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西北风_到_中国风_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

２００７年３月第２６卷第１期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

ＪｉａｏＸｉａ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

中图分类号：Ｊ６０９．２７

Ｍａｒ．２００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４９９（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９２－０５

・大学生研究生学术园地・

●赵朴

从“西北风”到“中国风”

———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①

摘

要“西北风”和“中国风”是分别兴起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本世

纪初的两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流行音乐风格。两者都在借鉴欧美流行音乐表现技法的同时主动加入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进行创作、演唱，并且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征，是时代文化的产物。由于文化环境、时代背景的不同，两者的文化属性又存在差异。通过对这两种典型音乐风格进行文化分析，或可就社会环境对流行音乐发展产生的作用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关键词西北风；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流行音乐

“西北风”是产生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文化界普遍兴起反思和寻根意识的社会背景下，音乐创作者和演唱人员追求与先前缠绵阴柔的港台流行歌曲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大量采用陕北黄土音调，同时借用流行于欧美的摇滚、迪斯科节奏特点，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粗犷豪放的流行音乐风格。此类型的

（刘志文词、解承强曲）、《黄土高坡》作品以《信天游》

（陈哲词、苏越曲）、《我热恋的故乡》（广征词、徐沛东曲）等歌曲为代表。因其文化特征符合了当时的听众审美心理和社会文化需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表现风格。

“中国风”这个词本身的文化指向较为宽泛。本文中特指产生于本世纪初，在中国流行音乐创作陷入困境、歌坛缺少领军人物、市场疲软的状态下，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周杰伦、王力宏等一批创作型歌手，借鉴风靡于欧美的Ｒ＆Ｂ、Ｈｉｐ－Ｈｏｐ②音乐为主要风格进行创作、演唱，引起新的流行热潮后，他们进而在一些作品中加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并使

用文、白兼杂的歌词，使作品产生一种具有中国古典意蕴审美感受的歌曲风格。主要代表作品有《东风破》（方文山词、周杰伦曲）、《发如雪》（方文山词、周杰伦曲）、《花田错》（陈镇川词、王力宏曲）等。在商业运作、青少年民族意识复苏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曲风被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广为追捧，也使大陆、港台的流行音乐创作者、演唱者纷纷跟风效仿，现已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音乐风格。

“西北风”和“中国风”是产生于不同时期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流行音乐风格。从音乐本体上来说，二者都是在欧美流行音乐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元素创作而成，因其所处年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相异，两者文化属性存有一定差异。从社会文化环境各因素对两种音乐风格文化特征造成的影响的解读、分析中，笔者试图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

③

展得到一些新的认识。笔者试从社会文化背景、听众欣赏趣味、创作者的观念意识三方面对二者的文化存

作者简介：赵朴（１９８２～），男，河南大学艺术学院２００５级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生在读。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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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北风”到“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

在方式进行分析。

一、文化环境、社会心理

对流行音乐产生的影响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

策，这仿佛一间封闭的屋子打开了一扇天窗，各种各样已经淘汰或正在时髦的西方现代思潮纷至沓来。不管对这些“洪水猛兽”是惊恐还是新奇，人们都逐渐解放了禁锢已久的思想观念。但到了８０年代中期，改革伊始的热情有所冷却，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物价上涨等一系列的

社会问题使大众失去了心理平衡“，

前进与后退，改革与保守，对传统的留恋和批判，种种复杂的情绪造成

了巨大的心理张力”

，［１］（Ｐ１３４）这集中反映了躁动不安的社会情绪。文化艺术界在放眼世界、回顾历史后，将对社会现状批判和反思的目光“投向并集中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上。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都以重视本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努力植根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为典型特征，这就是８０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普遍兴起的‘寻根’意识”。［２］

这种文化界整体的反思、寻根意识，在文学界以阿城的小说“三王”系列（《棋王》《树王》《孩子王》）等一批颇具影响的作家、作品为代表；文学理论领域也相继有《文学的‘根’》《理一理我们的‘根’》等文章发表；美术界出现了１９８５年一批年轻艺术家出于对官方色彩浓郁的全国美展的质疑而举办的《前进中的中

国青年美展》

；电影界更是轰轰烈烈，陈凯歌导演的、吴天明导演的《老井》、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等影片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还在国际上获得大奖，从而把文化界对民族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推向了高潮。

当然“，

西北风”流行歌曲对文化思潮的反映，以及因其契合了社会心理而造成的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是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黄色文明是中华文化

的根“，

西北风”立意于黄土高坡，立意于黄土高坡上嘶喊的信天游，立意于西北人心中热恋的故乡，更不用说电影《红高粱》中三首纯正的西北风味歌曲：《妹

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颠轿歌》

，歌中浓烈的乡土气息让人们一下找到了久违的文化归属感。这当

中少不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我的故乡并不美”，《我热恋的故乡》一开腔就极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打翻

了从“那十年”（文革）持续到“这十年”（改革开放）的盲目自尊。［３］（Ｐ９“亲不够的故乡土）

，恋不够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又充分的体现出人们对家园深深的热爱，要以全身心投入到祖国四化建设当中的豪迈情感。

“西北风”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契合，加上民族风味的“黄土音调”和强劲的节奏特点，配以激越的喊唱，一下子抓住了听众的心，不可遏止的火爆起来，最终

成为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个高潮期的代表性音乐风格。

“西北风”的热潮退去后，港台流行音乐继８０年代初邓丽君、刘文正等风靡大陆后再度成为中国流行

乐坛的主要力量，大陆虽也相继出现了

《渴望》《一封家书》《涛声依旧》等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品，但由于自身和外界的多种原因难以再次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音乐风格。港台流行音乐本身就有２０世纪

３０～４０年代老上海流行音乐的

“家底”，加上拥有地理位置的便利和较强的经济实力，使之容易构建音乐产业链，也容易接触吸收到先进的制作技术和创作理念。大陆流行音乐界也从港台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如商业包装、运作规范，歌曲创作、演唱、制作方法等等，甚至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可遗憾的是大陆流行音乐从港台那里得到最多的恐怕还是成品：大量的音像制品和大批的港台歌星。到了２０世纪末，港台音乐产业的隐忧和创作的疲软暴露无遗，佳作贫瘠，“偶像

真空”

，使得以明星包装为主要运作模式的流行乐坛一筹莫展。

２０００年，台湾歌手周杰伦以充满时尚活力的Ｒ＆Ｂ曲风横空出世。仅用了两年，周杰伦就被媒体捧为歌坛“小天王”，红透大江南北。其时尚的Ｒ＆Ｂ曲风和动感十足的Ｈｉｐ－Ｈｏｐ说唱给听众很大的新鲜感，引发了新一轮的追星热。其他的唱片公司和歌手也没

有坐而视之，群起效尤，很快形成了以周杰伦、

陶喆、王力宏等一批Ｒ＆Ｂ歌手为代表的“新生代”。

Ｒ＆Ｂ音乐风靡华语乐坛是有其必然性的。Ｒ＆Ｂ音乐是产生于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的美国黑人流行音乐，因其音乐本身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仍保持着很强的时尚活力，终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风靡世界流行乐坛。港台作为我国对外文化

交流的“桥头堡”

，有着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在欧美持续不断的文化工业产品输出和日韩娱乐文化热潮的双重作用下，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吸收了这种音乐形式并加以改造，最终形成本土的Ｒ＆Ｂ音乐创作、演唱群体。

流行文化总是喜新厌旧、求奇求变的。历经了近三年Ｒ＆Ｂ歌曲的狂轰滥炸之后（甚至还应包括更早就流入我国的日、韩舞曲），听众的忍耐虽然还未达到极限，但对市场反馈非常敏感的周杰伦们已经捕捉到些许抱怨的声音了。变化势在必行，惟一的问题是：方

向？２００３年，周杰伦首先给出了答案——

—“中国风”。周杰伦本人并没有在当时就明确地提出“中国风”的

概念，但他的专辑

《叶惠美》中的《东风破》却足以称得上是对“中国风”概念的完整表述了。他后来的作品

《千里之外》《菊花台》

，以及王力宏的《花田错》、陶喆的《苏三说》、后弦的《西厢》等一批作品的问世，使“中国风”迅速占领市场，形成一股新的流行势力。

“中国风”成为Ｒ＆Ｂ音乐在中国乐坛的一个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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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发如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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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原因：一方面，主流文化阶层虽然无奈何于流行音乐市场的疲软，但对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却丝毫没有放松过，政府行为、

舆论导向、民间自发都有加大文化建设力度的举措。文化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对本民族固有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搜集发掘“原生态”民族音乐等等事例无不体现出政府文化部门对民族文化的重

视。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我国在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上的良好表现（收回香港、

澳门主权，成功申奥，顺利加入ＷＴＯ，国际体育赛事上取得优异成绩等）、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政治影响力加强、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也使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空前高涨，民族凝聚力大大加强。

这样的社会形势使大众在面对来自欧美文化工业产品所裹夹着的西方意识形态冲击时，能够以一种较为理性、自主的心态处之。具体到流行音乐来说就是既能够欣赏时尚、新潮的Ｒ＆Ｂ、Ｈｉｐ－Ｈｏｐ音乐，又不会对其文化内涵完全认同。一种希望听到本民族熟悉亲切的声音，而这种声音又要符合当下人们追求时尚、动感审美趣味的心理趋势日渐形成。当这种心理需求在以周杰伦为代表的一批Ｒ＆Ｂ歌手的“中国风”作品中得到回应，甚至得到满足时，新的流行热潮便不可阻挡。由以上对“西北风”和“中国风”两种存在于我国流行音乐不同发展时期典型风格的社会文化背景及社会心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样式，其发展是同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多元文化因素的复合体，他们对存在其中的流行音乐有着立体的、综合的影响。在这诸多因素中又有一种或几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的文化因素必然导致某种社会心理需求的产生，这种文化心理需求又是某种流行音乐出现或走红的内在动因。二、听众审美趣味的

变化对流行音乐的影响

“包括一千八百多个品种的七千多万盒国产录音带，１９８５年基本上占领了全国音带市场，改变了三年前海外制品充斥市场的状况。质量低劣或过时的通俗歌曲出现滞销局面。”

［４］

市场销售状况是听众欣赏心理的直观反映。从以上这则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那种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港台流行歌曲在风行大陆十余年后，听众出现审美疲劳。以邓丽君为代表的细腻婉转的演唱风格，已

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厌烦，甚至逆反心理。

同时，摇滚乐、

迪斯科这些来自欧美的音乐风格，正以其强劲的节奏敲打着中国的大门。改革开放后，９４

欧美流行音乐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官方或非官方、正

式或非正式的渠道流入大陆。到了８０年代中期，摇滚乐、迪斯科一类的“劲歌”虽尚未形成气候，却也有了

一定的听众群，并且这部分听众大都是文艺圈内的，更有不少从事音乐创作专业人士。而普通听众也渐渐不满足于只有《阿里巴巴》《热情的沙漠》等屈指可数的几首华语劲歌了。［５］

听众对港台柔婉风格的腻烦，对欧美劲歌风格的新奇，在当时文艺界整体的寻根热、反思热的引导下，逐渐形成了对风格粗犷、

豪迈，节奏铿锵有力，又能充分体现民族文化传统的文艺作品的审美期待。１９８６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女歌手王斯首唱了由刘志文作词、解承强作曲的《信天游》，这首歌后来又经程琳在１９８７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

唱后一炮打响。此后，一批“西北风”歌曲纷纷涌现，流行音乐界和广大听众都找着了感觉。“西北风”横扫电

影、电视剧配乐，刮遍了大街小巷。

笔者对当时的盛景仍存有模糊的记忆，当时年龄虽小，却已能在大人们

的鼓励下，在饭桌前为大家演唱

《黄土高坡》了。至今，父辈们在唱歌助兴时，仍会选择《少年壮志不言愁》

这样的歌曲“，

西北风”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十余年后的中国流行乐坛，虽说已有了长足的进

步，音乐风格也趋向多元化，但整体上仍是以大陆模仿港台，港台跟风欧美、日韩为主。文化缺位、思想浅

薄、品味低俗、风格雷同的作品大批量的生产着，鲜有佳作问世，卿卿我我的男女情爱主题依然是最主要的

创作题材。

精神文明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但文化市场，特别是音像产业仍比较薄弱。因为虽然有市场，但是

既疏于管理，又缺乏必要的引导，以至于盗版、

翻版、简装、打口等各种渠道来源的文化商品混杂其中，曲作者、词作者、歌手、经纪人、制作人、唱片公司、发行单位等各类流行音乐从业人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生自灭，互联网在世纪末的迅猛发展无疑又给了本已虚弱不堪的流行音乐产业当头一棒—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ｏｒＦｒｅｅ！以港台流行音乐为主体的华语流行乐坛陷入低谷。听众同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和产业单位一样，对音像市场的混乱和由此引发的歌坛创作状态低迷，

的现象感到无可奈何（甚至一些听众还因为得到了某些暂时的利益而幸灾乐祸），但是毕竟大环境已经开放了，我们可以选择了，听中国

流行音乐没意思我们可以听外国的，于是“哈韩”“哈日”

成了“一景”，欧美流行也大有市场，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便开始风行世界的Ｒ＆Ｂ、Ｈｉｐ－Ｈｏｐ音乐风格得以在中国培养出较早的一批听众。

此时，周杰伦等一批创作型歌手因其本身对时尚抑或是对市场的敏感、关注，纷纷采用Ｒ＆Ｂ这种新奇的、具有舞曲特点的曲风进行创作，发行了一些质量较高的音乐作品。这些用中文演唱的Ｒ＆Ｂ歌曲着实

《心中的太阳》“只见偶像不见歌手”

从“西北风”到“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

让听众们感到欣喜和新奇：一是旋律、节奏、配器、编

曲等音响形态富有动感，很时尚，与以前的华语流行歌曲截然不同；二是歌词用中文演唱，减少了语义交流的障碍。

这种完全来源于异文化的歌曲风格在中国风靡

了两三年后，不可避免地也将进入

“疲劳期”，因为其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听觉感官刺激的基础上，中国听众对此种流行音乐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切身的感受。已经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摸爬滚打了很长时间的流行音乐从业人员毕竟也不是当日吴下阿蒙，他们尊重市场规律、主动出新。继周杰伦首先抛出《东

风破》之后，一批来自港台、

大陆的创作性歌手纷纷跟进，《花田错》《苏三说》等“中国风”佳作相继问世。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Ｒ＆Ｂ歌曲使得听众群中

最主要的部分——

—青少年———找到了新的“发泄对象”。“中国风”歌曲对受众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１、歌曲旋律采用中国音乐传统曲调谱写而成，即熟悉又新奇，编配中也经常加入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这对青少年听众来说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太有个性了，流行音乐居然可以这样！”，两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出人意料的、充满挑战性的搭配造成了很大的听觉冲击。

２、

歌词多用文白兼杂写成，融入古诗词、民间传说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指向的歌词，使歌曲具有一种古朴典雅的美学意味。“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在梅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在柳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随人愿／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牡丹亭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这样的歌词不但文学性较之早先歌曲中的

世俗语汇高很多，其中委婉、

隽永的情意绵绵也与许多歌曲中男女情爱的赤裸表达大异其趣。

３、

民族音调的采用、民族乐器的使用、具有古文化意蕴的歌词的融入，使歌曲呈现出一派中华文明的气象。将来自西方的文化中国化、民族化，与中国人民近年来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不断上升的总的心理趋势是合拍的，与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民族情感是吻合的，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众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渗透，有意识或下意识的抵触心理。

“西北风”和“中国风”都在之前的音乐风格已经经过了一个时段的流行，不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听众感到重复、雷同，甚至产生厌烦情绪时，以一种全新的风格、理念满足了受众的审美期待，是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流行音乐发展的明证。

三、创作者创作观念的转变对流行音乐产生的影响

苏越曾说：“在接受外来音乐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主的意识要求覆盖，要求阵地，要

求自己占领自己的音乐阵地。”［６］陈哲也说“：

当时已经觉得需要一些来自土地本身的声音。……从我个人来说，是因为到了那边之后，受到了那片土地的启示，我想造成一种反差，形成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冲淡当时那种流行歌曲的演唱方式。十几年来我们的流行音乐太单一化了，很多东西都是一以贯之，我希望能够从母体上找到中国的元素来解决好这个问题。”［７］作为“西北风”经典之作《黄土高坡》的曲词作者，他们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当时一批西北风作者的观念，其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创作者敏感地注意到过多、过滥的港台歌曲已令听众腻烦，对音乐本身强烈的批判意识使他们既不沿袭大陆抒情歌曲传统，也不用港台创作模式，而是引入摇滚思维去处理地道的民间素材，用强烈的节奏打破之前的委婉缠绵，用一种激越的喊唱风格替代之前的轻声细语。

２、创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把创作的目光投向孕育着几千年华夏文明的黄天厚土，期望从对文化根源的发掘中找到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声音。

３、

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使他们一致跳出港台歌曲以城市青少年喜怒哀乐为主的表达，而投入到以反映劳动人民、社会大众现实情感的展现，从而不再把流行音乐这块最贴近大众的文化阵地拱手让与港台歌曲。

如果说“西北风”歌曲是由创作者积极地与社会心理相适应，而进行主动的文化选择后产生的作品，那么十几年后“中国风”创作者的艺术创新就更具有一种商业操作和音乐试验的意味了。

以“中国风”创作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周杰伦的

作品为例，他的第一张专辑中

《娘子》一曲就有“天涯尽头，满脸风霜落寞近乡情怯的我，相思寄红豆”的唱词，语言表述有意接近古诗词的风格，接下来第二张

专辑中的《双截棍》

，把作者对中国武学和“为人耿直不屈，一身正气”

道德修为的推崇，通过说唱乐的方式个性化地演绎，使作品对青少年听众群无论是生理（听觉感官刺激）还是心理（两种文化样式的碰撞）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这时中国文化元素在歌曲创作中的运用还多局限于歌词，或者说还仅仅是依靠“另类”的歌词来体现歌曲的与众不同，并没有使歌曲整体上产生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从而创造一种新的音乐风格。显而易见的商业利益驱使周杰伦和其他一批Ｒ＆Ｂ创作型歌手看准了这条路，陆续推出类似作品，更尝试加大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歌曲中的比例。

周杰伦天马行空的个性化创作风格使他首先完

成了“量变”向“质变”的转化。２００３年的

《东风破》一曲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旋法进行旋律创作，加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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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琵琶、二胡作为伴奏乐器或特性乐器，词作者方文山运用诗化的语言把对爱情的描写置于古典文学作品中那种含蓄、清雅的意境之中，作品由此产生了一种在当代流行歌曲中独具特色的水墨山水般的幽远意境。把中国民族音乐同来源于美国的Ｒ＆Ｂ音乐这两个看似截然对立、难以协调的文化样式加以融合，本身就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创作尝试，创作者进行这样的尝试时颇有些试验、游戏、把玩的意味。周杰伦的试验无疑是成功的，无论从商业还是艺术角度来评判《，

东风破》都是近年来流行乐坛的一首佳作，今天的流行音乐界也大多倾向于认为《东风破》是第一首名副其实的“中国风”歌曲。《东风破》的突破是创作者将新潮的创作理念转化为艺术作品而实现的，创作者对新的艺术风格的追求在其创作动力中占据了相当的成分，当《东风破》试验成功后，大批音乐人跟风模仿，其动力的主要来源恐怕多是商业利益的驱动了。“西北风”和“中国风”都是创作者主动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同产生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中的流行音乐融合而成，都是对

“过时”的音乐风格加以摒弃和对新的音乐风格创生，都考虑到听众的欣赏口味和深刻的

社会文化心理需求。所不同的是，“西北风”是创作者主动的文化选择，是创作者自身“能量的释放，也对受众的审美取向产生了积极良好的引导作用”

，［５］创作者更多是遵循艺术自身规律进行创作，而对商业运作只是懵懂，这与当时音乐产业化程度较低是分不开的。“中国风”产生于音乐产业已取得很大发展的今天，又诞生于较之大陆流行乐坛商业化更彻底的港台，其中的商业因素与

“西北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周杰伦等歌手本身就是商业炒作、明星包装制捧红的

歌星，作品创作中的商业动因不言自明，但如果他们没有考虑到艺术创作自身规律，一味迎合、附庸大众，

着眼于短期经济利益，相信也很难取得今天的社会影响力，赢得如此广泛的听众群。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何把遵

循艺术自身规律同商业利益需求更好地结合进行创

作，使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同大众的文化需求紧密相

连，以达到作品与受众审美心理的契合，是音乐创作

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流行音乐本身就具有流行性、

时尚性的文化特征，这要求流行音乐的创作、

制作人员必须密切关注社会心理，关注青少年亚文化，关注

时尚，主动求新求变，以期能够与时下的听众心理产

生共鸣。

社会文化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流行

音乐是存在于其中的一种文化样式。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各种具有可变性的文化因素与流行音乐共存共

生，相互影响，互动发展。从以上社会文化因素对

“西北风”“中国风”作用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流行音乐必须主动接受、消化来自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并运用自身独特的表现方式，对社会需求给予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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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与社会审美心理达到同形同构，这也是流行音乐

本体的内在要求。流行音乐在体现商业价值的同时，

能够利用自身通俗化、

大众化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文化发展起到引导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出其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社会价值，也才能实现流行音乐自

身健康的、

可持续的发展。注释：①“西北风”“中国风”在本文中都特指某种流行音乐风格，这种特指在其他文化领域是否能够得到认同尚有待考证，但

在流行音乐业界、大众传媒、流行音乐听众群中已达成共识。②Ｒ＆Ｂ，产生于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是美国黑人创造的一种流行音乐类型，具有强烈的舞曲风格，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新的音乐元素，使自身充满活力，９０年代起风靡世界，成为时尚的音乐风格。Ｈｉｐ－Ｈｏｐ，产生于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美

国黑人社区，是一种黑人流行文化的集合体，其中的音乐部分节奏感强，与Ｒ＆Ｂ音乐有较深渊源，９０年代逐步风靡世界流

行乐坛。③在这里笔者需要说明自己的一种观点：如果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陆和港台基于政治制度、

经济条件、文化发展轨迹的不同造成了流行音乐文化存在方式的巨大差异，两方面还

可以进行截然区分的话，那么经过了２０余年的相互影响、融合，特别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等重大事件之后，在两岸三地的

音像制作、

发行渐趋并轨，传媒日益发达现状下，依旧把大陆和港台的流行音乐作硬性区分，意义就不大了。这也是本文把

这种产生于港台的音乐风格放在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与“西北风”进行比较分析的一个原因。参考文献：

［１］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Ｍ］．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王思琦．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的发展研究［Ｄ］．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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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音乐纪事［Ｚ］．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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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年音乐流行８大秀［ＥＢ／ＯＬ］．华商晨报．人民网，２００６－

０７－１４．ｈｔｔｐ：／／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７］陈哲

“西北风”：没有麦子就不能做出新馍馍［ＥＢ／ＯＬ］．新京报．ＴＯＭ网，２００６－０９－１４．ｈｔｔｐ：／／ｍｕｓｉｃ．ｅｎｔ．ｔｏｍ．ｃｏｍ．

责任编辑李宝杰

“中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