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映真的国民性批判思想_孙拥军

2009年第4期第33卷（总第154期）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Science Edition)

№4,2009Vol.33General, №154

论陈映真的国民性批判思想

孙拥军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台湾作家陈映真深受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影响，在其创作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都从其独到的国民视角，以历史、人性为创作的基点，对国民的真实心态做出最深刻的剖析和揭示，其作品的浓重历史感和时代前瞻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其国民极大地丰富了国民性批判这一课题的内涵。本文拟根据陈映真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性思想进行有效梳理。

[关键词]陈映真；国民性；思想批判[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50（2009）04－0099－03

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日据时期乡土文学作家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等以其震撼文坛的作品，记述了血泪斑斑的历史遭遇和愚弱民众的现实人生，以唤起国民的振奋，弘扬民族精神，重铸民族脊梁。台湾文坛，国民性批判的作家渐趋增多，从白先勇对“台北人”、“纽约客”在非常时期国民心态的真实写照，到黄春明对现代消费社会中“坤树仔”、们尴尬形象的另类叙事，再到新生代作家对在新“青番公”

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现代人的困境、异化而进行的文学救赎……。然而，一直坚持国民性批判并把这一主题贯穿其创作始终的作家，在台湾文坛上唯有陈映真一人。陈映真在其创作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都从其独到的国民视角，对国民的真实心态做出最深刻的剖析和揭示。

一、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

陈映真秉承了鲁迅先生沉顿阴郁的风格，继续对国民性进行探寻，坚持其现实主义的创作笔法和尊重历史，反映历史的客观创作态度，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沉着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把思维、创作的目光聚焦于苦难的现当代民族记忆并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其作品真实地描写了现当代社会急遽变迁的悲怆记忆，并以历史、人性为创作的基点，敏锐地去捕捉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前进的动向，率先揭示出既有浓重历史感，又具有时代前瞻性，寓意格外深广且具有极强思辨性的社会时代课题。

关于鲁迅对他的影响，陈映真最早在1976年9月写的《鞭子和提灯—自序》一文中谈到。陈映

“几真特别强调鲁迅在培养他对祖国的热爱这方面的作用: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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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的、且不激越的爱国者”。

鲁迅是伟大的，他深刻的思想包含着炽热的感情，那是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之爱的苦难民族的博爱之心。

典型表现。因而，他的作品显得沉郁冷峻。学鲁迅而不得，容易失其温厚，流于刻薄。而陈映真的慧心独具之处，恰恰看到了鲁迅那最不易学的温厚和爱心。蒋勋在比较鲁迅与陈映真的异同时说“:鲁迅的作品比较沉郁，仿佛郁闷得不得了，真是漫漫长夜，没有一点光，陈先生的作品则比较热，比较有更多的

[2]理想和追求的呼叫，这或许来源于他的宗教背景吧! ”

陈映真出生在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父亲在其“初出远门做客”的那一年，对他说了这样的话:“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

[1]528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把这三个“不容易”的

“据以为人，据以处事”的标准当作他写作恪守的圭臬。陈映真把“上帝”释析为“真理”和“爱”，是从父亲传授给他的庄严宗教精神里，抽绎出了最真诚博大的人生准则。他以充满宗教意味的献身精神要求自己，同时也以充满宗教意味的温情与爱关照着现实苦难中的芸芸众生。陈映真的温

[收稿日期]2009－01－16

[作者简介]孙拥军（1978－），男，河南夏邑人，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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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不仅来自家庭的基督教熏陶，而且来自鲁迅所体现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在鲁迅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以其坚忍不拔的苦行僧式的探索，时刻关注着国民大众的生活，在作品中真挚诚实地描述着自己的忧与思，以强大人道主义力量，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国民的灵魂，企求寻找到一条理想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解决办法。

二陈映真的国民性探寻

陈映真是一个面对现实人生之悲哀而强压抑其痛苦的人，其在秉承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继续从事先生毕生未尽的酬愿———国民性的持久探寻。在陈映真的的作品之中，鲁“复活”，在新迅先生笔下的芸芸众生似乎都又一次获得了

的时代、新的历史背景下，重现了其文学“新生”。同时，在其冷峻清新的笔下，不难发现到其隐藏在忧郁背后的热情—温情和爱。火焰——

（一）在人道主义视角下对国民纯美人性的揭示陈映真最初的创作，极富人道主义情感，对作品中的小人物充满无限的同情和关爱。陈映真在其处女作《面摊》中，轻柔愁恺地讲述了一家穷人父母为救生命危在旦夕患肺病的孩子而忧心如焚，入夜后到街上设摊卖面，为儿子赚些药费，但时时担心被巡警发现而被取缔的故事，但终究还是碰在这篇作品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贫”到了一个好心的警官。

与“病”是如何地在浸蚀、威胁着底层大众的生命，而他们默默地忍受宿命的安排，在繁荣的角落里，为他们的继续生活下去的目的而挣扎着。他们愚拙，然而忠厚；无知，然而善良。他们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别人的同情，然而当得到别人真诚施舍的一点点同情之后，他们的感激远远超过同情本身的价“面摊”中的妻子受了那么深的感动，会值，好心的警官致使为此沉默、悲叹、流泪，以至怀念终生。他们可怜的单纯情操，竟是如此让人起敬。

和鲁迅的小说《药》何其相似，同是三口之家，《面摊》

同是患痨病的儿子，同是辛苦操劳父母，“救救孩子”同是二者的主题。但《药》小栓虽然吃了饱蘸着烈士鲜血的馒头，却《面摊》中，那孩子却还是不免于死，连梦也不曾有过；而在得到了爱心，似乎可以盼望“暗”过后清新的早晨和白昼，与华老栓夫妻在漫漫长日后堕入黑暗相比而让人感到些宽慰。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疑惑:“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在《药》中似乎得到了否定的回答。鲁迅的深刻在于他在叙述老栓夫妻的爱子之心的同时，批判了他们的麻木与无知，从一个生活细节写出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症结；而陈映真虽然在思想的深刻上比不上鲁迅，却还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延续和回答鲁迅的问题，把“救救孩子”寄托在人道主义的希望里。另外，还可以看到，《面摊》中的警察岂不是鲁迅小说《一件小事》中“车夫”的化身？二者都是对弱者，对残酷社会现实中的最无助者真诚地伸出自己只有微薄援助之力的手，在阴冷的残秋和令人压抑的寒夜，洒下一抹人道主义的光辉，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心中对未来充满的无限希望。

小说《将军族》中写了两个小人物，一个是去台湾的大

“三角脸”，在军中康乐队当喇叭手；一个是“小瘦丫陆老兵

头”，曾被卖作妓女，后逃到康乐队里藏身。当“三角脸”知道她因欠债又将被转卖的遭遇后，决心帮她脱虎口，把自己仅有的三万元退伍金全留给了她，并悄然出走。但这些钱并未但她艰难地能使她赎身，再一次被转卖，还被弄瞎了一只眼。屈辱活了下来，只为要找到曾经给予自己帮助的“三角脸”。五年后他们终于重逢了，但她却说，“我说过要做你老婆，可他说“:我这副皮囊比你的还要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了。”

恶臭不堪的。”他们竟把希望放在来生，双双穿着乐队制服，“两位大将军”，走到蔗田里自尽了。作品在这两个看来就像

小人物身上展示了纯净美好的心灵，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不幸命运使他们产生了相濡以沫的亲情，但略带诙谑性的结尾反衬着他们悲惨的命运，使人感到更沉重的悲酸。

(二) 在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知识分子内在脆弱心理的痛苦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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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称自己是位“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他早期

他带着自作品的主要内容就是描写小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己对生活的思考和体验，去表现他们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及理想幻灭后的悲观绝望情绪。像《我的弟弟康雄》、《乡村、《故乡》等这些早期的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的教师》

陈映真对知识分子的独到思索:“一个富于理想的穷苦青年，在现实中所表现的情绪上的反抗；一个热爱祖国的台湾青年，在中国的混乱中的迷失；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思春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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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何趋向反抗型的虚无精神和梦幻式的安琪道路。”这

几篇小说的主角，不约而同地都是因为理想失落，思想碰壁之后，走向精神或肉体的自我毁灭之路。

中的康雄，在乌托邦的社会蓝图里幻《我的弟弟康雄》

学校和孤儿院，但无情的现实摧毁他想着建立许多贫民医院、

的一切理想，少年激情的他无法排遣心中苦闷，极大的精神负担导致心理急剧异化变态，与足可做自己母亲的房东太太偷情，最终内心的道德自谴和负罪感致使他仰药自杀。《故乡》中的哥哥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原本是极具理性、宗教和社会主义气质的人，有着青春阳光般的救世情怀，从日本学成回国以后，毅然放弃了成为高尚而且赚钱的开业医师的机会，却做起了焦碳厂的保健医师。然而，当他经历了家庭的瞬间破产，他成了一整日微笑的父亲咳血而亡，他忽然间变得如此冷漠。个沉默的人，终日沉溺于毫无感情却多变化的骨牌中，在他看来，赌博才是更接近人生的真相。一个怀抱理想的人，最终堕落为“开着赌窟，并且娶了一个娼妓的赌徒”。《乡村的教师》吴锦翔是曾被日军抓作炮灰的知识分子，抗战后回到故乡接办了乡村小学，重新萌发了爱国的理想激情，重新充满建设自己祖国的愿望和对同胞的热情，并决心振兴教育，改革乡土。但现实无情剥夺了他的理想，他开始怀疑他自己的重要性，怀疑这祖国和民族是否有得救的可能，怀疑他的后代是否有权享受他们生命的艰酸，他的理想在他怀疑中崩塌了。

陈映真在特殊历史记忆的背景下，塑造了一个个满怀理想，却在现实中破灭的败北人物，而且最终都导致精神随之崩溃。虽然他们的社会理想和人道主义情怀闪着圣洁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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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但他们在现实社会却找不到任何出路和希望，失败和死亡几乎是他们必然宿命式的结局。他们是台湾战后最早觉醒且具有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理想的光环下梦想实现其辉煌的抱负。然而，在紊乱环境、精神孤独和自我痛苦忏悔的动摇、颓废、消沉，一改初衷。同时，作者所多重压抑下，卑怯、揭示的这些渴望改革而又无力与社会对决，内心充满焦虑、绝望情绪的知识分子，何尝不是鲁迅笔下魏连殳、吕纬甫等“漂移”。因而，这些作品中充满着鲁迅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

[5]

式的感伤和忧郁，带有一种浓重的“惨绿的色调”。

下被各种阴暗的意识所掩盖、侵蚀、扭曲和异化的灵魂，唤醒民族意识的先觉者，以维护民族的尊严、国家的荣誉和国民的利益。

三鲁迅之于陈映真

纵观陈映真的创作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对国民性探寻和揭示始终作为一条主脉贯穿其中，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民族任务下，对国民性做出了最详尽的剖析，揭示出不同的民族的心态，挖掘出不同的民族灵魂，极大地丰富了对国民性探寻与揭示的内涵。

陈映真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在国民性批判思想上有一种承继关系，连接二者的纽带，都是对祖国，对国民怀着一颗灼热的爱心，“责之愈深，爱之愈切”，陈映真也多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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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形势

（三）在跨国经济体制下对国民奴性的揭示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国家相继以多种形式向台湾输出资本，在这一背景下，陈映真无限关切于国民的命运与前途，其小说创作着重反映当代台湾最为尖端的社会问题之一—台湾同胞的生活面貌、精神矛盾和文化冲突，发表了《华盛顿大楼》(第一部) 系列作品:《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站在爱国的民族主义立场，无情批判了民族意识的堕落者，热情颂扬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者。

陈映真笔下的华盛顿大楼，是西方发达国家诸多跨国企业在台北的办公大楼，是外资公司的总汇。陈映真抱着严谨冷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着力探讨和解剖，揭开华盛顿大楼层层艳丽的纱幕，展现了大楼里形形色色的生活状貌，使国民清醒地认识它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原始景观。在这四篇小说中，陈映真特别关注和描写了从事于世俗所艳羡的外资企业中工作的知识分子群，揭示出他们的现实众貌和世态人生：有同国际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成功；有既不能适应，又无力抗御华盛顿大楼腐朽现实的失者”

败者；难能可贵的是，还有维护民族和人格尊严的爱国者。这群在华盛顿大楼谋得一席之位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是华盛顿大楼的忠实奴仆，他们为要保持和发展在华盛顿大楼的地位，他们为了获得和保有这个比较富裕的饭碗，往往除了出卖劳动而外，还要出卖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以及做人的尊严，规规矩矩地做奴仆。如作品中的财务管理人员林荣杨伯良、黄静雄，都已习惯于服从上司的意志做假帐；一平、

些女职员不得不忍受洋老板的调戏和羞辱；有的男职员甚至于成为洋老板同性恋的受害者。

陈映真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他在“华盛顿大楼”中揭示和批判林荣平们失去民族尊严、甘心为奴的同时，塑造了两位理想的正面民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同华《夜行货车》中的詹奕宏对生活盛顿大楼分道扬镳的贰臣。

道路的抉择，同奴性十足的林荣平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洋老板摩根索向林荣平侮称其女友刘小玲为“小母马儿”，并公然加以猥亵，林荣平竟能明哲保身，出卖灵魂，处之泰然。在欢送刘小玲赴美的宴会上，洋老板对刘小玲说脏话，侮辱中国人，不是民族尊严的詹奕宏挺身而出，当场怒斥洋老板，在林荣平企图劝说他以息事宁人时，他大踏步走出餐室，表现了中国人高贵的民族气节，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

陈映真怀着真诚的感伤去挖掘和疗救在跨国经济体制

和民族任务不尽相同，因此，在对国民性关注的视角上也有民族生存危在旦夕时，极所不同。鲁迅先生是在国难当头，

力挖掘抑制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健康发展的国民劣根性，以引起民众的警觉，对优良人性的呼唤；陈映真虽仍延续着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但已是侧重于对国民性中奴性揭示的同时，着力挖掘国民性中的纯美品质，也就是鲁迅先生后期国民性批判中所指的民族脊梁，以重聚民族精神，防止国民灵魂的异化。

由于陈映真和鲁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虽二者之间有创作灵感的相同点，但在创作思维和创作感应上仍有很大不同。由于客观的时代背景和陈映真自身的政治、文化、历史知识结构，其在中对国民性揭示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上，远不及鲁迅先生。陈映真童年生活于日据时，青年时期后，又文化、历史分隔的影响，因而陈映真对中深受海峡两岸政治、

华民族历史知识之贫乏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在陈映真的笔下，很难构勒出像鲁迅笔下那些深受中国千年封建文化毒害至深，满目疮，似从久远历史记忆中走来的扭曲灵魂; 但陈映真是一位创作的奇才，凭借其现实主义的创作笔法，民族陈的强烈忧虑意识进行着人性的反省和现当代历史的清理。映真的确在清理历史，在清理历史的同时，进行人性的反思，探寻国民中的优良民族精神，其不同时期的不同创作，便是对不同的历史进行清理的有力例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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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卷[M].台北：人间出版社，[6]陈映真. 陈映真作品集：198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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