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小农结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选择

作者：廖胜刚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6年04期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及其它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能够成功的。至于革命胜利后如何改造旧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总的来说这一问题尚未真正解决，因而社会主义事业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特别是在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低潮时期，这个问题更加引人深思。因此，全面反思、深入探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模式，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试图就这方面作一尝试，以求抛砖引玉。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完善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从它一产生的时候起就遭受人们的诅咒、讽刺和批判，从而形成了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学说。从十六世纪的莫尔、康帕内拉到十九世纪初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他们都在无情地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种种灾难和罪恶的基础上，为人类设计了美好的、理想的、伟大的未来——没有贫富不均，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社会分工，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的“和谐”社会。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只是从人类的“理性”出发宣扬社会主义，不仅未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和运动规律，而且也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阶级力量和现实道路，因而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乌托邦的空想。

　　在理论形式上，科学社会主义只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

　　马、恩认为，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然而马克思一开始就发现自己现有的知识和以往的研究不容许他对该问题妄加评判和作出任何透彻的分析并且碰到了就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首次面对不能解答的社会主义之谜。〔1〕这时恩格斯虽然从现实生活的批判出发明白了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反常关系”才能根本改变无产者的物质状况，〔2〕但“现有反常关系”的结构、 实质、核心又是什么呢？尚需进一步研究。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探索欧洲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途径决定了马、恩一生的奋斗方向。

　　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问题，1843—1845年间，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并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解剖由物质生活关系总和构成的市民社会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人类解放”同不触犯“大厦之柱”即私有制的“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它要使人类摆脱现有制度下的一切弊端，要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要建立一种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的社会组织；〔4〕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制、宣布现存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5〕现存社会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而这种对立一旦达到顶点，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毁灭点；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占有，〔6〕因而是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7〕等等。马克思从哲学角度粗略地、抽象地勾画了他关于改造市民社会和通向人类真正共同体——共产主义——的途径的轮廓。与此同时，恩格斯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用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贫困、无情的竞争、周期性的商业危机等现象，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并指出只有用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才能克服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现象；〔8〕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9〕等。比较马、恩这一时期思想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两人通过不同的道路首先达到了立场的一致，都把批判剖析市民社会作为寻求人类由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出发点。在这方面，恩格斯作出了较早的认识，后来是马克思作出了更多的论述。

　　1846—1848年初，马、恩对他们以前的哲学信仰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作了全面的清算和批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要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基础，使被压迫阶级获得解放，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生产者联合体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10〕共产主义的特征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1〕马、恩不仅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且还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它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无产阶级国家将根据社会需要和实有资源状况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因而以交换为目的自由贸易将被消灭；〔13〕由于无产阶级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在此之前，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14〕等等。在社会主义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马、恩形成了关于欧洲先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理论，我们且称之为“经典社会主义模式”。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了，但如何使它的一般原则变成无产阶级的具体行动纲领，还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方面马、恩是借助于欧洲两次重大的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进行的。首先是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新现象——生产力蓬勃发展，工人运动相对沉寂——使马、恩放弃了以前不切实际的想法，科学社会主义从思辩的云雾中向无产阶级的具体实践大大地迈进了一步。（1 ）强调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不断革命”，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达到消灭阶级、阶级差别。〔15〕（2）认识到无产阶级如果不经过全部较长的、艰苦革命发展道路，就不能占据统治地位，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无产阶级只能逐步地把一切生产资料社会化，用这个办法消灭阶级。而阶级的消灭只有在生产力发展使它们成为必需的时候才有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德、法的生产资料至少要增加一倍并且需要英国参加。〔16〕（3 ）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丝毫不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17〕改造农业、改造农民小生产私有制应成为未来变革的基本内容，〔18〕即把农民小生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进行耕种。〔19〕（4）从工人运动的实际出发， 阐明了工人生产合作社的出现是劳动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巨大胜利，是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重要步骤。〔20〕其次是巴黎工人革命。巴黎公社虽然短命但毕竟有了改造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实践。马、恩又一次借助于这次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完善自己的理论。（1 ）进一步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马克思说，公社曾想剥夺剥夺者，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这就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目前统治阶级中有人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21〕但要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长期斗争，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完成。（2 ）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这方面，马克思主要论述了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的必然性、必要性。他认为，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促进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22〕，因为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23〕，而且大规模耕种土地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全国规模地经营农业，会给生产的发展以更大的推动〔24〕。与马克思侧重点不同，恩格斯主要探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引导小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方式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对于小农的任务，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而绝对不能采用暴力把小农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25〕。（3）首次提出了过渡时期的学说， 即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在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分工以及阶级差别已经消失〔26〕。（4 ）形成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在欧洲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下可以“跨越”或“缩短”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27〕马、恩的“跨越、“缩短””论进一步丰富了他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综上所述，马、恩关于欧洲先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剖、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得出的科学结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但是“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前存在的关系；这些措施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将大不相同。”〔28〕也就是说，一切民族、国家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共同的，但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因历史环境、社会经济条件不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步骤和模式不可能完全一样，必然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只有把“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一条有本国特色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健康发展，少走弯路。

　　二、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列宁对“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创新和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的确立

　　人类经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共同路线和一般规则，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除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偶然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欧——发生并成为现实，而是在俄国这样一个介为文明国家和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路线，但俄国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模式、策略、步骤和方式等必然有别于西欧各国，有别于马、恩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走一条有俄国特色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历史提出的崭新课题。对此，列宁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得出了关于俄国——“小农结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模式的规律性认识。

　　还在1917年4月至1918年4月，列宁就充分注意到“小农结构”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特殊性，提出目前俄国革命第二阶段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29〕。具体内容有：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平均使用；立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的最大垄断组织（糖业、煤业、冶金业等）收归国有；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工业家、商人及一般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强迫人民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或奖励这种联合并对它们实行监督；〔30〕等等。本来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剥夺剥夺者，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但列宁这里却强调“工人监督”不没收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不剥夺小农，丝毫不改变私有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私有者一个戈比，〔31〕并认为俄国革命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32〕显然，“工人监督”是一种妥协的、让步的过渡策略。列宁在批驳俄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对“工人监督”策略的摈斥时说明了这一点，指出这是落后的又被战争严重破坏的、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必然要经历的特殊的和特别“不愉快”的状态。〔33〕可见列宁一开始曾设想以改良、妥协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

　　即使如此，苏俄政权的敌人仍采取一切措施阻挠工人阶级完成改造旧社会的任务。由于形势恶化，列宁改变了初衷，号召“赤卫队进攻资本”。主要措施是：一切股份企业收归国有，彻底完成已开始的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夺；组织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机体；利用工农联盟逐步地稳定地向共耕制和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和分配；暂时不废除货币，不禁止户与户之间的交易，但必须依法通过消费生产公社；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生产公社，不断地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为大量家庭办理集体伙食以代替各个家庭的单独料理；等等。不难看出，随着苏俄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列宁“急于过渡”、“直接过渡”的情绪开始表现出来了。之后更是由于饥荒和战争的逼近，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尽管如此，列宁仍致力于探索“小农结构”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如他多次谈到大农业国和小农业国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34〕

　　“战时共产主义”是列宁后来对1918—1920年苏俄政权实行的企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政策的性质的描写，它的主要步骤有：实行余粮收集和粮食的国家垄断，禁止私人投机买卖；从土地的社会化（平均使用）过渡到农业公社、国营农场和共耕社；用一系列逐步而坚定的措施消灭私人贸易，组织有计划的产品分配，坚定不移地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的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代替货币；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35〕；等等。很明显，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实质上是马、恩“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在俄国的运用和实践，是列宁在战争期间被迫放弃改良主义过渡道路而采取的最激进、最革命、最直接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次尝试。

　　三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布尔什维克随之也品尝了胜利的苦果——经济崩溃、政治危机。正是在这种不幸的形势下，1921年春列宁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更明确地强调退却，走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良主义道路。（1）强调对农民让步，在土地国有化基础上发展农民个体经济， 不能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36〕（2）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发展自由贸易、私人买卖；（3）从产品的国家垄断、 有计划的产品分配退回到国家调节商业、利用市场上来；（4）培植发展资本主义；（5）利用资本家对原料、利润的贪欲发展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搞好“共居”和商品交换；等。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关于“小农结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良主义道路的理论的全面的、系统的、完整的阐述，极大地丰富了马、恩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失败的教训，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等方面反复阐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在三年国内战争期间，苏俄企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37〕然而现实生活说明他们犯了错误。因为俄国存在着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成分，而其中占优势的又是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因为俄国是“小农结构”国家，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所以，列宁改用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在经济建设、俄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上以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办法过渡的可能性。什么是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良主义办法呢？列宁告诉人们：“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这是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引者）任务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38〕经过从1917年至1921年短短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列宁明确提出了他的关于“小农结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良主义道路——“新经济政策模式”。这是列宁对马、恩关于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和创新。现在看来，关于“小农结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39〕

　　正如“战时共产主义模式”并不是事先计划出来的一样，“新经济政策模式”也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而人们特别是斯大林只是将它看作恢复经济的权宜之计。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它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提出了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以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全面探索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他说，“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40〕“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后，斯大林就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由退却转为反攻，加快了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最后在苏俄（后来的苏联）确立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质是工业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是该模式的第一支柱。斯大林认为，在工业化方面，毫无疑问，我国的金属工业即重工业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是全部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41〕所以，工业化应首先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无疑需要大量的资本。在没有外国资本流入而且受到国际资本主义包围封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国有化的土地、工业、运输业和信贷业、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追加资本”的新泉源，〔42〕但是仅靠本国工业内部积累加快工业化的发展显然是不够的。那么，额外资本从何而来呢？于是斯大林又提出了著名的“贡款论”，即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也就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民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从而使农业资本流入工业。斯大林认为，为了保障工业的迅速发展，这种“类似贡款的东西”是必要的。〔43〕“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优先发展重工业理论、社会主义积累理论（“贡款论”）等的提出，标志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基本成型。

　　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是斯大林“模式”的又一支柱。由于当时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只“潘多拉盒子”被无意中打开了，使他们感到害怕，加上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农业和粮食又一次成为苏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决不能建立在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因为它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是导致粮食、农业危机的根源；农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经营，通过合作化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困境。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在农民中间应用集体制原则的道路，〔44〕也就是把小农户转为用科学技术成就武装起来的联合的大农庄，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于1927 年开始， 1929年全而铺开，1934年基本结束。苏俄农村确立了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制度。

　　社会主义工业化、集体化的实施，使苏联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36年，社会主义的工业已占全部的99%以上，社会主义的农业即集体农庄农业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90%以上，商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已完全被排挤出去，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所有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45〕据此，斯大林认定，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46〕后来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中对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总结，把社会主义规定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消灭商品生产等。〔47〕不难发现，斯大林“模式”实质上是马、恩“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列宁已经抛弃的“战时共产主义模式”的翻版和抄袭，为后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学习和模仿，影响极为深刻。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只理解为所有制的变革是非常片面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48〕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是一条不适合苏俄以至整个苏联这样的“小农结构”国家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否定，也是今天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进行第二次革命——经济改革——的历史根源。

　　三、社会主义从盲目到自觉的飞跃，毛泽东独树一帜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在经历了几年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挫折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新民主主义模式”。 从1928年到1937年，是“新民主主义模式”萌芽阶段。这期间毛泽东通过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些认识：〔49〕现实中国革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中国社会发展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目的是要由民权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其第一步是完成民权主义革命，接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由民权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情，至于何时转变，要以是否具备了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要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由于民主革命的完成，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两半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社会；等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模式”初具雏形。从1937年至1945年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更加系统、完善和成熟。主要内容有：“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社会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社会（近百年来成为“两半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消灭大资本主义（官僚垄断资本）经济关系，但不没收一般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50〕等等。很清楚，毛泽东曾设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创造条件，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制度是中国由“两半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和过渡时期。从1946年至1952年，毛泽东继续发展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但是，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以及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思想的重心有所改变，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左”的情绪开始暴露出来。这期间，他特别强调：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是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51〕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52〕革命胜利以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3〕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54〕等等。毛泽东已开始考虑中国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

　　本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已经得出了合乎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从“两半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达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但建国前后，毛泽东却“急于过渡”，认为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55〕正是由于他在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急躁冒进，加上照抄照搬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超越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然而，建国后，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理论，提出了他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这是刘少奇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有益尝试。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制度，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而斗争，最后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56〕新民主主义制度、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从“两半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57〕；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有极大的可能性，但也有困难。必须经过艰苦的工作，进行长期的准备，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58〕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整个国民经济包括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要让他们各得其所平等竞争；〔59〕中国新民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以主要火力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正确的政策应是，在对资本家进行必要的适当的限制、斗争的同时还要进行必要的联合和妥协，在扩大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比重的同时又不侵犯私人资本主义财产；〔60〕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不能急于把私人资本主义财产国有化，把小农经济集体化，过早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过早地采用社会主义步骤，是“左”倾冒险主义；〔61〕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具备许多条件，要有大工业、农业的高度发展，要有工农之间紧密巩固的联盟。只有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机械化，然后才能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单靠农民的热情、靠行政命令实行集体化是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是错误的，行不通的；〔62〕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富农经济是必要的。只有到了农村中可以大量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时，才可能消灭富农经济，而这只有在相当长远和将来才能做到，所以“四大自由”（雇工、借贷、贸易、租地）政策是必要的；〔63〕等等。很明显，刘少奇的上述思想、观点实际上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但是，如前所说，由于毛泽东思想的重心已发生变化，强调“过渡”。所以，他对刘少奇的“巩固”论是不能答应和认同的，并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与抵制。毛泽东严正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错误；“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就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要完成对农业小生产、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依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逐步战胜小农的自发势力和两极分化；有人认为中国的“一穷二白”决定了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性、长期性。这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一穷二白”是好事，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提出“不能过早地削弱、动摇甚至否定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是言不及义（社会主义），好行小惠（对资产阶级、富农让步），有利于富农、私人资本家，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认为，对于私有财产不应该是巩固而是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它；中国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实质是让社会主义占领农村阵地。因此，要破除清规戒律，在中国不是先工业化、机械化后集体化，而是先合作化然后使用机器；“四大自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纲领。我说是“四小自由”，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的“四小自由”搞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是很没有良心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小生产绝种；等等。〔64〕可以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关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上针锋相对，观点立场根本对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毛泽东持“不断革命论”，主张“直接过渡”，尽快消灭小生产和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而刘少奇则持“革命发展阶段论”，主张“间接过渡”，采用改良主义方式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因此，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争论实质上是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与“新民主主义模式”之争。这种分歧、争论被毛泽东错误地认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把刘少奇当作中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号人物予以打倒，使中国事实上确立了以“经典社会主义模式”、“战时共产主义模式”、“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为基本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二十年代中期，苏俄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改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五十年代初，中国也急于过渡，放弃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模式”，直接照抄照搬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因此遭受波折、损失。这说明从十月革命胜利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六十余年里，人们在探索、寻找“小农结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问题上尚处于盲目、混沌状态。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从盲目到自觉、混沌到清晰的飞跃是由邓小平实现的。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总设计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和错鉴中、苏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科学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管当今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不管历史环境怎样复杂，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告诫全党，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他经常所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和搞现代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等等。

　　在邓小平看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从民主革命胜利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曲折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遇到的犹疑和困惑等都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不清所致。然而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又是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概括，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极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深刻、科学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上所持的片面的、僵化的认识，如动则问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把它们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还早在六十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猫论”，今天他又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三个有利于”。“猫论”、“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践唯物主义的通俗说法。它解开了人们思想上的疙瘩，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

　　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从实践唯物主义和长期革命、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又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所以要独立思考。“不能丢老祖宗，同时又要独立思考”，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继承前人又敢于突破陈规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突破，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主要内容有：在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上，指出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人民在其中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使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上，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在经济改革的目标上，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但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即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等等。〔65〕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全国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综合国力等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总之，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揭示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和客观规律，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四、启示和结论

　　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比较研究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六大模式，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和结论。（1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得出了关于西欧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形成‘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它揭示了人类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和一般原则，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2）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前进性总是通过偶然性、 曲折性表现出来。现实社会主义并没在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源地成为事实，而是在俄国、中国这样非常落后的、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尚带有大量封建残余的国家里取得胜利。既然马、恩的“经典模式”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产物，那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应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呢？显然必须走一条与“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道路。（3 ）在上述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六种模式中，“经典社会主义模式”、“战时共产主义模式”、“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模式”属于“直接过渡”；而“新经济政策模式”、“新民主主义模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属于“间接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到底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取决于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经济结构的状况。（4 ）由于现实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又是在“一国”取得胜利，所以，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采取迂回的、妥协的、渐进的方式，走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据此，象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选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模式”、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5）邓小平是捍卫、坚持、 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与新成就，更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之中认识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揭示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和客观规律，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注释：

　　〔1〕～〔5〕〔8〕〔9〕《马恩全集》第1卷第130—134、550、461、446、467、610—621、575页；

　　〔6〕〔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97、77页；

　　〔10〕～〔15〕〔17〕〔19〕〔27〕《马恩选集》第1卷第77、160、265、219、272—273、385、392、479、403、389、231页；

　　〔16〕〔24〕《马恩全集》第7卷第562、452页；

　　〔18〕《马恩全集》第27卷第331页；

　　〔20〕〔21〕〔22〕〔23〕〔28〕《马恩选集》第2卷133—134 、378—379、635、451、452、626、548页；

　　〔26〕《马恩选集》第3卷第11—12页；

　　〔25〕《马恩选集》第4卷第310—311页；

　　〔29〕～〔32〕〔34〕《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20页；

　　〔33〕《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87页；

　　〔35〕《列宁选集》第3卷第741—806页；

　　〔36〕〔37〕《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77页；第41卷第52—53、62—63页；第42卷第219—220页；

　　〔38〕《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5页；

　　〔39〕〔48〕〔6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57—383页；

　　〔40〕〔41〕〔42〕〔44〕《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13、351、 462—463、347、449页；

　　〔43〕〔46〕〔47〕《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48—149、399、539—612页；

　　〔4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53页；

　　〔49〕〔50〕〔52〕～〔55〕《毛泽东选集》第77—324、 558 —679、1027—1481页；

　　〔51〕《共和国走过的路（1949—1952）》第10—17页；

　　〔56〕〔57〕〔58〕《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2、40、41页；

　　〔59〕〔61〕〔62〕〔63〕《共和国走过和路（1953—1956）》第13、17、16、23—24页；

　　〔60〕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6—66页；

　　〔6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9—82、116—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