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的心理文化学解读
《秋菊打官司》的心理文化学解读
王冠玺
法律是解决争议、建立国家与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一种体现。现代法律实际上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接受西方法律，其实就是接受西方文化。在日本、韩国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通常可以直接接受大陆法系或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这是因为经过长久磨合，接受国（地区）与被接受国的法律操作平台已渐趋一致，所以即便是最新制定的西方法律，直接搬到上述这几个国家（地区）来运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中国，这虽也主要承袭西方的法律，却仍然有着浓厚的自有特色，西方国家的法律并不能在中国的法律平台上顺畅运作，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法律文化，仍然存在重要差异。
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最重要命题之一，就是寻找新的研究范式。这套研究范式必须能够自由进出中国语境下的概念，充分掌握中国人的特质，还必须能与西方的学术语言进行无缝对接，并且在这个研究范式下，必须同样能够展示出西方法律文化的核心特质。中国的法学家其实一直意识到这个问题，部分法理学家甚或提出了“本土资源论”，希望能够建构出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范式”，但是因为“本土资源
论”对注释法学的功能认识不足，所以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
不过，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人类学领域时，却发现心理文化学所建构的研究范式，不但能够剖析中国法律文化中最棘手与最难以说明的部分，亦能据以解读西方法律文化。限于篇幅，我在此不能展开，仅以《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为例说明。
秋菊是一个生活在北方大山里的农村妇女，因为不满村主任殴打其丈夫，不断往返奔波于农村与县城，进行诉讼与上访，要求村主任必须给一个“说法”，但除了一开始判赔了200元医药费外，秋菊是一路败诉。秋菊坚持不懈的上访行为，不但招致了村民对秋菊丈夫的讪笑，即便是秋菊的丈夫也对秋菊极不谅解。就在秋菊与村主任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之时，因为村主任在秋菊难产之际，在大雪夜翻山越岭，组织村里的壮丁将秋菊送到医院急救，母子均安，使得两家的关系转而进入到了新的状态。这件事本应就此和谐落幕，却因为司法单位重新认定了案件的性质，在秋菊请满月酒时，将村主任带走，予以行政拘留。面对救命恩人的遭遇，秋菊自是尴尬万分。
这个电影故事成为今日中国法律界“本土派”与“西方
派”（姑且称之）相互交锋、彼此论证自己理论正确的重要事例，但是从没有任何一方能说服对方。实际上，根据心理文化学中的自我认知理论，中国人的“自我”是依据与其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这个构成自我认知群体的人际关系圈子，基本上是以“自己”为中心，由内而外，依序是亲属圈子、熟人圈子和生人圈子。“自己”与圈子中的其他个体的亲密程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责任、权利、义务的强度，乃由内向外递减。不同圈子内趋于使用不同的规则，这也是心理文化学中“伦人”理论中最突出特征之一。中国人在不同的圈子中有不同的行事准则，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人在不同圈子里，讲不同的规矩。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愿意论远近亲疏的关系呢？因为在不同圈子里面，适用的规矩不同，交易成本自然也就十分不同。因此，攀亲戚、论师门、讲乡情，构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基本人际互动模式。
秋菊身处北方大山的农村，村里的人不是亲属，就是熟人，全村几无陌生人。中国人向来不会轻易对亲属或熟人进行诉讼，但是在生人之间事属平常。秋菊之所以犯了众怒，就是在熟人圈里，不按照熟人圈的规矩办事，却运用了生人圈的规矩。秋菊的行为一开始或许能引起一些看不惯村主任做派的村民的支持，但是当秋菊针对村里人一再上访时，其他村民对秋菊的行为模式就开始感到错愕与担心，因为他们
认为秋菊是熟人圈中的一分子，但是这个熟人却不按牌理出牌。他们对秋菊的行为难以预测，自然也就会从不安进一步转为不满。实际上，秋菊最后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人际关系带来了麻烦。
每一种制度都有利弊得失，都有运作成本，西方的法律文明亦非全无糟粕。根据心理文化学理论，通过秋菊打官司这个例子的说明，清晰地展示了现代化法律进入乡土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与困境。应该如何选择，心理文化学本身或许并不直接给出答案，但是这个研究范式所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立体感与穿透能力，却有助于法学家在进行选择时，做出正确判断。从许多意义上，心理文化学或许正是建构中国模式所需要的原创学问，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