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男人,你到底为谁负责
赵彤*现居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曾任杂志执行主编。已出版个人文集《浪花》、《多尔衮传》等，编辑出版《一语成名――中外名人演讲录》等书， 现主持国家新闻出版署十二五重点选题之一。 德国战地记者Marc在法国对利比亚“下手”的20日当天“空降”到了圣地亚哥，我隐隐觉得事儿要不好。Marc是我认识的记者中对真相和正义最为执拗的人，几年前失业的他坚持采访，拍摄了大量照片，我出国前一直在怂恿他整理图片资料，在中国出版，成为我的作者。 Marc来的那天，正好赶上UCSD（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部）的本科生高举“反战和平”大旗集体裸跑，我开了一瓶红酒带他去看热闹。海边，落日，奔跑。天地之间是一群自由自在的生灵，男孩子们只穿游泳裤，女孩子们穿比基尼。骨肉停匀的年轻躯干，怀揣着热爱和平的心。这画面深深感染了我，几乎要燃烧起我沉迷居家生活现在日渐麻木的灵魂。Marc纠结着眉头，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做记者的人，就是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深入到世间最火热的希望里，去挖掘能给予人力量的善。” 正当我想表示赞同随声附和一下，忽然在裸跑的学生中看到了一个瘦瘦的苍白的身影。我的头发立刻就竖起来了，不由分说冲向人群，把他从队伍中拉了出来。“耀宇，天这么冷，你身子骨还这么弱，你怎么能参加裸跑请愿呢？快穿上衣服回去。”Marc用无限鄙夷的眼光看着我。“耀宇是我新招的中文学生，典型的ABC，他和父母住在我附近，身子向来弱，日晏天寒，他是非常不适合参加这项活动的。”我对Marc解释说。“可是他是在为了世界和平而呼吁。你怎么可以以老师的身份切断他的热忱？”Marc使用了指责的语气。“我是他的中文老师，也是他父母的朋友，我应该首先为这孩子的健康负责。然后我才能想到消除战争，世界和平。” “赵彤，作为一名记者，你让我很失望。”Marc的愤怒伴随着圣地亚哥一浪高过一浪的灰白色的浪花，这几天，一直响彻在我的耳畔。 日本的核泄漏令全世界感到恐慌，圣地亚哥这个美国“最安全”的城市，这些日子也是时时刻刻监控着大气质量。我先生所在的研究所每半天给市民汇报一次空气中的成分，提醒市民下雨的话尽量不要出门。圣地亚哥处于地震多发带，连日来报纸广播也在频繁地教导市民地震时该做什么。作为一名参与过汶川地震救援的记者，我最近一直在帮助UCSD的安全社团进行抗震演习，我以为我是尽了全力的，可是Marc的指责和我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的本能反应，还是如同当头一棒，敲醒了我自以为的大爱和良知。 原来我并没有我所想的那么正直大义。 “你到底为谁负责？” 这是一个颇严肃也很难一言蔽之的事。如同男女关系。好男人好记者的Marc未必是众人眼中的好丈夫好父亲。他一直认为男人的道德底线应该是职业道德，女人的道德底线才是家庭道德。所以因他所说的不可抗原因，先后离过两次婚，两个孩子也经常感觉不到父爱。而此刻睡在我身边鼾声大作的人，不关心任何与我们切身无关的问题。2008年我们结婚，汶川地震后我去采访，希望他报名做医疗先遣队员，他不去，理由是去的话势必会有血吸虫等病菌侵入人体，对日后要小孩不利，于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了；今年出国前正巧赶上东三省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我要去前线采访，他越洋电话表示了强烈反对，认为我太瘦一定会被大浪冲走，结果我没去成反倒为了救人被车撞了…… 这样的事还很多。我经常看不起他小家小业的小市民态度，却也为他如此细心打点我的生活而觉得温暖。我身边的这个男人对家庭认真负责，毫无缺憾，但是却没有幽默感也不心忧天下。 还是那句话：你到底为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