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三国志"

　　摘 要: 三国故事在日本受到推崇是中日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一种反映。然而,日本人眼中的《三国志》和三国人物和中国人的看法又存在着一些很微妙的差异。从对三国文化的不同态度上,本文试图找出这些区别和特征并加以比较分析,从而读出日本民族的一些特有的理念。 　　关键词: 三国 人物形象 日本文化 　　 　　三国志在日本 　　《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外文译本是1689年至1692年,京都天龙寺僧人义辙、月堂兄弟以湖南文山的笔名,用文言体日文译成《通俗三国志》共五十卷刊行于世,这个译本既根据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又参考了陈寿的《三国志》,合并百二十回成五十回的日语版《演义》通俗读本。原作中意犹未尽多处做了补充,因而更近乎编译,而非忠实于原文的逐句翻译。译本忠实古朴,在日本几经翻刻传抄,至今仍在流行,从此,无论两国文化交流是好是坏,日本一直与中国共有这部古典文学作品。 　　近现代日本翻译三国作品的第一人当属吉川英治,他创作时主要参考的就是湖南文山译本的《通俗三国志》。吉川先生对原作进行文字修改加工,以迎合日本读者的口味,同时并将人物加以日本化,获得了很高评价。吉川英治之外,还有一些现代作家写有各种各样的“三国志”小说,如武侠小说家柴田炼三郎的《三国志》、历史小说家陈舜臣的《秘本三国志》等,但这些都远不如吉川英治《三国志》普及。吉川先生在序文中说:“原书有《通俗三国志》《三国志演义》等数种版本,我并未从哪种版本进行直译,而是随时择其优点,按我的想法写成的。”他还提出:“要随时选取它们(多种三国书)的长处,按自己的构思进行创作”,“在刘备、曹操、关羽、张飞等主要人物的描写中增加自己的阐释与创意”,因为“《三国演义》中有诗……如果被简写或被摘译,那它就将失去重要的诗意,失去重要的能深深打动人心的东西”[1]。而正是他的这一创作态度,其《三国志》才有可能成为“日本的新版《三国演义》”[2]。这就是说掺进作者本人的历史观、人物观,来对“三国”加进新的解释。 　　人物志1:曹操和织田信长 　　在很多日本人眼里,织田简直就是战国时代的曹操。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山冈庄八先生有一篇名作就叫《日本战国时代的曹操:织田信长》。换句话说,想要全面了解日本人眼中曹操这个人物,就要同时了解一下织田信长。 　　首先从青年时代看起,二人用现在的话说可算得上是标准的“不良少年”。曹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任侠放荡,不治产业”。织田信长做的就更出格,奇装异服,蔑视各种宗教与礼仪,性格乖张,“尾张的傻瓜”由此而得名。其次,两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野心家。曹操表现的相对含蓄,许子将评价他说:“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信长的野望则直白显露,张扬狂放,惟恐别人不知道,这表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再次,两个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都十分优秀,政治方针上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织田信长则巧妙运用了女人;曹操用人不计品德出生只管才能,相比较织田用人也是不拘一格用人不疑。最后,这两个人的性格中都存在着残忍暴力的成分。与织田信长不同的是曹操的残暴夹杂着狡诈,借粮官头、梦中杀人都典型地体现了这点。织田信长的残暴则直来直去,毫无顾忌,“第六天魔王”称号的由来就是证明。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曹操和织田信长的确有很多共通之处,但是他们之所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肯定还有一些更内在的共通点。织田很喜欢吟唱的一首诗《人间五十年》,这首诗正好符合了日本人心中体会到的生命的荒诞无稽,渺小可怜,感到懊恼之情,满怀于胸,有的人因此荒诞下去,有的人却要奋力寻找出一些意义,织田信长明显属于后者。同样的,曹操在《短歌行》开头四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体现出他一种对时光飞逝人生苦短的叹息。但他的另一首诗《龟虽寿》其中四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则表现出了一种不服天不服从与命运的英雄气概。日本自古以来就面对着台风与地震带来的灾难,然而台风与地震不可战胜,只可躲避与忍耐,这或许就培养了日本人对自然、对命运的顺应传统。但是织田信长和曹操显然都不是那种安于天命的“老实人”,也是因为对他们一种积极的行为来对抗生命的空虚精神的认可,正好激励了日本人,赢得了尊崇。 　　但是两个人同时也有些不尽相同的地方,曹操年轻时候曾经说过,“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则无所不可。”短短的一句话可以看出来,曹操宏大的伟人气宇此时已经形成。再来说说织田信长,他少时的各种劣性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处理,为所欲为的特点贯穿终生。织田信长身上渗透着岛国偏狭乖戾的变态气息,行为方式的百无禁忌,对杀戮的偏爱,在善恶是非观念上的相对主义,无疑都对信长暴虐性格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这点,中国大陆文化和日本岛国文化带给人的影响可窥一斑。 　　人物志2:不一样的刘备 　　刘备织席贩履出身,十分卑微,虽然自称是大汉皇叔,那也是后来稍微有了点影响力之后才被人认账。作为三国里面完全是白手起家的一个皇帝,不能不使人对他们产生敬意。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刘备给中国人的印象实在是窝囊,我们甚至难以想象那样一个人是怎么能够成就帝王之业的。可是在日本人眼中,刘备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们眼中的刘备甚至更接近历史上的本人。 　　在《三国志》(吉川版)主人公刘备的足迹中,的确有许多故事,足以使人想见刘备其人的人性,给人以丰富的启发。和关、张的“桃园结义”,对孔明的“三顾茅庐”,晚年和东吴交战大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离开刘备的个性,不可能出现的。史书上说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在战斗攻防这类智谋方面,他虽远不如曹操,但在作为领导者非常重要的包容力、重诚实、守信义等等人性方面,可以说刘备是本时期首屈一指的德高之士。 　　刘备在历史上最为人所诟病的两次行动,一是携民而逃,另一点是兴兵伐吴为兄弟报仇。这种领导上的幼稚与愚蠢,经常出现在刘备身上,这就是使他复兴汉室的远大理想不得而终的最主要原因。可是在日本人的眼里,刘备做出这样的事情完全是情理之中的,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他就不是刘备,也不会取得天下三分的霸业。作为人的至情直接流露和作为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刘备往往缺少这两者的平衡,从而每次招来不幸。领导者刘备的悲剧之一,就在于他空有这美好的心情而缺少保证这种心情的实力,由于这个缘故,使西蜀招致不幸的事例,绝不在少数。但是这份“美好的心情”又是那么难能可贵,所以刘备在日本人的心中有一种悲剧英雄的意味,他们对于刘备应该还是敬服大于批评的。 　　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刘备何以如此窝囊,还是难得的明主?在中国,君主最高的能力就是仁。在中国人心中,主君当如此仁,则臣子尽力,国家即可起。而日本的刘备却十足的有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脾气直率,极重道义。兄弟被害,必倾全国之力,为之雪恨,这十足的是日本人的行为。这可以说是人格的闪光点,但是体现在集团中,就会导致人缺乏顾大局的观念。这也是日本出不了多少战争上的天才指挥家的一个主观原因。 　　日本文化下不同的“三国” 　　一、日本人的悲美情节。 　　抒写贵人落难之哀、咏唱樱花飘落之悲正是日本文学的一大传统,因为日本文学悲美传统的两大要素是美好与无常。上文中已经提到,日本人心中体会到的生命的荒诞无稽,渺小可怜,就如樱花一般。花总是要谢的,美也总是要去的。樱花之所以让人感叹,就因了它生命的短暂。它省略了衰老的过程,直接由盛进入了亡,以非正常的凋落为它短暂的生命获得了非凡的意义,让人为之惋惜,为之感叹不已。 　　无论是曹操、刘备还是孔明,他们都大志未成,在“身先死”后给人们留下无穷的感怀(也因此赢得了许多人气)。然而在众多三国人物之死中,最能够满足日本民族这个审美需求的,似乎第一当数关羽。在吉川版的《三国志》里,作者是这么描写“败走麦城”的:“翻过一山又是一山。山间深谷幽幽,中央一块盆地,黑呼呼地不见半点灯火,只有脚边淙淙流过的小溪晃着麟麟波光。山路边时不时会有一块怪石伸出,挡住了去路。关羽、关平骑马摸黑,磕磕碰碰地艰难前行着”。不久中了埋伏,混战中关羽只剩了孤身一人,“‘父亲……父亲!’黑暗中传来了关平的喊声。关羽心乱了。他不知道儿子在哪里,他不知道赵累等人如今怎样了。” 　　由上述简介可知,吉川英治在过程叙述上未作太多增补,但是他对关羽孤身一人身陷重围时挂念儿子、部下的描写,表现了“武神”关羽作为人柔弱的一面,使无论作者或读者都不忍心与之相别而又不得不与之永远告别。如果说《三国演义》关羽之死描写中所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对鲜花永远盛开,美好事物永远延续的追求,则吉川《三国志》关羽之死描写中所反映出的,就是日本民族对鲜花倏然凋落的感叹,对美好事物不能永存的叹惜,就如我们更欣赏花期较长的牡丹,而日本的国花樱花却格外地弱不禁风,方才绽放,便已随风飘落一样。关羽昨盛今亡,巨大的落差给了人以强烈的感动,就如不萎而落的樱花般格外地拨动了吉川英治的心弦。历史地把握日本文学,我们会发现,这是感动的文学而非思考的文学。 　　二、重忠义而轻智谋 　　诸葛孔明无论是在中国和日本都有着超高的人气,甚至可以说有最高的人气,“后世日本的三国热,说到底就是孔明热”[3]。不过中国人眼中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们最欣赏的也是他的神机妙算;日本人当然也喜欢诸葛亮的智慧,但是更重要的则是欣赏孔明的忠诚和鞠躬尽瘁的精神。 　　由于日本尚武,从而不将内政,和智谋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日本的乱世是武士的天下,武力说的算。而在三国里,良吏军师谋士的重要程度远在武将之上,一场大的战役的操作权基本上在谋臣手中,胜败关键看谁智高一筹。而在日本是武大于文,日本战国里“百人斩”“千人斩”的猛将不难细细数来,但那个时代一流谋的士却屈指可数,由此看出两种文化的形成的出发点就不一样。三国时期闻名遐迩的大战役的创造者往往是诸葛孔明,周瑜之类的智将。而在日本乱世基本上没有形成发达的文教政策,加之尚武和篾佛的观念(佛寺是日本的文化典籍的存放地),使得日本于乱世无学术,轻智谋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为什么要重忠义呢?日本的文化是集体文化,是忠诚文化。重信、重义导致日本人的特征即是务实。日本的武士都只对其上一阶级的指挥官们忠诚,至于上面的上面,他们基本上不知道,也不需要忠诚。在中国,士人敢于提出民心大于王道(所以时有谋逆发生),而日本人可能在这方面的思考不一定能转过弯吧,从这里就可以窥见出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以及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了。 　　 　　参考文献: 　　[1]吉川英治.三国志(第一册):3-4. 　　[2]杂喉润.三国志与日本人:141. 　　[3]杂喉润.三国志与日本人: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