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老夫 节选）

2008年05月30日 星期五 下午 04:28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

……

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

在我9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轱辘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3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3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3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

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

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

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

……

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8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李南央的丈夫）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

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94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4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4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94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4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4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 ……（五年后母女的第一次见面）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势不好……就赶紧接过话题：“这个孩子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不管长辈还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问题要平等讨论。”

这下彻底坏了事，我妈一下子窜了起来：“我怎么不平等了？我怎么不平等了！”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尽量平静和缓地说：“你看，你现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气嘛。”

我妈几十年集聚在心中对李锐无从发泄的怒火就在这一刹那迸发了。她一个箭步冲过来，提起我的衣领：

“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

我知道是到“滚”的时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赶紧叫孩子：“忙忙，快去拿书包、大衣，我们走！”

可是已经来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发作了。她扯着我往门厅拽，门厅那边是厨房，我的直觉是她要拿菜刀砍人。我拼尽全力挣脱着……老太太疯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两只拳头向我的头上冰雹般地砸下来，我根本无法抓住她的手。十几年前发生的事又重现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妈妈骑在身上，揪住头发往坚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当时感觉自己是要被撞死了。……这时我妈已将我撕扯到另一间屋子，把我压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来。她的两只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里射出一种饿狼扑到猎物身上时要把对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疯狂。手则象狼爪，向我的脸遮挡不住的部位扑抓过来。

女儿放声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过去，边打，边哭，边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

老太太怒火中烧，回过头来用拳头向女儿头上敲去。

我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搂在怀里：“你怎么可以打孩子呀？！”“妈妈，你怎么一辈子就不能平等地对待我们呀？”

我哭了，因为两个手护着孩子，没法保护自己，任凭妈妈在我的脸上乱抓，在头上乱打。心里涌起一种深深的悲哀，不是为自己，是为妈妈。

……我们离开了那个宿舍大院，很远了，还能听到妈妈歇斯底里的叫声。远了，远了，听不见了……来到大街口，女儿看着我的脸，哭着说：“妈妈，你的脸上都是血，我给你擦擦吧。”我这才觉得疼，脸疼、嘴疼得张不开，头上肿得不能碰。女儿搂着我：“妈妈，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呀？” ……第二天早上洗脸，毛巾不敢碰脸。去办公事，打开图纸，图纸上作的记号是什么意思、自己要说什么，一丁点儿也想不起来，一下子傻了。才知道自己的脑子是被打坏了。心里明白，这辈子是不会再去看妈妈了。这母女情算是再也无法维系了。

我后来问过哥哥，我妈打了我一顿后第二天有没有后悔的意思。我哥说，第二天只听我妈抱怨手疼，说作了好几天的腊疗刚好一些，这下又搞糟了。我妈有严重的关节炎，那年写信说要一种可以撑住胳臂的手杖，我赶紧照办。美国医药用品商店的态度是绝对的好，告诉我，那种手杖对老人不好，建议我买一种轻铝合金带四个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邮寄手杖的同时，还特意买了一种广告上介绍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说不粘锅也在用。这就是典型的我妈，“美国狗”要骂，“美国狗”的东西还是得要。

……1991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25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

如果那一顿打能化解一些我妈心里的痛苦，能时时回味觉得利用了那次机会，把恨的信息传递了给李锐，而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那顿打我受得过。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希望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有些快乐，既或这个快乐是建立在我肉体的痛苦上，也无甚妨碍。

范元甄　女，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1921年4月出生。1936年7月参加革命。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范元甄同志1934年投身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1936年7月参加了筹组武汉学联的工作。同年12月参加筹组武汉“民先”工作，并当选为宣传干事。1937年12月参加筹组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并任总团宣传部副部长、汉口区团部训练部部长。1938年秋，转入周恩来副主席领导的政治部下属第三厅抗敌演剧九队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2月在重庆任党报《新华时报》记者，南方局妇委委员。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1951年任湖南省工业厅主任秘书。1954年任航空工业总局特设处处长。1959年任国营二三二厂总工程师。1962年任航空工业总局总技术处处长。1979年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局顾问。1982年6月离职休养。现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