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说叙事视角分析

茅盾小说叙事视角分析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视角对茅盾长篇小说的影响

茅盾对长篇小说情有独钟，他以明快的社会科学武装自己，又研究了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的演进，加上在大革命旋涡里的一番经历，茅盾是立意要写时代精神，社会全局以及存在的尖锐矛盾和重大题材。茅盾的这些构思，显然只有“长篇小说”能够容纳。茅盾曾回顾说：“那时候，我觉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都是恰配做长篇，无从减短似的。”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主要全知叙事视角、限知叙事、全知和限知交替使用、纯客观叙事这四种叙事视角。

所谓叙事视角，指的是叙述者和他所叙故事之间的关系。陈平原先生在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曾提出三种小说的叙事视角，即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1]中国传统小说家最常用的是全知叙事。何谓全知叙事？它指的是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有权利知道并说出小说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其作用有利于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透视与剖析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茅盾是左翼作家的领军人物，他始终坚持的是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之路，注重题材的重大性和时代性。 相对于中国传统小说而言，茅盾在将全知叙事运用到长篇小说里，均表现出在传承的特征。茅盾先生历经“五四”与“五卅”革命运动，也感受过新旧文学的冲突。换而言之，茅盾在进行创作时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养分，即用了中国传统古典小说里常用的全知叙事视角进行创作。比如在《子夜》的开篇就是运用了全知叙事视角，通过吴老太爷的丧事场面将小说的主要人物、主要矛盾逐一呈现出来。

当然《子夜》这一部小说并非全是用的全知视角进行叙事，始当中也运用其他叙事视角。比如林佩瑶，在吴老太爷眼中她是妩媚妖冶而可怕的；在叙述者眼中，林佩瑶却是善解人意的。作者交换运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将小说里的人物形象从平面走向立体，为读者呈现不一样的视觉美感：

其一、人物性格的全知叙事方式。茅盾善于在激烈的时代矛盾中刻画人物。在小说《虹》中，人物性格同样是在深刻的矛盾与张力之中得以丰满化。从主人公的身上，既看到旧家庭伦理观念对她的束缚，也鲜明地感受到新思潮对她心灵的唤醒。而在小《子夜》这部小说里，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性格中的精明能干、又刚愎自用、凶狠冷酷无一不是在矛盾之中展现的。他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与工农群众之间、与其他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既是情节发展的推动力，也是读者窥测人物内心世界的切入口。

其二、人物设定的限知叙事方式。茅盾侧重于关注群体的“人”，社会的“人”，他习惯于在写出人物的阶级特性以后，再关注他们“个人的特有的个性”。因而，茅盾笔下的人物总是打上阶级的烙印。透过茅盾笔下的人物，不但可以看到他们所代表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而且也认识了他们所属的时代。除此之外，他的笔触往往直指人物的灵魂深处，挖掘出他们身上的性格弱点，揭示他们深层次的精神悲剧。

其三、对于背景的纯客观叙事。茅盾的写作目的，最重要的，是报导直接的经验还非常新鲜、毫不含糊的时候使它们记录下来。在现实尚未成为历史时，就立即极为准确地抓住它，这就是茅盾艺术的基本原则。这一和现实紧密联系的创作特征，与新闻记者追捕“热消息”有一定的区别：不是纯粹的客观新闻报导、而是将现实事件消化与反馈。其中有作者对整个事件的理性分析与思考，也蕴含着作者对整个事件的态度或情绪。比如，《蚀》三部曲真实地再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后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析的心灵历史，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历史真相：

在《幻灭》里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虽个性解放的自由追求至幻灭的全过程。现实的残酷与丑陋，是造成静女士追求之梦破灭的根本原因。作品通过静女士追求的一次次幻灭，展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状貌，表达了茅盾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除此之外，茅盾还借由作品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和不切实际思想进行揭示和批判。

在《动摇》里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现实环境的再现。作品借对一个小城市的政治风云变幻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时代社会的艰难与残酷，以及很多“革命”的虚伪残暴真相。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方罗兰和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胡国光是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形象，作品的“动摇”指的就是方罗兰的对反革命的妥协动摇和胡国光背叛对于革命的背叛，他的决策失误是导致革命事业失败的最关键原因。《动摇》犹如一面镜子，从一个小县城的政治风云变幻，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历史状貌，也体现出茅盾对于现实的深沉忧虑和悲观性评价。

而在《追求》中写的则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悲剧。曾为革命的潮流所激荡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氛围下，他们的内心充满失落、彷徨、苦闷和颓唐。作品主要写三类人物的追求道路。一个是张曼青，他选择的追求方式是教育，但在黑暗社会的打击面前，他的教育强国之梦破灭，自此变得消沉，最终成为一个社会的完全的失意者。一个是从事新闻工作的王仲昭，他身上也体现出一定的新闻改革的追求趣向，但他选择的追求方式主要还是爱情，他希望以爱情的追求来躲避现实的压力。作品对这种爱情至上、以爱情为避世方式行为的浅薄性和虚伪性进行了充分的揭示和批判。作品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章秋柳，她的追求方式也最为特别。在革命失败、精神饱受挫折之后，她作为一个青年女性，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对社会表示反抗。她追求的是肉欲的放纵。她曾试图以

性爱来抚慰他人，但却染上梅毒，面临死亡的威胁。死亡成为她反抗社会与表现自我的最后机会，以一种歌赞的态度来对待死亡，使命运呈现出绝望而又悲壮的色彩。《追求》揭示了大革命失败后弥漫在知识分子中的困顿迷惘的情绪状况，从而真实地再现了时代历史状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动态。

总而言之，茅盾小说总体上以多样的叙事方式进行创作，艺术容量大，叙述节奏快，编织了作品气势恢宏的特征，既要全方位地观照社会生活，又要加强艺术实践呈现功能。即茅盾在艺术处理方式上，交织着叙事视角的转换。

西方小说叙事视角对茅盾长篇小说的影响

普实克曾评价茅盾说：“茅盾在文学作品中捕捉现实和传达现实的特点，是集中具有时事性的现实。在全世界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很少有人像茅盾那样紧密地、进场地、直接联系着当代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茅盾的作品大锁取材于不久前刚发生的事件，在这些事件尚未从当代人的印象中消退时，便将它熔铸成自己的艺术作品。”

茅盾在成为作家以前，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热心参与政治活动。在北伐这一期间，还在军队政治部做过宣传工作。这种先革命家后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文学观念的形成。他主张文学要表现人生，主张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要把 “总的时代情形表现出来”，并特别注重反映社会变革阶段的重大事件和斗争。茅盾有着丰富的外国文学素养，这使得他的叙事语言既融会了西方叙述语言，又没有过度的欧化色彩；除此之外，他又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这也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华丽铺陈、细腻生动，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而具有不同的特色。在叙事视角方面，茅盾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与传统文学有关，更有对俄法文学的吸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几乎没有不受俄国文学影响的，对于茅盾亦是如此，就文学思想来说，茅盾便就在对俄国文学主流的认同中确立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茅盾曾在《从枯岭到东京》中有言：“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自然，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接近托尔斯泰了。”茅盾曾高度评价过托尔斯泰，说：“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概括了极其纷繁的社会想象，并且揭示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托尔斯泰作品的宏伟的规模、复杂的结构、细腻的心理分析、表现心理活动的丰富手法，都大大提高了艺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可能，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可以这么说，茅盾的文学活动，托尔斯泰对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从全知叙事视角来看，多以近距离关注当下时代社会变迁为主体，比如《子夜》所描绘的广阔的生活画面与众多人物形象。纷繁芜杂的人物世界、宏大的社会场景、气势宏伟的艺术架构是这部小说的重要艺术叙事视角。作品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乡村到大都市，从普通工人到大资本家，从交易场斗法到家庭日常生活，作品无所不包含。《子夜》中对于生活场景的描写是精彩生动的，既充分投射出人物深刻的内心世界，又为读者展示了一副时代生活的真实画面，比如对于证券交易所的描绘。这无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着极为相似的叙事视角。从人物设置、情节设置、开篇布局以及整部小说的故事架构均极为相似。茅盾曾在《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这一论文中就托尔斯泰的创作大为赞赏，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大部分均真实反映了沙俄专制社会的黑暗，茅盾赞扬托尔斯泰的作品对俄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对农民和其他压迫者给予人道主义的悲悯。

其二、赞扬托尔斯泰对沙俄法律制度的批判。《复活》揭露了法庭、监狱的黑暗。一批批无辜者和政治犯在监狱与流放中遭受着非人的折磨，随时会死去，而一小撮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尽管贪污读者却仍可逍遥法外，实在是天理不容。

其三、赞扬托尔斯泰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托尔斯泰多次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是“邪恶的根源”，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托尔斯泰看到了私有制的罪恶，主张某种土地的公有制。诚如茅盾所言：“托尔斯泰之主张，在富者之土地，平分与贫者。”

其四、赞扬托尔斯泰对沙俄上流社会的暴露和批判，茅盾指出：“托尔斯泰大声疾呼富人越富而道德越败坏，性情越惰，惰父产生惰子，惰子复生惰孙，遂至社会上有一种富且惰之种，以贻害于无穷，以蛀食贫人工作之代价。社会之无希望，人类之苦恼，此其原因中至原因也。”

从限知视角来看，将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结合起来，让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使其更为感人。比如在《子夜》中茅盾将吴荪甫这位工业界“王子”的自信果敢与宏大气魄，极力渲染他雄心勃勃、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形象， 同时也着意渲染了吴荪甫的得力助手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而对公债“摩王” 赵伯韬形象的描写主要是通过侧面描写来完成。赵伯韬作为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代言人，一开始就阻挡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最后终于扼住了民族资本家的咽喉。与此同时，通过对赵伯描写韬荒淫生活，不但刻画了他粗鄙狂傲，也揭示了他的荒唐无耻。

从纯客观叙事视角来看，茅盾笔下的人物大都拥有矛盾的性格特征。茅盾打破了政治

伦理与阶级观点来对人物进行分析的思维定式，并从“现代人”这个角度来透视《子夜》 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换而言之，茅盾给这些人物富于了当下时代的特征。且不谈《子夜》里的主要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气质、思想意识、胸襟气魄、运筹思路、经营手段以及思维方式带有现代企业家的个性特征，就是吴荪甫周身的金融家、现代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工人等的酸甜苦辣、成败得失，也无不带有现代生活的特征。也就是说，茅盾对有现代化特征的城市景观和现代化的交易所和工厂有着强烈的感知和深厚的兴趣。不管是欣然接受了五光十色景观的诱惑，还是喧嚣、嘈杂的公债市场的挑逗，茅盾总是以浓墨描写现代城市的特殊场所、景观乃至声音。 在茅盾的长篇小说里很少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古香古色或是市井味或是脂粉味或是乡土味，而是充溢着浓郁的现代气息。这无疑与他受西方小说熏陶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时间对茅盾小说的影响

文学和时代是相辅相成、互为你我的关系。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伟大作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一部成功作品的出现也不是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作家自身生活、思想和艺术积累的结果。从《蚀》三部曲以后，茅盾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1929年，茅盾在日本创作了长篇小说《蚀》。作品虽未卒章，但内容还是相对完整。作品真实的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从“五四”到“五卅”的时代历史中寻求新的生活道路的心路历程作品将人物的生活道路与真实而广阔的社会现实背景结合起来，具有较强的写实色彩。它是茅盾小说创作的处女作，由三个各自独立成篇、相互间又有内在联系的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所组成，作品写作时间为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此时茅盾正在痛苦与困惑地思考着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只是分子的未来去向，三部小说基本以时间为序，完整而清晰地再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也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困惑与茅盾。换而言之，茅盾创作《蚀》的目的，就是要表现“现代青年在革命浪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其一、革命前夕的亢奋和革命即将到来前的幻灭；其二、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其三、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的追求。作品和事件和人物都由这一主题所统率，表现出浓烈的情感特征与时代气息。

《子夜》写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底，于1933年出版。作品以深广的社会思考和成熟的艺术技巧而轰动当时，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茅盾的创作初衷旨在反映中国社会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了自保而使用了更加残暴的手段对农民和工人进

行的压迫；其二、工人阶级因受压迫而引起的经济政治斗争；其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更加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作品所展示的丰富的社会背景，可以作为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使其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1940年前后，茅盾创作了长篇小说《腐蚀》和《霜叶红于二月花》（第一部）作品。其中《腐蚀》揭露的是国民党的反动特务统治，其生活背景是抗战后期的重庆。小说主人公赵惠明原是一个青年学生，在自我利欲和外在诱惑的侵蚀下，她逐渐堕落为一个特务分子，不过其人性没有被完全泯灭，在黑暗沉沦里她仍旧保持有一种强烈的自新愿望。《腐蚀》以主人公直抒胸臆的日记体形式写作，将人物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示出来，从而为读者塑造了真切生动的人物形象，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而《霜叶红于二月花》（第一部）的创作背景是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的一个江南小县城。在不完整的第一部里，作品已然将广阔社会的宏观把握表现出来，其小说内容有很多对家庭生活的精彩描写，并且呈现出浓郁的名族风格特征。

从以上这些长篇小说创作的历程中，可以看出，茅盾自觉追求长篇小说主题的时代性和史诗性。即以时代为背景，艺术地展现中国二三十年代纷纭变幻的社会现实，为读者描绘了现代中国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各个社会阶层的历史长卷。

在《子夜》里的开篇描绘“天堂般五月”里的上海昏黄风情，仿佛给整部作品填上了一层底色，而随后出现的三辆“一九三零年式的雪铁笼汽车”所经过的路线，沿着北苏州路，过外白渡桥，穿过南京路和河南桥路的交叉口，穿过西藏路，进入平坦的静安寺路„„均是真实的地名。把现实都市里实有的地名写入小说是《子夜》的特征之一，而这对于读者解读小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换而言之，这些实有的地名处于现实都市和虚构文本的交叉点上，是沟通二者的重要纽带。《子夜》参照了三十年代的上海的都市空间将大都市的基本姿态和方式充分展现出来。《子夜》整部小说共有十九章，除了第四章外，书中人物的活动场景均设置于上海。这样的场景描述与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有着类似的地方。

《子夜》虽未把历史人物作为艺术形象刻画出来，但1930年中国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在小说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一部“新形式”的历史小说。只是因为当代刚刚发生的事件而不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我们都知道，这部小说的故事事件为1930年5月至7月，而矛盾最开始下笔创作的时间大约是在1931年初，其间相隔不到半年。

总而言之，茅盾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在叙事结构均表现出不一样的风格。比如在《虹》这部作品中以主人公的经历为核心线索，不过在表现上和《幻灭》又有所不同，即采用了回叙的方式，使得单线结构在叙述上赋有变化。经过早起几部作品的探索和尝试，茅盾的长篇小

说叙事艺术日益成熟，到《子夜》则是达到的高峰。

茅盾小说的空间与时间形态，并非像西方现代小说那样，随着作者的主观感知而呈现随意性。在茅盾的小说里，其时空形态是清晰可辨的，和经验世界又较大的相似性。大体来说，其作品情节跟随时间的自然流逝而发展，其空间转移也是有迹可循。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作品的叙事时间与社会外部时间密切呼应，在时代印象还没被淡漠时便将其创作成为艺术品，具有明显的当代性。比如《蚀》便是在大革命几个月后便开始进行创作。

在时间方面，茅盾始终依照时代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通过拟人化的繁华，并借由语言艺术尤其是典型人物的刻画把发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串连成事件序列，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某一规律性。若是把他所创作的《霜叶红于二月花》、《蚀》三部曲、《虹》、《三人行》、《子夜》、《农村三部曲》、《锻炼》、《第一阶段》《腐蚀》等作品排列在一起，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史便会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辛亥革命到五卅运动，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换而言之，茅盾的作品总是被时代分为做笼罩，而存活与器件的人物、场景、事件以及意象均挑动着时代的脉搏。他所选用的故事发展之地大都是大都市如武汉、上海等作为物理空间。它们既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茅盾的《蚀》、《子夜》、《腐蚀》等作品便是在这里发生的。而为了不让城市与乡村出现中断，茅盾还设置了具有中介性质的空间城镇，比如，在《子夜》中的双桥镇、《动摇》里的湖北某县城、《霜叶红于二月花》里的江南某城镇等等。再者，茅盾作品里所描述的农村、工厂、交易所，充分展现了政治、经济、军事、金融界、知识界以及家庭社会的种种复杂情形。

从茅盾的文学生活来看，以时代社会整体为表现对象，是其杰出的创作倾向。从《动摇》其，再现中国社会缩影就成为茅盾小说的基本叙事风格。即使短篇如《林家铺子》也因其社会内容丰富而成为了“压缩的中篇”。该作品以一幅小城镇的人生图画，同样缩影似的再现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一二八”战争带来的农村经济凋弊和社会动乱，大都市的经济恐慌，警察局长的威逼以及小镇上党部老爷的敲诈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了林家铺子倒闭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长篇小说常常将每个人物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在茅盾冲突最后均有一个结局，其情节完整而严实。茅盾的长篇小说则不同，其长篇小说的创作大都是截取社会发展的一个横断面进行谋篇布局。比如《子夜》，作品有序幕、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这种封闭性的整体结构方式，是为中国传统长篇小说的结构传统的继承。

而《腐蚀》、《锻炼》以及《第一阶段故事》也均是全景式地反映当时社会的作品。《霜叶红于二月花》虽然没有写完，但依旧气势恢宏。作品里有新兴资产阶级与有旧式地主之间

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有外来工业文明对封建制度的冲击。茅盾以细腻的笔触给读者呈现了普遍人家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即从琐碎的日常家庭生活体悟世态炎凉，具有《红楼梦》的特征。

西方小说叙事时间对茅盾小说的影响

茅盾小说的叙事方式是一种由时代情状与普遍人性交融的宏大叙事，它符合西方纳克斯主义美学家卢卡契提出的艺术与社会的整体性原则。希利斯·米勒在他的叙事学著作《解读叙事》中指出：“由于西方主导传统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假定，叙事被视为因果相接的一串时间。若借用亨利·詹姆斯的比喻，这些事件就如同一串珠子，有开头、中部和结尾。”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论证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结构由“以情节为中心”转变为“以性格为中心”。这一弱化情节的倾向对现代小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使其呈现出中国古典小说里没有的开放叙事结构。茅盾的《蚀》、《子夜》、《腐蚀》以及《霜叶红于二月花》均以人物为核心线索。

虽然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被称为《蚀》三部曲，不过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结构形式不同，而是更为接近巴尔扎克的“人物再现法”。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小说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其情节也互为补充。一方面，表现了小说人物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人物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加强了作品中广阔生活的连续性与完整性，从而构建了一个法国巴黎上流社会历史的有机整体。而茅盾的《蚀》三部曲基本上实现了他自己所希望达到的“断而能续”、“可离可合”的结构要求。也正是由于茅盾借鉴了巴尔扎克“人物再现”的叙事方法，使其在整体结构上较为粗梳松散的缺陷。比如，李克、史俊与赵赤珠在《幻灭》中居于次要地位，而于《动摇》里却处于次重要的位置。这三人虽在不同的作品中出现，不过均可以遵照自己生活与性格逻辑进行深层次的发展，给读者呈现了人物不同的生活阶段。除此之外，茅盾还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再现”来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并将其有机地连接成一个整体。

《腐蚀》则是你借鉴了西方日记体小说的叙事形式，采用女猪脚第一人称自叙的方式，形成单线叙事结构，透过描写陷身罪恶最终沦为特务却不甘堕落的女青年的内心独白，并以此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罪恶。这种叙事结构不但在揭示了小说主人公心理状态上有着独到之处，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前文已有提到《子夜》所反映是1930年5月至7月的时代社会生活，仅仅利用两个月的历史横截面来表现时代社会的状况。这在中国传统小说里未曾有过。很显然，这是借鉴了

西方一些截取生活横断面的长篇小说的取材叙事方式。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子夜》在整体结构叙事上仍旧留有中国传统长篇小说叙事方式的痕迹。

茅盾小说属于反映时代生活的史诗性小说，生活容量大，时空转换频繁。其作品既要囊括全局，又要深入刻画每一个人物的心路历程。这一艺术创作是作品中某些特定的叙述者所不能做到的。作家只能借助非个人化的叙述者以及全知视角方式方能把丰富而复杂的艺术内容传达出来。从非人格化叙述者的审美方面，可从共时性来进行分析。所谓共时性的叙述就是非风格化的叙述者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也可见不同地域、时间锁发生的事情依据审美的需要将其融合到一个艺术情境中。比如，在《子夜》对林佩瑶少女时代的描写：“那时候，十六七岁的她们这一伙，享受这‘五四’以后新得的‘自由’，对于眼前的一杯满满的青春美酒万不会想到有一天也要喝干了的。„„那时候的‘密司林佩瑶享受父亲的士名气质，曾经架起多少空中楼阁，曾经有多少淡月清风之夜版睁了美好的双眼，玩味着她自己想象中的好梦。”曾经满怀超世梦幻的她到如今变成了入世的吴少奶奶，林佩瑶只能将其苦闷深埋心底，她常常露出无限幽怨，却也因此而出现日后的情感纠葛。

可以说，茅盾的共时性叙述突破了小说时空的常态，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空间场面以时间顺序逐一进行描写的方式。作家借由叙述者介入作品的一种审美方式，以观看大千世界的眼光，直接对作品中的时间与任务加以自己的评论，也直接从作品的时间深化到理性的高度中去。

二十年代以后以《蚀》为代表，着重对时代青年心态的分析，其间蕴含着作者自己经历大革命时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探索。作品描写了时代青年彻底摒弃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而追求新的人生与思想，然而历经大革命之后其心态遭到巨大的变化。三十年代以《子夜》为代表，着重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进行分析。茅盾在这一时期有意义小说形式参与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利用小说对民族资产阶级悲剧命运进行描绘，以实现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深刻揭露。四十年代以《霜叶红于二月花》为代表，着重分析当时社会的文化风俗。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茅盾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相融合的审美思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江浙一带水乡人家的生活日常，即对中国宗法制的城镇文化和旧式家庭文化的审美分析，为读者呈现了不一样的艺术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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