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潮起潮落--张爱玲 钱钟书合说(05.9.7)

《申江服务导报》2005、9、7

文 /龙佳

2005年9月8日，是张爱玲去世10周年纪念日。1995年中秋月圆前夕，彗星经天般惊鸿一瞥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带着对人性最深切的感慨和对时尚最绝妙的讥讽，划过20世纪的中国文坛，孤独地离开人世。

月亮一直是张爱玲钟爱的意象，可惜她最终离世，却没能赶上当年最好的月光。从40年代在上海大红大紫到30余年的沉寂无闻，到现在的高潮再起，这50年的历史，就像一出热闹的戏，很中国，很传统地演下来。同样跌宕起伏的演下来还有钱钟书。40年代上海滩的乱世颠沛里，成就了文坛的两位天才钱钟书与张爱玲。但在日后的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却被国人有意无意的遗忘在历史的故纸尘烬之中。直至20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夏志清一部以“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为宗旨写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确立了二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唤起了人们对钱、张尘封了的记忆。墙里开花墙外香，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遗憾。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张爱玲也曾在文章这样写道。她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直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张爱玲经受了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的折磨、感情上的悲剧、新时期的迷惘，最后于50年代去国赴美，她创作的繁荣陡然地萎缩，自此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张爱玲　一朝闻名上海滩

1943年到1945年短短两年间，张爱玲仿佛是横空出世，一夜之间红遍上海滩。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首先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之后又相继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及《留情》、《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连环套》、《心经》、《茉莉香片》、《琉璃瓦》、《年轻的时候》、《花雕》等名作，一时间众人传看、洛阳纸贵。仅仅两年间，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便达到了巅峰。而那时她才不过二十三四岁。张爱玲的薄薄一本《传奇》，与《石头记》一脉相传，加入了《金瓶梅》的市民气，又经过了鸳鸯蝴蝶派的“言情”，以及西方毛姆的“通俗”，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张体”。

1944年，评论名家傅雷以笔名“雨迅”在《万象》杂志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高度评价了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但同时对她连载中的长篇《连环套》有着十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部小说内容贫乏，作者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心理刻画，单凭想象，逞着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毕竟是少年气盛、敏感而又骄傲的才女子，作为回应，张爱玲写了一篇随笔《自己的文章》，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那之前文坛上曾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就是以此为题的。她认为“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我甚至只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客观地说，那时傅雷对她的肯定、赞扬和批评都是爱护的，他算是张爱玲第一个真正的批评家。

1929年钱钟书承袭家学渊源，初入清华已“文名已满全校”，有清华才子的美誉。尔后他远赴欧洲，苦读于牛津、巴黎大学这两所欧洲大陆最负盛名的大学。1938年归国时意气风发，已然是学贯中西。40年代钱钟书被困于上海“孤岛”，心情苦闷，只跟相熟的友人如傅雷、宋淇等来往。妻子杨绛曾忆及那段岁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伤害，真不知道‘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

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钱钟书开始了文学创作，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同时写作短篇小说《灵感》、《猫》，并在194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他还开始了创作一生中唯一的长篇小说《围城》，于1947年出版单行本。《围城》一经刊布就极受欢迎，在烽火战乱中，居然两年三度再版，使得钱钟书名噪一时。赵景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与杨绛的速写时说：“他的《围城》却已经成为我们家中的favourate了。我的儿子，内侄妻女，内嫂以及我自己争夺般的抢着看，消磨了一个炎热的长夏。”那受欢迎的气势，想来倒是与今夏的“超女”有几分相似了。《围城》之后，钱钟书很不满意这部作品，又抽空着手写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可惜却因战后颠沛草稿散佚，他也就淡了心思，从此专心研究，不再做文学。

“慧眼识珠”夏志清　从小丫鬟到林妹妹

张爱玲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沦陷中的上海，在1944年-1945年的短短两年内，她的作品经历了从出版到流行，再到被大众遗忘的全过程。解放后，文学界对张爱玲其人几乎视而不见，直到五六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确定了她作品的地位。

他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浓墨重彩，竟给张爱玲42页篇幅，足见关注和推崇。论及张爱玲的小说时他说：“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是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的动态。她能和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刺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销售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经夏志清椽笔“点石成金”，这个现代小说史中类如《红楼梦》中的无名丫头的张爱玲，一下子被提升到林妹妹的地位。

夏志清的文章植根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精神，在做人方面亦蕴含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张爱玲晚年处境堪怜，特别是第二任丈夫赖雅去世后，身心的孤寂和经济的困窘，几乎把她逼到绝境。夏志清一方面评说、推介她的作品，音问不断。同时帮她找工作，帮她同皇冠出版社签订有利于作者利益的合同（其实平鑫涛对张一直优待），并在生活和精神上尽力予以援手和慰藉。这对于独居异乡、困顿中的张爱玲来说，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钱钟书　鸡蛋与母鸡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但钱先生一一谢绝并幽了大家一默：知道那个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要见那只下蛋的老母鸡。他洞悉国人的根性是好看稀奇，好凑热闹，好刨根究底。其实如把当代走红的几位前辈作家如钱钟书、张爱玲比作那好吃的鸡蛋的话，那么，“发现”或曰率先拣出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个窝中珠埋着的这几枚鸡蛋的则是夏志清先生。夏志清毕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文化昆仑钱钟书是他的研究对象之一。钱氏是学者，他的小说本为世人所疏漠。夏志清却在他的《小说史》中特辟出一个章节对钱钟书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进行评论。他肯定了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对发展中的中国短篇小说传统的贡献。同时认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

其实，钱、夏之间没有什么私交，毕生只见过三次。一是1943年秋在上海夏志清的老友宋淇先生家，那时夏刚由沪江大学毕业不久，钱此时也被困在沦陷区郁郁不得志；二是1979年钱钟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三是1983年夏志清的寻根之旅。他们之间的互敬，纯粹是因为“义气相投，文气相通，同气相逑”。夏志清对钱钟书的关注，也闹出过一则笑话，使得仍健在的钱钟书看到了挚友夏志清撰写的悼文。那是在1975年，国内外消息还通畅。有友人误传钱钟书过世的消息，夏志清悲哀难抑，写了篇《追悼钱钟书先生》，交由台北《中国时报》发表。两人都是大名人，此事以讹传讹如迅雷般播散。风从西方来，却直刮得钱家“声震屋瓦”，“悼”得家人坐立难安。若干年后，钱钟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只好双手揖拱谢罪，引为笑谈。也正因夏志清把钱钟书奉为至友，所以当钱真的离世时，他的“悼文”不再追怀友人的懿德风范，而聚焦《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他不信钱钟书所言在1949年迁居时将稿子扔掉了，“在我看来，钱氏夫妇皆心细如发，误扔尚未完成的手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并吁请“假如《百合心》手稿还在，真希望杨绛女士及早把它印出，因为这是部大家抢着要看的作品。”

张爱玲 离去“只是一个手势”

解放后差不多30年时间，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名字亦不见于任何文学史著述。80年代初，张爱玲却如同“出土文物”浮出历史地表，最初只是静悄悄地受到“专业阅读”的关注。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回想说：“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我们是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

随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和港台一些张爱玲评论的传入，张爱玲“正式”进入了一些文学史家和研究生的视野。同时期柯灵发表在了《读书》（1984年第4期）和《收获》（1985年第3期）上的《遥寄张爱玲》一文更是引起广泛的关注。相关影视剧如《滚滚红尘》、《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等的推出更是为“张爱玲热”推波助澜。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初这两年多时间里，竟有4部张爱玲传接连出版。张爱玲越来越为社会所知，也越来越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成为90年代特别显眼的一种精神现象。

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仙逝使她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这位民国奇女子以“死去”而在媒体中再“复活”。台湾小说家朱天心曾以“只是一个手势”，来形容张爱玲逝去的消息，因为在生命最后的20年，张爱玲是形同不在的。但这个手势却不是一个消失的标记，反而更像一个召唤的信号，召唤着华语世界热爱她的读者们。

而今，张爱玲居住过的上海已成了“张迷”们心中的神往之处，一批又一批的来自世界各地读者来到上海寻觅张爱玲的痕迹，尔后再以小说、随笔、话剧、影视剧等各种方式重新诠释了她们心中的张爱玲和她的“海上繁华梦”。曾经看过一本台湾作者的游记，名字叫《绑架张爱玲》，说起绑架，煞是吓人，其实细细翻来，也不过是心心念念要追寻张爱玲的笔墨探寻上海的风情罢了。

钱钟书　世界上惟一的走了

1978年到1980年间，钱钟书先后访问欧洲、美国和日本。他那一口极其流利典雅的英语震慑四座，就连说母语的美国的教授也不由的感叹：“从未听过有人的英文说得如此漂亮”。钱钟书在讲座时常常引经据典，幽默风雅，逢到要引用意大利诗人的作品时，就用意大利语诵读，而临到要法国诗句时，又转为流利的法语。惹得当时的一众外国教授和记者一惊一乍，只有感叹的份。1980年《围城》再版，旋即成为了畅销书,一版再版，到最后连原本的印模都已经磨损不堪。不久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极受欢迎，多年来籍籍无名而今妇孺皆知，钱钟书人们不管中外，都像膜拜菩萨一样，争相前往北京三里河钱的住所拜访。钱钟书生性淡泊，不喜热闹，对这种现状无可奈何。杨绛先生曾回忆说：“他每天收到很多信……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写回信，他称为‘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但是债总是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1979年在给夏志清的信里，他写道：“自七月以还，访客不绝，大率均属美利坚人，此辈猎奇朝圣者，乃如至万牲园之漫不经心之游客，在东张西望好奇之余，欲见一中国士大夫而已。”1998年11月21日，钱钟书在妻子杨绛以及众人的陪伴下度过88岁华诞，不到一个月，1998年12月19日，一代天才辞别人世。钱钟书留下“一切从简”的遗嘱，清清简简的离开了。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