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马克文本分类模式评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杜科版）２００７／０９总第１９３期

纽马克文本分类模式评析

姜蓉

ｉ［摘要］粗马克将菲文本分为三类，井针对各类文本的不同特．最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而中国学者也；在此领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笔者对纽马克之奉分类模式进行了分析，井与其他模式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虹马克提出的文本功能分类模式甘英沈对译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毒义。ｉ［关键词】纽马克；文本分类；英睫互译；指导意艾；

中围分类号：ｍ一０３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３９２６（２００７）０９－－－０２１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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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姜蓉．女，四川丹巴人，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英语讲师，四川师范大学英语教育硕士研究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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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分类模式的初步研究

长期以来，为了对翻译过程中的信息源一源文本——进行详细而系统化的描述，译论家们就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标准，将翻译中的源文本分为不同的种类，以求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提出不同的翻译策略和评价标准。这种努力自翻译理论繁荣的初期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早期的文本分类模式中，以德国心理学家布勒于１９３４年提出的“原则模式”影响最为深远。他以语言使用的目的为标准，将源文本分为“表达类文本”、“信息再现类文本”和“广告类文本”三类，其中每一类又分为若干小类。“’

对文本分类进行研究的还有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莱斯。她以布勒的“原则模式”为基础，从

功能的角度，对源文本进行了分类。莱斯提出的

息再现类文本”与后者的“信息类文本”实际上包含着同样的内容；前者的“广告类文本”与后者的“劝说类文本”之间也多有相似之处。其主要区别在于：就分类的系统性、穷尽性及可操作性而言．后者比前者更详细、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然而，这两个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未能对源文本进行完善、准确而彻底的分类。前者列出了源文本的三个主要类别，以及各个类别之下的小类，但未能进一步界定各类文本的特征，因而也未能

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后者阐述了不同类别文本

的一些词汇特征和句法特征但对各类文本特征的界定有失准确，从而使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例如：莱斯将“信息类文

本”界定为：不具有ａ（常带有评价性词汇和词组以及某些修辞手法）和ｂ（常带有超出字面意义、以及押韵、平行结构、节奏等特征）所列特征的其

分类模式有两种。其一是以源文本的主要交际功

能为标准。将源文本分为三类：（１）信息类文本，以

它文本。【２１面对这样一个模糊的定义，译者很难准确知道“信息类文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更谈不上在翻译实践中以此为指导来制定适当的翻

译策略了。

二、纽马克文本功能分类模式

文本内容为交际的主要内容；（２）表达类文本，以文本艺术性为交际的主要内容；（３）劝说类文本，以文本的劝说性为交际的主要内容“Ｊ。莱斯还对各类文本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并试图将所有的文本都纳入这一模式之中。其二是以文本类型为标准，根据源文本的语言特点或根据习惯对源文本进行分类。不过这种模式究竟应该如何操作，莱斯却语焉不详。

布勒和莱斯的文本分类模式之间无疑既有相

似之处，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区别。其主要相似

布勒和莱斯的文本分类模式虽然不够完善，也有失准确，但却为译论家和译者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使他们得以通过对文本进行分类这一方法，对源文本进行系统的定性分析，达到充分的理解，以寻求适当的翻译策略。同时．他们的分类模式也为纽马克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在１９８８年出版的《翻译教程》中，纽马克从多个方面分析

之处在于：两者都包含“表达类文本”；前者的“信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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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

＜西南氏族大学学报＞（人文鞋科）２００７／０９总第１９３期

了源文本分类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模式。

他以源文本的表达功能为标准，将源文本分为三类。其一是“表达类文本”，其主要功能是传递源文本作者的思想情绪。表达类文本可进一步分为三类：（１）严肃性、想象性文本，如叙事诗、故事、长篇小说、戏剧等；（２）由某些学科领域的权威人士所作的叙述性文本，如政治性演讲及文献、法令、法律文献、科技、哲学及其他专业性作品；（３）自传体作品、杂文、个人信件等。其二是信息类文本，主要功能在于传递信息。这种文本可包含多种主题，例如学术论文、技术性术语、科普读物、艺术性读物、新闻报道等。其三是以读者为核心的劝说性文本，主要包括各类说明书、宣传性文字、广告、通知及其他劝说性文字等。所谓“劝说性”，

是指唤起读者以源文本所预设的方式做出反应、

思考或感觉。ｆ３】（““）

纽马克提出的文本功能分类模式对上述文本的特征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既然表达类文本的主要功能在于传递源文本生产者的情感，就必然趋向于忽视文本接受者的反应；而此类文本的“表达性”也因此可以由散布于整个文本的“个人色彩”来体现。例如：不同作者所惯用的特殊词汇搭配方式、新鲜的比喻、特殊的句法结构、“无法翻译的”词汇等。信息类文本主要与知识性题材相关联，因而一般以较为固定的格式出现。而且，此类文本还常常与特殊的文体及词汇（如专有名词）及语法手段（如被动结构）相联系。劝说类文本则主要强调接受者的反应，也可以根据其常用的特殊文体及词汇语法手段来加以识别。

纽马克文本功能分类模式针对不同功能的文本提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纽马克给出了一份表格，从中可以看到：处理“表达类文本”的方法是直译，源文本的文体特征、句法特征、甚至词汇特征的保留是译者的主要任务；而处理“信息类文本”和“劝说性”文本的方法则是“等效翻译”，译者的主要任务是使译作具有相似于源文本的效果，而词汇、句法等形式性特征则相

应被忽略。【４

Ｊ（””

三、纽马克文本功能分类模式的价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纽马克的文本分类模式以文本功能为标准。而布勒模式以语言的使用目的作为标准，莱斯的模式以文本的交际功能为分类标准，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总体看来，布勒的模式过分简单，而且未能提供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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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翻译策略；莱斯模式的分类结果与纽马克模式大

致相似，但对文本特征的描述不够完善，而且同样

未能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纽马克模式既对文本进行了系统而完善的分类，

又对各类文本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界定，并且提

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显然，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模式既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也具有科学性。

四、中国学者的文本分类模式

中国的翻译学者在文本分类方面同样做出了一定的探索。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他们主要讨论不同的“文体”及相应的翻译策略。他们强调：应针对不同文体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但首先必须进行文体的区别。马建忠认为：优秀的译者“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５ｌ（８删其中对译者的一个主要要求就是要“尽其文体之变态”，仔细分辨不同文体的之间的差异。但他并未指出有哪些文体，怎样才算是“尽其文体之变态”。王佐良认为：“似乎可照不同文体定不同译法：信

息类译意，内容事实数据力求准确．表达符合国际

惯例；文艺类译文，作家个人的感情色彩、文学手法、结构形式等．需力求保持原信息，常要直译；广告类译体，注意保持其格式、方式及措词等。”【６“８”很明显，王佐良也将所有文体分为三

类，并对各类文体都作了一定的界定，并且提出了

不同的翻译策略。然而，每一种文体究竟包括哪些类型的文本？各文体之间的界限是什么？王佐良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另一个对源文本进行分类的是刘宓庆。他将源文本分为六类，即新闻报刊文体、论述文体、公文文体、描述及叙述文体、科

技文体和应用文体。“新闻报刊文体”指新闻报刊

中所使用的语体种类，包括新闻报道、新闻电讯、社论（述评、评论）、特写、学术性或科技性文章、文艺性作品、广告类文字材料等；“论述性文体”包括社会科学论著、研究报告、文献材料、报刊社论和评论，还包括正式演说和发言；“公文性文体”包括政府（或其他机构）发布的各种文告、宣言、规章、法令、通告、启示、通报、指令以及各类法律文书；“描述及叙述文体”包括戏剧性叙述、总结性叙述、和概括性叙述三类；“科际文体”包括科技著述、科技论文和报告、实验报告和方案、各类科技情报和文字资料、科学实用手册等；“应用文体”包括公

＜哥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７／０９甚第１９３期函、书信、通知、请柬、启示、通告、海报等”Ｊ。刘宓庆还对各种文体的特点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针对不同文体文本的翻译策略。显然，刘宓庆比其他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模式更具系统性，也更完善。

从刘宓庆的文体分类模式中可以看出：他所采用的分类标准与纽马克等西方译论家有所不同，乃是一种“文体”标准。实际上是以源文本应用

的范围或题材为标准。也就是说，这以模式中的

含属于其他五种文体的内容。反之，一个文本无论包含多少种功能的内容，只要根据其不同的功能采取相应的翻译手段，就可能生产出成功的译文本。由此可见，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模式的准确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所采用的分类方法的合理性。

结语

六种文体可以看做是六种不同的使用范围内的文本，或者六种不同题材的文本。正是由于这一模式的采用，使刘宓庆的分类模式显得混乱不清。

五、纽马克模式与刘宓庆模式的比较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几种主要的文本分类模式，尤其是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模式和刘宓庆的文体分类模式。相比较而言，文本功能分类模式无疑更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文本功能分类模式不仅可以应用于西方语种之间的翻译，还可以应用于荚汉翻译：译者完全可能根据不同文本及同一文本不同部分所具有的不同功能来确定翻译

原则和翻译策略。…参考文献

【１］Ｂｕｈｌｅｒ。Ｋ＿ＩＬｓｐ憎ｃＩＩｆｌｌｅ商ｅ（Ｍ】．Ｊ∞‘：Ｆｉｓｃｈｅｒ．１９３４，

纽马克和刘宓庆二者的分类模式分别代表了中西译论研究在文本分类领域的最新水平。二者都对文本进行了分类，描述了源文本的特征，并针

对不同类型的文本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而

使学界对翻译过程的认识日益理性化、系统化。

这两种模式之间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上。其表面区别在于：纽马克将文本分为三大类，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小类；纽马克对每一大类文本提出了简单明了的翻译策略，丽刘宓庆提出的分类模式则更加复杂；纽马克模式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完备性，操作性强，而刘宓庆模式虽然更细致，却显得较为零乱，操作性较弱。两种模式的深层次区别在于：它们所采用的文本分类标准不同。纽马克模式以文本的功能为分类标准，将所有的文本都归于三种功能之内，其

核心在于“功能”；刘宓庆模式则以文体为分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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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掣帅ｏｎＰｒｅｓｓ，１蛆１．

【５］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Ａ］／／转引自郭延札著．中国近代捌泽文学概论［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杜，１９９８．

【６］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１９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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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１９９８．

准，将所有文本归纳人六种文体，其核心在于“文体”。事实上，一种文体的文本可能具有多种功能。也就是说，新闻报刊文体的文本完全可能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０３责任编辑陈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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