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缺失与重建

我国社会信用缺失与重建

【内容摘要】 我国目前缺乏社会信用，不缺乏家庭信用。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主要载体和标志。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与权衡是其做出是否守信决策的主要原则。目前企业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环境的变化、产权制度不完善、政府行为不当引起。

【关键词】唯物主义 产权 家族 中间组织 政府

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中信用缺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十七大都强调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提出要 “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认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十分不满。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信用环境的总体状况

《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新浪等媒介，从2005-2012年连续7年(2010年调查的是全国十大热点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对调查结果整理后发布了各年中国社会信用的总体情况。

中国小康信用指数：2005—2006年为60.1分；2007—2008年为60.4分；200—2009年为61.1分；2010—2011年为62.7分；

2011—2012年为64.3分。2012年受访的四成人认为信用环境“有好转”。公众普遍对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给予“中等”评价(44.4%)，还有2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信用达到了“较好”(14.7%)甚至“很好”(6.7%)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公众对于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的评价中，同样有21.4%的受访者给予“好”评，但是认为“较好”的受访者比例比2012年的高，为18.8%；认为“很好”的受访者比例比2012年的低，为2.6%。与此相关联的是，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与上年度相比“有很大好转”(7.1%)的受访者比例也比2011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另外还有33.8%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比上年度“有一些好转”。总体而言，认为信用环境在朝着更好方向发展(40.9%)的受访者比认为与2011年持平(36.5%)的受访者比例高出4.4个百分点，认为信用环境“变差”(22.7%)的受访者比例高出18.2个百分点。

政府公信力：2005—2006年为60.5分，在信用最差的5个职业群体中，政府官员排在首位；2007—2008年为61.5分；2010—2011年为65分；2011—2012年为67.8分。与 2010～2011年度相比，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在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三大单项指标中升幅最高，而从2005年至今的走势看，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虽然一直在低位运行，但“政府公信力”这一单项指标却在“原地踏步”了2年、“小步前进”了4年后，在近两年呈现出“步伐加大”态势。调查显示，公众对于政府信用的总体评价居于中等偏上。在建设政府信用最紧迫要做的事情中，35%的受访者选择了“政府工作人员树

立政府为民的思想意识”，23.9%的受访者选择了“加强廉政建设”，13.8%的受访者选择了“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10.9% 的受访者选择了“坚持依法行政”。 受访者认为诚信政府除信守承诺、履约率高、依法依规办事、公共形象好、投资者满意度高、经济开放度高、经济发达外，还有个重要因素——政务公开。哪些政府行为或政府官员行为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信用的评价？调查显示，53.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行为透明度不高”对政府信用影响最大，接下来才是“官员和公务员的腐败行为”(44.6%)、“弄虚作假”(34.2%)、“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31.0%)、“官员和公务员责任意识淡漠”(25.4%)等。这说明在信息化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充分体现了老百姓对于知情权的诉求。老百姓认为‘政府行为透明度不高’对于政府信用会有影响，说明老百姓虽然也会对政府工作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总体来说，他们还是相信政府的，他们相信政府能做事，所以才会要求有知情权。主动的“透明”，让外交部的信用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在2011年和2012年的《小康》“政府信用榜”中，外交部均排名第一。2012年在“中国信用小康指数”首度发布的“最不让人信赖的城市基础设施”排行榜上，“污水处理”(47.0%)、“污染治理”(40.3%)、“下水道”(35.3%)、“水资源保护设施”和“垃圾收集与处理”(均为33.8%)排在前五位。“下水道”(35.3%)从4个涉及到环境的选项中“杀出一条血路”，排在“最不让人信赖的城市基础设施”排行榜第三位，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7·21

北京暴雨”事件的影响，不过，一座能够“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的确必须建立在良好的排水系统之上。相较之下，“固定电话”(1.0%)、“邮政”(1.2%)、广播电视(1.7%)、防风沙(1.9%)、防台风(2.2%)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则比较令人信赖，看来运作体系良好并且相对惠民的垄断性行业，还是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此外，自然灾害的防治工作也得到了群众的较好评价，“人多力量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得以凸显。

信用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费数十年工夫积累的信用，常常会因一时一事的言行而失掉。公共事件、与我国有关的重大国际国内事件处理好了，容易塑造政府在老百姓信用形象，但是，处理不好更容易毁坏政府信用。在《小康》2006年以及2007年连续两年的职业群体诚信调查中，政府官员的职业信用度被认为是比较低的。2008年，情况稍有好转，政府公信力比上年提高0.9分，达61.5分。 这一年，是国内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一个国家在突发性灾害面前表现出的快速的反应以及惊人的应对能力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和世界的称赞。在灾难中，政府始终保证了信息的及时、全面和可靠，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透明、真诚的政府形象。在《小康》调查中，九成以上的受访者对此表示了肯定，并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样的开放与透明，也成为后来中国应对奥运会报道的态度。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诚信的政府形象。奥运会上，中国兑现了7年之前对世界的承诺：环境、交通、服务得到极大的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进步。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政府部门失信于民的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有的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高；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腐败突出；有的忽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缺位”、“错位”、“不到位”；有的责任意识淡化，行政问责制不健全;有的出现“本领恐慌”、“能力恐慌”，缺乏应对复杂局面和危机管理的能力；有的则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多头执法，执法扰民，执法监督不力。受访者普遍认为，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受访者举例，发生于陕西的华南虎照片事件及四川震灾捐助资金被“瓜分”、“躲猫猫事件”、“七十码案”、“邓玉娇案”等都暴露出地方政府公信力亟需提升。

公众非常担心政府的信用。有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2009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失信问题相当严峻。 政府公信力频频遭到践踏，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有失公正，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地方保护主义是假冒伪劣，走私偷税漏税的行政根源。打假难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默许、支持甚至纵容造假。第二，工作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少地方领导从自利性原则

出发，对已经生效实施的政策、合同任意修改、废止，要不就是“新官不理旧账”，“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领导人的一句话”。第三，行为决策有失科学。为了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很多地方不考虑市场需求因素和自身的承受能力，纷纷举债大上“拍脑袋”决策的项目，结果造成“一届的政绩，几届的包袱”，留下大批的胡子工程。第四，工作缺乏公开性，透明度不够，暗箱操作过多，轻诺寡信，给投资者上当受骗的感觉。 然而，另一方面，相对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和个人自律，人们对政府行为的规范也报以了最大的期望。94.6%的网友认同“带着诚意和责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赢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诚信中国建设最有效的措施中，“政府执法和监管要公正透明、有力度”以84.9%高居首位。

企业信用：2005—2006年为53.4分；2010—2011年为54.5分；2011—2012年为56分。企业信用得分在各年一直是三大指标最低得分，这说明了企业信用缺失的程度相当严重。拖欠、违约与制假售假成为中国企业信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调查，76.2% 的企业存在“拖欠货款、贷款、税款”现象，63.2%的企业曾经“违约”， 42.4%的企业有过“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其他问题依次是“披露虚假信息”、“质量欺诈”、“商标侵权、专利技术侵权”、“价格欺诈”和“偷税漏税骗税”。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小康》调查显示：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和房地产开发商被认为是信用最差的职业群体，而建筑、房地产企业也成为了不良行为的众矢之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行业中，“偷工减料”现象比较严重，“拖欠

或压低职工工资”现象比较普遍，“欺骗用户”现象屡见不鲜。在《小康》连续四年的调查中，这是中国房地产企业信用最差的一年。虽然在此前的调查中，该行业与相关从业群体的信用一直不理想。但是，当学校的教学楼在汶川大地震中遭到严重毁坏的时候，房地产行业的公众信任度也随之跌落到了最低谷。在关于企业诚信与经济利益之间关系问题的调查中，高达47%的受访者认为，在现有的企业信用环境影响下，有很大一部分企业不讲诚信，并能获取到大量经济利益。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对当下的企业信用表示了失望和悲观。但仍有接近一半的人相信，长远来看，只有讲诚信的企业才能获取经济利益。

人际信用：2005—2006年为66.1分、2010—2011年67.8分、2011—2012年68分。2012年《小康》杂志发布中国信用小康指数，四成受访者认为—可信任的人≤3个。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能够相信谁？ 在近三年“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前两年，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而今年，“配偶”由前两年的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不过，“配偶”(56.0%)的信任度还是远远低于“父母”(90.3%)的信任度，“兄弟姐妹”(39.1%)的信任度则由第二位降至第三位。为何在近三年“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父母、配偶都属于亲密关系，属于一种自然的情感，也是最容易建立起信任关系的，并且这种信任是纯粹、无条件的。朋友、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往往建立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在认同的互惠原则基础上解决问

题，信任便是无效的。近些年来，“杀熟”的现象多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关系纠结等，都对传统关系本位的信任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2012年对人际信任范围的调查中发现，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最大，为41.1% ；有4～6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31.6%；选择6个及以上的占比21.0%。而在2010年，却是身边有4～6位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多数；2011年，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38.3%，选择6个及以上的占比31.4%。人们越来越倾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所以社会信任度便随之降低了。一般而言，1～3个可信任的人往往都属于“核心圈”的人。在人际关系中，基于血缘姻亲的伦理是一个很核心的部分，主要反映的是亲密关系。和“九成人最信父母”的调查结果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只有1～3个可信任的人的受访者，除了父母之外，朋友层面的人实际上可能也被排除在“可信任”之外，更不要奢谈“生人”之间的信任了。人际信用的圈子在缩小，这种人际信任关系与市场经济对社会信任的客观要求是相悖的。例如当被誉为奥运英雄的刘翔因伤退出奥运会比赛的时候，受到很多质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社会信任度的脆弱。一位受访者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本来运动员因伤退出比赛是正常的事，但这一次在中国引起这么多的质疑，乃因长期以来，这个社会相互之间缺乏坦诚相见、透明信任所致。我们缺乏的是相互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人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信任。一旦缺乏相互的信任，可能导致的猜疑就是连环的。人际信用同样容易受重大事件影响，如2008年

5.12汶川大地震，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空前的团结让世界惊讶。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受访者普遍对国人在巨灾中的表现感到满意和自豪。社会的善良与温情从最深处被唤起，人们历经了一次道德的拯救和心灵的洗礼。这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得以改善。如2008年您对您周边人的诚信满意度是：一般 49.82% ；比较满意 21.37% ；不太满意 19.04% ；很不满意 8.89% ；非常满意 0.88% 。2009年有近四成的人并不认为人际交往中的“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成功；最近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而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成为主要“杀手”；甚至有人说，“中国人一说诚信，上帝就发笑。”网友们仍然表现出了对中国社会信用的担忧。 只有六成左右的人认同“带着诚意与人交往的人会更容易体验幸福感，也更容易成功”。民意调查结果反映了人们心理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对解放后到“文革”前那段单纯而互相信任的生活普遍怀念，另一方面，却缺乏改善个人信用现状的动力。

职业群体信用：在2012年对34类不同职业群体的诚信形象调查中，农民、军人、学生、教师和农民工，被选为公众心中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有两类职业群体诚信度明显上升 ，运动员首次进入排名前十位，而普通公务员的诚信度排名首次进入前六位。自2006年起，《小康》已连续7年发布“诚信职业榜”，从历年排名可以看出，农民和军人不仅入选率最高，而且每年都交替占据着前两名的位置。2008年《小康》同时做了“最讲诚信的5个职业群体”与“信用最差的5个职业群体”的调查。信用最好的5个职业群体分

别是：农民、军人、科学家、工人和农民工；信用最差的5个职业群体分别是：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房地产开发商、广告人员、明星、保险从业人员。其中，教师、军人、武警、公安、医生因为抗震救灾期间表现出的崇高的职业道德因此得到了较多的赞誉。最讲诚信的10个职业群体：农民 58.37% ；军人56.76% ；科学家 48.37% ；工人 43.57% ；农民工 42.39% ；教师 36.13% ；非政府组织参与者 21.24% ；银行业人员 11.24% ；出租车司机 9.82% ；医生 9.72% 。2009年在对49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度调查中，结果显示: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房地产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排在末位，成为诚信最差的五个群体。 调查的结果令人意外:原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如科学家、教师，在本次诚信调查中的信用度都很低，不及学生，更不及农民、宗教职业者，甚至不及性工作者。大学教师原本应该作为引领社会变革的精神领袖，但这一年里，媒体不断曝光的学术腐败导致了这些群体的信用度急剧下降。从浙江大学到西南交大，从辽宁大学到清华大学，从29岁清华毕业生当选市长到其导师被曝年赚超过1000万元……专家们指出，大学教师群体的诚信危机带给社会和未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向来最受网友关注的政府官员群体。 最令人意外的是，性工作者成为最讲诚信的群体之一，也因此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有网友在留言中因此而尖锐地质疑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诚信水平:“最诚信的职业中包含‘性工作者’，可见中国的诚信已沦落到什么程度！” 。从“诚

信职业榜”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离社会距离越远，诚信形象则越好。例如农民，一旦成为了农民工，给人留下的诚信印象就会下降。”虽然七成受访者表示，“亲身交往接触的感受”是对某个群体或某个地方的人形成某种印象的主要依据，但在我看来，“刻板印象”也是影响调查结果的重要因素。而在社会学中，“刻板印象”也被称为“定型化效应”，这种印象一旦形成了，便很难被打破。

二、企业信用缺失的理论分析现状

对于中国企业信用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如马克斯·韦伯“】、Milgrom~、KrepsI~、Francist~等人主要探讨了海外华人企业之间的信任状况，而对中国大陆企业的信用问题较少涉及。国内学者探讨中国大陆企业信用问题的倒有不少。国内外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企业信用度低，但对中国企业信用度低的根源有不同的看法。Francis认为，中国企业信用度不高是由中国的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华人企业家只信任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族以外的人，中国人讲“圈子”，只信任圈内人，不信任圈外人。因此所有的私营企业都是家族所有而且由家族来管理，导致中国的企业普遍规模小。由此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国欠缺有实力的品牌，因为小型家族企业很难达到可以生产与众不同的大众市场产品的规模，而且生存的时间不足以长到可以在消费者中树立信誉。张维迎则认为阁，中国企业不重视信誉的原因在于产权不明晰和政府对经济的任意干预。蒋海认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信用关系的扭曲和普遍的道德风

险行为，主要来自信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契约的不完全，而其根源是不合理的信用制度安排和不健全的法治体系。殷宝庆认为，企业信用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市场规则的不完善，其内在原因是存在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的矛盾、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

三、企业守信失信成本收益分析

作为理性决策者，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在可预期的经济活动中选择守信还是失信时，首先考虑的是守信或失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讲求信用、维护信誉总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获得一定的收益。付出的成本包括诸如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而加大的生产成本、为保持良好的财务比率放弃的投资机会、为了维护企业形象而放弃一些眼前的经济利益等等；而守信的收益则包括诸

如因良好的信用赢得更多的客户和消费者、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以扩大生产、增加了企业品牌的无形价值等等。同理，失信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且获得一定的收益。失信的收益包括诸如用非正当手段从政府审批中获得大量社会资源，恶意逃废高额债务，包装上市圈钱，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所节约的生产成本，因产品劣质而价格低廉吸引一部分消费者等等。而失信成本则指因失

去信誉而失去的一部分贸易伙伴和消费者，因不守信用而受到的法律惩罚等等。在信用良好的环境中，由于制度完善，企业信誉净收益与信誉度正相关，且净收益的信誉度弹性较大，这意味着信誉度对企业净收益变化有较大的影响，即维护企业信誉所带来的收益很大，破坏企业信誉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实线表示在信用较差的环

境中。企业信誉净收益与信誉度也是呈正相关，但净收益的信誉度弹性较小，即净收益的变化对信誉度变化反应不敏感。如果加入时间因素，企业就要在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取舍。如果企业的经营环境具备了重复博弈的基本条件，作为有耐心的企业决策者，选择维护信誉是理眭行为。

上述分析表明，企业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有不同的守信与失信成本，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行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产权界定清晰、企业信用制度完善等，创造出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由于信息传递机制和信用激励机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产权的有效保护又为市场交易者提供了明确的预期。也就是说，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有重复博弈的条件。因而，企业的收益与企业的信誉度息息相关，企业的信誉

度越高。企业的收益越大。企业一旦破坏了信誉，就可能被逐出市场，或受到法律的严厉处罚。由于企业失信成本大于失信收益，守信成本小于守信收益，因而作为理性经济人，企业决策者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是恪守显性契约或隐形契约，守信经营， 自觉地维护企业信誉。但在我国，由于一系列的制度不完善，使得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各种欺骗和失信信息不能有效传递，一次性博弈盛行。企业因为产权不明晰、政策不稳定等因素，对于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增强。而且失信之后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有利可图。在失信收益大于失信成本、

守信成本大于守信收益这样的环境中，以利益最大化为选择依据的理性经济人，往往没有积极性去维护企业的信誉。

(一)制度环境的变化严重影响企业信用的基础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行政隶属关系成为最普遍的社会关系，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经济资源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自己所属各单位之间进行配置，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作用微不足道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信用手段只能由作为政府出纳机关的国家银行掌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组织普遍实行法人财产制度，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取代行政隶属，直接的行政干预向宏观调控转化，经济信用才逐步形成发

展。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这种经济体制的自由度需要完备的信用秩序来维系。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发展的力量之源。然而，主体的多元结构必然导致利益趋向的冲突。信用秩序的作用就在于将市场主体自我对冲突的化解限定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以免危及市场的交易安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用秩序的作用可以由经济管制来完成，交易的安全性不容置疑，所以信用问题并不突出。但是，一旦对市场主体的管制大大减少，丧失信用又能获得额外利益，且不会丧失交易的资格和机会，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就自然成为交易手段的选择。当相当的市场主体为避免受害而主动放弃信用或者减少交易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个“囚徒困境”。2o世纪8o年代延续下来的“三角债”问题

和近年来日益浮出水面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皆源于此。制度变迁的结果导致众多经济规则的变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然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难免带来行为的偏差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由此带来重建信用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基础的问题。

(二)企业产权制度严重影响企业信用

企业的产权制度是影响企业信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市场经济究其本质而言，是以市场经济的相关规则进行分工、合作、分配的过程。在整个市场经济秩序中，最核心的运作根据是产权。人们依对产权的拥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在社会中处于相应的地位、履行相应的义务、享受相应的权利。只有在产权的基础上，人们建立的交换关系才能增进彼此的福利。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由此可见，产权制度的规范化对于企业信用是非常重要的。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责任制度的基础，产权不明，则责任不明，责任不明则有过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由此，失信行为便容易产生。产权不清是中国国有企业信用缺失严重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国有资产经营的授权主体，即国有股持股机构仍然模糊不清，而且委托人职责又分散在国资、财政、经贸、劳动、组织等各个职能部门。这就导致了“所有 者”缺失的状态，从而使国有资产的使用权被大大强化而所有权却被弱化。一方面，对于国有资产使用权在各职能部门中的相关权益没有科学地划分；另一方面，对于国有股持股机构的问责制度也相当不完善。在此状况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事实上得不到有效的监

督和管理。他们往往凭借信息的不对称对抗所有者，凭借企业内部管理者的地位逃避责任、追求私利。国有企业失信的另个重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缺乏独立自主的产权。国有企业属国有资产，国有银行属国有资产，因此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的贷款是同主体不同部门之间的流通。因此还贷意识非常差。国有银行因为受政府的控制，往往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贷款给事实上经营状况差、信用状况低下的国有企业。因而导致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状况严重。民营企业信用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产权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对于这一点，我国政府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将保护私有产权写入宪法修正案。但这也从一

个侧面说明，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相当不够的。毫无疑问，绝大部分企业的守信不是出于道德的自律，而是来自社会规则的他律以及对守信的利益回报预期。如果产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企业缺乏安全感，自然缺乏对守信的利益回报预期，它们将不再注重长远利益，转而追求眼前利益。同时也将放弃支付维护企业信用所必需的成本，转而追求由失信行为带来的短期的直接的经济利益。所以，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信用行为。

(三)政府行为严重影响企业信用

政府是制度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制度的执行者，还是整个社会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者，也有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

民事主体成为企业的顾客。无论政府以何种角色出现，它的失信行为都会引起整个企业失信行为的发生甚至导致连锁反应。因为企业是个经济主体，其主要目的在于盈利，而企业能否盈利、盈利多少与市场规则、相关政策、政府的直接管制息息相关。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实际上是一个由政治家和公务员(政府人)组成的政治群体。政府人也是经济人，也有其自利的一面，只是追求的对象和实现方式不同罢了。如果缺乏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或处罚机制，那么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政府将会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或有利于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企业的规则，影响市场自由竞争。目前我国政府信用的总体状况是，中央政府在民众中很有信用，而地方政府信用缺失，基层政府的失信现象较普遍，农村基层政府的失信现象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1．政策多变。我国正处于制度转型期，市场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瞬息万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国家政策的因势制宜、适当改变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政策直接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政策引导着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政策必须保持必要的稳定性。朝令夕改，法无常规，则慢慢使人们失去对政府的信赖，造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破裂，

政府的权威性受到损害，社会凝聚力遭到破坏。 “政策也是一个合约”，政府每出台一项政策，就意味着与社会立下一个约定。政策的朝令夕改最大的损失还在于政府信用的损失。政府的信用是政府的无形资产。在这一点上，我国中央政府是做得比较好的，基本国

策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地方政府却常常朝令夕改，政策的变动有时甚至完全出自某些领导人个人的喜

好，既没有科学的决策，也没有民主的讨论。“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官不认旧账”，每一次的人事变动都会导致相应的政策变动。政策的多变，使得市场主体缺乏对未来市场的准确预期，因而只有把主要预期放在短期收益上，追求短、平、快的投资项目是避免政策变动导致巨大损失的最有效方式。追求短期利益，追求短、平、快的投资方式，会引发市场主体“一次博弈”的心理，从而导致市场主体的失信行为。政策多变对于市场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在于，政策的变动总会影响现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受利益驱动的市场主体会尽力去获取

政策变动信息，以便趋利避害，更有甚者会租用公共权力，通过贿赂政府要员以影响政策的制定，以便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变动。由此，在金钱与公共权力结合之时，政府诚信与企业诚信一起被抛弃。

2．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功能和作用在于市场配置社会资源。要实现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目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提供一个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而地方保护主义则以地方行政权力强制干涉市场的公平竞争，强行制定不同的竞争规则，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采用不同的竞争规则。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经济、本地企业便成了地方政

府的重要利益来源。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地方政府经常采用地方

保护主义的手段，打压外来商品，保护本地企业。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损害了当地政府的诚信和形象，影响了当地的投资环境。

3．行政垄断行为。行政垄断是与经济垄断相对应的个概念，它是指地方行政机关和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凭借其经济管理权力，对经济性活动进行排它性控制，排斥、限制或妨碍企业合法竞争的行为。它是一种非国家意志的行为，是违背政府职能、违反市场自由竞争规则的。因而它也是政府失信的一种表现方式。政府对于市场的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也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保证国家经济整体平衡、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缺陷的必要手段。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当且只应当出现在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的时候。然而，我国的地方政府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往往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前面所述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便是一种情况。除此之外，还表现在：(1)行政限制交易行为。行政限制交易行为是指直接以行政权力为根据而发生的交易行为，也就是指政府部门滥用其行政权力，限定(或禁止)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

(2)行政部门干涉企业经营行为。行政部门干涉企业经营行为是指政府部门滥用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对企业经营进行或明或暗的干涉的行为，其主要方式是运用行政权力，以“规范”、“引导”、“联合”为名，强行要求企业进行自身并不愿意的经营活动。(3)部门垄断(即行业壁垒)。行业壁垒是指国家通过对进入某些行业设置障碍，从而消除或削弱该行业内的竞争。行业壁垒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竞争，或为了实现国家对某些关系国家命脉的行业的绝对控制。比如我国在铁路、银行、电信等方面的垄断。(4)行政性公司垄断。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政府主管部门与本部门的企业联合组建公司，或者直接由行政管理机关转变成公司。这些公司利用国 家赋予的某些行政权力排斥其他企业进入本行业，从而形成了行政垄断。行政垄断的存在是市场自由竞争最大的障碍。市场主体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寻租，以金钱换取行政权力的保护；二是进行地下交易，以规避行政权力对其惩罚。

4．空头支票，不守承诺。对于一般地方政府而言，招商引资对发展地方经济是一个立竿见影的途径。招商引资也成了地方政府重要的政绩资本。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各种优惠政策纷纷出台，甚至超出国家允许的标准，更有甚者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相比而言，国内企业反受到歧视性待遇。但是很多承诺的优惠政策，在某些地方往往得不到兑现，一旦投资到位，各种优惠政策大打折扣，甚至全成泡影。这对政府信用是非常大的打击，同时对市场主体的守信信心也是非常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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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盘散沙”与“一块花岗岩”

林语堂曾经比喻日本社会好像一块坚硬的花岗岩，而传统的中国人社会则像是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子代表一个家庭。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罗威尔有家小型家族企业，名字叫王氏实验室，又称王安电脑公司，专门制造电脑设备，一九八四年的营业额达到二十二亿八千万美元，一度还雇用高达两万四千八百名员工，

成为波士顿地区员工人数最多的企业。王氏实验室的股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美国公开上市，当时被视为美国下一代最有前途的高科技企业之一。然而到了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王安准备功成身退时，他坚持由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儿子王福瑞接管整个事业。王福瑞连跳几级，公司好几位表现有目共睹的资深主管都沦为他的下属，其中之一是公司大部分员工早就看好的王安接棒人康汉宁，这么明显的亲族偏袒使得王氏实验室的许多美国主管不以为然，他们在王福瑞调升之后不久便纷纷离去。

接下来王氏实验室的表现就像滑滑梯一样迅速下跌，即使在变动快速的电脑产业里，其衰落幅度之大仍然令人惊异。王福瑞接管公司之后，王氏实验室首度呈现亏损，市场资金在短短四年之内撤走百分之九十，一九九二年该公司提出破产申请，这时候王安终于承认儿子未与他商量仓促行事，因此被迫将王福瑞革职。

王氏实验室的故事虽然离中国大陆十万八千里，但却透露出我国民营企业的真实面貌：尽管过去几十年我国民营企业突飞猛进，也有许多民营企业表现为高科技的现代化样貌，可是我国的民营企业从根本上还是以家族联接为基础。家庭提供的社会资本可以开创新的事业，但是同时却也对这些事业形成严重的结构性限制，许多例子都显示这些企业由于先天上的限制，而无法演进成持久经营的大规模企业。

我国民营企业之所以规模都比较小，原因是几乎所有民营企业都是由家族拥有、家族经营的。虽然要得到精确的所有权统计数字

很困难，但是证据显示构成经济主体的小型企业里，绝大部门的所有权都掌握在单一家族手里。至于多年来在日本、美国一直是主流的大型科层化公司，不但股票公开上市，在经营方面也由专业人士来管理，在华人文化的社会里，这样的组织几乎不存在。

虽然如此，并不代表我国民营大型企业或专业管理人。从外表看来，这些大型企业很像现代化公司，分公司遍布各地，不仅国内有很多分公司，甚至在国外也有很多分公司，但是这些大企业仍旧由创业家族管理，通常他们分散在各地分支机构的负责人，都是总公司企业创办人自己的兄弟或亲戚；这些公司高层的家族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速度远低于日本或美国的家族企业。

这许多大企业虽然股票公开上市，但是家族控制的程度仍然很严重，通常这些家族都不愿意让自己的持股低于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以确保自己在事业经营上的影响力。但是，家族企业并非我国所特有，几乎所有西方公司一开始也都是家族企业，只是后来才递嬗为公司结构。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特征是对家人全然信任，对朋友和熟人则建立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感，为彼此互留余地，至于其他人，绝对不会假设他们对自己存有什么好心。对家族而言，彻底了解自己的心理动机，就是对别人的存心保持警戒，这在其他文化里就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我国家族企业对外人的极端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也因此导致了我国家族企业特有的特质，家族企业不断上演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即使在富有的家族里，继承权平均分配也意味着家产

在一两代之后就会坐吃山空，其结果是很少有中国名门望族像欧洲的贵族一样，偌大的家产经历了好几个世代以后，仍然由同一个家族所控制。

在中国社会里，儿子不仅是薪火相传的重要角色，更须担负社会安全的重大责任，然而当某个家庭缺乏子嗣，或者是儿子早夭，甚或是扶不起的阿斗时，想要从外界领养可栽培的养子，却是难上加难。在中国收养别人的孩子，在理论是可行的，但并不受青睐。养子或入赘的女婿对新家庭的义务感不像亲生儿子一样，而且从收养者的心理来看，也总是恐惧这个外来的女婿会把他生下来的孩子带走，譬如万一分财产时对他所分到的一份不满意时，也许会把第三代集成额一并带离这个家族。基于对这种不忠行径挥之不去的危险意识，没有子息的家庭通常偏爱收养婴儿，然而这也不是十全十美，因为收养人会长期处在设法掩饰婴儿真正出身的痛苦之中。如果可能的话，收养人都会希望收养和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孩子，真正收养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例子可说是少之又少，因为这么做无异是招惹外人对无子嗣这的讪笑。正因为如此，亲人和外人的界线在中国文化里便显得壁垒分明。

至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人特有的经济行为模式：强势的家族主义、子嗣平分家产的制度、欠缺领养家族外成员的机制以及对外人的极度不信任。

事实上，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又何尝不显示出，在中国人心目中，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以“家”为中心的。所以中国人做事情

是以包括了自己在内的家庭利益为中心的。我们从一些日常用语中可见一斑：“家天下”、“父母官”、“母校”、“兄弟省份”“兄弟单位”，我们在做事情时总是想尽办法把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扯到一家，目的是想加强彼此的信任。然而，谁都清楚这种“扯”在一起的血缘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利益为纽带的，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信任是一时的、也是不牢靠的。至此，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调查中出现的最值得信任的人是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了。对政府不信任是因为政府不是家人（父母官是人造的血缘关系），政府本身不诚信加剧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同样，对企业信任度低也源于企业不是自己家的，另外企业本身也的确存在诚信问题。

日本拥有许多现代大公司(其前身是民营企业),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国家的小企业数量也很大,地位也相当重要。有学者甚至主张，所谓日本奇迹的精髓并非那些知名的巨型企业，而是活力旺盛的小企业。从这方面看，日本的工业结构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处，也就是拥有为数众多的小型家族企业。不过，日本的许多小企业并非真正独立的公司，而是与较大型公司连结而组成企业集团的关系。日本企业集团之下，众多成员维持着恒久且亲密的关系。日本大公司的供应商和经销商对这些大公司非常依赖，不仅订单要靠他们，连人员、技术、管理建议都仰仗这些大公司帮忙。由于企业集团的关系是互惠性质的道德义务，因此集团成员不能任意出售产品给他人，也不能因为别人出价高就把东西卖给人家。

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家族经营的模式很早就被专业管理所取

代。二战后大部分企业公开上市、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早早就超越家族事业的范畴，原因是日本的家庭与华人的家庭犹如天壤之别。

日本人很早就发展出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联属习惯，虽然日本在封建时代也有氏族，可是这些氏族团体从来没有宣称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他们之所以联合在一起，是因为大家都对某个“大名”（封建领主）效忠。由此可见，日本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发展出非血亲基础的联属。日本开启广阔自发社交性的最根本基础是日本的家庭结构。日本人的家庭不像凝聚力非常强的华人家庭，它们的规模比较小，亲人关系也比较淡薄。在日文里的“家”通常是指居住的房子，而中文里的“家”则多指家庭。对日本人而言，家是一个暂时由一家人占用、监管的结构，但占用者不限于具有生理亲缘关系的亲属。日本人不但盛行养子制度，甚至在文化上也表现出对亲族主义的忧虑，这点反映在日本许多谚语的警告，要人们提防养出好吃懒做或昏庸无能的儿子。日本人对于把继承权交给外人一事，并不认为是让家族蒙羞的事。在日本，由于家庭处于弱势，而个体则被吸收进各种不同的垂直威严结构，因此自首相而下的整个日本社会，都负有成员若干程度的道德义务和情感依恋。

日本特有的家族文化造就了日本公司的两种特质：终身雇佣制度以及员工的高度凝聚力、同一网络组织底下不同公司之间长期而稳定的关系。这两种自成一格的特色，都和日本人在组织里自动发

展出来的高度互惠道德义务感有关，这样的义务感并非像中国一样，以血亲关系为基础，也不是出自法律契约的约束，而是组织成员之间兴起类似教友情谊般的道德义务感，个体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这样的义务关系，可是要退出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互惠义务感最明显的例子呈现在日本的就业市场上，劳工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要靠双方尽心维护。在中国企业，那些与家族无关的员工通常不想一辈子待在家族企业里，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考虑跳槽，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获得家族企业的全然信赖与平等对待，想升到高阶主管的机会很渺茫。另外，员工总是觉得在家族企业里每天必须看老板的脸色，他们不喜欢这样的滋味，因此跳槽成为家常便饭，最终的愿望则是累积足够的资金，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

反之，日本企业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就已经将终身雇佣制度化，当一名员工开始进入公司工作，管理阶层和这位员工便须达成协议，管理阶层方面允诺会持续雇佣他，而员工这方面则答应不会因为其他高薪的工作机会而跳槽。虽然劳雇双方可能会签订工作契约，不过这项协议的力量并非契约本身，事实上，如果员工坚持要把这样的口头约束形成法律文字，通常会被视为极不得体，最后可能导致员工被剥夺终身雇用的权利。违反非正式协议的惩罚可能很严厉：一个为了高薪而跳槽的员工最后可能沦落到无处容身的下场，同时，向其他公司挖墙角的企业也会遭到同行的抵制；这些惩罚不是来自法律规定，纯粹是出于道德压力。

对于日本劳工的酬劳，就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根本是完全欠缺理性的。因为在日本公司里，没有所谓同工同酬这种事。员工的薪资主要以他的年资为基础，另外也加上一些和工作表现无关的因素。奇怪的是，终身职的制度却没有破坏日本企业的生产力或工作伦理，反而还与日本人了不起的敬业精神水乳交融，这证明日本社会互惠义务感的强大力量。

日本经济行为模式的第二个特质是举世最发达的以互惠道德义务为基础的社群网络。以马自达的例子来说明最贴切。一九七四年，世界石油危机导致马自达公司生产的轮转式引擎汽车销售锐减，该公司因此濒临破产。马自达属于住友企业集团的一份子，该集团的首脑银行住友信托属于住友企业集团的一份子，该集团的首脑银行住友信托是马自达的主要贷款机构，也是该公司的大股东，于是着手领导马自达的重整，其他成员也转向马自达采购汽车，连马自达的零件供应商都自动削价，其他贷款机构也伸出援手，提供马自达所需要的信用。从单一事件来看，住友集团的成员公司援救马自达一事，真的不合乎经济效益，即便整体效果而言，经济学家也质疑他们这么做对经济有何帮助。可是这个例子却说明了日本企业集团成员公司有时候的确愿意牺牲自我，来成就集团内部其他成员公司的利益。我们可以理解日本的企业集团模式与该国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由于合作双方是自愿加入长期的互惠义务关系，因此公司之间生意往来的成本就比较低，在信任度低的社会，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就高昂得多，因为合约双方必须考虑万一对方不履行合约时的

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