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霜被野草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阮籍咏怀诗里的矛盾人生 阮籍阮嗣宗,《晋书》说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然而翻开阮籍的诗作,激愤之言并不多见,反倒多有隐喻象征,读来迂回吞吐,耐人寻味。《世说新语》中既有他在文王司马昭前“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的不羁,却也有文王对于他“至慎”的称赞。
一个深陷矛盾的狂士,一个在痛苦中挣扎的天才——关于他的形象,史家和笔记小说的记载倒是颇为统一。
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这七个人都是饱经汉末离乱投奔曹氏的文人,除了与曹操政见不合的孔融,其余六人都在曹氏政权下获得了较安定的生活。阮籍虽然三岁丧父,但仍继承了这种政治情感,他投注于文学作品中许多幽远难明的情感,都可能与曹魏政权衰亡和司马氏篡权有关。
八十二首咏怀诗被认为是开政治抒情组诗之先河,然而后世对其晦涩难懂颇有非议。这大概与他诗中丰富的象征与用典不无关系,咏怀诗来自于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苦闷与悲愤,厨川白村认为,阮籍因为“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生命力”与“强制压抑之力”的冲突充满痛苦。唯有文艺超脱于这种生活之外来观照和表现人生的苦闷,因而产生了“苦闷的象征”。 阮嗣宗天性狂放,史书上说他“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世说新语》中有个故事,说满座士子都慑于司马昭的权威端坐,唯有他“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当司马昭提出将女儿嫁给阮家,阮籍马上大醉六十天,使这一提议不得不胎死腹中。对于世人恭奉的礼法,他自是无意屈同。邻家美妇当垆酤酒,阮籍醉后便坦然睡在女子旁边;他遇俗士则白眼沉默,遇知己则青眼相待;母亲丧后,裴楷前来探望,他披头撒发坐着,既不行礼也不悲哭,裴楷说他“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但在他放浪的外表之下,确实淳至笃厚的灵魂。当他得知母亲的死讯虽面上平静,却在终了棋局之后呕血大恸;对待知己他可谓倾心以待,嵇康被杀后不久,嗣宗也郁郁而终。
自夏商之后,神明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然而人终归需要某种信仰——无论是超越性的还是攸关世事的,这种信仰以某种无法言说的方式支撑起我们的此生——于是两千多年“家国同构”的历史中,知识分子往往将自己的生命与国家命运相连,无论他们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对于世间,阮籍颇有关怀,他本有济世之志,无奈时局昏暗,若不想落得“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的结局,只能放任疏狂,寄意玄远。
可惜采薇首阳只能是梦想,王子晋的故事也不过是空谈,对于人间他不得不存有关怀。对于追求名利之人,他冷言指出“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对于曹魏旧臣纷纷去国避祸,他感叹“孤鸟西北飞,离兽下东南”;他曾希望司马氏感念明帝“忍死托孤”的艰难用心,“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当司马师废齐王曹芳,******之事已在朝夕之间,他悲慨“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但身处离乱,为免灾祸,他将诗作之中的愤懑处理得十分含蓄蕴藉,后人对于此中深意必须反复揣摩。不过诗歌的价值不仅在于内容的深意,也在于对情感和体验的表达,一份好的艺术品是不局限于某个时代和某个事件的,而是向当时之人以及后来之世传递根植于生命的东西。读阮籍的诗,即便不明白背后的沉浮变迁,我们依然能感受到笼罩古今的哀愁。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若不愿向谗佞之人卑躬屈膝,唯有谨慎再三。但免于死
罪并不能免于孤独,“孤鸿号野外,朔鸟鸣北林”大概就是他对自身处境的写照;他“口不臧否人物”,绝非心中全无品断,只不过“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内心的孤独不能够对人倾诉,正因如此,当钟会以时事刁难,才能“以酣醉获免”。
“平生少年日,轻薄好弦歌。”少年人尚不知世事,纵情欢歌,放任自流,但好景不长,特别是在时局动荡人际危谲的时代,大概正应了稼轩一句“江头未是风波恶,人间别有行路难”,生存的困境与生活的困境交织杂糅,人世的色调往往显得晦暗。
阮籍对于身处的乱世非常失望,多次推拒官职,或者上任后做不多久就离任,但他却为篡曹魏之权的司马昭写过劝进表文。阮籍放浪狂傲的天性与以曲求全的苦心始终共存,因此他不能像挚友嵇叔夜一样“纵逸来久,情意傲散”,又不能与王戎、山涛一道,抛弃曹魏转而依附司马。对于他而言,放眼世间已然无所期望,世外的俊逸飞扬终究不过是玄想,他的根仍然深深扎在人间。对自由的强烈渴盼和对死亡的苦心规避时刻撕扯他的灵魂,向外无法找到安身之所,向内无法安置自己的理想。“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如果说末日就是再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期待,那么我想他心中一定笼罩着深沉的末日情怀,但他天性中对生命的爱如此炽烈,他相信无人能在此生之外收获今生的渴望。
纵然凄风冷雨霜雪天,他还是要独自驾车随意而游;纵然走到穷途陌路悲痛难抑,放声大哭之后还是回归世间继续如履薄冰地度日。因为生是比死更艰难的事,所以生活才显得更加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