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冲突的文化因素

中日冲突的文化因素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联系密切。在热战时代，两国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水火不容；在冷战时代，演变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冷战结束后，综合国力趋近，而国家利益趋远，两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微妙，受到两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关注。 众所周知，外交、国际关系与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而日本文化受中华文化泽被深远。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中日文化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它们是建立良好的中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不和谐的音符，探究其根源，对于我们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促进合作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双重性格的社会文化

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特在《菊花与刀》的开篇这样写道：“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饱受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显然，我们在阅读一本民族文化读物时，很难看到这样的描述手法。是的，这就是日本，双重性格的社会文化。

日本人是在用温和谦让、崇尚美感、彬彬有礼、能屈能伸、驯服、忠贞、勇敢、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来掩盖其内心世界的生性好斗、穷兵黩武、桀骜自大、顽固不化、不愿受人摆布、心存叛逆、懦怯、保守等等阴暗面。日本人的外在表现只是为了麻痹对手，使对手放松警惕，然后再给对手致命一击„„那么，是什么孕育出这样的民族文化呢？ 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根本性作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说过：“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战争；土地所不能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不同的地理位置孕育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四面环海、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灾害频繁的岛国生存环境，切断了日本民族对自然的依赖，激发起日本民族强烈的生存意识和拓展生存空间的欲望，形成日本民族以现实利益调节善恶的价值标准，以及不受约束、不惜一切的行为特征和思维方式。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情绪，孕育了日本人的向外一时和掠夺性，走出本土，扩张掠夺他国领土以弥补本国领土的狭小和资源的不足。这一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国侵略和扩张的本性。在日本人眼里没有对与错的概念，只有得与失的区分，这也是虽然日本战败但日本否认侵华历史的原因，因为侵华战争让他们得到的远比失去的多。

二、义理观与对华贷款

日本政府自1979年以来向我国提供了总额29505. 11亿日元(约合246亿美元) 的政府贷款, 占我同国外官方资金合作的一半以上。2002年度日元贷款金额为1212. 14亿日元, 比上年下降25%。截止2003年4月底, 日本政府对华一般无偿援助项目119件, 总额1279. 74亿日元。对华技术合作援助累计金额约1200亿日元。1988年和1994年日本进出口银行两次提供“黑字还流”贷款, 共计1400亿日元。另外, 在抗击非典期间, 日本政府向我国提供了总价值17. 32亿日元(约合1480万美元) 的援助物资, 在外国对华非典援助中居首位。 其实, 对华经援也能体现出相关的日本文化背景———义理。与中国传统儒家研究经义, 探求名理的学问的概念不同, 在日本, “义理”被理解为:正道; 人应该走的路; 为了避免向世人道歉而勉强做的事。“义理”是“义务”的一部分, 是对别人“恩”的偿还。“恩”是债务, 而且必须偿还。但在日本, “报恩”被看作与“恩”全然不同的另一个范畴。对日本人来讲, 称之为“恩”, 一经接受, 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 “报恩”则是积极的、刻不容缓的偿还。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日本人常说, “人要偿还万分之一的义理也像登天一样难”。[ 6 ]在“义理”的领域中, 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义理”有不同的两类。一类可称之为“对社会的义理”, 按字面解释就是“报答义理”, 亦即向人报恩的义务; 另一

类称之为“对名誉的义理”, 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 给中国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害,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应该承担责任、赔偿损失, 但从当时大局出发, 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 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减轻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这对讲究义理的日本而言, 就相当于一个很重的“恩”, 此恩一日不得报答便如梗在喉, 而且, 报恩越晚, 代价越大; 另外, 也出于洗刷侵略者名声这一“对名誉的义理”的考虑, 自1979年起, 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当然, 它这样做, 不排除与中国合作, 以应对北方苏联威胁的共同战略利益因素。随着岁月的流逝, 两国力量对比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经济长期低迷, 中国的经济实力却持续增长, 并且进一步威胁到了日本东亚领头羊位置。而且, 近几年来, 由于日本不断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日方不去从自身探究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 却从文化传统出发, 认为自身已经偿还了中国的恩, 而中国却不讲义理; 指责中国拿了日本的钱但“不说日本的好话”, 拿了日本的钱发展了经济和国防现在反过来“威胁”日本, 似乎在日中关系上, 日本倒受了好大“委屈”、因而“愤愤不平”。这便是它缩减对华贷款的文化背景。

三、耻感文化与历史观

日本的道德是一种“耻感道德”,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换句话说, 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 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 不管是哪一种, 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 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 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在这一逻辑前提下, 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按本尼迪克特看来, 恰如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 “其意义在于, 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须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 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由此, 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以羞耻感为主要特征的日本文化, 就其本质而言, 可用萨特所说的“为他人而存在”来做一概括。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写道:“他人是我和我的本身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我对我自己感到羞耻, 因为我向他人显现。”“为他人而存在”就其消极面而言, 其危害性是巨大的。如上文所述, “耻感文化”客观上要求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 由于日本人缺乏“罪感”, 如若犯了错, 即使是当众认错或坦白忏悔也不能得到解脱, 他们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未被人发现, 就不必懊丧, 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这样一来, 产生的恶果便是日本人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境下, 将他们双重民族性格中“为恶”的一面发挥到极致。关于日本人民族性格之中的“恶”, 本尼迪克特指出, “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 也就是说在儒家文化中意味着人心对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的“仁”在日本人眼中一文不值。不仅如此, “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 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这两个个灵魂都是必需的, 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由此, 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揭露出日本人民族劣根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无仁”。他们缺乏博爱精神, 缺乏对别人的生命甚至自己生命的热爱与尊重。在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下, 只要不被人发现, 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人的“死亡本能”———对他人的进攻与侵犯当作享受, 因为日本人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负罪感”。因此, 日本人批评战争的理由并不是认为“战争本身是错的”, 而是认识到军国主义不可能实现“荣誉”的目的, 因此他们主动在宪法中摒弃战争, 用另一种方法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四、 对死亡和死者的态度

为准备战争, 日本士兵被教导说, 死亡本就是精神的胜利, 对伤者的照顾就好比飞机上的救生设施, 违背了英雄主义。在战争期间, 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的救护队能够冒着战火抢救伤员并及时救护伤者; 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及远离战场的康复医院所组成的医疗系统。日本对医疗品补给的关心更是可怜, 在某些情况下干脆杀掉伤员, 在战场上军医在他们的敌军临近前射杀伤员, 或是伤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日本人的这种牺牲精

神最极端的表现当属他们的不投降政策, 任何一支西方军队在战斗中陷入绝境时, 都会向敌军投降。日本人对此则不同, 光荣就意味着战斗致死。无望的环境中日本士兵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 或者进行大规模集体自杀攻击, 赤手空拳与敌搏斗, 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投降。一个除了死亡别无选择的日本士兵, 通常会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为光荣, 甚至在被俘后也常常 选择这条道路。①从对待死者的态度方面看, 日本文化认为“死者无罪”, 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一死百了”(Death pays all scores) 的文化价值。这与我们中华文化最为核心的观念———“死者有罪”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常说有罪过的人“罪该万死”, 还强调臭名昭著者“遗臭万年”“, 永远背着骂名”。

这是中日文化冲突起因的关键所在, 对待死者的不同态度是两国文化冲突的核心焦点之

一。日本有11 万个大大小小的神社, 都是安放死亡人员的灵位的。座落于日本首都东京的靖国神社, 建立于1868 年。“明治维新”时期的宪法规定, 从1869 年开始, “为国家捐躯者”的灵位将会供奉在这里。所以, 那里现在仍然供奉着240 万个灵位, 其中87 %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首相小泉在任5年, 每年大选之前, 总要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他的每次参拜都会为他在国内赢得较高的支持率, 而在亚洲, 尤其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则引起强烈的抗议和不满。

五、重视等级与依附强权

本尼迪克特曾经说过, 日本人是从等级的观点来看国内问题的, 上层制定国家纲领，下方严格执行并实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看待国际问题。这种外交模式反映了日本人重视等级和服从权威的特点。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来达到战略目的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日俄战争时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结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德国结盟, 战后, 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成了日本的“御上”。冷战结束后, 制约美国的力量没有了, 美国有不通过联合国、越来越独断专行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即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盟, 一切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构建新的导弹防御体系等, 日本都是坚定的支持者。与美国缔结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日本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 这明显说明了日本外交依附强权的特点。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当然有历史、经济等诸方面的原因, 但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 依附强权、缺乏依据的独自的是非判断而采取的主体性行为, 同日本人在家里对母亲、在公司里对上司、“子分”对“亲分”②的依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的发展模式, 使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依附情结, 而这种依附情结又被已有的危机意识所强化。如果说依附情结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家族主义和集团主义, 那么它在对外关系上, 则表现为“依附强权”和寻求稳固的“立足地”。“依附强权”和寻求稳固的“立足地”既是应付困厄、解决危机的一种手段, 同时也是依附情结的一种阐释。“依附强权”在外交政策的取向上表现为“与强者为伍”和“免费搭车”; 在外交实践中表现为“结盟”和“协调”。当今中日关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 中国还不够强大, 日本还不甘心落于中国的下风。但随着中国的实力日益追超日本, “从中长期而言, 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 长期而言, 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亨廷顿语) 。归根到底, 要使日本的右翼放老实一些的最根本办法就是, 尽快地增强我们的国力, 使之显著超过日本。[ 8 ]

人类自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变得更加突出，在这个发展是硬道理的时代，任何形式的对抗都是不明智的，两国关系的最佳状态应该是战略平衡。所谓战略平衡，说到底就是一种超越性，在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超越一切障碍，在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达成共识、维持平衡。

中日两国是东亚的两个强国，综合实力日趋接近，但国家利益各不相同。“强强联合不可能，强强对立不可取，只有强强共处、战略平衡才能够确保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