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鸦片战争 | 陈浩武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对于“中国近代史”，我国的教科书一般是这样写的：“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

说起近代史，人们马上会想起的是“鸦片战争”和之后带来的屈辱与挨打，大家也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割点，是具有断代性的事件。

但对此，北京大学的陈浩武研究员达了不一样的观点。在日前北京举行的一场讲座中，他引用了一位学者对此的观点并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赞同态度，认为“造成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并非是鸦片战争，而是之前就发生的延续140年之久的基督教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背违天主教义的争议。狭义而言，是指康熙与传教士就儒教崇拜引发的争论，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当时认为中国儒教的帝皇及祖先崇拜违反天主教义，结果引发清朝廷严厉限制传教士活动。直到1839年，罗马教廷才撤消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陈浩武教授介绍说，基督宗教从隋唐就已经曾经有传入中国的历史，就是聂斯托利派，当时称为景教，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消亡下去。后在明清时期，由于西方新教改革而导致的天主教耶稣会的兴起，耶稣会自称为“上帝的近卫军”，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开始到欧洲以外的地区传教，于是把福音再次带入中国，传教士代表包括利玛窦和南怀仁等。

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走了“尊儒”的传教路线，并且自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西夷”。

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当时明朝很重要的一个士大夫徐光启受洗成为基督徒。两人之后还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对中国后来的数学影响深远。不仅如此，利玛窦等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致力于把西方的文明传入中国，也把中国的文明传到西方。形成东西方文明沟通的桥梁。陈教授举出一个细节的例子说明利玛窦这些传教士在文化交流上做的深远影响，比如当时有赵氏孤儿这个故事传到了法国，著名的作家伏尔泰还把它翻译写成了一本小说，取名《中国孤儿》，之后在巴黎很多著名的剧院都上演戏剧。陈教授分享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个大幅油画，画的是法国贵妇们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一边喝着中国红茶一边读着《中国孤儿》，可见当时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喜好程度。

可以说，利玛窦的尊儒敬孔的传教方式也使得天主教与当时的朝廷有良好的关系。特别在清朝的时候，传教士汤若望与康熙的私交就很好。有记录说，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1644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华已82年，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获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发展。1664年，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

但在利玛窦、汤若望等这些施行尊儒方式的传教士陆续去世之后，礼仪之争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

之前，利玛窦发现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后来他决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又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英语的“God”或拉丁文的Deus)，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国上古文献。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死后，虽然耶稣会内部对他这一规矩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影响不大。但后来多明多会这一传教士的介入以及与耶稣会的竞争，使得礼仪之争升级。

多明我教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2日或3日，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可以说，早期的礼仪之争仍是基督教徒的学术问题，并未演化成国家之间的政治议题，但随着各在华天主教会的竞争加剧，教会各自寻求罗马教廷的支持，争论才演化成政治事件。

最后，罗马教廷判定清明节扫墓等对祖先的祭祀文化是拜偶像。由此，完全推翻了之前利玛窦的尊儒理念。之后，雍正帝载此下令禁教。

“礼仪之争从最开始到结束一共持续了140年。这140年是怎样的140年呢?”陈教授说，“这140年是近代工业革命起步和很多重大发明出现的时候，是西方世界进入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时期。而这140年，恰恰是中国人把西方传教士赶出去、闭关锁国，使我们中华文明痛失了一个和世界文明交融的机会。”

“直到1780年的时候，罗马教廷才说自己是错误的。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交汇的一个点错过了。“

“基督教文明对于现代化、对于世界文明影响深远。

如果没有礼仪之争的话，中国文明或许可以和基督教文明、世界文明可以很好的交汇，中国也可以更好的了解和融入世界文明。“陈教授说，“可以说，如果没有礼仪之争的话，也许不会有中国后来的清政府的野蛮、落后与愚昧、不会有之后的落后挨打等一系列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和西方文明保持交流的话，中国人是很会学习的民族，我相信会很好的汲取世界文明，更新自己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礼仪之争带来的结果是悲剧性的。”

“之后，虽然1807年基督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再次来到中国，但100多年已经过去了，这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很落后的、动荡的和愚昧的帝国了。“

近年来，已经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礼仪之争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有署名为“郭王”的作者在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互动：“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影响》的文章开头如此写到：“由于公元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导致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史学界一般将之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际上，鸦片战争其实是’果‘非’因‘，它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如果我们人为地割裂这个历史因果关系，就会无从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而只能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并得出’近代中国因科技落后而挨打‘的错误认识。笔者认为，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公元1681~1690年，清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九年)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是因为在这十年期间发生了两件具有近代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为中俄’雅克萨之战‘(1685年)及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一为清王朝与罗马教廷之间因儒家传统(敬天祭祖尊孔)与基督教教义冲突而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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