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说"献疑

作者：徐梁伯

社会科学战线 1996年06期

　　徐梁伯 1937年生，江苏海安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同道合作主编过《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历代奏议大典》等书。撰有《应当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义和团运动与古典爱国主义终结》、《论新爱国主义形成》等论文数十篇，凡百余万言。

　　对19世纪末酝酿20世纪初爆发的辛亥革命如何论定？这几乎是多余的问题。辛亥革命胜利了，它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结论；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因为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也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然而，笔者以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有广泛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没有失败。相反，作为运动本身，正以其巨大的惯性，以新的形式，排除一切阻力，继续缓慢地向前发展。所谓的“辛亥革命失败”，其实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派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新的政治角逐中遭到失败。为什么将运动中一派的失败看做整个运动的失败呢？我想这是否跟多年来史学家的史学主导意识与政治主导意识同构；跟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正统史观”、“英雄史观”、“政治史观”有某种关联呢？兹特就此问题，略输芹曝之议，斗胆献疑。谬误之处恳请批评匡正。

　　一、关于社会革命运动成功和失败的理论界定

　　为了论题开展，笔者以为要对社会历史进程中一场有相当规模的革命运动或社会改造运动作出界定：是成功还是失败？应有统一的界定、衡量标准。无统一界定、衡量标准，则无法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而且，这统一标准只能是从革命运动或社会改造运动的最本质特征中概括抽象而成的具有普遍性品格的理论原则。不能是主观随意性的根据某种需要而设定的标准。那么这一标准是什么呢？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实践和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笔者以为这一标准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1.运动的基本目标——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是否完成？这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标准。因为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可以断定，当某一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在已经失去活力，阻碍社会发展成为严重障碍的情况下，社会才会发生革命或改造运动。革命和改造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障碍，为发展开辟道路。因此是否完成这样的任务就成为衡量界定革命或社会改造运动成功或失败的首要标准。2.运动是否形成积极的成果？成果是否得到巩固和保存？革命的过程是破和立的过程。破旧立新，清除腐朽，扶植新生。破固然重要，立更重要。破是为立而破，只有立，破才得以彻底，才能达到发展更新的目的。因此立的内容和形式就成为衡量革命或改造运动成败的又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3.运动后的社会发展总趋势和该运动的基本思想理论、路线是否保持一致？亦即运动的积极成果是否得到发展、深化？这是衡量革命和改造运动是否正确，是否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准。如果与社会发展总趋势不相符或根本违背，即使第一、第二标准取得成功，最后还是要失败，要被历史所抛弃，这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胜利可言。因此，这三条标准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衡量鉴定革命或社会改造运动成功还是失败应该坚持的最基本的标准。舍此便无法正确衡量、鉴定运动的成功或失败。揆乎此，结合社会历史的实践可以看出：作为一场有一定规模的革命或社会改造运动，所谓的“失败”，不外乎以下几种形式：

　　1.经过长期的酝酿、组织、准备、爆发的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敌对势力镇压，组织被摧毁，队伍被打散，再也无力东山再起，从此星流云散，消声匿迹。如历史上的某些农民起义，某些历史人物发动的改革运动等。这种类型的失败，除了当时产生的社会震憾，事后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影响外，未能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积极成果，此之谓“失败”。

　　2.经过长期的酝酿、组织、准备、爆发，建立公开的组织或建立政权并将运动纲领、目标、任务具体付诸实施，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改造实效。但最后仍然遭到敌对势力的镇压；运动的主要力量被打败或被摧毁，再也无力恢复；运动中形成的积极成果，包括各种组织、社会改革措施均被彻底取消；反动势力重新恢复原有的统治，社会秩序经过震荡重新复原。如历史上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运动、欧洲早期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等。这一类型的“失败”，除了规模、影响等较前一种“失败”更大、更深刻以外，它在完成运动所规定的特定社会历史任务方面，已形成一系列可观的积极成果，只是这种成果未能得到巩固和发展，旋被消灭而已。此亦谓之“失败”。

　　3.经过长期酝酿、组织、发动的运动虽然具有相当的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完成了运动确定的目标任务，并形成一定的实效，但由于其指导思想、运动目标、运动的方法手段错误，违背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但不能有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最后为社会广大群众所认识，所反对，所否定。这也是一种类型的失败，如十年文化大革命。

　　以上几种“失败”，是真正的彻底的失败。除此以外的“失败论”，恐怕就值得斟酌了，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界定、衡量标准的误置，以致引起判断的失误。对此，我相信所有历史研究工作者都会同意：我们研究历史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否则古人便一无是处。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只能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即“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和评价。“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本人提出辛亥革命失败论的质疑。

　　二、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有“终结”，但不是“失败”

　　辛亥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判断的依据：一是历史事实。二是正确科学的历史观。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鉴定标准。没有第一条不行，光有第一条没有第二条也不行。因为在错误的历史观或不恰当的衡量鉴定标准检验下，同样的史实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辛亥革命是胜利了，而不是失败了的理由如下：

　　第一，辛亥革命已经胜利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社会历史任务。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着空前深刻的危机。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后，除了割地、赔偿巨额赔款、重开商埠以外，又出现帝国主义的瓜分风潮，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进京，最后以清政府订立空前屈辱卖国的《辛丑条约》而结束。从此，帝国主义的势力深入中国广大城乡，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统治。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为了保住小朝廷，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公然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3〕的卖国投降政策，彻底地成了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被时人称为“洋人朝廷”。历史赋予了辛亥革命最迫切的历史任务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挽救中国亡国灭种，彻底变成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只有首先推翻这个腐朽卖国的专制政权，才能为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1894年11月成立兴中会起，就开始认识到这一神圣的历史任务。因此，他们决心，“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实行革命。到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明确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4〕。其中“驱除鞑虏”、 “创立民国”是近期的革命目标和任务。“恢复中华”、“平均地权”以建立强大独立繁荣富强的新国家，是未来的理想蓝图。前者是应该完成也必须完成的当务之急的历史任务，时代使命；后者则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参加革命的原动力。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外，其他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自立会以及在这一时期发动的一些武装起义，其近期奋斗目标，莫不指向腐朽的清王朝专制统治。即使最初与革命派殊途，但后来终于汇入辛亥革命的大潮，在光复运动起过相当作用的立宪党人亦复如此。因为他们虽不赞成推翻清政府的暴力革命，但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这个君主立宪，已经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清王朝，是对原有腐朽的清王朝的改造和重铸。足见推翻清王朝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历史的责任，人同此心，心同此想了。辛亥革命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积极努力下，联合其他各革命团体、各反清力量，包括当时的君主立宪派，最后通过武昌起义，各省光复终于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胜利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以后虽有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但谁也没有成功，真正的从此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是里程碑式的胜利，这是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摈弃和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完成它所应作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发展”〔5〕。 辛亥革命既已胜利完成了推翻清王朝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历史任务，怎么又说它“失败”了呢？

　　第二，辛亥革命形成的积极成果得到保留和发展，革命的敌对势力虽然千方百计想否定它、破坏它、篡改它，但始终未能得逞。

　　辛亥革命最大的积极成果是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方面的影响，则更加深远，深入人心。

　　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基本上是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掌握的。作为一个新生的具有民主共和性质的资产阶级政权，由于革命党的幼稚和不成熟，还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它毕竟是新生事物。即使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蜕化，最后丧失了对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让位于袁世凯，临时政府北迁，革命成果由袁世凯所篡夺，但临时政府的建制仍然存在，在袁世凯公开宣布复辟以前，北京临时政府大政方针基本上与南京临时政府一致。袁世凯想变，一下也变不了。当他真的想变，想复辟，想当皇帝时，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反对，陷入灭顶之灾。因此，作为辛亥革命的重大积极成果——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虽然她的发展步履蹒跚、充满坎坷，但它毕竟被保存下来了。虽然有人说它是“一块空招牌”，但本质上毕竟不同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王朝。鲁迅先生在论及孙中山的丰功伟绩时说：“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6〕。

　　以孙中山、宋教仁、景跃月等为首制订的《临时约法》，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第一次确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7〕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正是这个约法，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袁世凯的手脚，使他不敢也不能象封建君主那样为所欲为。他为了想扩大自己的权力，就不得不首先想从修改《约法》做起。《约法》作为辛亥革命的重大成果，从它制订并公布之日起，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就开始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它规定了全国人民的主体地位，规定了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国家统治权，从而大大地限制了总统个人的权力，使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完全区别封建君主专制的王朝政权。正是它的民主性，使袁世凯及以后的军阀忌殚害怕。因此想改变它、废除它、千方百计费尽心机破坏它。但始终被革命党人、原立宪党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护法斗争所抵制。以后制订的各种各样的宪法，虽有倒退和变异，但约法基本精神始终无法否定。倒退和变异是前进过程中的曲折迂回，并非约法精神的死亡和消失。相反约法精神一直鼓舞革命党人重新整合，继续斗争，成为一面有相当号召力和凝聚力的旗帜，“得到人民的拥护”，“使专制暴虐的军阀感到胆寒，使他们不再敢公然倡导帝制，实行复辟。”〔8〕

　　此外，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还颁布了一系列的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移风易俗等方面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虽然南京临时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贯彻实施，但却具有无比深广的意义。正如金冲及、胡绳武先生所说：“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民主共和制的建立给人们燃起了新的希望，使他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使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方各省，社会政治生活变得空前活跃，各种政治团体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出现了兴办近代实业的热潮；社会风尚在短时间内除旧布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9〕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北迁， 社会政局虽然还不太稳定，特别是上层政治斗争复杂激烈。但作为辛亥革命对象的封建顽固势力，再也无力东山再起，被打碎的封建秩序再也无力恢复，历史的车轮正沿着辛亥革命开辟的道路逶迤前进，再也无法倒转，所有的这些变化，谁也无法挽回。这些不正是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么？失败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辛亥革命作为一场运动，它有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它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后，让位于新的运动，以新的形式在前进过程中寻求发展。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总趋势是和辛亥革命运动的理论、纲领目标保持一致的。

　　关于辛亥革命运动的下限，即终结点，目前学术界有三种意见：1.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 2.1913年9月1日，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3.1918年5月21 日护法战争失败。

　　笔者主张第一种意见，以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临时政府北迁作为辛亥革命运动的终结。它已经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并制订了一系列具有全新意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制度。1912年4月1日以后所进行的斗争、努力和追求，基本是沿着辛亥革命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的，是不断保卫、巩固、发展、扩大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的斗争。无论是反袁护国，反军阀护法的斗争，都是根据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的。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更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 都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10〕。说明后者与前者的连贯性、一致性。

　　就从袁世凯篡权以后的军阀混战时期看，社会的进步沿着辛亥革命开辟的航道前进，成绩也是明显的。首先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迅速的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政治上这十多年的时间，“政府元首之更迭，议会之发生，政党之勃兴与夫行政机关之改革”〔11〕，虽有“走马灯”式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混乱表相，究其实质却是传统的、陈旧的中央政治权威崩溃，政治权力重心下移的结果。大革命带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观念的深刻变化，进而表现为政党政治的混乱局面。这正是辛亥革命这一场大变局引起的社会进步过程中，旧秩序解构，新规范尚未形成时过渡状态下的特殊表现，是前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必经之路。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活跃，价值观念的更新，参政意识的浓烈。尽管当时各种党人有“朝秦暮楚，宗旨靡定，利权是欲，臣妾可为”，今天可脱甲党，明天可入乙党，一人跨数党为家常便饭，恬不知耻，完全为私利而结合的现象。但对于那种封建思想僵化，顽固守旧的状态来说，未始不是一件好事。正是这一“乱哄哄”社会环境，产生孕育了近代中国迟到的民主意识、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为彻底葬送有千百年历史的封建君主专制，君权意识准备了条件。没有这一过程，就不可能有反对袁世凯复辟、反对张勋复辟的胜利，也不可能有以后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广泛社会基础。

　　再次，也正由于这一时期的“乱哄哄”，孕育了各种极为活跃的文化思潮，期刊报纸图书各种宣传媒介如雨后春笋，各种精英人物有着广阔自由发表自己见解的新天地，科学民主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由此潜滋暗长，最终形成新的思潮和运动。可以说，没有这一段的“乱哄哄”，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成就。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乱哄哄”的情况，只说明中国社会改造的艰巨性，破旧立新的复杂性，在混乱中有血污、有曲折，但更有新生，有前进，而不是倒退复辟。这怎么能证明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呢？

　　辛亥革命作为一场运动，它虽然还有“振兴中华”的远期理想目标没有实现。但作为一次革命，一次社会改造运动，它不可能无限延长。它的理想目标，只能让继承它的纲领、理论、原则的新的运动形式来逐步实现。历史发展规律表明，社会的前进是呈阶段性的，不可能指望依靠一场巨大的革命，一切变革就会一蹴而就，不经艰难曲折，就会不仅完成近期目标，而且完成远期理想目标。以中国当时因袭传统的厚重、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思想的薄弱的国情来说，谁能指望经过辛亥革命这一场大变局，在短短的二、三年内就能出现比较成熟有序的政党政治呢？这不是幻想也属于一种奢望。所以，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变动不羁、频繁复杂的动乱现象，正是辛亥革命后政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社会风气转变深入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把这一情况就视之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显然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

　　但是，1912年4月1日以后，作为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完成“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后〔12〕，在新的政治角逐中交出了领导权。原来领导运动的主体地位已经丧失；作为领导运动的最大政党——同盟会逐渐解体，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及骨干，有的让位，有的功成身退，有的想息影林泉，有的另有追求，大部分人都放弃了原有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成了二民主义，一民主义。及至发现袁世凯野心勃勃，试图复辟专制统治时，革命党人重新发动了二次革命。至此，已经是强弩之末面临彻底失败前的回光返照了。

　　如果这不表明辛亥革命的失败，那么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笔者以为：

　　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失败不能等同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在辛亥革命这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中，革命主体力量构成十分复杂，不仅有多个中心人物，而且有多个不同的政治群体；这些中心人物、政治群体，各自的素质、理论、修养，在反对清政府改造现政权的大前提下，各自有异。在运动中的表现、能量、影响、地位也不尽相同，而且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在通常情况下，通过各自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同人物，不同集团，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出现影响、地位的升降变化是正常现象。只要不是敌对的反动势力的复辟。辛亥革命中最大的两股势力：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激进派，一派是以君主立宪运动起家，后来在辛亥革命高潮过程中转向赞成“共和”的稳健派。两派之间虽有差异、矛盾和斗争，但由于根本宗旨相同，也有互相影响，互相支持，统一协调的一面。正如宪政史研究专家侯宜杰先生所说“在当时社会上，革命派之外，立宪派是唯一最进步的民主力量，他们在呼吁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人民的民主权利，挽回利权，保路斗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兴办近代教育文化事业，建立各种社会团体，启迪人民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均走在社会的前头。”〔13〕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开始转向支持革命赞成共和。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固然起了主要作用，但原立宪派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的构成，原立宪派亦占有重要位置。南北议和成功后革命党人的地位逐渐下降，原立宪党人拥袁，“逼宫”。2月12 日胁迫清帝退位，为辛亥革命高潮的结束打上句号。与革命党人相比，这批锐意改革转向共和的原立宪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经生士子，便是官绅闻人，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在新旧政权转变交替的过程中，应付裕如，如鱼得水，确实比革命党人老练成熟。当时，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方针政策，与革命党人并无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虽然在拥袁问题上，他们起过主要作用，有重大责任。但袁世凯一旦暴露专制自为，想复辟帝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跟革命党人一样，立即起而反袁，反对帝制。所有这些都说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尽管革命党人日渐失去其主导作用，但原立宪派却是作为辛亥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崛起，在继续巩固、保卫、发展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反对复辟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怎么能无视这一力量的存在，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失败就是辛亥革命失败呢？

　　二、“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篡权”不能作为判断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准。诚然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掌握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列宁则明确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4〕“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15〕这一理论曾在十年文革中风弥一时。人人都用以强调掌握国家政权的重要，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曾经和林彪、四人帮进行过殊死的惨烈的夺权斗争。但是用这一原则作为检验衡量辛亥革命成败的标准是不合适的。

　　首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夺取政权的重要，是指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亲手建立并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的过渡。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实质是指无产阶级不掌握政权，一切的革命、理想、目标都无从谈起。而辛亥革命的情况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已经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已经完成了“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地主）手里转到另一阶级（资产阶级）手里”的转移，新政权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原立宪党人的掌握下，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孙中山让位并不是将政权转交给革命的对立面封建地主阶级反动派。”所以用这一理论衡量孙中山让位似乎缺乏针对性。

　　其次，革命党人，原立宪党人都属于资产阶级，袁世凯的阶级属性比较复杂模糊，他虽有复辟帝制的野心，但从总体上看，还不是封建地主阶级，他是作为原立宪党人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时的各派代表人物，究竟谁应该，谁不应该掌握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没有任何人能做出具体规定。只能由他们各自的社会基础、外部条件、内部的组织状况、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策略诸多综合因素而定。从感情上说，我们当然希望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牢牢掌握国家政权。但能不能掌握，对此历史已做出结论。历史让袁世凯代表原立宪派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开始的一段时间，他还不得不继承辛亥革命的惯性，承认共和，执行资产阶级的意志，发展资本主义。这并不违背辛亥革命的总原则。当他政治上走向专制集权复辟帝制时，不仅遭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反对也遭到原立宪党人的反对迅速垮台。反袁护国斗争使社会历史的航船重新沿着辛亥革命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此后的军阀混战局面，只说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艰巨性。并不说明，只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才有资格掌握国家政权，才是正确的，其它任何党派都没有资格掌握国家政权。

　　再次，假使孙中山不让位，政权不为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就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吗？对此学术界已有论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中国当时还缺乏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坚决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相反，当时的资产阶级害怕激进的革命党人，从各方面倾向于持稳健态度的原立宪党人，他们最终选择了实力雄厚的帝国主义支持作后盾的袁世凯。

　　2.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生活、战斗在海外、在国内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武昌起义后，临时集结的革命队伍，无论从数量、质量、策略各方面均不是当时袁世凯北洋新军的对手。

　　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逐渐解体，革命党人内部立即出现了各种各样革命意志衰退的消极现象，虽以孙中山的睿智和权威对此也无能为力。以这样的政党，即使孙中山不让位，也难以担负起新政权成立后的大破大立、社会重构、全面整合、立即从无序走向有序、建立崭新的民主政权的历史重任。

　　历史无情，它为每一个推动它前进的人提供同等的机遇。它并不因某党某派或某一重要人物的失败而完全停止它的脚步。辛亥革命后的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重新整合重构，去除腐朽，拓展新生，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有混乱、有变异，甚至付出重大代价，这是前进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只看表面不究本质。

　　综上所述，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让位、失败，就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笔者以为对辛亥革命总体评价、表述，应该是：辛亥革命胜利了。作为一次运动，它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自然告一段落宣告终结，从此让位于新的运动，继续完成它的最高理想目标。对此，不能认定为是这场运动的失败。

　　三、“辛亥革命失败论”探源

　　历史是凝固了的社会活动过程，人们只能通过史料的挖掘、整理、补充，尽可能准确、完美、真实、全面地反映它，却不能随意改变它杜撰它，除非是别有用心。辛亥革命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整理，史实的大体脉络应该说是清楚的。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既说它取得了伟大胜利，又说它失败，得出这一近乎逻辑乖戾，于理相悖的结论呢？因为按逻辑常识，对一场运动终结的判断，只能是一个结论：要么是成功，要么是失败。先成功后失败，结论仍然是失败。不可能有总体上既成功，又失败的第三种状态。辛亥革命已经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它形成的积极成果，不仅得到保留，而且得到继承、深化和发展，却为什么辛亥史家大多数又说它是“失败”呢？笔者不揣冒昧，仔细想来，可能跟中国传统的史学主导意识与政治主导意识的同构现象不无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历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历史。因为他们需要从历史记述中直接或间接吸收前人统治的历史经验。史官或治史的文人最早产生于宫廷，他们从自己的职守出发，也乐于执行治史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一使命。从左丘明作《左传》，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无不是以统治阶级的正统观点——当时的主导政治意识作为自己治史的主导意识。史官与史家以卫道士的身份紧贴政治权力的中心，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同构的传统有其正当合理的一面：通过历代史事的筛选记录评述，歌颂贤明，鞭挞丑恶，维护正统的政治伦理教化，能起到直接规范统治阶级行为合乎常道的作用，以保持和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但同构的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史家、史著自身独立品格、自主精神的丧失，从而也就扼杀了自由探索自身发展规律特点的可能，使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史料，充其量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提供直接经验，寻找自我影象的一面镜子。

　　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史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史学意识较之过去才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但与政治主导意识同构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特别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强调一种主导思想理论意识形态而批判排斥其他一切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使史学主导意识与政治主导意识同构的情况强化到空前的地步。在史学研究中，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期望从现实的政治权威、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现成的结论，而且在理论方法、思维模式上，亦以现实政治主导意识为依归，以加强自己的论证向主导政治意识靠拢的力度，人为地形成研究的热点和禁区。鲜有敢超越主导政治意识的局限，自由探索的学术气氛。否则便会受到批判、鞭挞、歧视，难以存身，充分表现了同构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诚然，经典权威主导政治意识，在一定的情况下有其独特的指导意义，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学习参考融会贯通以指导历史科学的研究，但奠于一尊，奉为圭臬，甚至以此垄断、排它，用引证阐述，代替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准进行有违权威结论的综合，这样必然窒息科研的生机。科学研究，就是贵在创新。任何经典权威的现实结论，都不是终极真理。尤甚是历史科学的研究，更是随着史家认识不断深化的求真过程。史学与政治主导意识的同构，排斥其他各种思想理论意识的融合吸收，自由探讨，难以容忍不同于政治主导意识的学术观点存在，动辄上纲上线，势必使这一求真过程的深化和发展受到影响和局限。这一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

　　笔者以为，所谓的辛亥革命失败论，可能与这种传统的和现实的同构现象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

　　受封建正统观念、英雄史观的影响，认为既然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发动的一场运动，所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失败，就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一观点在过去国民党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孙中山被尊为中华民国的创始人，被称为国父。孙中山失败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失败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孙中山不仅被视为伟大的革命家，而且被视为“公天下”“一心为民众”的圣贤人格的化身，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崇高品德，他的牺牲精神，无疑在近现代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树起一座无可替代的巍巍丰碑。他的胜利，令人振奋；他的失败，令人痛心惋惜。无论从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能无视他的失败，漠然置之。因此将孙中山的失败，视为辛亥革命的失败，甚至视为整个民族国家的失败和不幸。这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中国人对伟大的政治人物无限崇拜的一种真情延伸。所以已往的民国史，就是一部以孙中山活动为主线的历史，其他的一些与孙中山或同盟会观点相左的人物和团体都受到贬抑，就是证明。可是历史就是历史，辛亥革命的历史绝不单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历史，它不以任何人的感情和意志随意改变。

　　受当代政治领袖人物的一些史学观点的影响。已往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比较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注意从中吸收宝贵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收到极其良好的效果，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典范，建国后也就成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们学习的楷模。

　　人们对政治权威的崇拜，相应地使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升华为权威结论。关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不少政治领袖人物从当时政治斗争需要出发认为是失败的。如刘少奇在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中说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16〕这里主要指孙中山让位，没有牢牢掌握政权。毛泽东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一文中说：“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强调的重点是显而易见的。但都是说辛亥革命失败了。这些评价无疑成了当时对辛亥革命最权威的评价。理所当然地受到辛亥革命史家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最精辟的分析”，无敢置疑。

　　受当代正统史学观念的影响。建国以来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在传统史学与政治主导意识同构的这一大背景之下，经过许多专家的努力已经基本形成了一整套为各方审定认可的权威体系和结论。几十年间虽有微小的变动，但这种变动也是随着不同时期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总体格局变化不大。例如关于近百年历次运动的评价，我们可以打开任何一本80年代以前大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统一口径无不认为近代中国百年的运动史，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被肯定为伟大胜利以外，所有的运动都是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反洋教运动失败、洋务运动失败、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立宪运动失败、辛亥革命运动失败、五四运动失败、新文化运动失败、国民革命运动失败……等等，其中有些运动确实是千真万确地失败了。但是，在近百年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中，以上诸运动难道就没有一次运动，就其本来的目标和任务来说是成功胜利的吗？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胜利本来是明摆着的，但由于史家受以上观点的影响，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准胜利的规模和深度，来要求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很自然地被论断为失败了。有的学者不是说：“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结束数千年的君主专制胜利了，但他在推进中国近代化失败了。”言下之意辛亥革命不仅要完成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的任务，而且必须顺利成功地实现中国近代化才能算胜利，否则就是失败。须知一场革命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它所提出的全部历史任务，有近期的，有远期的。在近期任务完成以后，就是胜利。至于远期任务，什么时间完成？受社会历史多种综合因素决定，不能认为在短期未完成理想目标就是失败。

　　以上说明，由于中国传统史学与政治主导意识的同构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史学研究习惯于片面强调追求同构下的阐述和论证，不允许有超出同构的自由探索。由此必然会出现片面性。以同构的观点看待中国近代史，不仅辛亥革命失败了，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充满失败的历史，悲惨的历史，无所成就的历史，中国人民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还有什么成绩值得肯定，值得称赞的呢？岂不成了一片虚无？这又怎么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激励人民前进呢？事实证明，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逐步丧失独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确是下滑、堕落、令人痛心的历史，这一责任主要应由反动统治阶级来负责。但从中国社会的进步变化来说，却是上升、前进，千百年来未有的大进步的历史。这是中华民族包括各个阶级的仁人志士，艰苦奋斗，呕心沥血取得的成就。是无数具体的成功和胜利积累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胜利，如果没有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基础，要一下取得成功也是不可能的。

　　像辛亥革命失败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有没有呢？值得不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和讨论呢？笔者以为是无庸置疑的。而要探索要研究要讨论，首先必须有对传统的史学与政治主导意识同构现象的超越，逐渐培养形成一种多元、多角度、多方位的自由探索的环境和气氛，然后才能有中国史学的新飞跃。

　　注释：

　　〔1〕〔2〕《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514页，第150页。

　　〔3〕《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卷总4616页。

　　〔4〕〔7〕《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7页。

　　〔5〕《列宁全集》第27卷第77页。

　　〔6〕《鲁迅全集》第7卷第393页。

　　〔7〕《临时政府公报》第335号，1912年3月11日。

　　〔8〕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574页。

　　〔9〕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第 页。

　　〔10〕〔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1页。

　　〔11〕伧父：《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东方杂志》第9 卷第7号。

　　〔13〕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472页。

　　〔14〕〔15〕《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第23页。

　　〔16〕《刘少奇选集》（下）第135页。

作者介绍：徐梁伯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