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的仕途智慧

宁稼雨

2012年02月02日15:42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如今，大家都想做官，都觉得做官其乐无穷。而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人们却在纠结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去做官呢，还是去做隐士呢?这就是魏晋时期。

山涛推荐嵇康做官，嵇康为啥不领情，反而与他绝交

魏晋时期名士的隐逸生活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有许多隐逸文化的新亮点和新特色，也是魏晋名士风流中的重要画廊之一。

隐士活动的政治内涵，突出表现在他们与皇权的关系上。隐士形成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士人的独立意识，即“道”优于“势”的信念;二是皇权所希望的隐士的社会使命，即在皇权与社会的矛盾中起到协调作用。这就决定了隐士与皇权间无所不在的紧密关系：皇权一方既要用隐士来装潢门面，又要避免隐逸之风可能产生的不安定因素;隐士一方既要追求独立意识，又不得不承认为人君之臣民的现实，即尽管“道”优于“势”，可又不得不服从“势”的绝对统治。于是，双方如同一对命里注定的冤家，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引。

经过前代的教训，魏晋时期的皇权与士人都展开了对双方关系和相处方式的思考与研究。其活的标本，便是“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为我们描绘了这个隐逸群体的产生概况：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读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人不免要有这样的疑惑：既然七贤是一个亲密无间的隐退群体，山涛又好心好意推荐嵇康做官，为什么嵇康还要把山涛骂得狗血喷头，并且与之绝交呢?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明白了竹林七贤在隐逸文化史上的真正意义。

魏晋时期皇权与士人在处理相互关系上比较务实。在不断地选择和扬弃中，他们逐渐找到了双方不得不接受的相处方式。七贤中对皇权的三种不同态度，便是这种选择和扬弃的过程。

第一种为对抗式，只有嵇康一人。嵇康继承了东汉以来逸民隐者的疑君和无君思想，他不仅公开唱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论调，还在行为上付诸实施，傲视王侯。这种处世方式的危险性被山林中真正的隐者看得清清楚楚。据《世说新语·栖逸》，一次嵇康在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漫游，遇见了道行高深的道教徒孙登，便和他一起交往游乐。临别时，孙登对嵇康说：“你的才能很高，但却缺少保全自身的办法。”但嵇康并没有听进这些话，继续公开与司马氏政权对抗。直到被捕入狱，嵇康才意识到孙登的先见之明，写诗自责：“昔惭下惠，今愧孙登!”实际上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处世之道。这种方式尽管很崇高，很悲壮，但不现实。

与此相反的方式是投靠式。其中山涛明白得最早。他尽管在竹林与嵇康等人游玩隐逸，但心里早就盘算着怎样才是保身之道。四十岁时他便做了赵国相，入晋后又历任要职，所以才遭到嵇康的怒斥。其实山涛的投靠正是隐士与皇权关系中的一种适应，目的是全身，而不是出卖灵魂。所以尽管被嵇康骂得难堪，但他仍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的后代。嵇康遇难后，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担任秘书丞。嵇绍向山涛咨询是否就任及出世入世的道理，山涛说：“我为你思考很久了。天地四季，尚且有消长盈虚，何况是人呢!”山涛的话等于是他的处世宣言，即人要顺应时势，能屈能伸，以保全自己。

这种方式不久也为向秀所效法。嵇康被杀后，向秀拿着本郡的各种文书簿册来到洛阳朝廷，司马昭问他：“听说你有隐居的志向，为什么又来到这里呢?”向秀回答说：“巢父、许由这些拘谨自守的人是不值得效法称羡的。”司马昭听了，大为赞赏。

这种思想在魏晋中并非空谷足音。据《晋书·刘毅传》载，司马昭开始辟刘毅为相国掾时，刘毅以疾而辞，多年不就。后来有人传说刘毅辞官是因为心怀曹魏，就吓得赶忙应命为官。可见这些人的投靠为官，主要是全身之道所致。

做官成了司马昭与阮籍之间的一笔交易，阮籍付出的是服从和忍耐，换来的是承认和保护

第三种方式是矛盾式，以阮籍为代表。阮籍在很多方面与嵇康是一致的。如嵇康提出要“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就干脆提出“无君论”的思想，甚至讲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这种犯忌的话来。在目无礼法、行为放达方面，二人也是如出一辙。但二人的下场却截然相反，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谁能有全身之道上。

嵇康把心里所想的东西和盘托出，因而招来杀身之祸。而阮籍却善于把对外界的褒贬藏在心里，因而能够得到司马昭的赏识。如李秉在《家诫》中说，他曾经和三位长史觐见司马昭，辞行之前，司马昭问他们：“为官者应当清廉、谨慎、勤勉，做好这三点，还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三人唯唯受命。司马昭又问：“如果非要在三者当中保留一个，应该保留哪一个?”有人说应当以清廉为本，而李秉回答说：“清廉和谨慎是相辅相成的。必不得已，谨慎才是最重要的。”司马昭表示同意，又问能否举出近来堪称谨慎的典范人物。李秉就举了尚书董仲达、仆射王公仲等人。司马昭说：“这些人每天从早到晚都小心翼翼，确实算是谨慎。但天下之至慎者，非阮籍莫属!每次和他说话，他总是说些云山雾罩的话，也从不评论时事、评价人物。他才是最谨慎的人啊!”在司马昭看来，士人做不做官，做官清不清廉，勤不勤政，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听不听话，嘴巴老不老实。而且他平日十分注意观察士人，看谁最符合这个标准。他亲自树起的服从典型，便是阮籍。

所以，司马昭对阮籍冒犯礼法的举动，便视为枝节小事，不足一提。当有人以此为借口，对阮籍落井下石时，司马昭竟能予以保护。如阮籍遭遇母丧的时候，公然在司马昭那里饮酒吃肉。当时司隶也在座，趁机向司马昭进谗言说：“陛下正在提倡以孝治天下，可阮籍却在重丧期间公然在陛下面前饮酒食肉，应该把他流放到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说：“阮籍痛苦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能与他分忧?况且有病的时候饮酒食肉，本来也是符合礼教规定的!”阮籍在旁边照饮照吃不误，神色自若。

司马昭与阮籍之间完成了一笔交易，阮籍付出的是服从和忍耐，换来的是承认和保护。这笔交易在高洁之士看来不免有些肮脏，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笔交易在隐逸文化史上的意义：它以双方自我调节的方式，把皇权与隐士之间的相处方式，调到了最佳位置。司马昭屡次保护了阮籍性命，阮籍也在司马昭即将上台前夕，受人之托写了劝进表，真是你来我往、互通有无。

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说：“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宴必与。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诱，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杀身?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叶氏可谓找到了嵇、阮二人举止相同而下场各异的原因。这一点连嵇康也看到了，“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

说阮籍这种方式矛盾，是指他虽然能保全性命，而且也没像向秀、山涛等人那样认真地做官，但他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隐士的赤诚、高洁之心。所以阮籍保全生命的代价除了自己的“至慎”外，还有内心极度的痛苦：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阮籍隐逸之心未泯，所以才十分在乎自己为保全性命所付出的昂贵代价。他的生命如果受到威胁，可以由司马昭来保护，但由此而产生的内心极度煎熬，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洞悉、无法分担的：“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魏氏春秋》云：“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与阮籍相似的，还有七贤中的刘伶和阮咸。

越是让谢安做官，他越是推辞，他到底想干嘛呢

竹林七贤以试验田的方式，向后人展示了各种与皇权相处的方式。从此便使隐士与皇权关系的调整，进入了自觉的阶段。

皇权一方在隐士不抗拒其统治的前提下，尽量予以优容，甚至亲密无间。这可以晋简文帝司马昱为代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他与诸位名士、隐者挥麈谈玄、游弋山水、相濡与共、亲密无间的故事。如果不是帝王的身份，他本人或许就是一位名士或隐者。

在隐士一方，仕隐兼通逐渐成为时髦的风气。在山涛、向秀之后，郭象、张华、石祟、潘岳、陆机，以及东晋时期谢安、戴逵、王羲之、孙绰、谢灵运等人无不志在轩冕而又栖身江海。《世说新语》中，留下了很多他们或仕或隐的生动故事，其中可以谢安为代表。

谢安从四岁起到弱冠止，就从当时几位地位显赫的大族那里得到极高评价。但谢安并没有急不可待地出来表演、做官，他采取了欲扬故抑、欲仕故隐、待价而沽的办法。他拒绝了无数次征辟，甚至因历年征召不应，被有司奏为禁锢终身。但这些并没有吓住谢安，反而继续他的待价而沽、以隐求仕的游戏。他或者躲在石洞中美滋滋地慨叹：“此去伯夷何远?”或者与王羲之、孙绰等人游弋山水。一时间，他几乎成了高洁隐士的象征。但是，他仍然逃不过明眼人的眼睛。谢安早年在东山隐居养伎，简文帝司马昱说：“谢安一定会出山。他既然能与人同乐，也不能不与人同忧。”司马昱已经看出谢安出山的必然，说明皇权对招揽隐士的自信。

其实，连谢安自己也偶尔在玩笑中透露出将来未必不出仕的意思。当初谢安在东山隐居的时候，当年还是平民的兄弟有的已经富贵起来，经常是高朋满座，权贵接踵。妻子和谢安开玩笑说：“大丈夫难道不应当如此吗?”谢安捏着鼻子笑着说：“恐怕也免不了吧!”这里的“免不了”，除了自己未必不出的意思外，主要还有惮于时势、不得不出的意思。果然，在一代枭雄桓温的压力下，他出任桓温手下司马。这不仅意味着对其隐居生活的否定，也招来了很多士人的讽刺、挖苦和揶揄。据《世说新语·排调》，谢安当初在东山隐居时，朝廷屡次要他出仕，都被他拒绝。后来出任桓温手下的司马，上任前要从新亭出发，朝廷官员都来送行。当时有个叫高灵的中丞也来送行，他喝了些酒后就趁着醉态对谢安开玩笑说：“你屡次违抗朝廷命令，高卧东山。大家都经常议论说谢安不肯出来做官，将如何面对百姓?如今百姓又该怎么面对你呢?”谢安笑着不回答。

更有甚者，当谢安改变隐居形象、就任桓温司马后，当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药叫做“远志”。桓温就把“远志”拿来问谢安：“这种药又名‘小草’，为什么同一种东西却有两个名字呢?”谢安没有马上回答，旁边有个叫郝隆的应声答道：“这很好解释。隐处山中就是‘远志’，出了山中就是‘小草’。”谢安听了深感惭愧。桓温看着谢安笑着说：“郝参军的解释的确不坏，也意味深长啊!”这种草药的根部称为“远志”，是主要的药用所在，叶部称“小草”。根埋在土中为处，叶生在地上为出，这正象征着谢安先隐后出的所为。郝隆的话语意双关，击中谢安要害，所以令其面有愧色。远志一草二名，是谢安一类仕隐兼通的形象写照，也说明了隐士文化内涵的修正和扩大。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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