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管理类毕业论文
关键词:
当代企业家 历史地位 官商结合 政治环境 法律环境 舆论环境 市场环境 苏浙比较 调查问卷 改善环境 面临问题 机制改革
中国当代企业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浅议中国当代企业家成长环境
近年来,中国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与发展受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加入WTO后更广泛、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提高企业家素质,发展壮大企业家队伍。然而在笔者看来,企业家队伍的发展壮大的关键不在于企业家个人素质的高低,而在于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因为成长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地提出特定社会对企业家的要求,而企业家具备的素质就是社会要求的综合反映。
要分析中国当代企业家们成长环境,还必须从他们的先辈们的生长环境谈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从近代以来的三代企业家们的生存环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首先是中国商人的历史地位。中国的商人从其产生之日开始,就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和奇特的境界之中:在政府那里,商人始终处于受贬抑的地位;而商人与政府官吏个人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关系。因此“官商结合”成为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明白的生活常识。 一方面,社会生活离不开商人,“无商不通货财”,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离不开商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人们很清楚地知道商人所具有的优势:“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另一方面,对于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封建社会来说,“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理想、追求秩序稳定的封建王朝,自秦汉以来,都将“重农抑商”做为基本政策沿袭下来。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低下。即使是孙中山先生与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能够被称为企业家的商人出现在民国时期,那个时候他们被人们称为实业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由于政治控制力的削弱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部分商人联合成一股不容轻视的社会力量,他们
对地方的治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据统计,1912年全国共有华商商会794个,而1919年5月刊行的统计则表明全国华商商会实存数已增至1,238个,其中总商会55个。1922年,各地银行公会会员101家,他们互通声气,彼此呼应,经常采取协调行动,既活跃于政治舞台,也活跃于经济舞台。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政治和社会原因,企业家一词逐渐淡出人们的脑海。直到七十年代末期,随着私营经济的复出,有关企业家的话题才被重新提起。在这个时期内,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对企业家的成长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有调查结果表示,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其经营业主都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私营企业主交往的社会关系中,干部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有28.2%任科级以上干部,乡镇负责人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今天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同政府、国营企业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因此,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刻意织造一张社会关系网络,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撑体系,其中干部是核心,科技人员也是必不可少的联系对象。这张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与中国社会在传统上就重视人际关系网络有关,而且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密切联系。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进行了将近20年,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机会,例如在经营开发土地、房地产,向银行借贷资金等方面的机会受到种种限制,私营企业的经营还远远没有达到有自我保证的程度。在这种状况下,私营企业主希望通过这张社会关系网络,采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获得一些机会和一些社会资源。因为在目前这种缺乏法律规范保障的市场上,这些民营企业如果真是通过市场获得原材料、技术、设备和资金,恐怕遑论发展,维持下去都属不易。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在承担着现阶段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主要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由于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它早己不仅仅只是一种有经济意义的资源,而是一种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资源。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企业经理们,无论是身在国营企业,还是身在乡镇企业,没有一个人不明白非正式社会关系在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官商结合更有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许多企业家,不仅是国企也包括私企的,都在政府中担任一定的职务。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政治环境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环境的关键。而从整体上看企业家成长环境包括经济体制、法律环境、政策环境、社会舆论、文化环境与市场环境等六个主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看,企业家成长的政策环境是宽松的,党中央的政策非常明确,但落实起来很困难,各地存在很大的差距。法制环境不好,因为没有明确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刑法和民
法没有明确的修改,而且在现有法律上的执行力也不一样,人身安全和名誉权得不到保证。
最不好的是舆论环境,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企业家尤其是那些新生的民营企业家和农民企业家们给搞坏了。而且舆论有一种浮躁轻浮的宣传,要不就捧,把企业家捧得一塌糊涂;要不就打,把企业家贬得一塌糊涂,很不负责任。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家,动不动就是“问题富豪”,把富豪和问题连在一块,总觉得民营企业家官商勾结、假冒伪劣,这都是对民营企业家有意无意的伤害。人们对有成就的企业家只是尊重乃至崇拜,只看到了他们风光和辉煌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几乎都是在一种人为的制度“逆境”中摸爬滚打出来,很多民营企业家是在付出高昂的权力租后才完成原始积累,他们洞悉体制内的弊端所在,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不透明的市场环境下,他们的心态肯定不平衡。即使那些被树为“典型”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其自我成就感也是十分有限的。而对于这一点,多数人并不理解。其实,一个出色的企业家比一般的劳动者所承担的风险要多得多,承担的压力也要大得多,他们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现在不仅得不到尊重,而且连起码的理解都没有。党政领导对企业家的要求也不实事求是,有的甚至用党政干部的标准来看待和要求企业家,这根本不符合逻辑。甚至有人形容民营企业家的处境是:一只扛着财富的“小小鸟”,一不小心就成了“猎人的目标”。在这种环境下,怕出名,怕露富,怕被别人所关注,成为很多企业家普遍存在的“三怕”心态。具体表现是,企业害怕政府表彰,拒绝媒体采访,用一个颇有名气的企业厂长的话来说,就是少说话,多干事。在许多场合,这些企业家大多远离公众,远离媒体。
从市场环境看来,中国市场环境可以概括为:
大:地域辽阔;前景巨大赚钱的天堂。
变:发展快;变化快;政策多变;法规不健全。
乱: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侵权严重展常怪事多信誉(商业伦理)严重缺乏。 燥:短期导向;大起大落;过度竞争。
异:区域差异;体制差异;行业差异;营销水平差异;世代差异都很显著。 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守口政府都呈现出不成熟的市场表现。例如。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特别高、缺乏权益意识以及迷信广告;企业家的官场情结、短期行为和过度的价格战;政府迷恋对企业的权力、地方保护及随意阐释或改变市场游
戏规则。企业行为深受政府行为的约束和牵制政府行为有时又为权力利益甚至腐败所左右,使整个市场变得更加复杂和不规范。
另外,各种因素的综合形成的区域环境的不利也是影响企业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城市和经济发展都令人瞩目,然而缺乏知名的企业家。究其原因:其一是上海缺乏著名企业家成长的文化传统。上海传统文化有含蓄、内敛的特点,上海人聪明,但不精明,有中庸、稳重的实干精神,却缺少敢冒风险的闯劲。这种文化传统促成了上海高级“白领”辈出,著名“首领”鲜见的状况。其二是上海缺乏善待企业家的宽容的社会环境。社会不理解企业家的创新,不能宽容地对待企业家的失误,禁锢了企业家开拓创新的精神;新闻媒体对企业家宣传乏力,社会公众和企业员工对宣传企业家不太理解,不感兴趣,也束缚了企业家的作为。其三是上海尚未形成有利于著名企业家成长的制度。上海国有企业家中,政府职能强大,企业过分依赖政府,呈现“强政府,弱企业”的状况。一方面,企业领导由政府任命,有一定的任期,政府官员常常安排到企业当领导,优秀的企业领导往往调任政府官员,“企业家”的价值等同于政府官员的价值,企业领导对政府的“责任心”强过做企业家的“事业心”,造成奋斗目标的错位;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政府过多过问企业的行为,近几年实行政企分开,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惯性作用仍然很大,企业家的自然生长环境受到压制。其四是上海企业家自身缺乏成为领军人物的意识和素质。上海企业家少了一些勇冒风险、敢立潮头的自信和魄力,正视失败、锐意进取的顽强斗志和求知求新的与时俱进精神。
另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映环境对企业家的巨大影响的例子是苏浙地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差别.这是经济学者们今年来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在此笔者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以此来证明企业家成长环境的重要性。
1.首先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言苏南要比温州优越得多。一个是平原水乡,历代粮仓,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一个是临海山区,农业基础十分薄弱,人地比例高,粮食缺口大,交通不便。温台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是被逼出来的,多数人出身很苦,历尽坎坷,甚至经受过极限状态下的生存锻炼,苏南物产丰富,但长期以来赋税苛重,民众便在富庶而高压的天堂形成了委婉隐忍的性格。这一地区农本思想、农战观念源远流长,人们普遍有较强的本土意识,视出门在外为畏途。温台人几乎没有什么本业(即农业)观念,相反,视做生意为正途。他们愿意长期出门在外,也从而普遍善于捕捉机会,察言观色。苏南企业家擅长的是“软功”、“内功”,而温台企业家擅长“硬功”、“外功”。
2.苏浙地区的文化传统、舆论氛围,价值观念上有许多微妙的差异。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吴文化有利于工厂制度的产生,因为工厂内部管理离不开合作与秩序。永嘉文化则更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自转制以来,苏南经营较好的乡镇企业普遍存在集体股太大,经营者买不起,企业改不动的问题,而浙江人却果断地以“创业股”的设立解决了转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企业家地位迅速合法化;苏南农村企业产权模糊,企业家收入不明确。平均主义盛行,个人的创造价值难以确认,且迫于舆论也不敢露富。美国《福布斯》杂志上一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中国大陆最富有的50人中,作为大陆经济最发达最富有地区之一的江苏,竟无一人入选。 苏南多管理型的企业家、政治型的企业家,而温州多战略型的企业家和技术型的企业家。正所谓“吴中多管家”、“绍兴出师爷”。苏南地区过分注重等级制度和现有秩序,以制度为本,较容易形成企业传统,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渐渐显示出制度之美,但却缺乏管理创新;而温州人较少受到传统制度的约束,善于不断超越自我,进行管理创新、思维创新,直接与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接轨。
3.苏南与浙温有不同的工商业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中,苏商是实力强大的近代新式商帮。以张骞、荣德生等为代表,苏商是清末以来实业救国的一支劲旅。可以说,苏南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家和产业工人的诞生地。这个基础是国内任何其它地区所不可比拟的;温台地区没有什么近代意义的实业基础,甚至新中国之后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国有企业和大项目。苏南近代民族资本家既受外国资本倾轧,又受官僚资本欺压。历史上的苏商基本都有一种自知之明,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也因此才避免了因政治风云变幻而大起大落。但是,这种特点在经历问个之后又转向另一极端,苏南乡镇企业家(干部、准官员)曾十分善于树典型,跟形势,喊口号,好大喜功。这甚至已经成了苏南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温台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而苏南的普通百姓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柔顺到近乎奴性的意识。
4.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起点不一样。苏南农村工业比温台早出现近10年,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带有那个时期的特征,与旧体制有紧密的关联度。苏南企业家们不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温台企业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多数游离在旧体制之外,“民营性”强,旧体制的包袱轻,也更符合古典市场经济发育的内在规律。温台企业家们越是市场化程度高,越是如鱼得水。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政治待遇曾十分悬殊。苏南企业家基本都能得到体制内的保护,而且只要产值达到几千万或上亿元,就可农转非,可到不同级别的党政部门兼职、挂名。苏南企业家政治资源多,风险小。 “市场”的本领和意识就比温台企业家要弱①1见《南方周末》2000年11月16日
一点;温台企业家有着极强的配置和组合资源的本领,几乎带有狂想色彩。在融资方式上,温台企业家善用民间资金市场,也产生了一批民间金融家;苏南则由社区政府出面搞贷款或搞拆借、集资。
5.两地在企业家生成的体制环境和体制传统上也存在许多差异。曾经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其内核其实是已被现代市场经济所抛弃了的“社区政府公司主
义”。苏南模式的本质特征:政府推动。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 在温台,大多数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者,这种企业制度之下,企业家风险过大,抑制了企业家的快速长大,但企业家生成的门槛低,后备人才多,且由于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风险与激励紧密相连,经营中的灵活度更高。温台企业社区性没有苏南强,许多企业长大后搬迁异地,生产厂遍布全国,导致本地经济空心化、食利化;而这一情况在苏南是不存在的。苏南的情况恰是本土情结太重,惧外,排外,企业利益服从社区利益。企业家们普遍都有社区建设的任务和压力。
6.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蕴和体制环境,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有坐商与行商之别。温州模式在温州之外。温台人遍布海内外的角角落落,欧陆各国城市几乎都能见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台人。在温台人看来,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买方市场”的说辞,本地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地去,国内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国去。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十分庞杂,,没有固定行业,没有固定地方, 温台企业家组合生产力要素的本领简直达到了企业与市场没有边界的程度。温台人最早在国内实行营销代理制。温台地产品就是靠早年出门在外的一些手艺人来代理推向海内外市场。也因为温台企业多属“市场导入型”,企业内部多数是老总主外,副总主内。而苏南企业“产品导入型”居多,一般是老总主内,副总主外。
7.在治安状况等社会环境上,苏南明显好于温台。这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社会条件。在东北、西北、华南、华中地区,敲诈劫掠民营企业及企业家个人财产的事时有所闻,给投资环境带来灾害性影响,而在财富、人口均相对集中的苏南则比较少见.从另一方面看,民风民俗也会影响到企业家行为方式选择。很多人在发了财后,确实暴露出很多恶劣的个人品行,如吃喝嫖赌。在这一点上苏浙二地也各有其特点,而且也是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苏南企业家往往都是社区领袖,不仅受体制内的约束,也比较注意公众的道德认同及自身形象;但在温台不会因为企业家一个方面犯了错误,就把他一锅端了。
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成长环境中,法律和政治环境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两个环境从一开始就是不完善的。《2002·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的
结果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对企业家队伍成长环境所涉及的包括经济体制、法律环境、政策环境、社会舆论、文化环境与市场环境等六个主要方面总体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对各个指标的评价存在差异,其中认为法律环境“不利”(26.4%)要高于“有利”(24.3%)。此外还有27.1%-57.6%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成长环境“一般”。2这反映出我们的法制环境、政府行为等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企业家往往被大量难以预测的短期事件所左右,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法制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调查还显示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经营者教育培训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个人学习进修情况”的满意程度不是很高,这也的确反映了我国现在管理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管理教育培训师资等条件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家队伍成长的需要;另一方面,目前的教育培训市场非常混乱,各种具备和不具备条件的机构都在从事教育培训,甚至出现在一个城市中能看到100多个MBA项目广告的情况。
另外,传统陈旧的思维方式也阻碍着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帝王之术”、“自全之道”都是影响企业家成长的不利因素。官本位思想使得一些企业家以一种搞政治的思维模式来办企业;讲求对下属实现控制的帝王之术使得一些企业中“庸才”、“奴才”反而容易得到重用,难以真正实现唯才是举;自全之道则使得部分企业家满足于现状,难以实现更大的突破。此外,各项制度的不健全也是企业家成长环境中的不利因素。约有75%的被调查者是通过组织任命或者是组织任命与市场结合的方式产生的,而对这种方式表示不满的调查者占到总数的75%左右。企业经营者成长机制也是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了,企业家队伍仍然不够理想,其基本的问题在于机制。过去人们曾推崇过专家治厂、能人治厂,一个好产品或者一个好厂长能够救活一个企业,这是事实,但这并没有从机制上解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只有建立了好的机制,企业才能真正发展,企业家才能真正成长。另外,从调查数据看,企业经营者还期待采用更能体现企业家个人价值与贡献的现代薪酬制度。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最有效的激励因素是“与业绩挂钩的高收入”,最受推崇的收入方式是“年薪制”。但是从总体上看,企业经营者对激励机制的满意程度较低,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分别占31.3%和6.8%。
从调查结果看来,中国当代企业家的成长环境急需改善。这种改善首先是法律上的健全私有财产保护方面的有关法规,此外还需要改进企业家成长的政策.然而对于企业家的成长政策,今日改之,明日善之,也不是个办法。能为企业家②源自 http://www.qzcc.org/news/shownews.asp?ID=716,2005.3.5访问
的成长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社会环境才是最为重要的。当前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国有资产量化问题。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激励制度,尤其是以股权奖励和股权购买的激励机制的建立,在实践操作中很难回避国有资产的量化问题。也就是说在净资产的增值中划出一小部分来,作为这些企业家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历史贡献的股权奖励。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对企业发展有利,对国有资产增值有利,对建立企业家制度有利。因此,这种量化应当得到承认和鼓励,并使之规范化。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政策与制度的安排。并且,现有的某些政策规定不允许这样做,在国有资产量化问题上存在某些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似乎这是个“禁区”,是踏不得的。我认为,不能够简单地反对国有资产量化问题,我们要反对的是那些采取某些不正当手段,没有对国有资产增值做出贡献却无条件量化国有资产的错误作法。我们要允许的是对企业做出贡献、在贡献当中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对企业家历史贡献的补偿
谁投资谁所有的问题。谁投资、谁所有是市场经济的一条原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对“投资”作传统的、片面的理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既包含货币投资者,也包含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资,并且人力资本的投资越来越有明显作用。要全面地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对谁投资、谁所有做出与时俱进的科学解释。至今为止,我们的一些政策规定仍旧把“投资”与货币投资划等号,否认管理、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资产增值中的作用,对建立企业家制度是很不利的,并且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管理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执行问题。党的十五大就提出鼓励管理、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然而我们并未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有些地方和企业依据十五大的这个精神所作的实践探索,还受到某些不公正的批评,有的企业家为此还出了问题。十六大报告再次非常明确的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六大报告比十五大报告又前进了一大步,不仅要鼓励,而且把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作为原则确定下来。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尽快按照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出台相关的政策规定,同时允许地方和企业依据十六大精神进行改革探索。
企业家持股的相关融资政策。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相关的规定和法律不允许企业为经营者和职工持股担保贷款,有的还指责经营者和职工个人出钱购买本企业股份。应当清楚,经营者持股和职工持股是一种风险投资,它的目的是使经营者和职工与企业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为此,要从多方面为建立企业家的股权激励制度创造条件,尤其是与此相关的融资政策规定。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实
践操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的各种扭曲的、甚至是错误的作法。
公司法的修改。由于我国的公司法基本是现金实付制,某些规定不尽合理,无论是资本实缴制,还是公司担保等规定,都对企业家制度创新有重要影响。建议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并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对公司法做出某些重要修改。此外,还应当修改完善证券、税收、金融等相关法律规定,以为实现企业家的价值提供法律保障和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制度上说,要加快企业经营者环境的建设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机制的建设:
1、企业家的形成机制。企业家是一种能力和素质的概括,识别风险、敢冒风险、不断创新是企业家能力和素质的主要反映。这样一种能力和素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行政任命实现的。无论是作为所有者的企业家如民私营企业家,还是业已形成的一批职业企业家,都是在市场中形成的。因此,应当尽快改变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的行政任命制,为建立以市场为主的企业家形成机制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要加快培育企业经营者的人才市场,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库,打破人才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局面,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积极推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业化、社会化。要建立科学的培训体系,在理论、实践、思想道德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进行系统的培训。
2、企业的创始人机制。在西方的企业制度里,创始人是个相当高的荣誉,而且是个永久的荣誉。创始人就是企业的开创者、代表者和奠基者。目前,我国的企业制度对此还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也不承认创始人的价值,更谈不上创始人的价值实现。改革2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的创业型企业家扮演了创始人的角色,他们大都是白手起家型或二次创业型的企业家。创业型企业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第一批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开拓者,是企业财富大幅增长的杰出贡献者,也是企业制度创新和企业文化形成的主要推动者。承认创始人,实现创始人的价值,对企业的发展,对企业家群体的形成,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3、企业家的风险与创新机制。敢冒风险和不断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质特征。要扩大企业家群体就必须建立风险与创新机制,鼓励企业家不断地创新和冒险,形成企业家勇于开拓、大胆决策的创新机制和环境,促进创新和创业的管理人才充分涌流。这样才使企业家有了生长之水、生长之源。
4、企业家的控制权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制度安排有了两个
重要转变:一是企业由原来的单一货币所有者向货币所有者、企业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共同体的转变。企业不再是单一的货币投资者的企业,而是共同利益者的企业,包括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的企业。二是企业由原来的货币所有者为主导向企业家为主导的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现代企业制度强调的是企业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在这种制度结构中,再有其它的机制相配合,才能够解决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企业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实行独立董事制度等是难以达到政策设计者的目的。
5、企业家的激励机制。我们强调的企业家激励机制不是简单的工资加奖金的激励制度,而是以股权为主的企业家激励制度。这个制度安排,可以在两个方面起到作用:第一,企业家需要的是以股权为主的激励机制,这是风险机制对激励机制的要求。第二,以股权为主的激励机制是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制度基础,由此才能使企业家长期的和企业联系在一起。
6、企业家的市场评价机制。企业家的价值是由市场评定的,并且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实现的。当前,适应企业家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应当积极发展和规范企业家评价的市场中介组织。为此,要尽快出台有关企业家评价机构的相关规定,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作价出资及管理要素如何参与分配做出具体的规定。
7、企业家的信用机制。企业家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的标志,没有信用的人,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面临相当严峻的形势,在此背景下,企业家在我国信用制度建设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为此,要建立和完善企业家的资信评估和资信约束机制。
8、企业家的监督约束机制。在以企业家为主导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更需要加强对企业家的监督和约束,来自内部的、外部的监督和约束。在建立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需要借鉴美国的CEO制度,也需要借鉴德国的监事会制度、日本的员工参与机制等。
9、企业家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企业家的财产保护问题,二是企业家的安全保障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企业家私有财产权以及社会安全等问题,都是企业家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切实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才会形成企业家放手干事业、干成事业的社会环境。
最后,改善企业家的成长环境,不仅是政府的问题,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为企业家的成长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鼓励,支持企业家的发展。避免“红眼病”
现象的出现。只有政府和民众给企业家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企业家队伍才会发展壮大,企业家素质也自然提高。惟有这样,中国企业才真正具备现代企业的素质,才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作者签名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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