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交响乐

　　摘要：女性主义文学中一部分作品惯于塑造一组或一类女性群体，她们既是独立的，又是交叉的，人物话语权及语言符号也叠加交错，形成了共生的复调模式。复调模式的运用使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现实为底色更为客观地描摹人物及其所处的环境，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女性主义文学惯有的视野逼狭和主题思想单一等诸多局限，呈现出更高层次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美感。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　复调　独语 　　 　　假如说男性的视角是向外的，渴求对外部世界的掌控，那么女性的视角就是向内的，渴求自身的皈依和完整。在以男权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命自觉和个性解放，往往只以女性自身，甚至是某一个个体来发现和完成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女性主义的前路是孤独的求索，这种寻求自我完成和个性解放的声音在女性的内心喧哗、骚动着，却始终像一个人的交响乐，华丽而孤独。 　　女性主义文学中一部分作品塑造了一组或一类女性群体，她们既是独立的，又是交叉的，人物话语权及语言符号也叠加交错，形成了共生的复调模式。笔者借鉴音乐中复调形式分类对这一部分文学作品加以梳理和分析。 　　 　　一、前呼后应的模仿式复调 　　 　　《沉默之岛》对女性情欲的书写是从女性追求生命的完整这一层面展开的。这部被姚一苇誉为“有原创性”的小说设计了两套基本对称的人物：两个晨勉、两个晨安、两个丹尼、两个多友等。实际上不仅小说的人物基本对称，这两套人物的故事也基本对称，但这种对称不是完全重复，也不是类似数学中坐标轴的对称，而是具有相辅相成的特点。 　　《沉默之岛》的模仿式复调角色形式就是由个体本身派生出另一个个体。两者的关系是同体异构、大同小异。用这种同体异构的人物命运来深化女性对生命的完整和归宿的自省和自慰，女性在逼狭的社会发展空间中只有通过对另一“理想中的自我”的再创造。一种意念中的再创造来完成所谓的自我解放和精神救赎。而也正是这种共生的人物的相互映衬，在这种复调式人物命运的叙述中，作者在表现小说主题上完成了一个内部循环：传统一女权一复归传统。 　　小说人物的这种复调特征，让我们既不能为反叛的晨勉甲振臂疾呼，即对激进的女性主义同情却不赞同，又不能为传统的晨勉乙击节称快，即对父权制文化承认又不甘于妥协。这一模仿式复调设计克服了传统单一角色因为时空的局限而无从选择的被动，而小说主题阅读的多义性也由此展开。这是复调的一大优势。当然，这种复调性是作家反思女性自身和正视社会文化现实的结果，而这种手法的运用又反过来深化了主题的表达。这大概也是《沉默之岛》小说魅力的一部分。 　　 　　二、平行进行的对比式复调 　　 　　孙周把北村的小说《周渔的火车》拍成了一部彰显女性主义的电影。其中也有一对复调性角色，与《沉默之岛》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复调性角色由女性角色转换成女性视角中的两个男性角色――陈清与张强――女主人公在这两个男人之间游弋抉择。 　　周渔爱上了诗人陈清，不辞劳苦地在每个周末搭火车往返于两地。这种对陈清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服从的过程，使她觉得自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爱情也渐渐演变成了一种负担。这时，粗犷且具有男性魅力的青年人张强出现在她的面前。在张强的追求下，周渔开始怀疑自己对陈清的爱情到底会有何种结果。于是她每周在两个男人之间穿梭，火车上经常出现她的身影，火车似乎成了她心灵栖息的地方…… 　　在《周渔的火车》中两个男性角色并不丰满，更多的具有了符号代指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女主人公周渔个人心灵需求的镜像，诗人陈清是女性内心对于诗意生活的向往，而后来出现的张强是女主人公对世俗生活的渴望。两者在周渔心中的平行并进加深了作为女性的周渔在现实中的内心挣扎。而这种挣扎也正是女性主义发展中面临的共同困境。每个女性主义者无不如周渔般，其生命存在就是在这两种欲求下轮回挣扎。故而周渔在陈清与张强两个男人之间的奔跑游弋，其意义就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升华到深层的形而上的生命和生存层面上。作者通过两个男性角色的复调并进，使周渔完成了生命中女性的自我选择――女性的心灵栖息之所并不在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及“家园”里，而是在生命的不断运动、不断敞开之中。 　　 　　三、声部交错的衬腔式复调 　　 　　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也有着两相对照的女性形象：娇蕊和烟鹂。在振保眼中，两人有着泾渭分明的伦理身份，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一个是圣洁的妻子。她们固然分别以不同的伦理身份展现了女性无以逃避的悲剧，然而娇蕊在热烈的放荡中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坚贞，而烟鹂在圣洁的外表下也有苟且的偷情。 　　与《沉默之岛》和《周渔的火车》有所不同的是，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把两个看似性格不同、角色相对的女性置于同样的生存背景之下，通过她们自身角色的游移和道德上的暖昧，完成了在道德伦理意义上截然不同的两极生活的相互转化和辩证批判，深刻地揭示出了当时中国女性共同的悲剧：无论妻子还是情人，无论贞女还是荡妇，甚或亦贞亦荡，女性永远都逃脱不了男权社会强加给她们的道德限制和人格限制，走不出她们那进退维谷的现实生存困境。这种复调性角色塑造中的逆向转化法的艺术效果恰似复调音乐中的衬腔式，两声部相互交错，相互转化，产生了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委曲”之美，而这种交错与回旋恰与张爱玲小说一直以来的挥之不去的宿命感和由此弥散全篇的苍凉意味暗合，在一定程度上也把小说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讨引向更深的层面。 　　 　　四、声部渐次超越的三声部复调 　　 　　在复调性角色塑造的诸多类型中，相对于前三种的“双剑合璧”，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呈现给我们的是“三足鼎立”。 　　在《时时刻刻》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作家弗吉尼亚、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劳拉及达洛维太太三个不同的女主人公形象。她们处于不同年代、不同地点，有着迥异的外在生活，她们的内心世界却无一例外地在经历自我与现实之间、诗性栖居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痛苦挣扎和最终抉择。这种惊人的内在世界的一致性恰恰体现出女性主义变革进程中的内在循环和不断演进。 　　作家弗吉尼亚有着明显的女性主体意识。身为知识女性的她拥有自己的书房和卧室，但是她一心向往意味着自由与生机的伦敦，于是经常游走于家与火车站、家与野外之间，最后投河自尽，终于获得彻底自由。自杀对于病魔缠身的她而言。并非如王丽莉教授所评说的“自我毁灭、暴力行为”，而是终极解脱。因此，弗吉尼亚的自杀可以视为其女性主体性的充分反映。她始终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轨迹。 　　生活在20世纪中叶美国加州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劳拉意识到在父权当道的社会里家是埋没女性才智的坟墓，使她透不过气来，所以迫切地想逃走，经过痛苦挣扎，她最终选择挑战传统以改变自身命运，抛夫弃子，远赴加拿大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达洛维太太，活跃在20世纪末的纽约大都市。她没有 把自己捆绑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与女友萨莉组成了家庭，有自己的事业――成功的书报编辑，还有一个通过人工授精而生的女儿。她的活动空间在三个女主人公中最大、最多样，也最自由。 　　坎宁安刻画的三个女人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深层呼喊，达到自我觉醒和解放的方式虽然不同，弗吉尼亚最终选择了自杀，劳拉选择了逃离，而达洛维选择了有所妥协后的直面。这种同一主题下的三声部复调：对抗一回避一融合的渐次超越寓言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自我生存空间的不断拓宽，驾驭命运的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富有递进性的三声部复调设计由于人物众多，层次叠杂，颇具文学题材中的“史诗”风范，展现出广阔的社会背景，多彩的女性生活空间和多样的个人命运与自我抉择。在对女性主义母题的探讨中走得更远。挖得更深。其小说的艺术价值和说服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当然，这种视野的广阔性与作者的男性视角不无关系。 　　“我喜欢岛屿，太大的空间对我没有意义。”在苏伟贞的《沉默之岛》中晨勉如是说。岛屿象征女性自身，因为岛屿小而自成一体，完整而相对独立，茕茕孑立于沧海之间。诚然，由于生活经历的狭隘，女性主义作品不免丧失了广阔的社会视野和丰富的生活气息，女性因袭了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在心狱生活中挣扎、堕落、沾沾自喜和陈陈相因。虽然处在现代，但女性主义文学囿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人与人之间的纠葛、争吵、作乐都在这个小天地里进行，历史的变迁。世界的演进都与它毫无关系，因而有人说缺乏时代气息。 　　此外，由于精神的孤独(如困惑沃尔夫的精神病)和心灵的创伤(如张爱玲生长的环境)，女性主义作家们。如沃尔夫和张爱玲都惯有着孤僻敏感的性格，文风也体现出敏感和病态。其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或多或少的缺乏理性的客观分析，更多个人的感性认识，观点未免有失偏颇。 　　复调性角色塑造模式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女性主义文学以上的两大弊端。复调模式的运用使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不得不以现实为底色更为客观地描摹人物及其所处环境，其对社会和自我的探究在文本内部得以实现，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女性主义文学惯有的视野逼狭和主题思想单一等诸多局限，呈现出更高层次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美感，使女性主义文学既保留了其感性细腻，长于对个人心理诗化描写的优势，又弥补了其缺乏思想深度而常落于感性肤浅的不足，促使作者对社会现实不可回避地直面。无论是张爱玲还是苏伟贞，她们运用以上模式书写的小说无不延展了主题的表达，在角色的彼此唱和中，女性主义诸多母题在文本内部完成了多义探讨，恰似一个人的交响乐，兼具个体性和多义性的双重美。 　　 　　参考文献： 　　[1]薛红云．根着何处――论苏伟贞《沉默之岛》中的认同焦虑．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11． 　　[2]张霞，傅娟．进退维谷的女性生存现实――评《红玫瑰与白玫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 　　[3]赖翅萍．重构玄性诗意爱情与生命的“此在”真实――电影《周渔的火车》阐释． 　　[4]马旅芳．从《达洛卫夫人》到《时时刻刻》的互文性解读．戏剧丛刊．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