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普洱样本
今天的普洱赋予了“和谐”更广泛的意义，在“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前提下，“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人与微生物之间的和谐”，在普洱走出了一条“样板式”道路 普洱正在创造一个理想时代。 这里的鹭鸶晒在耕牛背上，帮耕牛驱赶蚊虫，它们拉长的身影，一齐消失在迟暮浸染的群山中；这里的母鸡觅食于农舍前，力争不掉队的小鸡，即使蹒跚学步，却也步调从容；这里记仇的大象，在追赶仇敌之际，不忘用它有力的鼻子扶起无辜摔倒的老人，接着奋力直追……普洱的一天，上演着这些，从梅子湖清晨升起的第一缕薄雾中睁开眼，又在都市人久违的繁忙星空里入梦。 普洱的理想时代赋予了“和谐”更广泛的意义——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四者之间最本源的和谐。所有生命的和谐，也是人们对“现代性”思考后的回归。 普洱“人本” 普洱人对生活质量有着与现代主义潮流不同的理解。人们不迷恋未来，不依赖于物质生活的进步，被现代人丢弃的“知足常乐”，依然是这里的生活教条。 杀鸡宰猪，祭祀天神，在特定的时间穿过村庄，跳舞、唱歌、演奏乐器、重演先民的钻木取火……他们把取来的新火床送到各家的火塘，一年又开始了，这种仪式一直使他们保存着对祖先和民族历史的记忆。 这是来自彝族最原始的实践，那个时候火柴和打火机都没有出现，人们蹲在大地上，用两块石头使劲儿摩擦，直到火光一闪，划破亘古的黑夜。 在普洱的少数民族中，“和谐”已经是一项悠久的“规则”，各民族以自己古老的传统聚集一堂，保持着和自然的本质步调。这个步调是现代化快速前行停下来的思考——“当人们前行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走错了，我们要回到原点。”余秋雨拿普洱例证，“人类和自然界千年对话以后，我们再次回到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画了一个圆圈，回到了起点。这可能是人类大智慧。” 大象的启示 2004年，当普洱市委书记沈培平初到普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普洱还叫“思茅”，当时的思茅只有一个象群，五头大象。如今的普洱，已经有九个象群，七十二头大象。 普洱的“人象冲突”曾一度成为社会话题。由于人们种植橡胶面积不断扩大，大象丧失食物来源，大象的食物链被破坏，栖息地受到影响，它们开始向人类“复仇”，捣毁庄稼、攻击人类，“大象伤人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普洱为大象开设了“大象食堂”，人象冲突得到缓解。除了大象食堂，大象伤人事件在如今的普洱越来越少。 “这个过程中，当我们纠正错误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就高尚了，动物喜欢我们了，以此类推，其他种群也增加很多。所以今天提到这个我们就用微笑来形容，脸上的微笑，心里的微笑。”沈培平说。 景迈“茶缘” 北回归线从普洱穿境而过，造就了普洱温润的气候特点。低纬高原山地，立体地貌突出，海拔在317～3370米之间，年均气温15℃～20.3℃，降雨量充沛，这为普洱茶树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条件。在普洱境内大量分布着野生茶树群落，生长着树龄2700年的野生古茶树，以及树龄千余年的过渡型古茶树和人工栽培的千年万亩古茶园。 “我们有今天的好日子，要感谢好山好水好气候，要感谢老祖宗为我们种下了这些茶树。”景迈村村主任岩三永深深懂得，村民的好日子缘茶而生。 如今，景迈村有14个寨子，家家户户种茶、制茶，随着茶叶价格的逐步走高，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新房子一家接着一家盖了起来，原本人背马驮的采茶日子也渐渐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汽车、摩托。岩三永说，近年来，全村购买的汽车加起来差不多有100多辆。 普洱人最早从与植物的和谐共处中获益，这种传统一直发扬到现在。普洱曾经400多木材加工厂，关闭了200多个。普洱已经跨越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野蛮成长，这里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和工业革命前的伦敦不相上下；普洱的资源之富，足以在一夜间刷新GDP，但如今它们仍沉睡于地下，守护着这个城市的现在和未来。 与微生物的和谐 普洱对绿色生态的理解中，也离不开“与微生物的和谐”。 普洱茶就是微生物作用的结果，千百年来，人们看到马帮把中国的普洱茶运往世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是微生物在途中让普洱发生质变，普洱生茶变成熟茶。 在普洱市委书记沈培平看来，“如果只是人类社会的和谐，还有点自私，所有的生命，应该是互相支撑、互相支持的。”在很少有人提到“与微生物和谐共处”的情况下，沈培平说，“虽然微生物是你看不到、摸不到的，但事实上它们在帮助我们，比如药在发酵，动物的尸体也由它们分解。只有整个星球、地球生命的和谐，才有社会组织的和谐，人类的和谐。” “或许在我们发现的时候，需要停顿下来思考，当我们睡觉前，我们需要沉思我们做对了吗？当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思考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人类与自然、与历史的和谐。”沈培平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