一些具有没落思想的影片，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从而表现了影评人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批评作风，发挥了影评人的艺术导向作用。回顾当时的有关活动，确是为我们留下了值得记忆的足印。

　　当然，由于当时正处于一个政治上激烈变动的时代，它势必对影评的总体格局发生影响，使它更多的说明影片的思想倾向，而常常忽视对电影的艺术评价，并很少注意电影的多种功能的发挥。也因为存在这个偏差，曾经对一些富有生活喜剧色彩的影片，提出了不恰当的要求。特别是对于《小城之春》这部在艺术上很有创意的影片，不但未能给予高度评价，却有个别影评文章进行了批评。它反映了这段时期的影评，虽然在发扬现实主义审美原则上有其积极成果，但在关注艺术创新上，则存在不足之处。

　　五

　　全国解放，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宣传手段，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的模式，整个电影领域，包括电影评论的活动方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本来便属于松散自由撰稿人形式的影评人群体，不再继续存在。

　　解放初期，由于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时期，对于电影评论这个与广大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化活动方式，也便受到了特别关注。一九五○年便由四十年代初开始影评活动的梅朵创办了解放后第一本以电影评论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刊物：《大众电影》。并且围绕《大众电影》积极开展了群众性的电影评论活动，表现了电影评论活动的一个重要时代特点，它已经成为在广大职工中进行思想与艺术教育有力的手段。如果这一活动能够顺应艺术本身的规律，而不使之简单化，必将产生更多的影响。

　　这时，银幕上先后上映了表现人民革命斗争的影片：《中华儿女》、《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等等，使银幕上矗立起了人民英雄的伟大形象，充满了一种新的艺术气象。影评人面对这一变化，怀着无限激动的感情，他们以最大的爱心，赞扬了这些影片。

　　但是解放后的十七年，又是一个曲折的十七年。一方面，新的人物走上了银幕，思想得到更新；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军事斗争的结果，又形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产生了把文艺置于简单政治工具地位的观念，使本来积极倡导的现实主义，也被纳入这个轨道，并且最后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名义，取消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从而导致题材内容的狭隘化，艺术形式的刻板化，出现了许多公式化、概念化的影片。

　　还是在五十年代初，便发生了对《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的批判。重要的是这个批判已经不是正常的艺术批评，而成了直接的政治宣判。有关《武训传》的批判，更成为解放后在电影界，也是在文化界掀起的第一次批判运动。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对影片进行了全面否定，指责其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对武训进行了歌颂。这个批判，不仅限于有关创作者，而且成为波及全国的思想批判运动。从此，只有符合这一批判精神的电影评论才得以存在。从此一切不同的声音，都被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帽子，置于被批判的地位。一段时期，整个电影评论活动，陷于一种板块状态。

　　到了1956年，为了改变上述的文艺状况，终于提出了“双百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一度为整个文艺界，包括电影界带来了思想活跃。当时的影评人也曾经走在队伍的前列，作出了积极反应。

　　当《文汇报》组织了一场电影讨论时，影评人钟惦棐便首先撰写了题为《电影的锣鼓》的文章，针对电影领导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热烈发出了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的自由创作、尊重观众的呼声。这些意见对于完全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的领导方式，无异于当头棒喝。

　　同时，影评人梅朵则针对电影背离现实主义的现象提出了意见。他在纪念毛泽东发表“讲话”十五周年之际著文指出了创作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为了改变电影的现状，他认为第一，必须首先承认创作的艺术前提；第二，必须反对在题材上设置障碍；第三，必须根据生活真实创造英雄人物；第四，必须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但是，这些仅仅旨在希望能够多少松动政治工具论对电影的束缚和恢复现实主义真谛的意见，当反右开始，便立即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凡是程度不同持有类似意见的影评人，尽皆打成了右派分子。从此电影评论一片沉默。如果还有所谓的电影评论活动的话，也很难超越政治工具论的规范。虽然中间有过一阵松动，拍摄出了如《聂耳》、《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祝福》等有其艺术质量的影片，并受到影评人的肯定，但却很难有根本性的变化。六十年代初，瞿白音针对这一情况，曾著文：《关于创新的独白》，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希望电影能够去陈言，立新意，从而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又立即遭到批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导致一切文艺活动、包括电影评论活动，全部、直接成为阴谋政治的工具，笼罩于一片黑暗之中。

　　六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难，终于物极必反，迎来了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大家在邓小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了一次反思，它也使几代影评人，在新的形势下，汇聚一起，投入了一场电影艺术思想的变革浪潮。

　　在八十年代初，成立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由夏衍、陈荒煤、张骏祥担任名誉会长，钟惦棐担任会长。第二届，增选梅朵为名誉会长，罗艺军担任会长。同时，老影评人袁文殊、于敏等，也积极参与了影评活动，发挥了他们的重要力量。

　　他们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深刻认识与发扬现实主义的艺术真谛；二是积极肯定和推动了第五代导演的艺术创新。

　　首先，是对十七年在政治工具论制约下造成混乱的现实主义审美原则进行清理，他们对一切假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的理论加以剥离，使现实主义恢复它的本真面目；尤其重要的，他们指出了现实主义的发展前景，强调了它并不是受到时间限制，属于一个时代的艺术流派，而是源远流长，有着永远艺术生命的审美原则。他们特别突出了现实主义积极变革生活的批判精神。在他们的热情关注下，大大推动了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发展。

　　他们对第三代、第四代导演凌子风、谢晋、谢铁骊、谢飞、吴贻弓、张暖昕、吴天明、丁荫南、胡炳榴、郑洞天、黄建中等导演的富有历史反思精神和不同风格的现实主义电影作出了积极评价。他们首先指出了影片《天云山传奇》的划时代的意义，赞扬了它走在生活前列，在银幕上揭示了“左”的政治几十年造成的严重危害，发扬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特别强调指出了《老井》在银幕上创造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农民形象，历史地揭示了阻碍生活前进的意识形态根源，把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他们指出了《开天辟地》、《血战台儿庄》等影片，在努力尊重历史真实上达到了新的水平。《城南旧事》、《边城》等影片在开拓现实主义艺术风格上，获得了重要成果。应该说，这段时期的电影评论，在恢复与发扬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上，发挥了它的积极推动作用。

　　当时，在影评人中间，曾经发生过一场有关所谓“谢晋模式”的电影讨论，并在上海影评人的关注下，召开过有关的讨论会。这些讨论，重要的是涉及到如何对待电影艺术的创新问题。一种意见，以年轻影评人朱大可为代表，尖锐批评谢晋一贯袭用扇情手段，习惯采取传统的戏剧模式，思想保守、缺乏创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谢晋虽然几十年受到传统艺术思想的影响，需要不断有新的丰富和创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发生的变化，看到他在新时期电影创作中努力恢复与发扬现实主义所获得的可喜成果。我们既不可以从纯形式出发，简单的否定戏剧性的处理，更不可以把现实主义纳入保守的艺术方式加以否定，而应该承认各种艺术流派的合理存在。

　　接着，随着第五代导演的进入中国电影，有关电影的创新问题，成了影评人关注的第二个焦点。

　　首先由白景晟著文提出《扔掉戏剧的拐杖》，接着由影评人钟惦棐提出《与戏剧离婚》，他们积极鼓励第五代导演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充分发挥电影的表现潜力。这当然引起了电影界的极大关注，从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讨论。

　　在讨论中，大家意见一致的，都认为电影就是应该发挥自己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潜力，绝不可以陷入戏剧舞台的演出框架，而过去的中国电影曾经受到了戏剧舞台演出框架的影响，从而束缚了它的表现潜力，现在必须丢掉这个框架。同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的“与戏剧离婚”，不应该意指抛弃戏剧性这个广义的表现手段，它作为多样化的表现手段，不应加以否定。

　　关于创新与传统的关系问题，一种意见力主创新，发扬艺术家的表现个性，改变旧观念的欣赏习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既应创新，也应考虑观众的审美习惯，避免电影脱离观众。

　　在热烈讨论的氛围中，大部分影评人充分肯定了第五代导演的创新精神，认为从哪方面考虑，都应该看到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进步。他们热情赞扬了陈凯歌的《黄土地》与张艺谋的《红高梁》突破了原有的电影的情节模式，开创性的为中国电影树立了新的银幕形象。他们同时肯定了《一个和八个》、《黑炮事件》、《晚钟》、《二嫫》和《血色清晨》等在艺术上所作的多方面的开拓。他们特别指出：不可把第五代导演的艺术创新歪曲为迎合所谓“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同时在八十年代初，曾经召开过一次有关三、四十年代的电影讨论会。在这个会上，影评人马德波、罗艺军曾首先提出应该对老一辈艺术家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重新评价，他们指出这部影片在那个年代是一次很有突破性的艺术创造。当时却加以抹煞，是极不公正的。当时罗艺军在自己的观点中，特别强调了影片的民族风格。

　　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应该说是中国影评人特别活跃的一个时期，他们为开拓现实主义和鼓励创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在这段时间中，相继出版的《文汇电影时报》、《中国电影周报》和《电影艺术》、《电影新作》、《电影文学》、《电影创作》等刊物，则大力发挥了它们的舆论作用。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商业大潮的兴起，有关电影的本性问题，又引起了影评人的广泛注意，并在一次南京举行的纪念电影诞生百年的研讨会上，把它作为一个中心议题展开了讨论。

　　影评人邵牧君根据电影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存在，认为我们应该正视它的娱乐本性；并且为了发展我们的中国电影，也不可迴避这个带有本质性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几年前已经由文化界的一位领导陈昊苏提出过，也曾展开过讨论。它确实有它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它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可否因为需要强调电影的娱乐性而便把电影全部纳入娱乐的范畴，断然排斥其他特性呢？对此，影评人郑雪来曾作出针锋相对的反评。他从电影的发展历史，证明电影是作为一种艺术在不断向前发展，电影的价值，首先是作为艺术而存在，并不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强调了电影的娱乐功能而消失。他专门编选了《世界电影鉴赏辞典》一书，以事实证明电影的本性是艺术。通过这场讨论，显然有助于我们对电影特性的全面理解。同时也说明九十年代的影评人在电影观念上又一次出现分歧。

　　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始终可以看到广大影评人对我国电影艺术发展的热切关注，和起到的推动作用。

　　这里，应该特别提出中国影评人的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那就是对于群众性电影评论的全力关注。他们把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八十年代，他们曾多次举办过全国性的有关活动。从九十年代开始，更每年坚持了全国性的影评征文评奖活动，大大的推动了群众影评的发展。同时各地区的影评人组织，如西安电影评论学会也分别举办过各种影评征文活动。

　　从九十年代开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又组织了第一个影评人的影片评奖活动，每年评选了全国年度的“十佳影片”，到一九九八年已进入第八届。这一活动充分表现了影评人独立的艺术主张，受到电影界的高度重视。一九九六年，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他们又隆重评选了中国电影的“十佳影片”，它们是：《神女》、《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小城之春》、《早春二月》、《祝福》、《天云山传奇》、《城南旧事》、《黄土地》。

　　应该说，中国影评人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一直怀着苦乐与共的感情，他们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正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现在，他们也将一步一个脚印的继续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