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中的"两次否定之否定"

　　【摘 要】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两次“否定之否定”，一次是从新中国建立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一次是从中共十四大以来至今。经过这两次“否定之否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中国的变迁，最终指向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构成了科学发展观在发展体制上的重要内涵。�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4672.htm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计划；市场；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6―0016―05��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对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发展走向具有全局性重大影响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长期面对、至今仍然在面对的重大问题。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两次“否定之否定”，一次是从新中国建立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一次是从中共十四大以来至今。梳理和总结这两次“否定之否定”的认识历程，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探索计划和市场关系中的第一次“否定之否定”� 　　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之否定，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这一时期，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的观念和实践转型。� 　　 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第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这一体制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社会经济基础，即新中国建国初期存在的包括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经济、个体经济等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一个是观念基础，即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并不急于消灭主要以私营经济为物质形态的资本主义因素，试图走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道路。从这两个基础来看，新民主主义体制的市场化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不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市场化，是受到节制的。这种节制，一方面是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节制，另一方面是计划对市场的节制。在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1950年新中国就开始编制部门计划，1952年起开始编制年度计划。这一时期的国家计划，基本上是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并存，对于国营经济，开始实施指令性计划，但对于私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则实行指导性计划。��［1］(P77)�可以说，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在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基于国家财政经济统一基础之上的政府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多种经济成分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1952年全国工业产值的数据为例，国营经济占到了41.5%，私营经济占到了30�6%（加上公私合营、个体经济的产值，则占到了55�2%）。��［2］(P404) �� 　　 1953-1956年，中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发展体制上，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逐渐代替了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作用逐渐开始消失。以钢材为例，1953年由市场配置的钢材量占到了全国钢材总量的25.9%，到1956年则只有8.2%。��［3］(P48-49)�不仅生产资料领域，在金融、劳动力、消费品领域，市场的作用也逐渐被计划取代。这一时期计划能够取代市场，主要是由于三个因素的推动：一是观念因素。计划不仅仅被认为是组织和推动生产的工具，而且是被看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表现，市场则被赋予了资本主义的特性。二是体制因素。为了迅速改变新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1953年后，中国共产党在编制“一五”计划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以政府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思路，为此确立起了政府投资和管理社会经济的体制。“一五”时期的投资，90%来源于财政，其中79%来源于中央财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政府建设投资，为此需要一整套政府投资管理体制，在当时，这只能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3］ (P39-40) �三是所有制因素。在国民经济恢复后的发展中，国营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到1956年底，国营经济产值占到了工业总产值的67.5%，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到了32.5%，自产自销的私营经济基本上消失。��［2］ (P367)�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确立起来的以行政命令为主要特征的单一计划体制，形成了对市场作用的体制性排斥。虽然在此后的发展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得到过几次调整，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并没有能够在理论上真正搞清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实践中计划体制总体上被不断强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3月，陈云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4］(P12) �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4］(P18)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5］(P236)�党的高层领导的这一认识，标志着计划的地位以及对市场的束缚开始松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城镇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营经济放权让利的改革、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以及中国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这些微观经济社会领域中的革命性变革，开始在国家发展的宏观层面把改革指令性计划体制的任务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在重新反思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过程中，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会会和1987年中共十三大是两个重要界标。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立并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念，认为“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4］ (P277-278) �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形态问题得到新的理解后，市场经济的体制问题必然被提了出来。因此，中共十三大合逻辑、合历史地从正面提出了市场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4］(P478)�在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史上，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天平第一次开始向市场倾斜。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把计划和市场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属性中剥离了出来，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P373)� 在“南方谈话”的基础上，中共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 　　 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平衡的，那么，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则否定了新民主主义市场的作用，打破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平衡，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又否定了指令性的计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理论高度上重新肯定了市场的作用，完成了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的第一次“否定之否定”。�

　　二、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的第二次“否定之否定”� 　　 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否定之否定”，是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至今近20年的时间。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历了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新的“否定之否定”。经过第二次“否定之否定”，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达到新的理论自觉和实践主动。� 　　 1992年6月9日，十四大召开前夕江泽民在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时指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新的经济体制，“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7］(P198)�。“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7］(P202) �1992年12月，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8］(P93) �1993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9］(P1033) �从上述十四大前后的认识来看，中共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同时，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是非常慎重的、也是清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观念否定的只是行政指令性的计划体制，而不是对计划的一般性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起计划和市场关系新的平衡，但这一理论上的平衡能否转变为实践中的平衡，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10多年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资源的配置基础迅速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一些学者的计算，到2001年，中国市场经济程度的总体评价是2�51分，如果换算成百分比，则为69%，在政府管理、企业自由化以及生产要素等方面与世界22个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比较中，居于第12位。这些数据“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程度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处于中等偏好状态，或者说比较自由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状态。”��［10］(P239) �但中国在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把握住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平衡，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很好地用反映国家意志的计划力量去节制市场的发展。因此，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出现一种发展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社会领域中的矛盾冲突不断以各种方式涌现出来。1993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说：“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的作用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又存在着盲目发展和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9］ (P1033)�应该说，这一点是此后整个十多年来中国市场化改革中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著名学者刘国光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说：“因为经验不成熟，犯了市场幼稚病，而发生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如教育、医疗、住宅等等领域，不该市场化的部分，都要搞市场化，发展到对市场的迷信，带来十分不良的后果，造成民众的一些痛苦。”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家计划的弱化，“国家计划对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导向作用明显减弱。计划本身多是政策汇编性的，很少有约束性、问责性的任务。”��［11］(P265-266)� 这一分析非常重要，它表明中共十四大在理论上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在改革实践中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私利人、私有化、市场原教旨主义等，已经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渗透和流行，并且在发展。”��［11］(P205) �在走出对计划的迷信后，不少人又陷入对市场的迷信，一些关键的社会领域中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并造成了一些明显的社会问题。� 　　 中共十六大后，面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懈地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进行新的反思。200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来进一步完善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五个统筹”实际上是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对国家计划作用的一种全新认识。此后，随着科学发展观逐渐成熟，为中国共产党反思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的发展，指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12］(P9) �2007年中共十七大则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正是由于十六大以来，中共不断在发展的宏观层面强化国家的计划作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成功地经受国内外各种风险、危机的考验。2010年3月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手段，在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13］�应该说，把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在推动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更加注重计划的作用，是十六大以来中共在领导和组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要经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14］�这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环境和新的发展任务面前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新认识。� 　　 如果说，在中共十四大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平衡的，那么，在随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中，客观上存在一种重市场轻计划的倾向，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一些领域过度市场化的发展。中共十六大后，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计划的作用重新得到强调和强化，从而执政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达到更高层次的综合。� 　　 三、两次“否定之否定”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中的两次“否定之否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第一次“否定之否定”，侧重点在于认识市场的作用，第二次“否定之否定”，侧重点则在于重新认识计划的作用。联系在于，作为认识深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第一次“否定之否定”构成了第二次“否定之否定”的基础，第二次“否定之否定”则把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引向新的阶段和层次。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反思，其认识和实践指向性非常明确，即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构建起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必须要在理论上正确认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传统计划体制与计划本身的区别。事无巨细、统包统揽、行政强制的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否定计划体制弊端，并不能轻易走向对计划本身的否定。计划经济和“有计划”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计划经济旧体制的实质在于，国家在取消了市场关系后对社会经济资源加以垄断以及通过行政指令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配置，而“有计划”则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市场发展的自发性以及在市场基础上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性规范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所呈现出来的发展特征。陈云在1979年时就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在今后的改革中，不一定是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4］(P14) �这表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市场性与计划性并不矛盾，相反，市场调节的社会经济领域越大越深，越需要计划性的规范和节制，经济社会中的这种计划性与市场性具有内在的共生性。在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两次“否定之否定”的认识后，在辩证思维中把握市场性和计划性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在发展体制上的客观要求。� 　　 二是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中计划的内涵。一般来讲，计划是国家对经济社会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还有更广的内涵。以2006-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为例，“规划”提出，“本规划提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的发展方向，利用外资、对外贸易等的发展重点，是对市场主体的导向，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施。各级政府要维护公平竞争，严禁地方分割和部门保护，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不得干预市场机制正常运行。”但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促进就业、减少贫困、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公共文化、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以及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国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是政府的承诺，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能，运用公共资源全力完成。”��［12］(P70) �从“十二五”规划建议看，也沿用了这一思路。这就非常明确地指明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干预领域和干预机制，其内涵远远超过了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所具有的含义。十四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国家调控的手段意义上，而且是从广泛的国家干涉意义上来理解计划的作用。� 　　 三是关于计划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点邓小平在理论上已经科学地解决了，但“社会主义，不论它在市场化的实践上走得多远，如果它要保持自己的特性和优点的话，必须建立在社会合理性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完全被自发的市场所左右。”��［15］(P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也跟着一起扩大，社会事业的发展整体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一发展环境凸显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中，究竟如何搞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一问题解决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何搞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另一个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正是从发展的视角对这一问题的全面回答��［16］�。从这一发展环境和发展中的问题来看，强化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性，其实质在于计划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邓小平晚年曾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7］(P1363) �“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说，党的领导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涵，就是要以计划作为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着重不断推进以保障、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劳动的历史利益为价值本位的制度性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个这种制度性的政治力量驯服市场经济的过程。”��［18］(P325)�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性体现的正是执政党运用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驯服市场的历史要求。� 　　参考文献：�［1］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 　　［2］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 � 　　［3］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M］//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江泽民.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M］//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江泽民思想年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0］李晓西.中国市场化进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刘国光经济文选［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12］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G］.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 　　［13］温家宝.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10-03-16.� 　　［1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0-10-18.� 　　［15］张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姻――对一个历史性难题的理论考察［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16］冷溶.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及其重大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8）.� 　　［17］邓小平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8］任晓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和理论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海波］ 　　 　　“Two Negations-of-Negation”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Planning and Marke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N Xiaowei�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have been two “negations-of-negation”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marke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e existed between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the 14th Party Congress in 1992. The other exists from the closing of the 14th Party Congress to the present. Through these two “negations-of-negation,” the chang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market in China ultimately points to the direction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plans. This form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development system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lan; market;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 【收稿日期】2011-10-08� 【作者简介】任晓伟（1974― ），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1**********]）；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A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