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心中的邓子恢

　　2010年5月的郑州春意盎然，我休假回到父母的身边。父亲鲁亚夫提出想去农村走一走，起初大家都劝，80多岁高龄了，体衰有病，医生也嘱咐要在家休养。但父亲的意愿我们是争不过的。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我们兄妹陪父母驱车来到郑郊农村，看过庄户，走上田埂，看着一望无际的麦田，父亲高兴起来，对母亲说：“看这灌浆成熟的长势，又是个好收成啊!”蓦然，父亲的语气变得和缓：“邓老若在，也看看这新农村，该多好啊!今年的12月lO日，就是老人家去世38周年。”我们兄妹终于明白了，年迈的父亲魂牵梦萦思邓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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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见邓老，俨然一副中年农民的样子

　　1948年，根据全国解放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从华北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晋察冀南下干部支队，由刘杰带队开赴中原解放区，建立和巩固地方新政权。6月，父亲来到河北平山县集中，参加了南下支队。在西柏坡聆听了朱德的壮行报告后，支队沿太行山南下，渡过黄河，于7月中旬到达中原局所在地豫西宝丰县赵官营。在这里，父亲见到了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领导同志。

　　在欢迎南下工作队的大会上，时任中原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作了关于党的新区土改政策和群众工作的报告。父亲记得当时邓老上身穿一件圆领白汗衫，下身穿大腰裤，手拿芭蕉扇走上讲台，俨然一副中年农民的样子。邓老讲话通俗风趣，很吸引人，报告多次被掌声打断。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邓老，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过短期学习、训练之后，南下的干部奔赴各地开展工作。父亲年轻有文化，思想觉悟提高很快，被分配到中原局机关，进入机要室工作。以后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1949年6月，父亲跟随华中局机关由河南开封移驻湖北武汉。1950年2月，华中局改为中南局。到这时。父亲离开家乡走上革命道路已经同亲人失去联系八年了。

　　1950年8月，父亲踏上了回河北昌黎的寻亲路程。我的爷爷早年被地主打死，奶奶则颠沛流离。当看到儿子活着回来时，奶奶惊喜交加，与他拥抱在一起，流着眼泪说：“孩子，回来就别走了，把枪交上去，咱们在家种地。”父亲告诉奶奶：“如今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解放了，我认准了这条路。国家开始建设，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会把妈接到身边，过上好日子。”

　　在中南局给邓老当秘书

　　探亲回来不久，机要科科长赵灼卿找我父亲谈话，通知调他到中南局书记邓子恢身边担任秘书。事后才得知，是父亲政治坚定、工作踏实，得到了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的信任和选用。此前，父亲曾与邓老有过接触。那时，机要文件和来往电报的保密性极强，是不允许任何人带走的，因此，专门辟有一间屋子供领导阅读文件之用。当时，林彪、李先念、谭政、李雪峰等都曾来查阅文件和电报，邓老也在其中，偶尔与父亲聊过几句。那天，机要科科长引父亲去见邓老，当时邓老正在埋头写报告，看到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不是机要室小鲁吗?我们打过交道。”他又问：“你还做过什么?”父亲说以前在冀中根据地教过书，邓老幽默地说：“你还是师爷呀。”引得在场的同志大笑，父亲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下来。

　　解放初期，中南局辖六省二市，无论在军事还是在经济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国民党败退时的严重破坏，中南地区百废待兴。邓老主持中南局全面工作，非常繁忙。邓老对父亲的工作要求极端认真。刚到邓老身边不久的一天，邓老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电话，说毛主席要调阅中南局各省领导的人事调动材料，时间要求很紧。父亲把材料整理好交给邓老。邓老阅后对父亲说，这些材料涉及党的重要机密，你亲自坐专机跑一趟，并交代注意事项。父亲到了北京下飞机后就直奔中南海，将机密材料交给杨尚昆同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邓老非常满意。

　　邓老办事情，凡涉及重要的政策执行，总是事必躬亲。1952年，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是一场在党内教育干部，反对资产阶级侵蚀的斗争。在这场运动中，邓老为了掌握群众反映的第一手资料，提议武汉市邮局特别设置了一七。信箱。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就此专门发布消息，需要直接向中南局检举问题的，可以投书一七。信箱。那一段时间，常常收到不少揭发材料。按照惯例，信件先转到父亲这里，一般的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特别重大的才交给邓老。但这次邓老特别交代父亲，每件必须转给他，并亲自接待来访群众，这样一来，工作就更加忙碌了。有时吃饭时间到了，看邓老还在批阅材料，父亲只好叫公务员把饭菜端到办公桌前。那一段时间，邓老的办公室经常彻夜通明，父亲劝他早些休息。邓老却说：“看到群众的来信反映，有助于我们把握好党的政策运用，挽救干部，纠正运动中的偏误，宝贵啊!”一七0信箱对于邓老指导中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中央的赞赏。

　　随邓老进京

　　1952年秋，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邓子恢等五大中央局书记调北京担任中央领导职务，时有“五马进京”之说。1953年1月，邓老赴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主持全国的农业工作，父亲也跟随到京。建部初期，邓老知人善任，调集各方精英，组成了一支务实能干的队伍。当时邓老在中南海办公和居住，工作之余，便会哼上几句京剧。为了缓解疲劳，父亲也陪邓老出去散步。他们的住地颐园与丰泽园很近，有时也与散步的毛泽东不期而遇。从1929年就相识的两位老战友在一起无拘无束，相谈甚欢，触及最多的话题还是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方针。

　　为了主持制定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检查和指导基层办社工作，邓老亲自带队，深入到鄂、苏、沪、浙、闽、赣等省市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他轻车简从，下田头，访农户。召开各级干部座谈会。邓老对我父亲特别交代三条：一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实情记录好，不要遗漏：二是听到农户对强迫入社的批评抱怨时，不许阻拦；三是你跟我下农村来，不能当抄写文书，你也要写乡村调查，给我看。

　　那段时间，邓老非常辛苦，有时很晚才回到招待所休息。对各地办社过程中反映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农户自留地、入社群众生产资料的折价、山区和水乡的办社条件差异以及规模等，他要求大家认真整理和分析。邓老强调说，我们组织农民办社，不可贪多求快，不顾条件“大拨轰”，要伤及生产，回京后要认真总结，提出部里的建议。我要报送中央，见毛主席。

　　父亲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都很深了，邓老办完公务，父亲安排他休息。这时，邓老突然提出要看看父亲的调查小结。父亲不好意思地把没写完的几页递过去，邓老戴上老花镜，边看边拿笔指点。邓老对站在一旁的父亲说，调查报告需要“站得住脚、行得了路”的立论分析。我的想法是要锻炼你独力用脑，提高实际工作水平。邓老深情地说：“作农村调查报告，毛主席是我们的老师。”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老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

　　1955年6月，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上，邓老的“稳”与毛泽东的“快”产生了分歧，邓老被指责成“小脚

女人”。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召开，又进一步对邓老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之势波及全国，邓老和农工部的工作陷入困境。后来，邓老的肝病复发。那段时间，父亲在邓老身边照料，感受到邓老的内心苦闷。父亲曾提示邓老要往中央的主导意见上靠。邓老说。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道路我坚决拥护，问题是怎样走。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规模要切合农村小农经济的现实，照顾农民利益才有积极性。否则强迫办社，吓退农民，要饿饭，要吃大亏。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困难和问题。邓老对此非常焦虑。他抱着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又站出来努力探索解决的办法。他写信给毛泽东，主张保留自留地，又带人去河北徐水的农村考察，向中央报告，要从生产实际出发，实行“三定一奖”的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粮食生产抓起来。多年后，父亲到河南工作，还听到不少农村干部讲，当年的那点自留地，成了农民度荒生存的“救命地”。

　　风范长存，足以受用终身

　　从1950年至1959年，父亲与邓老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邓老的谆谆教诲、言传身教，让父亲终生难忘。

　　1959年，父亲要离开邓老到河南信阳工作。临行的前一天晚上，邓老把父亲叫到办公室，促膝长谈。从中原局、华中局、中南局直至中央农村工作部，一路说起。邓老勉励父亲，不要有思想包袱，下基层后要努力工作，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夜深了，父亲起身告辞，邓老拿出一本笔记本对父亲说：“你跟我这么多年，让你受累了，没有什么送你，这本笔记本给你，做个留念。”当父亲打开笔记本首页，映人眼帘的是邓老那俊朗的手迹：赠给鲁亚夫同志。此时，父亲的眼睛湿润了，这是邓老对父亲多年工作的信任和鼓励。父亲曾这样讲：邓老的一言一行，风范长存，足以受用终身。

　　父亲的一生平凡而坎坷。20世纪50年代末期，父亲因一起工作问题受到错误处理。在当时极左的政治高压下，任何申辩都是苍白的。此时，邓老也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党内受到激烈批判。因此，那时要解决父亲的问题几乎不可能。父亲每次去看望邓老或在交往的信函里，邓老都鼓励父亲不能消沉，要相信党组织，问题终究要澄清的。父亲长期服务农口，农业工作经验丰富，但到信阳后却被安排到工业局当局长，很明显是谨防中央农工部的“右倾流毒”再贻害地方。邓老对此颇有微词。1962年3月下旬，邓老率工作组赴南方农村调查，返京途中路过信阳，邓老打电话约见父亲，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他让父亲随其一道乘车到郑州。找到省委的主要领导，将父亲调入了农业厅。那时，邓老的政治处境很不好，但为了父亲的问题，他很是操心。邓老去世后，陈兰妈妈依然十分关注父亲的冤案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倾力找组织催办。1982年6月，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了却了陈兰妈妈的心愿。

　　今生无悔心相随

　　1972年3月，父亲到北京医院看望重病的邓老。“文革”期间，邓老遭受迫害，病榻上的邓老瘦骨嶙峋，身体十分虚弱。在陈兰妈妈的帮扶下，邓老硬撑着身体，仰靠在被子上，十分吃力地谈话，说的还是农业问题。谁料想，这次见面竟成为他们的永诀。

　　在这里需要说的是，1972年1月6日，陈毅同志病逝，陈兰妈妈以邓老的名义送了花圈，但并未将此事告诉他，所以陈兰妈妈特别叮嘱父亲，当着邓老的面不要讲陈老总辞世的事，以免他过度悲伤。早在抗战初期，邓老与陈毅就在一起，患难与共，感情甚笃。邓老这个称呼，就是在那时由陈毅带头喊起的。在新四军的众多领导干部中，邓子恢年龄比较大，又因他知识渊博，有兄长风范，所以大家都跟着陈毅尊称邓子恢为邓老。以后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种场合讨论有关问题，或是见到邓子恢时，也都亲切地尊称他为邓老。邓老与陈毅，是战友又是棋友。上世纪50年代，朱德、邓小平、陈毅、邓老、杨尚昆等中央领导经常利用星期日，相约到八达岭“摆棋局战场”。邓老与陈毅两人棋艺相当，但邓老爱悔棋，边下边吵，父亲在旁观战也笑起来。相比之下，朱德与邓小平对弈就平静许多，有一次，两人正杀得难解难分之时，旁边的几位工作人员插嘴指点，这时邓小平一句：“观棋无语!”大家顿时都安静下来。

　　1972年12月15日早晨，还在信阳罗山干校接受改造的父亲。忽然从广播中听到邓子恢追悼会在北京举行的消息。父亲悲痛长叹，马上决定前往北京。在邓老子女陪同下，父亲和陈兰妈妈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在骨灰堂一室，在镶嵌着邓老遗像的骨灰盒前，父亲敬献了花篮，向这位敬爱的师长、追随一生的领路人深深地三鞠躬。

　　如今，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已经证明，邓老是中国农村改革勇敢的开拓者和无畏的探索者，是我党杰出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的领导人。他从闽西暴动的大山中走来，他的命运注定要与中国亿万农民和广袤的土地结缘。父亲常说：“邓老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为中央的‘三农’决策提供了大量务实可行的政策依据和意见、建议，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今生无悔心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