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脚步中

在时代的脚步中

作者：邢小群

来源：《视野》2013年第06期

我今年刚退休。回想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涯，有很多感慨。

我是80年代初登上大学讲台的，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年代。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桥头堡不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而在文学。历史转型大幕拉开之初，一批作家凭着敏锐的感知先行一步，大胆闯入一个又一个政治、历史禁区，接二连三地用作品提出新的社会问题。这个大背景，给我的当代文学课堂带来了旋风式的推动力。

初上讲台几乎和朦胧诗的争议同步。那时，一旦读到好的诗，不等文坛有评论，我已经拿到课上，比如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等。我与学生年龄相差不多，太能产生共鸣。不管理解得深浅，拿来一读，课堂上便兴奋不已。还有小说、戏剧，出来一部轰动的作品，师生都会共同沉浸在阅读的亢奋之中，课上课下有着共同的话题。即便争论，也是那么平等、亲切而有兴致。学生赵勇，在作业中评论《黑骏马》，我感觉他有独到的见解，建议他给报刊投稿，还写了推荐信。他虽没用此信，在一家刊物也命中了。从此，他自信发表文章并不神秘，也体会到创见的乐趣。他后来对我说，这次投稿决定了他的一生取向。他现在是北师大教授，在文坛相当活跃。

当时，我工资菲薄，养家糊口所剩无几，却是一生中自费买书最多的一段时期，比如新出的《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等。新书在图书馆、资料室上架太晚，且未必有。读这类书，我如饥似渴，不光是为了给教学充电，更是让精神世界获得一次洗礼。那确实是一生中教学相长最愉快、最充实的时光。

90年代末，我进入另一所大学教书。就学校本身的层次而言，新的学校地处北京，又是提前录取，相对来说，生源质量应当更高，但我却感到了迷茫。大学应当是追求新知、探索科学的园地，实际上精神性的追求渐行渐远。实用理性已居于主导地位，价值理性被挤到边缘。周围虽不乏坚守80年代精神的同事，但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校园的风气也不得不随波逐流。当权力和金钱成为学生和家长的期望目标时，连人文学科的存在是否必要都成了问题。我所在的中文系，新生较少是第一志愿，多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而来。如还想重温80年代的旧梦，面对的是巨大的错位。在某些学生的眼里，我甚至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

有一次我将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拿到课堂上与学生讨论。一个学生说：“我知道王小波这篇文章的意思，他想说人在社会中受到的限制越少越好，那些总想设置别人生活的人应该少一些。其实，不受限制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说这些没有用。最近我读了戴煌的《九死一生》，戴煌的倒霉是他自己找的，他不说那些话，不提那些意见，也不会有那样的下场。”这位学生还不满20岁，戴煌是他的祖辈，王小波是他的父辈。上两代人给他们留下这样的人生教训，真让我无言以对。我和戴煌先生很熟。50年代，他未满而立之年，已是新华社驻越

南的首席记者，胡志明待他为上宾。回国后组织上又送他学外语，进一步深造。放到今天，要让多少青年羡慕不已。但他面对初露端倪的腐败不愿意闭上自己的眼睛，直言批评神化与特权，以言获罪，险些丢了性命。如果仅仅权衡个人得失，的确太吃亏了。

我们今天比四五十年前多了一点表达权，正是一批又一批戴煌式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结果。我不能要求青年学生都像戴煌那样奋不顾身，但是希望人们对那种人生追求保持必要的敬意并不过分。当学生时就已将混世视为最佳的人生哲学，那我们可能永远走不出中世纪。我没有责怪学生的意思，学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看法，是因为生活中谎言确实能带来实惠，面具还是安全的必需品。80年代学生嫌老师保守，现在学生嫌老师激进，我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定位。

由于文学创作主流的精神日趋矮化，如何让自己的讲坛保持活力？我思考再三，决定立足于公民教育，开设一门名为“大学人文”的选修课。人文虽然也沾了一个“文”字，内涵却比文学广阔太多，几乎涉及当代生活的一切价值焦点。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个人与国家、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怎样定位？我们被遮蔽了哪些历史，我们要重建什么记忆？我有重点地选择这些问题与学生切磋。当学生明白了这门课的真正内涵后，选修的越来越多，让我着实高兴了一番。学生在作业中反馈：“„大学人文‟这门课，犹如推开了一扇从未推开过的窗户，使我呼吸到了一股从未呼吸过的空气，感触很多，让我体会到民主自由才是公民生活安宁和谐的起点。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也许要几代人努力，但如果需要，我愿意随时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奉献自己的青春。”有同学说：“老师说„要活得明白‟，使我们开始审视原来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东西。这门课还使我们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世界，看待其他地区和民族文化。”还有人说：“这门课教会了我：要有自己的思想，要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不轻易否定，不盲目跟从。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不能算是精英教育，它的门槛儿在降低，它更需要一种人文的滋养，去抵消功利世俗与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门课我一直讲到退休，越到后来，选修的学生越少了。现在，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于他们，谋生和发展的难题很实，公民社会的理想很虚。就算我努着劲儿把课堂营造成理想国，一下课他们还要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钱理群先生悲哀地预言：“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一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如果真是这样，我能在高校生涯的最后一程逆流而上，和风车搏斗一回，倒成了一种幸运！ （张小山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