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布拉姆斯逝世︱对人文主义真理的追寻可能没有终点
【编者按】 欧美现当代文学理论大师M.H.艾布拉姆斯4月22日去世，享年102岁。艾布拉姆斯长期在康乃尔大学任教，是该校的“英语文学1916级终身教授”。他的文字被认为是“批评权威的标准”，他作于1953年的《镜与灯》至今仍是文学批评学界的必读书。艾布拉姆斯精选集《以文行事》（译林出版社，2010年1月）的编者费希尔，在该书的编者序详细阐述了艾氏著作的五个常数。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许多杰出的批评理论家都曾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者。我不仅想起声称找到了布莱克诗学思想之匙的诺思罗普·弗莱，还有E.D.赫施、哈泽德·亚当斯、哈罗德·布鲁姆、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还有M.H.艾布拉姆斯（当然另外还有好多位）。在这里列出艾布拉姆斯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他并没有专门写过关于自己独特的批评理论的书，在他最有名的著作《镜与灯》（1953）和《自然的超自然主义》（1971）中，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他也说得非常少。但是，他却在许多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和评论中表达了他的理论观点，本书首次收集了这些观点。
这些论文跨越三十年，涉及当代批评中许多最重要的进展，包括“新批评”的克林斯·布鲁克斯、约翰·克娄·兰塞姆和W. K. 威姆萨特；“新新批评”的诺思罗普·弗莱和菲利普·惠尔赖特；由J.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斯坦利·费许和雅克·德里达倡导的“新阅读”；以及杰罗姆·麦克甘和玛乔丽·莱文森推行的新历史主义。此外，有一篇论文（《批评理论的类型与取向》）提供了一个对批评史——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德里达和保罗·德·曼——的非同寻常的回顾。有两篇论文（《艺术本身：现代美学的社会学》和《从艾迪生到康德：现代美学与范例艺术》），详细讨论了一个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现代观点的出现过程（及其力量与限度），该观点认为，任何一项我们现在称之为“美术”的作品，都是一个自主的对象（或者，以另外一种比喻表达：一个它自己的世界），脱离功用地，为自身而被观照的对象。
本书一部分文章，是对某些特定场合的回应：应邀写的书评（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和惠尔赖特的《燃烧的喷泉》）；一些是受邀演讲，主题有文学阐释中的伦理、政治和宗教信仰，到“新阅读”中各种理论的意义；以及回应其他人对他著作的评论，比如韦恩·布斯对艾布拉姆斯多元主义表示赞同，以及莫尔斯·佩克汉姆对艾布拉姆斯赞扬浪漫主义的批判。
虽然本书中的论文讨论各种问题，承担不同任务，我们仍然可以列出几个反复出现的重点和论说：
1. 对隐喻的兴趣：根据文学理论的主要方向和主导隐喻对其进行分类。远在论述写作中注重形象化的语言成为流行趋势之前，艾布拉姆斯就（在《镜与灯》中）提出，“出现在批评中的隐喻相比于出现在诗歌中的，对我们同样重要”。隐喻并没有使批评失去严格性，相反，艾布拉姆斯认为，形象化的语言为理论家讨论文学提供了“结构性比喻”。在《镜与灯》中，他按照每个典型的“基本隐喻”对多种理论进行了分类，这个做法在本书第一篇《批评理论的类型与取向》一文中扩展并延伸到当代。
2. 对有用性的坚持：理论在批评实践中的有用性，事实上也就是不可或缺性。早在1972年（在《艺术理论化何用?》一文中），在当代批评惯于在阐释策略中依赖事实之前，艾布拉姆斯就在强调批评论述的流动性，或者它的各种前提的复杂安排（通常是不明言的），未加整理的规则，和价值丰富的假设，这些正是批评家所依赖的恰当“事实”。甚至对一项作品的基本的批评观察，也需要依赖诸多假设和范畴，这些假设和范畴基本上来源于对艺术进行理论思考的丰富历史。在艾布拉姆斯看来，批评家从各种可选理论中选择其一，也依赖于批评论述的流动性，使批评既不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也不具有严密的确定性，尽管弗莱及其他人号称如此。然而，任何好的批评仍然是理性并有证据的，有能力产生对文学作品极富价值的知识。批评论文优劣的标准，正是对处理文学与人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的能力。
3. 对“对抗模式批评”的不安（见《关于维特根斯坦与文学批评的一点说明》一文）。这个模式，常常是新批评的方式，这个模式构想出一个批评情景：一个孤立的人，面对一项单一的、自主的艺术作品，要找出它本身既有的特点，而不涉及到任何“外在的”关系，比如感知者的兴趣，或作品自身的真理性、有用性、道德性。在艾布拉姆斯看来，关注好的批评家的论作，就可以发现他们带给批评过程一些特殊的假设、范畴和讲解模式。此外，文学作品不断呼吁，哪怕有时不太明显地呼吁，呼吁认知信念、道德情操和政治同情。“局部循环”（partial circularity）可以用来描写我们对待文学的方法：只有当读者早在他们开始阅读之前就与作者有某种共鸣，一部文学创作或翻译作品，才能取得成功（见《文化史中的理性和想象》一文）。
4. 一种准备：准备将文学和批评两者都放在其更宽广的文化背景中去。比如说，考虑到对于“艺术本身”（art-as-such）的批评兴趣突然出现并快速发展，艾布拉姆斯提请注意十八世纪一些重要的社会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各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机构，包括文学的商业化，公共音乐会、公共博物馆的开创。虽然一般认为这个说法是有关艺术本质的普遍真理，“艺术本身”理论被视为是基于社会功能对美术进行界定，这种社会功能虽然是新出现的，但已处处涌现；这种理论也考虑了从十八世纪至今的特定环境和需要。在探索“艺术本身”的社会起源时，艾布拉姆斯还考虑了解构与其他新近理论的社会影响。据他说，对解构的评估，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的成本计算”问题，即在同时考虑政治和伦理以及文学因素的情形下，衡量我们在“新阅读”中的所失和所得。
5. 一项主张：将文学作为一项人的产品的全面观点，文学面向作为人类的读者，并涉及人关注的各方面；由此出现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如果真的准备好承担其任务，就不能只限于本身的形式的或结构性因素。艾布拉姆斯在考虑从“艺术本身”和新批评到解构主义的许多理论时不断回到这一点。艾布拉姆斯赞赏文学作品的形式复杂性，但是他强调文学作品是属于人、为了人、关于人。
艾布拉姆斯著作中的这五个常数，不仅有助于他的理论的一致性，还显现出其原创性。如果当代文学理论家共享其中任何一项目标，都会渴望有所发展，挑战孤立文学作品的独立性，质疑假定客观读者的无偏见性，从而超出于新批评形式主义之上。从本书收集的论文进行判断，我认为艾布拉姆斯是这种努力的先锋，甚至是一个超前于时代的批评家，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我作出这个判断时，清楚地知道艾布拉姆斯有一条对自己的描述，为此经常受到诋毁或赞扬——这个描述里有苏格拉底式的反讽——那就是，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和“老派读解者”（Oldreader），信任继承下来的一些标准和常识，用来抵挡解构主义的虚无，对抗新历史主义的极端。其实他对于这些新潮观点的批判更为复杂，而且他认可这些理论的积极贡献。他体察在“新派读解者”们（Newreaders）的处理中，文学暴露出来的各种弱点。
以他的观点，文学批评并不受鲜明的事实、完全确定的真理，以及不可质疑的权威准则的控制。相反，它是一种文化实践——维特根斯坦称之为生命形式——我们学会怎样发挥其复杂的、流动的，以及未编码的“共识规律”（consensual regularities），或规范。当像德里达、费许、布鲁姆这样的“新派读解者”宣称一段文字有着与它一般所认为的完全不同的意思时，我们就会缺少无可指责的准则的支持；“归根到底，我们只能诉诸于我们的语言学敏感，因为读者们也有同样的敏感”（摘自《如何以文行事》一文）。
然而对于艾布拉姆斯来说，这些共享的知识和技巧已经足以认定：我们可以宣称了解了作者的意图，不是德里达断然否定其可能性的确定性，而是一项“有担保的保证”（warranted assurance）。我们的保证（这些句子构成的文本表达了我们理解的它们所表达的意思）是得到有能力的读者的同意担保的，这些读者进入了艾布拉姆斯所谓的“对话的你来我往的展开”之中与我们进行交流（摘自《关于维特根斯坦和文学批评的一点说明》一文）。
艾布拉姆斯反对弗莱的原型批评的经验主义式僵硬、反对布鲁姆关于文学影响上的不可验证性、反对解构批评的结果预定，以及新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固定性，当他面对这些力量时，我觉得他是在鼓励每一种批评方法（包括他自己的方法）向其他观点的批判敞开胸怀。对于有关文学作品的批评评论，最好的做法，将是由“是的，但是”构成的谨慎的回应：是的，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还有更多的要说。更多要说的事情的必然性，激发了艾布拉姆斯的多元论——他认为，只有不同观点的集中融合才能逼近（虽然永远也不会最终达到）构成人文主义真理的深度视角。
当他面对诸如解构主义等类似理论时，艾布拉姆斯的多元论受到限制，因为解构主义看来破坏了他所赞同的意义的确定性以及批评式对话的可能性。当然，即便如此，他也试图采取与他所批评的作者同样的路子：总结对方的观点，大篇幅引用对方的话（艾布拉姆斯的方式就是让作者自己说话），在他认为值得赞扬之处加以赞扬。这些都不仅是“为了巨大优势先作小小让步”［套用布莱克对于约书亚·雷诺兹爵士《艺术七讲座》（Discourses）技巧的抱怨］，这些都是艾布拉姆斯努力将自己讨论的每一种批评的强势与有限性全部显现出来的努力。
艾布拉姆斯鼓励我们像他理解别人一样去理解他。他对弗莱的均衡评价体现出来的方法，我一直将其描述为：既赞同又批评。质疑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作的科学性声明之后，艾布拉姆斯称赞这本书是智慧和创造力的例证，而这正是弗莱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所在。这本书不能作为一门批评的科学（对艾布拉姆斯来说，批评的科学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它将在比批评科学更加重要的领域中获得成功。当然，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言，对人文主义真理的追寻可能没有终点，但是正如本书中的敏锐评论，这种追寻正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