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全国政协委员生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被下放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段荒唐岁月，知识分子的称谓是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比较最无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据说灵魂也远不如满腿牛屎、浑身汗味的工人农民洁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又听到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界定，说知识分子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精神家园的守夜人”、“精神现代化的引领者”、“社会的道德表率”……把我单纯置于被改造的地位我当然并不心服，但也承受不起“博雅之士”、“社会精英”一类桂冠，承担不起“思想启蒙”的神圣职责。我只是一个在蹉跎岁月中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普通读书人，仅仅想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作为老百姓当中的一员，我当然最关心跟老百姓生存、温饱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事情，但人微言轻，有话也无人听，无处说。不料从1998年3月至2008年3月，我居然担任了全国政协九、十两届委员。政协委员不是职务，不是待遇；实话说，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荣誉。但应该承认，政协的会议和活动却为担任委员的人们搭建了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发表超乎于专业领域之外的言论，在公共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有意做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当政协委员倒的确是一种机遇。 　　 　　为文博事业鼓与呼 　　 　　我说自己“不料”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不料”二字完完全全是写实，并不是一种文学性的夸张。1998年1月22日上午，中国文史出版社吕长赋副总编来电话，祝贺我担任了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名单已经见报。我说这不可能，中国同名同姓者多得很。我既非中共高干，又非民主党派成员，更无任何特殊背景，怎会突然当上政协委员?接着电话铃声又响起，我接到周海婴先生同样的电话，他说消息十分可靠。我随即打电话询问鲁迅博物馆副馆长贾学平，她说不知道此事；再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他也说不知道。但没过几天，我接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的正式通知，要我填写表格，洗印照片，这才相信这件事情是的的确确发生了。不久读到文化部机关报《中国文化报》，才知道文化部系统此次共增补了21名委员，其中有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副部长陈昌本，艺术院校教授金铁林、潘公凯、陈钢、肖峰，演员于魁智、吴雁泽、刘秀荣、杨春霞、刘秉义、鲍国安、冯英、李羚等。记得在一次鲁迅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上，首都师范大学一位资深教授曾发感慨：“如今什么行业都出政协委员，但从来没有代表鲁迅研究界的政协委员。”我并不认为我专属于什么“界”，更不认为我有资格代表什么“界”，但由于我从1976年就开始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供职，从事了几十年鲁迅研究工作，本能地感到当上政协委员之后，应该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为鲁迅研究事业说一些话，办一些有益的事情。 　　当时通往鲁迅博物馆大门的主干道两旁违章建筑林立，有些摊位在路旁出售内衣内裤，既有碍交通，又有碍观瞻；馆内的鲁迅藏书(特别是报刊)因为年代久远，纸质老化，一碰即碎，既不能长期保存，更无法提供使用。鉴于这种状况，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期间，我这个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的政协委员提交了两份提案：一份题为《拆除鲁迅博物馆附近街道的违章建筑》，另一份是《抢救濒临毁损的鲁迅收藏报刊》。这两份提案当年就得到落实。经西城区人民政府派员调查，鲁迅博物馆所在的阜内北街虽然仅长155米，但却有违章建筑35处，占地194平方米，经营人员中还有劳改劳教释放者，工作难度很大。当整治工作进行时，鲁迅博物馆人保处的同事主动在我下班时目送一程，担心有不法分子在我身后扔砖头进行报复。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的数字化工程也开始启动，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目前已达到国内名人博物馆系统的先进水平。此外，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我提交了《隆重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关于筹建鲁迅文化广场》的提案；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我领衔提交了《关于在南京建立鲁迅纪念馆的建议案》；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我提交了《把北京阜成门鲁迅故居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提案。上述提案，除《关于筹建鲁迅文化广场》的提案得到部分落实之外，其余提案全部得到落实。 　　鲁迅博物馆是国家文物局的直属单位。1999年3月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期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到我所在的社会科学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意见。我反映了当时有些省市将兵马俑等著名文物遗址作为“名牌产品”推出，成立公司，发行股票，甚至准备将重庆的革命遗址“周公馆”跟后来迫害革命志士的中美合作所捆绑上市的情况。对于旅游部门兼并文物部门的做法我也表示了疑虑。我认为，旅游工作和文物工作原本是可以互相促进的。一方面，文物部门为旅游部门提供了景点；没有文物，旅游就会缺少内涵。另一方面，旅游部门可以为文博单位组织观众，使文物更好地发挥审美、教育功能。问题在于这两个部门性质不同：旅游作为一种产业，需要创收，是营利性的；文物则是一种公益事业，在两个效益当中以社会效益为第一位。把这两个系统强行捆绑在一起必然产生矛盾。以前，由于文物经费的匮乏，一些文物单位希望挂靠在旅游部门，以便争取旅游部门的经费支持，增加工资、奖金，增加文物科研经费。事实上，文物系统内部各单位的条件并不相同，划归旅游部门管理的文物单位有些原来条件就相当好，比如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从来就不缺少客源，本身就有很强的“造血功能”，有非常好的门票收入，被旅游部门兼并之后，旅游部门着眼的是门票收入，这对兵马俑博物馆来讲，就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绍兴鲁迅纪念馆也一样。因为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游客到绍兴的第一站就是鲁迅纪念馆，它的门票收入本来就可观，发展得也不错。被旅游部门兼并后，大部分职工待遇降低了，一些专家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整个陈列也没有多少改进，仅增加了一台触摸屏。鲁迅故居、三味书屋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周边扩大建筑群，使观众误认为鲁迅故家特别阔气。旅游和文物是两个专业，如果文物部门让一个不精通文物的领导来决策，很多问题就可能背离文物工作自身的规律，导致文物的毁损、破坏，曲阜孔庙被兼并后，壁画遭破坏就是一例。所以应该提倡文物部门与旅游部门的战略合作，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李鹏同志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并让秘书要走了我的发言提纲。3月5日，上海《新民晚报》对此作了报道，题为《文物保护不宜姓“钱”》。文章引述我的发言，指出：“文物遗址上市的做法不仅在国际上尚无先例，还将由此引发文物资源归属、文物资产评估、上市后由谁承担风险等问题，有可能使原本属于国家的民族文化遗产化为集体所有、私人所有，甚至被境外财团控制。” 　　 　　美洲民生 　　 　　我深深懂得，政协委员并不是行会代表，不

能将眼光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局部的利益，而忽略了全局。根据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切身感受，影响当前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 　　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中国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中增加了18倍，有专家估计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生活水平可以提高7倍。我并不怀疑这种说法。以我的情况为例，刚粉碎“四人帮”时月薪是54元，如今领取的退休月薪是5034元，单纯从钱数来计算提高了将近100倍；即使考虑物价上涨指数，提高的幅度也相对明显。30年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当贫困人口迅速下降，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有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在1997年至2007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报酬大多占到GDP比重的50％以上。诚然，邓小平说过，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这是基于承认现状和改变现状的务实考虑，目的是通过勤劳致富和科技致富等正当手段，让全社会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绝不是让少数人依赖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致富，使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更不是默认逃税致富、特权致富等非法致富途径。在社会财富这块“蛋糕”逐渐做大的情况下，如何把“蛋糕”切得更好非常重要；归根结底，分不好“蛋糕”，也就做不大“蛋糕”。 　　2004年4月16日，全国政协办公厅特聘我为全国政协信息特邀委员，列席政协常委会。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当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我在全国政协信息局召开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为《我对当前收入分配的看法》。 　　2005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召开。我所在的社会科学界召集人李君如(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告诉我，中央领导人有可能在会议期间参加社科界的联组讨论，希望我准备一个简短发言，谈谈“主旋律”方面的问题。于是我准备针对文艺界的现状，就“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问题谈几点个人看法。3月6日下午李君如问我准备得怎样?我粗略谈了以上想法。李君如说：“你领会错了。不是要你专谈文艺，我说的主旋律是指有关当前国家的大局的问题。”我一下子懵了!晚饭后回到房间，想写一份发言提纲，但头脑一片空白。为了不白白浪费时间，我决定先养精蓄锐。睡到凌晨4点忽然醒了，决定就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发表五点意见；到早上6点，终于理出一个头绪。 　　3月7日上午，中央及有关部门领导人来到社科界联组讨论会场。他们是胡锦涛总书记、贾庆林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文化部孙家正部长，还有一些其他领导。会上有10位委员发言。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态度都很谦和，所以我情绪松弛，没有照本宣科，而是脱稿作了一些即兴发挥。记得我在现场说，我们今天构建的和谐社会不是儒家的“仁政”，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更不是西方的“福利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做到“志之和”和“利之和”。古语说：“道不同，不相与谋”。所谓“志”就是理想信念。所谓“利”就是利益分配。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有两条基本经验：一条是有精神追求，所以才能靠“小米加步枪”战胜敌人的“飞机加大炮”；另一条是给工农大众以切实的物质利益，所以工农子弟兵才会喊着“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冲锋陷阵。当前的社会隐患正好出现在这两个方面。鉴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合理调整分配格局当然会有一个过程，但当前迫切需要做到的是严惩贪污腐败，坚决打击非法致富行为，有效遏制过高收入，给低收入的弱势群体以切实的生活保障，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逐渐变成橄榄形。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切实把握和尊重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律，做到社会财富增长的最大化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统一，构建和谐社会就会成为纸上空谈，而不能取信于民。和谐的基础是社会各群体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相同。儒家所说的“和而不同”是在“不同”中求“和”。但“同”毕竟是“和”的稳固基石。离开“同”求“和”，就难免缘木求鱼，可望而不可及。 　　听完委员们的发言，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刚才有10位同志发了言，讲得都很有见地，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怎么样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样才能从贫困走向富裕，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性课题，需要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来探索规律，来寻找、完善我们的发展思路。”临近中午的时候，社科界的另一位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对我说：“今天与会的领导同志对你的发言评价很高。”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王忠禹给我们小组秘书打电话，通知我在3月10日下午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在人民大会堂作大会发言。 　　今天，当我回忆5年前这次发言的时候，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群众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持续扩大。这种状况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高风险期”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深刻根源。我期待在“十二五”期间利益格局失衡与收入分配秩序失范的状况能进一步得到扭转。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我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也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多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0年来，我通过不同途径反映过城市医疗改革中的问题，改善出租车司机工作条件和待遇问题，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农民养老金过低的问题，安徽阜阳地区某农民的冤案问题，辽宁昌图县中医院退休人员退休金不能全额发放问题，北京市西城区居民郑树林、谢沙浮落实私房政策问题，农民工祝尚坤等被开发商派人殴打致伤问题，落实北京原玉渊潭棉纺厂99名退休职工医保待遇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些反映之后杳无下文，如泥牛人海；有的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2006年4月10日，《人民政协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现在我们敢去看病了”――陈漱渝委员一份社情民意让近百位退休职工有了医保》，介绍了我反映社情民意的情况。 　　 　　建言民主 　　 　　我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民生问题绝不是孤立的。目前发生的很多民生问题，实际上都跟体制有关，而体制的完善又有赖于不断推进民主化的进程。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但究竟什么是民主的真谛，特别是如何确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人们在理解上又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歧。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民主问题，但我的民主理念却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我是一个文史工作者。纵览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就能看到一些实行民主制的西方国家做了不少践踏其他国家民主的事情。这种印象，我至今没有改变。回顾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我发现北洋时期中国曾出现过多党制，但走马灯似的政局只支撑了17年；

1928年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全国政权也只维持了20年。(2)我是一个鲁迅研究者。鲁迅对西方代议制的批判对我影响尤深。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立宪国会是借众欺寡，利用(众治)的名义，实则压制别人，这比暴君还要厉害(“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鲁迅的上述早期思想虽然不无偏颇，但在强调“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原则时，的确容易导致平高填低，让“凡庸”压抑“先觉”。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真理的确是经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3)台湾的民主实践。我曾六赴台湾。台湾在“解严”之前实行一党专政，至1990年正式登记的政党则多达53个。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立法院”里的乱象，有些对殴的场景令人触目惊心。台湾目前只有2000多万人，要做到“乱中有序”仍如此之艰难；而中国大陆的人口已超过13亿，如果照搬西方模式，引发社会动乱，那最吃苦头的恐怕还是广大老百姓。我并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而是希望这种改革要在稳中求快，有序推进。 　　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内部征求意见会上，我就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政治改革步伐的问题发表了四点意见：(1)逐步扩大国家机关配备党外干部的比例。党的干部要真正做到尊重走上领导岗位的党外干部和党外人士，使他们有职有权。(2)加强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制定民主监督的程序，建立民主监督的有效机制。对于贪赃枉法，失职渎职，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切身利益的现象尤其需要加强监督。(3)广开言路，首先从政协做起。不要轻易将不同意见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是执政党充满自信心的表现，也是对多党合作原则的考验。(4)改善民主党派的办公条件，适当增加民主党派的行政编制，不断提高民主党派干部的福利待遇。 　　2007年3月，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京召开。这是十屑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事前提交了两篇书面发言，一篇谈协商民主，另一篇谈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真实动机是以此履行职责，在小组会或联组会上就可以少讲话了。我没想过再作大会发言，所以报到时都没带正装。全国政协当时有2238名委员，而大会发言只能安排三四场，每场发言者最多也只有十来位，必须要照顾到部门、界别、党派，更何况我在2005年已经作过大会发言。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大会发言组对我的两篇书面发言都很肯定，最后选定了《关于协商民主的几点认识》这一篇作大会发言。 　　2007年3月12日下午，我在十届政协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大会发言中谈了对协商民主的几点认识，其中讲道： 　　为了消弥选举民主的种种弊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提出了一种协商民主理论，把民主视为各种政治力量友好协商的公共论坛，而不是权力争夺的角斗场。协商民主关注重点在决策的形成过程，力图使权力行使更为充分地反映公民意志。这种理论虽然90年代后期在西方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理论研究层面，基本上与真正的政治实践脱节。然而在中国，却早已有了协商民主的理念与成功买践。 　　实行协商民主，应该把握四个核心概念：一是“参与”，二是“倾听”，三是“讨论”，四是“妥协”。“参与”是协商民主的核心。政协委员“参与”的政治前提是坚持和维护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法定地位和合作关系，而不是以“反对党”成员的姿态出现。“倾听”主要是对执政党的要求，这是协商民主成为有效协商而不流于形式的根本保证。“讨论”是协商民主的关键环节。所谓讨论就是平等交流，理性讨论，互相说服，集思广益，而不是单纯的通报或表态。“妥协”是协商民主能否实现的必要条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同利益集团或群体要达到绝对意义上的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仅仅通过简单多数规则而形成决策，因此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就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妥协，局部要服从全局，地方要服从中央，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从而使协商后的决策更具有包容性和可行性。 　　会议结束后，我在发言席上等待参加会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退场。很多领导人都主动跟我握手，对我的发言表示肯定。跟我在同一会上发言的王蒙委员对我提出的协商民主四个核心概念尤为赞赏，他当场说：“妥协，不是消极行为，一个家庭要保持和谐不也需要妥协吗?” 　　在九届、十届全国政协，我除了被聘为信息特邀员之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文史资料委员会(十届改名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提起全国政协的文史委，人们立即就会想起溥仪、溥杰、林聿明、宋希濂、沈醉、文强这些人的名字，因为这个机构最早安排了一批特赦的战犯，让他们出狱之后撰写回忆录。但我成为文史委委员的时候，这个机构的性质完全变了，被聘为文史委成员的大多是文化界、社科界的知名人士，如王蒙、金开诚、刘庆柱、李致忠、李燕、王晓秋、张文彬、郑欣淼、舒乙、聂震宁、梁晓声、弥松颐、王兴东等，但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人士，如设计“神舟”五号的戚发韧、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董必武副主席的女儿董良晕、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孙女冯友等。 　　2008年1月22日，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议程之一，就是要通过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名单。当天上午11时，我正在办公室清点书籍，突然接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的电话，说贾庆林主席下午3点要约见我。我按时来到贾主席的办公室。他跟我亲切晤谈了半个小时。他说，上午看到新一届政协2237人的名单，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对此表示遗憾，并代表全国政协党组对我在九届、十届全国政协期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称赞我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水平很高。他还当场拿出一张中南海的贺年卡，写上“祝愿漱渝同志：新春快乐　阖家幸福贾庆林”。至此，我的十年全国政协委员生涯可以说是画上了―个句号。 　　(责任编辑　汪文庆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