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领袖的另一面

　　（河南省济源市工业学校 河南 济源459000） 　　 　　 　　摘要：农民起义的正义性、正当性和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局限性，张献忠的残暴、好色、好杀和洪秀全的动辄即杀使农民起义不可能成功，不可无视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局限性，只有一分为二地分析历史人物才能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更符合历史唯务主义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关键词：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局限性张献忠残暴、好色、好杀洪秀全视人命如草芥和奢侈淫靡、腐朽堕落一分为二地分析历史人物。 　　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为了证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政治上的正确来迎合当时的政治氛围，作者姚雪垠不惜浓墨重彩、不惜溢美之辞，渲染、描绘了农民起义领袖的不畏强暴、辅助弱小、关心民瘼、雄才大略等等“德艺双馨”的壮举。我们在充分肯定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正当性的同时，通过阅读史书却使我们看到了农民起义领袖的另一面，或者说他们的历史局限性。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以残暴、好色、好杀闻名。崇祯八年，起义军攻陷明太祖朱元璋的祖籍凤阳，除了焚毁明帝祖陵以外，“士民被杀者数万，创孕妇，注婴儿于槊”，士兵们居然把婴儿挑在枪尖上以为嬉戏，其行为和抗日战争中的“兽军”无异！攻陷四川以后，更是两屠成都（《四川通志 蜀乱》），三屠保宁，屠锦州、巩州、顺庆、广元、潼川（《明史》）。动辄即“屠”，和清军入关后三屠嘉定有“异曲同工”之妙！张献忠的军队“搜各州山野，不分男女老少，逢人则杀”（侯之鼎《蜀难叙略》）；攻陷成都以后，烧杀抢劫以外，更是大肆屠杀知识分子，“自进士以及生员二万二千三百有零，积尸成都大慈寺”（《平寇志》）。以上史书的记载虽然不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农民起义的污蔑之词，但近年来在成都大慈寺遗址附近发掘出的万人坑则证明了史书记载也绝非空穴来风！除了知识分子以外，张献忠还极为变态地纵容部属劫掠、奸淫、屠杀妇女，把妇女的小脚斩下堆积成山，“所杀妇女，凡40万人”（法国传教士 马尔定1645 《圣教入川记》）。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嗜杀，导致了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嗜杀，导致了百姓的怨恨和起义军队伍自身的分崩离析；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嗜杀和残暴，决定了张献忠不可能像刘邦、朱元璋等地主阶级化了的枭雄那样有远大的目标和长远的战略，不可能推翻旧王朝，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封建王朝。 　　而另一个起义领袖，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洪秀全亦是杀机毕露，视人命如草芥。他从决心造反开始，无论作诗言志，还是订条规下诏书，也是动辄即杀，“斩首不留、一同皆斩、放胆杀妖、云中雪”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念念不忘，杀声连天。对清朝官吏、满族的百姓，斩首不留；对僧尼道士、商人、儒生及医生、艺人等亦皆视为妖人，一见皆杀。对于太平军内部，也毫无袍泽之情，平时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动辄斩杀。在1856年的“天京事变”中，因与杨秀清争权夺利，不但诛杀了杨秀清全家，还与韦昌辉勾结，将杨的部下两万余人统统杀掉，同时又杀害了石达开全家及其部属。然后为平息天京军民的怨气，又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镕全家及部属。即使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等罪不可赦，其家人部属何辜？都是抛家别舍、背井离乡、命在不测、祸罹九族地追随你们为了建立所谓“天国”理想的首义兄弟，没有死在“清妖”手中却命丧自己人刀下，真真令人唏嘘不已！洪大教主天威震怒，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天怨人怒、人人自危、人心离散。直接导致了起义理想的破灭，导致了石达开率部出走，削弱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力量，为太平天国运动的衰亡埋下了伏笔。 　　1853年，太平军攻入南京后，太平天国运动远未成功，洪秀全就开始大兴土木，营造堪比北京紫禁城的“华丽无比”的天王府，并广选民间秀女入宫供其宣淫指使。其时有嫔妃一百零八人（一说八十八人）。而同期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有名分的嫔妃不过十四人而已。在天王府，洪秀全以“诗”的形式制定了诸多规章制度，要求各女官绝对服从顺从天王，否则“左眼瞪来挖左眼，右眼瞪来挖右眼”，其凶残本性暴露无遗！将封建皇帝和邪教教主对妇女的占有欲发展到了极致！天王府建成之后，洪秀全深居宫中纵欲享乐，“多年不见臣僚”（曾国藩奏折）。将所有军政要务悉数委托于杨秀清，而面对杨秀清势力渐增之时，却不惜大动干戈，发动内讧，向自己兄弟举起屠刀，不分老幼良贱大肆屠杀，其冷血嗜杀的本质表现无遗，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理想的破灭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纵观历史，大多数的农民起义领袖起义的目的并非“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并非要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彻底改变生产方式，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除了生存之外，更多的是图谋一家一姓之富贵，“彼可取而代之”，以一姓之天下取代另一姓之天下，这样就必然导致了起义领袖“今朝有酒今朝醉”、“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城门迎闯王”， 必然导致战略上的短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在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时所表现出来的凶狠残暴，在起义远未成功之际就迅速滑向奢侈淫靡、腐朽堕落的程度，和封建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就必然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取得成功，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太平天国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一中世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即使太平天国运动取得成功，也是以一个更加腐朽专制的封建王朝取代另一个封建王朝，绝不会推动中国历史的真正进步，正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所以我们在学习历史时，不可过分拔高农民起义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农民起义巨大的破坏作用，更不可无视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局限性。历史人物不能简单的分为“好人”或“坏人”，更不能简单地脸谱化。只有一分为二地分析历史人物，才能使其更立体、更真实，才能更接近历史的更符合历史唯物本来面目，主义的辩证法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