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倡导"包容性增长"

　　9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通篇核心词语是“包容性增长”。 　　这一提法无疑为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所关注的问题指出了一个解决的方向。蔡继明刚从一个农村调研回到北京,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发现:城乡二元结构正在扩大而非消除。 　　他用“城乡之间的不包容性”来分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不能同权、同价,导致发展中出现了更多问题。而类似因“不包容”引发的问题也已经或正在发生于中国社会诸多领域。 　　 　　个体平等发展 　　 　　包容性增长,贵在包容、旨在增长。经历了金融危机重创的国际社会,目前最头疼的恐怕就是下一步如何增长,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在此次高级别会议上重点诠释该理念,显然对与会各国乃至世界都不啻为一种深刻启发。 　　其实,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不全新,它由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于2007年最早提出,并被界定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 　　世界银行网站、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埃琳娜(Elena Ianchovichina)和苏珊娜(Susanna Lundstrom)不久前曾就包容性增长话题接受联合专访,她们指出这一发展战略特别关注的是个人与企业发展机会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for individuals and firms)。她们尤其强调了该理念中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的同步性而非偏重一方。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张荣鑫认为,“包容性增长”战略所期望实现的平等是多维的,具体表现为获得机会的平等、获得公共品以及服务的平等以及社会安全网保障等方面的平等。 　　胡锦涛在上述致辞中强调,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一系列“公平”的提法值得称道。它们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执政思路的进一步具体化;另一方面也是直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现实问题的结果。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一直致力于研究工资问题的学者刘植荣认为,包容性增长在中国的实现,首先要实现同工同酬,这样才能实现分配公平。但是实现同工同酬的前提是劳动者权利的平等。 　　要实现增长,永恒不变的主体是人,也就是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一再强调的“劳动者”。早在上世纪中期,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就在他著名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其实,刘易斯在这里的核心只有一句:给不同的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和自由权利。 　　 　　包容而非排他 　　 　　蔡继明认为他所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实际存在的状况,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全社会成员共享成果”。 　　而现实尚有较大距离。他所关注的“城乡二元结构扩大”包含近年来屡见不鲜的暴力拆迁、强行拆迁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事件当中,因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边界模糊,持有公权力的地方政府和被拆迁者的权利形成对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刚刚召开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专家座谈会。蔡继明认为,此前公布的草案虽然缩小了强行征收土地的权力范围,但是仍旧有“霸王条款”存在。 　　类似的对抗存在于诸多领域。除了刘植荣所关注的工资领域,还有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等领域。 　　蔡继明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不同生存状态。“国有企业动辄就以垄断为由,排斥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并非所有行业都有垄断必要”,他认为,这种垄断本身所形成的排他性,严重影响了不同经济主体的发展和竞争。 　　除了国内的政策调整和应对,胡锦涛还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就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包容性增长无疑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智慧。近来美国再度提出人民币升值要求,日本升级钓鱼岛摩擦⋯⋯种种问题对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中国也构成压力和考验,此番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这一理念,无疑是负责任的,也恰逢其时。 　　 　　消除偏见 “惠及所有” 　　 　　在上述致辞中,胡锦涛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显然,这是面向国内也指向世界的一个承诺和倡议。“惠及所有”是负责任的,也是值得期待的战略目标,当然也任重道远,毕竟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存在考验着中国政府践行这一战略的能力和智慧。 　　“惠及所有”最困难的是惠及穷人。世界银行上述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建立起投资、就业和可持续增长的大气候,以及投资于穷人并帮助他们参与到社会发展中去,从而减缓贫穷所带来的问题。 　　事实上,这一解释是在过去世界银行所提“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以及“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理念的进一步完善。 　　根据张荣鑫的分析,在以往理念支配下的中国扶贫政策造成了贫困人口的被动性,这些政策除了将贫困者基本排除出决策过程,因而难以考虑贫困者的利益诉求和实际需要之外,还忽略了贫困者贫困的根源在于其能力和权利的贫困。而包容性增长恰恰凭着对他们的接纳,实现了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增长过程中去的目的。 　　张荣鑫撰文认为,“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 　　他认为,“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机会平等强调贫困人口应享有与他人一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在参与经济增长、为增长做出贡献、并在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方面不会面临能力的缺失、体制的障碍以及社会的歧视。 　　刘易斯也在他的上述著作当中提及,利用机会的前提是消除偏见,因为人除了物质财富之外还珍视其他事物。“他们还抱有偏见,阻挡他们去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要是不抱偏见的话,他们是会利用这些机会的。”显然,消除偏见乃至歧视是政府应该致力做的事情。 　　张荣鑫认为,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个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所有人努力做大蛋糕,所有人平等分享蛋糕”,蔡继明认为这就是包容性增长的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