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与宋词的区别

元曲与宋词的区别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元时，代有新变，诗之余为词，词之余为曲，各相争雄。文学史上所说唐诗、宋词、元曲，就是在形式、语言、风格上各具特色的三种不同的诗体。唐诗基本上是五、七言诗，词、曲则都是长短句。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最后两个阶段是词与散曲。词与散曲在本质上都属于诗，它们和诗一样，有着大体相同的渊源；共发生和发展都和音乐密切相关；它们都 既可唱可咏，又同样要倚声填词，合辙押韵，讲究形、音、意的俱现。词与散曲原本都是“民间物”，属于民歌一类，久已有之。其曲调，依民族的不同而有差异， 因时代的改换而有所变迁。它们的发展规律正所谓“人民创造，文人加工，新陈代谢。”词和散曲产生后都走了一条由俗到雅，由民间而人文人的道路。如同鲁迅所 说：“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

我们这里不谈诗，只谈当时词和曲这两种新诗体在内容、形式、语言、风格上的区别。

一、词和曲在内容上的区别

词与散曲，共主体并不属于浴文学，它们反映的大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情趣。只有少数表现人民痛苦的作品，这是值得注意的。

就内容而言，宋词一般反映了：1．爱国的激情和抗敌的壮志。2．都市的繁荣和个人的享乐。3．世情的感伤和归隐的清高；4．丧国的悲恸和人民的痛苦。(人们对宋词知之较多，这里不例举了)

散曲是在师承诗词和宋金民歌、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一开始在创作上就兼具了稚俗两种倾向，前者更多地接受了诗词的熏染，后者更多受到 了民歌的影响；再加上新的时代的条件和审美风尚的影响，散曲的美学形态与传统诗词就有了很大的差异。“词之异于诗也，曲之异于词也，道迥不侔也。”(王骥 德:《曲律》)由于“主旨”、“作意”的不等、不同，才导致诗词往往讲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元散曲则可哀可伤，敢怨敢怒，狂歌当哭，嘻笑怒骂皆成文 章。

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执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尤其是南人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歧视，有所谓九儒、十丐之说。散曲作者们眼见政治黑暗，仕途险恶，在悲愤感叹之余，常萌洁身隐退之想。因而“叹世”和“归隐”成为元散曲的两个突出的主题。

如马致远《拨不断•叹世》：“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悟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同调《归隐》：“菊花开，正归来。伴 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太白，有洞庭栖、东阳酒、西湖蟹。哎，楚三闾休怪!”看破人间恶梦，遁人世外桃源，虽不过是一种幻想，却反 映了对污浊现实的消极抗议，马致远的这种思想感情在元散曲作者中有相当的典型性。至于他那首名作《夜行船•秋思》，则不过是把“叹世”和“归隐”的主题融 而为一，化为两部合唱罢了。

“叹世”的主题变奏是“讥世”、“刺时”，这类作品寄悲愤于慨叹，情怀激烈，一吐为快。

如无名氏《朝天子•有感》：“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 张鸣善《水仙子•讥时》：“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查德卿《寄生草•感叹》：“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 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

至于无名氏那首《醉太平》则更是毫无顾忌地喊出：“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载可怜！”这一类愤世讥时之作，闪耀着社会批判的锋芒，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

与上述主题声气相通的还有一些怀古之作，大多借古讽今，绵里藏针。代表作如张养浩

《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睢景臣那首脍炙人口的《哨遍•高祖还乡》则剥下了皇帝的神圣衣衫，还其流氓无赖的真相，嬉笑怒骂，痛快淋漓，虽讥刺一人而实际上是对封建皇权的亵渎，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讽刺佳作。

与“归隐”主题相联系的则是对山水田园和自然景物的讴歌欣赏。

这类作品在元散曲中占的数量也不少，光是吟咏杭州西湖之美的散曲就相当可观。“元代散曲作家对于山水的审美态度与魏晋六朝的名士有所不同，他们不是 淡然的幽栖和无所动心的观照；也有别于唐宋写景诗词的含蓄蕴藉，而是敞开胸怀，歌哭于斯，使山水染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对于自然的 审美感，已有了更高的自觉，已发现艺术美与自然美相互渗透和转化的辨证关系。一位少数民族作家薛昂夫写道：“一样烟波，有吟人景便多。”(《殿前欢• 秋》)，这就是说，同样的自然景色，一经诗人的发现和吟咏，就可以使风景增色，使游览者增添不少观赏的意趣。在元代描写西湖风光的散曲中，我们可以看到苏 轼那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小诗，对散曲家们的审美规范作用是何等巨大，而散曲家们又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发现，在新的审美角度上 加以丰富和发展。请看张可久的这首《红绣鞋•西湖雨》：“删抹了东坡诗句，糊涂了西子妆梳，山色空濛水模糊。行云神女梦，泼里范宽图，挂黑龙天外雨。”写 西湖雨景，由苏轼的审美意境翻新出奇，根据对实境的真切感受，展开想象的翅膀，灵活地融入诗、画及神话意味，在对自然美的感受中渗透着浓郁的艺术情趣。作 为外化了的审美感受，散曲家们的作品也足以使祖国的河山增色，并有助于启迪和提高人们对自然美的鉴赏力。

元散曲中还有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歌唱男女恋情，追求爱情幸福。这类作品态度大胆，感情真挚，不乏反封建意味的佳作。但有的放笔无忌，甚至对偷情幽会 的情态和心理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为唐宋诗词所罕见。这种情况与元代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一度放松封建礼教，对两性关系的态度较为开放有一定的关系。另 一方面，由于元代长期停止科举，知识分子仕进无路，屈居社会下层，与沦落风尘的娼优为伍，为她们写清唱的曲词和演出的脚本，长期的接触，使他们对妓女的情 态、心理有较多的了解，因而写这方面的题材也较为得心应手和易于流露真情。但他们那种视妇女为玩物，津津于打情骂俏，追求感官享受，甚至流于色情的低级趣 味，也时有表现，不可不予注意。

总体来讲，散曲所取得的成就不如宋词。

二、词和曲在形式上的同异

曲和词同属长短句，但散曲的句子长短更为参差。词和曲(分散曲与剧曲——杂剧、传奇中的唱词部分)在当时都是合乐能唱的歌词；其句式从一字到七字以 至八、九、十、十一、十二字。但一字句到七字句是基本句式，八字句不是四加四成句，便是三加五成句，余可类推。这是词和曲在形式上相同的地方。但同为长短 句式，也有相异之处：

1、词分为一段(或称片、遍、阕)二段、三段、四段，而以二段为最多。曲通常只有二段。如曲牌同为[满庭芳]如是二段的，即是词，如是一段的，即是曲。(此调词、曲名同，实异)

2、曲有衬字，词一般没有衬字，故《词律》等书，可以规定某调是多少字，如[十六字令]，即十六个字，[念奴娇]亦称[百字令)，即一百个字。但曲 有衬字，即正格(正字) 之外。而加衬字可多可少，大抵散曲加衬较少，剧曲加衬较多，甚至有一支曲衬字多于正文的。衬字的大量使用，是散曲句式加长的根本原因。例如关汉卿在[一枝 花]《不伏老》套中将原有的两句十四字，加衬字后增至五十三字之多：“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凭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 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 “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恁子弟每谁教你”“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

腾”均为衬字)衬字越多，音节便越急促，有助于增强感情抒发的 力度。如果去掉这些衬字，曲中描写的生动性、感情烘托的程度和所表达的内容，便会大大削弱。加添衬字，一般不宜超过正字的字数，但王和卿的《百字知秋 令》，曲字定数39，衬字却多至61。全首的衬字大大超过曲字的定数，这种情况为诗词所未见。

衬字一般不要求平仄，它可以是虚词，也可以是实词；既可以用在句首，亦可以用在句尾(或词头词尾)。总之是以配调演唱适度，不妨碍调中正字的吐音清晰为原则。

3、词韵通常可用清戈载的《词林正韵》，它分十九部，平声、上去、入声各部分押。曲通常用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共分十九部，它阴平、阳平、上 声、去声通押，入声则分别归入、平、上、去，像现在的普通话那样。还有，词韵疏(小令亦较密)，一般不大换韵；曲韵密，句末大都押韵。曲一支都押—个韵 部，还可以重韵。

词并非句句押韵，隔句或隔多句押韵较为常见，并且词中还可换韵。散曲则用韵较密，几乎要求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如张养浩的[山坡羊] 《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首曲中，我们 除了可以看出须句句押韵(u韵)并一韵到底外，还能够分析出散曲韵律上的两个特点：其一，平上去三声通押(曲无入声)，而不像词那样细分平仄。其二，不避 重字重韵，如“苦”字在句尾出现两次，这在词里是非常忌讳的。这种用韵的灵活性，使散曲更具有顺口、动听的声韵之美。

4、曲不但有衬字，而且有些曲调本身可以增加句子，有些套数还可以增减调数，这是曲律的规定。可增句的共有十四调：[正宫]的[端正好][货郎 儿]、[煞尾]；[仙吕]的[混江龙]、

[后庭花]、[青哥几]；[南吕]的[草池春]、[鹌鹑儿]、[黄钟尾]；[中吕]的[道和]；[双调]的[新水 令]、[折桂令]、[梅花酒)、[川拨棹]等。增句多少，不大有限制，如[混江龙]，有增至数十句的，竟成为长达千字的长歌。散曲在字数、句数和调数方面 的上述特点，既增加了曲子的生动灵活，又可扩大曲体所表达的内容，体现出散曲比词在体制方面的长足进步。

5、句式长短与音乐情调有关系。词的句子从一字句可至十字句(甚至有“十一字句”之说)，九、十字句如辛弃疾《粉蝶儿》：“把春波都酿作一江春酎，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 曲的句子则更长，特别表现在套曲中，最长可达三十字(仅见于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散套中一例)，二十字左右的长句常可见到，如王廷秀的套曲 [粉蝶儿]《怨别》：“愁的是雨声儿淅零零落滴滴点点碧碧卜卜洒芭蕉。则见那梧叶儿滴溜溜飘悠悠蔼蔼纷纷扬扬下溪桥。见一个宿鸟儿忒楞楞腾出出律律忽忽闪 闪串过花梢。不觉的泪珠儿浸淋淋漉漉扑扑簌簌媪湿鲛绡。”(短句例从略)

句式的或长或短，亦反映了词和散曲在音乐上和情调上的特点：一般地说，短句连属，韵位密集，则拍节急促，易表达激越的感情，长句相接，则调式沉缓， 气势平和。短句连属的，如辛弃疾《水龙吟》：“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词中，四字句相排，三字句随后，一句两顿，句句进逼，生动地体现出词人那种孤愤叹惋之情，千百年来，使无数文人读后为之震憾！此外，贺铸和张孝祥的《六州 歌头》词和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曲，也都借助音乐上高昂亢奋、拍节急促的调子反映出了崇高的爱国激情。长句相接的，如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 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上文所举王廷秀的套曲《怨别》，都使人感到一种哀怨沉缓的情调。如果将以上这两种句式互相配合，即长短句相间，缓急 相谐，则易包容丰富的思想感情，使词曲更具有参差错落之美。这在词和曲中比比皆是，不再例举了。

6、方言俚语的大量运用，是散曲与词区分俗雅的特征之一。上文所引用的关汉卿和王廷秀的散套，其俗语的大量运用都不失为成功的尝试。散曲中大胆运用俗语是和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的，为后世非正统文学的发展，在语言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三、词和曲在语言、风格上的不同

宋词现存二万余首，元散曲传世之作仅有小令三千八百余首和套数四百五十余套。从风格上看，宋词较为多样化：豪放(如王安石《金陵怀古》[桂枝 香])、清旷(如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愤激(如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典雅(如姜䕫《点绛唇》)、婉约(如李清照(声 声慢》)与艳丽(如贺铸《薄幸》)等等。其中，以高雅含蓄之作居多。 散曲的风格也较多样，但以通俗畅达为主，力求痛快淋漓，较多地保留着民间俗曲的某些特色。概括地说：

1、词贵雅，曲尚俗。

王国维说：“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运用新言语”。“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辄以 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宋元戏曲史》)王氏说的是剧曲，但散曲也不例外。一般地说，元人的运用口语，在剧曲中比在 散曲中更为多些。但元代的散曲家，多数仍以善用口语见长，如王和卿、卢挚、关汉卿、马致远、贯云石、张养浩，乔吉、徐再思、查德卿、刘廷信等人。其次，我 国经过长期发展而日益丰富的书面的文言，特别是诗词的语言，也有很多有生命的东西，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因此元曲除了多用口语外，也兼采文言。元代周德清 《中原音韵》附有“作词(此指曲词)十三法”，是专讲散曲作法的，早就认为曲的造语，“太文则迂，不文则俗，要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他 的《折桂令•自嗟》：“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如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 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明白如话，直抒襟怀，毫不藏头缩尾，这正是散曲的当行本色。后人继承周氏之说，有的提出了“雅俗共赏”的标准(黄周 星《制曲枝语》)。但词多用雅言，曲多用俗语，这是词和曲在语言上的区别。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就语言特色而说的。“曲尚俗”实际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说选词造句要尽量口语化，不要像诗词那样过于浓缩、过分雕琢；另一方 面允许甚至提倡方言土语、俚俗语言入曲。这样就使散曲在文学情态上与诗词有了明显区别，更加生动活泼，更加生活化一些。由于俗与雅，浅与深，旧与新，显与 隐的和谐统一，故大人小孩，识字不识字的，妇孺皆可欣赏。它对口语、方言、俗语、谚语、成语和经史语、诗词语，乃至佛道、卜筮、尺牍用语、外来语等广收并 储，再经加工改造，并使之融为一体，为我所用，形成“文而不文，俗而不俗”，雅俗共赏的语言。正因它将通俗口语与其他几方面的特点结合起来，才使其语言有 着特殊的风姿。

但是，宋词的婉转含蓄与元曲的直率畅达并无孰高孰低之分，也并非是绝对相互排斥的关系。风格及表现手法的高下优劣要依具体场合而论。古人常以一个 “趣”字来标格词、曲，宋词讲雅趣，元曲尚俗趣。所谓俗雅，只是本色的不同，其间不要忘记：有趣，讲究情、景(境)、理、趣的有机结合，客观的美和主观的 美感高度统一，乃是词和曲的共同特征。同时也应看到：元散曲发展到后期，尤其至乔吉和徐再思，他们的大部分散曲力求曲雅精工，和宋词难以分辨，失去了散曲 的基本风格。

2、词贵含蓄，曲尚显露。

词注重意境，贵含蓄、内蕴、凝练、雅丽、讲究格律，比较规范，以文雅为主，带文人书卷气。手法多用比兴象征。因而以此作为词在表达方法上的一个基本 要求。词在唐宋时虽合乐能歌，但内容大都是相思离别，听者多数是文人学士，它的主导风格还是婉曲含蓄的。曲则不然，它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市民色彩而又在当时 普遍传唱的新诗体。它是唱给读书人(文人学士)和不读书人(所谓“村夫俗子”)听的。“使上而御前，下而愚民，取其一听而无不快意”。(凌濛初《渎曲杂 札》)它主要是诉诸听觉而不是诉诸视觉，因此要求“直说明言”。散曲则崇尚趣味，贵显露尖新，表达灵活自由，追求淋漓酣畅，以直率俚俗为主。多

用赋的手 法，喜欢白描、直陈胸臆。正如任中敏在《词曲概》中所言：“曲以说得急切透彻，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驰、不含蓄，而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得者，用意则 全然暴露于词，„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可谓恰与诗余相反也”。

关于赋、比、兴，前人有“赋显而兴隐，比直而兴曲”之说(陈奂《诗毛氏传疏》)，曲要求显言直说，故多用赋。散曲小令，又只有一支，字数只有二、三 十字至四、五十字，近乎诗的绝、律，词的令、近。不过曲在运用赋、比这种艺术手法上却有很大的发展。请看下面同是写思念征夫的词曲：

拿宋人贺铸的词【杵声齐】和元人姚燧的【越调•凭栏人】《寄征衣》作个比较，贺词说：“砧面营，杵声齐，捣就征衣泪墨题。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 玉关西！”这里的“泪墨题”，题了些什么？作者并没说，意在言外，全靠读者透过字句的表面，调动起丰富的联想，去细心体味，这里包含着“更行更远之意”。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含有比玉关还远的情思。可谓深情犹在不言中了。姚氏的散曲，“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 难”。主人公的难处一点也不遮掩，将其内心的矛盾，真率、活泼的性格，寄与不寄的矛盾内心敞开让你看：寄吗，怕影响归期；不寄吗，又怕挨冻受寒。正因她敞 开了心扉，才使读者直接看到、感受到了一个女子的思想斗争激烈。一派天然俗趣。而这正是建立在诚率、真挚情感之上的。

如同是吟咏别情离绪的：宋代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 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元代商挺《潘妃曲》：“目断妆楼夕阳外，鬼病恹恹害。恨不该。止不过泪满旱莲腮。骂你个不良才。莫不少下你相思债。” 同是写别后相思，在词是不涉“情思”二字，只是写足了“愁昼”“夜凉”。酒醉黄昏之后，用一生动的比喻，点染“消魂”，夸张“消瘦”。全词含蓄典雅，耐人 寻味。可以说是“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深得“骚人三昧”；而曲却是下笔即人情，极言相思病。结尾又以骂来表情，更见情爱相思之苦，真是写尽相思，不留余 韵。

此外，同是写闺思春怨的，用宋晏殊《采桑子》词与元张可久《闺思》[山坡羊]曲来比较，同样可以看出宋词的细密含蓄与元散曲的通俗畅达。古人曾说： “词如诗，曲如赋。”“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曲之体无它，不过八字尽之，曰：‘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尤宜俗宜真”。正因 为有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和表现手法，所以读宋词时需要慎思索、推细节、通典故、起联想，而读散曲时却常常能够一览无余，曲旨在握。

清朝人曾评论说：曲有三易，“可用衬字衬语，一也，一折之中，韵可重押，二也，方言、俚语，皆可驱使，三也。是三者皆诗文所无，而曲所有也。”确实抓住了 散曲形式的特点。今人进一步阐发说：实际上散曲是把自由体与格律体两种诗歌形式结合起来，达到了所谓“雅俗共赏”的境界，预示着白话新诗体的产生，标志出 诗歌形式上的一次解放。这实在是很中肯的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