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讲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第二十九讲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魏晋时，它吸收老、庄，形成玄学；宋明时，又吸收佛学，形成理学，等等。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它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超出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其基本精神和特点没有改变，也没有发生过危机。

在长期封建社会历史上，汉民族曾经历过几次严重的民族危机，例如，蒙古族推翻南宋政权，建立元朝；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民族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但是，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文化危机感。以明清之际来说，当时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清朝初年，站在汉民族立场上，认为明清间的鼎革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他们并且从文化上探寻明朝灭亡的原因，指出明朝实际上是亡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理学末流，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对儒家文化产生危机感。相反，他们认为，明末之所以学风空疏，是因为丧失了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要纠正这种弊端，只要恢复经世致用的精神就可以了。这就是说，他们对于儒家文化仍然笃信不疑，认为文化方面出现的问题，总可以在传统文化的范围中调整解决。

儒家文化的这种稳定性，源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在鸦片战争以前，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没有受到过有力的冲击，更没有从内部

发生动摇，因此作为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反映的传统文化就不会发生危机。

鸦片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

爆发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同于以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已经在世界上建立起宠大的殖民主义体系，鸦片战争就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一次殖民主义战争。由此而引起的中华民族的危机是极为深刻的：中华民族不仅遇到了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亡天下”的民族危机，而且遇到了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体的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文化的危机。

从广义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危机。 从鸦片战争开始，“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向“坚持农业和官僚政治的中国”发起全面挑战。就形式来说，有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而所有这些形式的挑战实际上都包含着西方的价值观向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的挑战，由此就引起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也就是传统文化的危机。

出现了危机，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已不可能按照原来的轨道来进行，因为客观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逐步遭到破坏，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也随之发生动摇。而作为封建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反转过来为之服务的传统文化，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和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这就迫使传统文化不能不革新，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新的经济成分即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逐渐发展和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不断成长的新形势，这样，传统文化就向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方向转化了。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西方

文化也随之涌入。西方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它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出即野蛮又先进的双重性格。当这种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时，就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弱点和弊端，这就迫使传统文化不能不向西方文化学习，因为按照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总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学习。于是，中国文化就开始摆脱以往的隔绝状态而走向世界了。

因此，可以说，鸦片战争所引起的文化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重要契机。

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

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认识，正规地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了解得极少。以林则徐为例，他在奉旨到广州查禁鸦片时，连英国、美国的地理位置都不清楚。他还沿袭以往的谬说，认为西方“夷人”习惯吃牛羊肉磨的肉粉，必须饮服中国的茶和大黄来“消食”。林则徐是一位著名的讲求经世致用的封疆大吏，但是，作为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泱泱大国的封疆大吏，他（以及他的同僚和道光皇帝）所关注的只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及边疆事务，而不关心、似乎也没有必要关心遥远的外国事物。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不同了，因为这场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并成为其附庸，这就迫使中国人不能不关心资本主义世界的事物了。

当1839年春天，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走私时，他才开始认真研究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他组织人员搜集有关英国的情报，并主持编译了《四洲志》。这部书是根据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译的，它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情、风俗。这部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向国人系统

地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它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起点，而林则徐则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继林则徐之后，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一百卷，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史地著作。此外，姚莹写成《康辅纪行》．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楞写成《海国四说》，等等。这些著作，有的是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的是关于中外关系的，它们表现出近代中国人最初的世界意识。

魏源等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从其所接触到的西方文明中，敏锐地认识到西方有自己的文明体系，不可以“夷狄”视之。魏源指出：在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德、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海奇士、域外良友，不可称为“夷狄”。他将“夷狄”的概念重新作了解释，不再简单地以国界和种族来区分是否为“夷狄”，而以文明发展的程度来区分。这虽然不科学，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摆脱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而以一种健康的民族心理去对待其他民族。一旦有了这样的态度，也就容易发现其他民族的长处，产生学习其他民族长处的愿望，就有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要求了。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所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坚船利炮，因此最初所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意向也主要是仿造船炮。据统计，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有六十多个大臣建议仿造船炮，道光皇帝也多次发布谕令，于是清廷上下掀起一阵仿造船炮的热潮，虽然为时不长。“天朝上国”的皇帝，过去是看不起“西夷”的，这时却不得不承认“西夷”的船炮比中国的厉害，并谕令仿造，这是一种观念的重大转变。但是很遗憾，道光没能再前进一步，把仿造船炮上升为学习西方的一般原则而使其具有普遍意义。

倒是学者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从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的要求中，

概括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科学技术的具体主张。他建议：一、建立造船厂和火器厂，聘请法国人和美国人当指导，仿造西洋船舰火器，以及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礁、千斤秤等各种民用器具。二、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水师科，对于能制造西洋船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授予科甲出身。魏源的建议具有离经叛道的意味：聘用外人，仿制洋器，这背离了“用夏变夷”的传统，而堕入“用夷变夏”的“歧途”；掌握制造技术的工匠可以获得科甲出身，这违背了儒家“重政轻艺”、“重本轻末”的传统，破坏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因此，当时就有人批评“师夷长技”的建议是过于“失体”了。

但是，魏源“师夷长技”的主张却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19世纪40年代先进的中国人从中西文化的最初撞击中，破天荒地发现了在至高至善至美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不足，而一向被认为粗鄙的“夷人”却有某些“长技”，传统文化的不足正需要用“夷技”来弥补和纠正。这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观念的变化，它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会，开始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