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教会的差异

东西方教会的差异

东西教会于1054年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后，两派分别沿着各自的道路继续发展，在教义信条、宗教礼仪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第一，天主教会受罗马法学传统的影响，倾向于从法学角度看待基督教，福音书被视为一种新的律法。因而，罪与恩的思想、自由意志和教会问题成为西方神学的核心。东正教则只遵循自己所承认的前七次宗教会议的决议，以作为本教派的正统教义；坚持以《圣经》为信仰的经典，不承认任何后世教会权威制定的律法。一方面，东正教过于看重其教义的纯洁和正统性，而不肯适应时代的变化使教义理论发生相应的变通，因此显得比天主教保守。例如，在天主教会使用“和子”句和吃无酵饼的问题上，东正教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愤怒。另一方面，它在对待古典希腊哲学和巫术、占星术问题上，以及在对待伊斯兰教问题上，又都变现得十分宽容。

第二，与天主教会强调教皇永无谬误不同，东正教会忠实地保留着早期基督教的民主思想，认为各地教会之间应平等相待。天主教会在整个中世纪都没有改变用拉丁语从事宗教活动的习俗，而东正教会则允许各民族教会使用本民族语言举行宗教仪式。例如，9世纪传入斯拉夫民族的东正教便使用新创造的斯拉夫文字传教。

第三，天主教会在整个中世纪都强调基督教世界的大一统，提出“只有‘使徒教区’有权成为牧首区”的观点，而且强调罗马教皇权力之上；东正教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如根据国家或城市在经济、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设立牧首区。以此为指导思想，东正教保留和发展了一个又一个相对独立的民族教会。此外，东正教处在多种文化冲突和交融的地区，更多地吸取了包括神秘主义在内的东方宗教思想，因此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天主教会是西欧和地中海大一统世界的象征和代表者，那么东正教会便是各民族的核心和民族团结的纽带。

第四，在拜占廷政权存续期间，东正教会始终没有摆脱皇权的控制，仅作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存在，教会的神职人员则起着国家精神官吏的作用。这一情形并不局限于拜占廷，东正教会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服从君主的权威，甚至在被迫接受土耳其人统治时，也没有表现出十分激烈的对抗态度。天主教会则将罪与恩的思想与坚强有力的教会组织相结合，使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力较东正教会强得多，同时天主教会的行政权力也较东正教会大得多，经常出现教权与君权之争。东正教会由于处在世俗政权的控制之下，很少有西欧那样限制罗马教廷权力的宗教改革运动。即使在信教者内部曾经有过分歧，也多显露出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色彩，民众并不把教会的权力作为反对的目标。

两大教派在上述各方面的分歧，已经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矛盾一直很难调和的根本原因。

壹 前言： （东西方教会分裂对欧洲的影响）

教会的分裂是教会历史中不断出现的现象。但教会的合一却是教会的理想。无论是因基督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为门徒合一的祷告，或是因为教会的分裂所产生的痛苦，或因教会分裂所产生的负面形象，教会总是以合一为理想。教会为什么会分裂呢？教会分裂真的是不可免的吗？如何避免教会的分裂呢？检视教会史中最大的分裂或许可以使我们对教会分裂的问题有深入一层的了解。

贰 远因： 一 东西方文化差异：东方为希腊文化，西方为拉丁文化。

二 东西方交通隔绝：在查士丁尼之后，东方帝国势力又衰退，斯拉夫民族入侵巴尔干，加上回教又阻绝了海路，使东西方愈行愈远。

三 查理曼帝国的兴起表示罗马不再需要拜占庭的保护。

四 图像之争使西方认为东方教会只是皇帝手中的傀儡。

参 弗修分裂（Schism of Photius, 867)

一 分裂的发展

弗修是他的时代最有名的学者。当时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伊格那修拒绝让夺权成为摄政的皇叔巴达斯（Bardas)领圣礼，结果遭到罢绌。巴达斯运作使弗修来接任。伊格那修和弗修都向教宗尼古拉寻求支援。因罗马支援伊格那修，弗修就于867年宣布整个西方教会为异端，因为他们擅改尼西亚信经，加入了「和子（filioque)」一词。原信经说圣灵是「从父而出」（ex patre procedit)的，但西方却将信经修改为：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ex patre filioque prodecit)。而教宗也把弗修定为异端。

二 「和子」争议及使徒信经

此信经的修改应是在西班牙的托利多会议（586)中所作的， 后传入法国。在查理曼的皇家教堂中之信经宣读中都包括「和子」一词。当法兰克僧侣来到东方颂读信经时，因加入这个词而引起东方教会的讶异，质问谁有权柄更改大公会议的古老信经。此争议的附带结果是使徒信经的受重视。教宗因不想得罪法兰克和拜占庭，所以开始使用这几乎为人所遗忘的古信经。因着罗马教会的影响，使徒信经取代了尼西亚信经而为西方教会最普遍使用的信经。

三 争议落幕

此次分裂持续超过二十年，直到东方皇帝与教宗尼古拉都死了。争议的结果似乎是东方占了上风。继任教宗约翰八世承认了弗修的合法地位。

肆 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

一 1054年的分裂

1054年东西方教会正式裂，其导火线却显然是一件小事情。当时君士坦丁主教长米迦勒赛路拉流（Michael Cerularius, 1043-59），因西方教会在圣餐使用无酵饼而将之定罪，其实西方如此作法已行之有年。利欧九世因而差枢机宏伯特（Humbert）和两位特使到东方去调解。但愈谈歧见愈深，终于在1054年7月16日，罗马代表把对主教长及其下属拒绝相交（ex-communication）的敕令放于圣智堂的祭坛上。输人不输阵，东方主教长也开会咒诅 罗马教宗和他的跟随者。自此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正式分手。这互相的开除教籍一直要到1965年12月7日才由保禄六世及雅典那哥拉撤除。

二 分裂的后果

（一）合一运动难为功

但东方教会愿意与后来的更正教谈复和。

（二）东方教会在教会史中被孤立

但东方教会在对俄国的宣教颇有果效，使俄国成为东正教国家。

（三）东方对世界的影响力不及西方。

伍 结语：

教会的分裂不是主所喜悦的事。但却在教会史中一再发生。教会应当悔改，从自己开始悔改，而不是期待他人先悔改。也要寻求在主里的交通，一起祷告、敬拜、查经，彼此祝福。 教会的统一并不能保证教会的合一。制度与组织上没有统一也并不表示不能合一。 教会的合一从我们的身边作起。

中世纪前期英国王权与教权的关系 就教会而言，为获得庇荫，它致力于神化和辅佐王权。但教会毕竟是一个以教皇为神权领袖、具有特定神权机构与制度的国际性宗教组织 ，它的神权政治的理想目标 ，乃是要建立一个个既能庇荫教会、又不干预教务的神命王权。因此 ，它既支持王权又欲限制王权 ，意在摆摆脱王权对教权的束缚。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 ，有力地促使原始孱弱的“蛮族”王权向神圣的“基督教王权”转化。这一中世纪初期西欧政治史上的重大历史变革 ，在当时的英格兰最为显著 ，由此而为英国封建王权的兴起开辟了道路。随着教会王权神授理念的传播与国王涂油加冕典礼的实施 ，英格兰王权孱弱的局面渐趋消失。通过该典礼 ，国王成为“承蒙上帝恩典”来统治国家的“神命之王”，任何人都须服从他 ，反对国王就是反对上帝 ，就要受到神的严惩。在教会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 ，12世纪时，英王作为神命的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形象，逐步在王国中牢固地树立起来，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与广泛崇拜。就教会而言，为获得庇荫，它致力于神化和辅佐王权。但教会毕竟是一个以教皇为神权领袖、具有特定神权机构与制度的国际性宗教组织 ，它的神权政治的理想目标 ，乃乃是要建立一个既能庇荫教会、又不干预教务的神命王权。因此 ，它既支持王权又欲限制王权 ，意在摆脱王权对教权的束缚。同时 ，教廷与各国王权展开旨在控制各国教会的“授职权”之争 ，英王国成为教廷攻击的一大目标。王权与教权的主要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职任命、授予权和司法权的争夺上，而这种斗争的目的无非是想扩大自身的势力，获得更多的权力。然而 ，只要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两者之间的政治联合必然要居于支支配地位 ，其权益纷争必然要处于从属地位 ，并且最后将以相互妥协而告终 中世纪后期英国王权与教会权的关系

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时天主教会达到了极盛，它承担了教育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甚至军事功能，其权力得到了最广泛的扩展，欧洲各国对教皇政治的干涉、经济剥削等行为都强烈不满。从13世纪中叶开始，教会对人民的控制，对国家的干预都远不如从前，其普世的统治效果也大为削弱。人民对世俗政府的忠诚与服从的习惯已经确立，人民愿意为了国家而非如从前那样为了教会而牺牲其财产甚至生命。14世纪初王权对教皇的愤慨化为了具体的行动。法王菲力四世首先向教皇公开挑战，他最大的成果是把教皇囚禁在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使之完全处于法王掌股之中了。同时英王爱德华一世也发动了对教皇的攻势，宣布听命于教皇的英国教士不合法。英国的反教皇斗争便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4世纪帕度阿的马西留斯著《和平保护者》一书，主张教会在政治上的权威应该剥夺，而国家对其子民，不论世俗或教会，都要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信仰上统一的教会，应该在政治上划分出多个国家的教会，它们忠于各国的世俗统治者，而非忠于教皇。这样的对主权国家的歌

颂与忠诚，使普世主义的精神再也不能控制人们的头脑。自14世纪后漫长的300年间，英国王权和教权在不断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而走向强大、衰落。在双方的关系中，斗争日益成为了主流形式，合作则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互相利用的产物。英王积极地支持民族语言，英语的使用、发展、传播有助于反教权斗争和民族意识的增强。14世纪，英国社会兴起了一股以本民族的英语排斥居于优势地位的拉丁语的潮流。英国社会各界都为此而努力，为反教皇斗争准备了条件。英国社会反教权运动和英语发展激发的民族意识，毋庸质疑加强了英国人反教权斗争的实力，利于王权的强大。 与英国王权、教皇相互斗争的同时，二者也存在合作的空间。在政府和国会中，高级教士担任王国的高级官员，出入宫廷。他们协助国王治理国家，也利用种种权利制约王权强大，有时王国中亲近教皇的中间力量。这些教职人士多为王国的重臣，是国王御前会议的核心成员，尤其常常掌握了王国的司法大权，即大法官的职位。这时教职人士在国会和政府比例很大，他们成为英国王权和教皇间联系的一个强有力的纽带，甚至是最好的纽带。

中世纪英国王权与教权既斗争又妥协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折射出其他西欧国家王权与教权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所造成的主要影响是教会法的产生。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专职法院、立法机构、法律职业、法律著作和“法律科学”，在西欧各国纷纷产生，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主张教皇在整个西欧教会中的至上权威和主张教会独立于世俗统治。这是一场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起的革命，是一次跨越民族的革命，是一次在教皇领导下遍及欧洲的为神职人员利益而反对皇室、王室控制以及封建权贵控制的革命。这一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促成了教会法的形成，而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导致了教俗两界的分离，由此所释放出的能量和创造力是极其巨大的。教皇势力的扩张与适应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王权的加强，导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有时甚至异常激烈。为了不至于双方在冲突中同归于尽，教皇与王权不得不谋求一定的妥协。诚如伯尔曼所言，暴力既不能使革命的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也不能使对立的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教皇革命以新与旧的妥协而告终。如果暴力是助产士，那么法律就是使小孩最终成熟的老师。……最终的解决方案在德国、法国、英格兰和其他地方都是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的，而在这种谈判中，所有各方都放弃了他们最激进的要求。平衡最终由法律确立起来，

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说，教权与王权的妥协使得双方在社会中，都不能取得绝对的压倒一切的权威。这无疑为法律取得权威性地位创造了契机。教权与王权的对立为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伯尔曼指出，在西方，虽然直到美国革命时才贡献了“宪政”一词，但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承认。人们常争辩说，君主可以制定法律，但不能

专断地制定，他应受法律约束，除非合法地修改它。

比较中国与欧洲政教关系的差异

宗教关系是我国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不容忽视的重大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需要处理好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我国大多数人不信仰宗教，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信仰宗教，需要处理好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关系；我国正处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宗教出现增长势头，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有所扩大，需要处理好宗教与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无神论，特别需要处理好政教关系。在以上涉及宗教的诸多关系中，政教关系无疑最重要，也最为关键。正确处理宗教关系，必须处理好政教关系。

在当代中国政教关系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研究者认定中国宗教是“官办宗教”，或者叫“国家控制宗教”，并把此作为他们攻击中国政府“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重要依据。这种看法源于意识形态偏见，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作祟，但由于西方宗教学说在国际上长期占据垄断地位，又占据话语高地，这种谬误流传甚广，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在我国，尽管几十年来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但对当代我国政教关系的研究严重滞后，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很少。本文拟先对欧美国家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进行简要分析，再试图对当代中国政教关系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一、欧美国家的政教关系

在广义上，政教关系是指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学者把政教关系中国家政权与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单列出来，作为独立研究对象，于是就形成了狭义上的政教关系概念。本文采用狭义上的政教关系概念。

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渊源、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不同，世界各国政教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大致可以划分为政教合一、政教主从、政教分离等三种模式，每种模式又有多种实践类型。政教合一，中世纪西欧国家的情况十分典型。政教主从，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即属此类。尽管当代世界各国政教关系的实际状况差异很大，但政教分离是许多国家在处理政教关系上的价值取向。

宗教信仰自由，需要有制度保障。其中一项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制度设计，就是实行政教分离。只有实行政教分离，才能有效防范某种宗教、某个教派通过控制国家政权或者依托国家政权，取得特殊的权力或者地位，造成宗教之间的不平等、不宽容，进而阻碍宗教信仰自由的普遍实现。

一般认为，政教分离原则在宪法中得到确认的首先是美国。建国初期，为了防止产生国教和造成宗教之间、教派之间的不平等，1787年通过的宪法第六条规定，禁止对出任公职者进行宗教方面的测试。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1802年托马斯·杰弗逊在给康涅狄格州丹伯里浸礼会教友协会的一封信中写道，宪法第一修正案反对由法律建立宗教，就是为了在国家与教会之间树立一道“隔离之墙”。从此后200多年的历史看，在一个有着强大宗教传统的国家，在政教之间筑起一堵“隔离之墙”有其积极意义，但完全的隔离又是如此之难。美国许多人至今还在争论，政教之间到底应该是“一堵墙”还是“一张网”？

欧洲的情况更为复杂。历史上，一些欧洲国家皇权（王权）与教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双方都想绝对地控制对方，获得世俗和精神两界的完全权力，结果是政权与教权之间无休止地进行争夺，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和痛苦。现代欧洲国家虽然主张政教分离，但实际上并不彻底，一些与政教分离原则相悖的现象依然存在。

英国、冰岛、挪威、丹麦、芬兰、马耳他、列支敦士登、希腊等国家，至今还保留国教或者官方宗教，虽然被认为只具象征意义，但作为国教或者官方教会仍然享有一些特权。如英国圣公会20多位主教因在教会中的地位，自动享有英国议会上院议席；挪威宪法规定，“在内阁成员中，信奉国教者应占过半数”；希腊正教会是唯一拥有“公共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保加利亚、俄罗斯、法国等欧洲一些国家的宪法明文规定政教分离，事实上国家对各宗教并不一视同仁。如保加利亚宪法规定“宗教机构与国家分离”，但又规定“保加利亚共和国的传统宗教是东正教”，东正教享有比其他宗教优越的地位；俄罗斯宪法规定“宗教团体与国家分离”，但事实上把东正教置于主导宗教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其他宗教无法与之比肩；法国的政教分离模式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有些苛刻，但天主教享有事实上的优越地位。

由此可见，绝对的政教分离是不存在的，由于传统不同，欧美国家的政教分离状态及其程度不尽相同，形式各异，不存在什么普世模式。

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

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全国性政教合一的情况，只有西藏实行过地方性的政教合一制度，达赖喇嘛集行政与宗教大权于一身，直到50年前才被废除。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一以贯之是皇权支配教权，或者说教权服从皇权，属于政教主从型。

几千年中国封建王朝，君道至尊，皇权至上，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铁律。封建统治者对待宗教，主要是善加利用和严密控制并用。以儒为先，佛道辅之，是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不二法门。尽管主要依靠作为世俗政治伦理学说的儒家思想，但佛教、道教作为宗教所具有的神圣、超验等功能，正是儒家学说所缺乏的，可以作为重要补充，通过神

圣性进一步强化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宗教成为推行政治教化的辅助工具，即“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同时，封建统治者对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则严加控制，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对宗教进行严格管理，如核准设立寺观庵院，颁布度牒，禁止大规模宗教集会，禁止教职人员未经批准私自远游等。对宗教势力的壮大十分警惕，一旦宗教势力过度膨胀，甚至威胁到政权基础的稳固时，封建统治者就会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历史上出现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宗教也依托国家政权立足和发展，正如两晋时期著名僧人道安所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比附儒学，维护纲常名教，助王化于治道，言帝王即佛化身，将忠君与事佛等同。道教从产生之初就提出“助帝王化天下”，将自己的功能角色定位为王道的辅佐，维护皇权朝纲。伊斯兰教亲儒、补儒，移植儒家“五常”观念，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更是强调“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

总的看来，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对待宗教主要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维护皇权的至尊和巩固统治地位，只要宗教不威胁到国家政权的稳固，封建统治者对宗教一般比较宽容，采取利用的政策。

三、当代中国政教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条件下，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教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应当实行政教分离，但对如何实行政教分离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完全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探索。

新中国建立后，一方面宣布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一方面支持各宗教对不适应社会深刻变革要求的宗教制度进行改革。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实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宗教中的封建等级和剥削压迫，摆脱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天主教、基督教通过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势力的控制和利用。实现“两个摆脱”，我国各宗教的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适应新中国、服务新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建立新型政教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党在宗教工作指导思想上开始出现偏差，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建立新型政教关系的探索中断。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重新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着眼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研究宗教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的发展规律，在宗教工作理论和政策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概括新论断，如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等。这些新概括新论断，为破解“社会主义与宗教”这一政治难题指明了方向，实际上也正在回答政教关系涉及的有关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各宗教也在进行积极探索，回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努力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健康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正确路径，积累了一些重要经验。正是政教双方的不断磨合和共同努力，我国新型政教关系得以逐步成型。

概括起来，我国新型政教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国家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

第二，国家对待各个宗教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国家政权不能被用来压制某种宗教，也不能用来扶持某种宗教，任何宗教都不能超越其他宗教在法律上享有特殊地位。

第三，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和包括信教者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不干涉宗教团体内部事务；宗教组织也不能以政教分离为借口不服从政府的依法管理。

第四，虽然实行政教分离，但信教公民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政治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不得因宗教信仰不同造成权利上的不平等现象。宗教组织的代表可以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生活，如通过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等途径，表达社会主张，对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特别是宗教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实施民主监督。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政教关系，既借鉴古代中国和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教关系，又不同于古代中国和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教关系，而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匹配、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一种新型政教关系。这种新型政教关系，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在政教之间划分出清晰的界限，防止以政代教或者以教代政，为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并不把政教分离作为处理政教关系的终极目标，而是在政教分离基础上努力追求政教关系的和谐，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处理同宗教界的关系，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准确地反映了我国当代政教关系的精髓。

一些西方国家学者认为我国政教关系不属于政教分离模式，是站不住脚的。但又不能把我国政教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政教分离模式，因为在政教分离基础上我们还有更高的价值追求。能不能把当代我国政教关系称作政教和谐模式呢？希望有更多的宗教研究者、宗教工作者、宗教界人士研究和思考这一问题。

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背景：

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罗马教廷在“拯救圣地”的名义下，号召基督教徒

十字军东征图

和天主教徒去夺回被伊斯兰教控制的耶路撒冷，并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持续近200年的侵略性远征。

地中海及其沿岸，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先进的科学、经济与文化，因而它也是人类争夺最激烈，战争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之一。早在公元7世纪，塞尔柱突厥人(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就占领了耶路撒冷.

11世纪末，西欧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市崛起，已有的财富已不能满足封建主贪婪的欲望，他们渴望向外攫取土地和财富，扩充政治、经济势力；另外，当时的西欧实行长子继承制，许多不是长子的贵族骑士不能继承遗产，成为“光蛋骑士”，他们往往靠服兵役和劫掠商旅为生；除了骑士外，西欧的城市商人，特别是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企图从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市场，独占该地区的贸易，因而也积极参与了十字军。还有就是农民，他们受到了封建主越来越重的剥削和压迫，再加上连年的灾荒，所以他们梦想寻找摆脱饥饿和封建枷锁的出路，所以才逐渐被教会所蒙蔽，被骗往东方；欧洲教会最高统治者罗马天主教会，企图建立起自己的“世界教会”，确立教皇的无限权威。这些原因促使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地中海东岸国家。当中近东地区混乱不堪、君士坦丁堡皇帝阿历克修斯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援，以拯救东方帝国和基督教的时候，不知此举正中了罗马教皇的下怀。早已垂涎东方富庶的西欧教俗两界，由天主教会发起，以驱逐塞尔柱突厥人、收复圣地为目标，以解放巴勒斯坦基督教地(耶路撒冷)为口号，开始了十字军东侵。1096—1270年，西欧封建主对近东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西欧商业资本的增长，以及城市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分化，并推动统治阶级去掠夺经济发达的近东国家。十字军东征是天主教会在解放巴勒斯坦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的口号下发起的。耶路撒冷和其他拜占庭领土一起是在十一世纪末叶被穆斯林(塞尔柱突厥人)占领的。十字军参战者服装均饰以红十字为标志，散称“十字军”。

十字军东侵的原因

十字军东侵是罗马教廷、西欧封建主和意大利城市对近东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们借口反对异教徒，打着圣战的旗号，对东部地中海各国进行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侵略战争。罗马教廷称这场战争是宗教战争，即是基督教反对穆斯林、十字架反对弯月的战争。弯月指新月，是伊斯兰教的象征。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每个参加出征的人，包括骑士、农民、小手工业者在内，胸前和臂上都佩有“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

骑士是中世纪西欧各国的职业军人，是封建贵族中的低级阶层，但在中世纪，封建贵族也笼统地被称为骑士。骑士在各国割据战争盛行时期，十分活跃。城市兴起后，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他们十分羡慕城市商品和东方的奢侈品，需求是日益增加，但手里的钱却越来越不够用。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西欧出现许多无世袭封号、无财产和土地的骑士。他们四处游荡，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因此，大批骑士渴望奔向东方去劫掠财物和夺取土地。

西欧的城市，尤其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的商人，企图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廷人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市场，垄断地中海贸易。所以积极支持十字军向东扩张。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城市经济发展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为他们为赎买自由不得不向领主交纳大量货币。封建主之间的混战破坏了农业生产，并经常向农民征发徭役。加之荒年又连年不断，11世纪法国有26个荒年，1087—1095年西欧连续有七年大饥荒。①从现实世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广大农民，很容易轻信教会关于圣战的号召，他们真的以为到东方去冒险可以发财和改善自己的处境。

近东地区的形势，十分有利于十字军的东侵。根据基督教传说，巴勒斯坦是耶稣诞生与升天的地方，他的坟墓就在被视为圣地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古代曾是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是希伯来王国的都城，自然也被犹太教徒视为圣地。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真主使者穆罕默德曾于622年7月17日在耶路撒冷乘天马升天，于是那一天被伊斯兰教历定为登霄节，耶路撒冷也成了穆斯林的圣城。近东地区虽在7世纪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内，但阿拉伯人对异教徒则比较宽容，拜占廷和西欧的朝圣者照样可以自由地进入圣地。11世纪中叶，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人兴起及其西征使近东局势复杂化。他们控制着几乎整个小亚地区，但是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成若干独立的总督区，如罗姆、摩苏尔、大马士革、阿勒颇、安条克、特里波里等。11世纪90年代，塞尔柱突厥人发生内讧，一些伊斯兰清真寺被破坏，但从海路来的朝圣者只要缴纳为数不多的税后仍可去耶路撒冷。然而教皇和教廷却编造出穆斯林侮辱西方朝圣者的消息，煽动宗教对立情绪。同时，庞大的拜占廷帝国日益衰落，龟缩在欧洲东南隅的狭小地区。1091年，一支突厥人准备进攻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帝国危在旦夕。走投无路的皇帝阿历克塞一世（1081—1118年）不得不向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求援。拜占廷帝国的困境，终于成为西欧封建主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罗马教廷是发动十字军东侵的祸首。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法国的克勒芒宗教大会上号召组织十字军。在会议结束时，他向人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煽动性演说。他历数基督教徒在东方的痛苦和突厥人的“暴行”，号召贪婪的领主、好战的骑士、冒险的商人和盲从的农民，拿起武器，到东方去，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他允诺说，凡是参加远征的人都可以赦免罪过，死后直接升入天堂。与会者群情激奋，乌尔班的演说不时为“阿们！”“阿们！”（希伯来语，意思是唯愿如此）的呼声所打断。宗教感情的冲动，物质利益的诱惑，使西欧许多阶层的人，尽管其目的各异，都狂热地投身于这一震惊世界的征服战争之中去了。

伊斯兰世界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唯有佛教是一个老好人，反对一切杀生行为，从来不会以佛主的名义发动战争与冲突。即便敌人将刀架在脖子上，佛主还会继续拈花微笑，这种气度是凡人学不来的。但是基督与伊斯兰就没有这么好的脾气，毕竟是由欧洲三大野蛮群体创立的宗教，从公元11世纪到21世纪，从十字军东征到美国攻打伊拉克，这对冤家就一直打打闹闹，没怎么消停过。

基督与伊斯兰的千年冲突，可能是耶稣与穆罕默德这两位先知没有预先知道的。耶稣比穆罕默德早出生570年，关公不会战秦琼，所以我们要相信他哥俩都是好人，他们创立各自宗教不是为了日后发生冲突。就像伟大而执着的企业家，他们都锲而不舍地将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子民不断增多，势力范围不断扩张。公元3世纪，基督教就成为地中海北面最大宗教，而穆罕默德则在公元6世纪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阿拉伯大帝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世界就那么大，蛋糕只有一个，为了多吃一块就必须大打出手。于是在公元1096年，西欧国家的骑士们就组成十字军东征，开始争夺地中海东岸以及耶路撒冷的控制权。

最具有斗争精神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功课中专门有“圣战”的内容，在真主安拉的号召下，用《古兰经》伟大思想武装头脑的战士们可以一直战斗到地球毁灭的那天。而基督教也不是吃素的，看看《圣经》就会明白，里面充满了打打杀杀的故事。需要说明的是，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化出来的，犹太教遵信《旧约》，基督教信奉《新约》，二者的合订本叫《圣经》。虽然犹太教不承认《新约》，但基督教无法否定《旧约》。所以《圣经》搞个合订本是非常高明的。

尤其是在《旧约》中，充满了神如何指挥以色列人打胜仗的故事。在神的英明指挥下，以色列人就像无头苍蝇，总是在地中海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疲于奔命，反复折腾，先是从两河流域历尽艰辛、跨过沙漠，迁徙到埃及，当了几辈子奴隶后，神又指挥他们翻身当家作主，脱离埃及的领导，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杀向“流淌奶油和蜜”的迦南福地。最后建立以色列国，攻占了耶路撒冷（瞧，上帝承认耶路撒冷是他指挥子民抢来的）并以此为首都。如果将先知们迁徙的路线在地图上画出来，你就会对上帝敬佩不已，因为如此绕毛线一般弯曲的路线只有他老人家才想得出来。总之在这个过程中，神不断号召人们去打败那些被认为贪婪与邪恶的国家，打败那些不信神而信巴力的异教，按照《旧约》的意思，宗教冲突在耶稣诞生前就开打了。由于前面所述，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直到公元570年才诞生，已大大晚于《圣经》所记录的时代，所以《圣经》中间没有记录针对伊斯兰的战争，也没有料到日后会出现一个与它叫板的老冤家。

不论先知如何安排，总之战争是爆发了。由于当时耶路撒冷已经落入伊斯兰教的手中，

基督教皇号召十字军夺回圣地耶路撒冷，这个理由让骑士们热血沸腾，个个摩拳擦掌，眼睛放着绿光。战争一开始十字军占据绝对优势，毕竟基督教已经是老江湖了，在西欧根深蒂固、兵强马壮，他们的重骑兵对土耳其与阿拉伯人构成严重的威胁。但到后来，伊斯兰士兵知道了十字军的弱点，那就是成分复杂，来自不同国家，装备不统一，协同性差；同时骑士精神让他们不屑于使用弓箭，结果就遭到了阿拉伯人弓箭的重创。从1096年到1291年的200年间，十字军总共进行8次东征，最后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最大战果就是与伊斯兰教结下了梁子，永世无法解开。

中世纪之后，这对冤家的冲突仍在继续。16世纪开始，欧洲基督国家开始强盛，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列强开始入侵阿拉伯地区，真主的地盘被逐渐蚕食与鲸吞。十字军的后裔果然了得，做海盗也做得那么成功，延续了祖先的光荣与梦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与此同时阿拉 伯人也开始了民族复兴和解放运动，两种宗教与文明的冲突更加尖锐。

到了19世纪，西方殖民地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扩张更加势不可挡，《古兰经》虽然很厚，但终究挡不住敌人的子弹。穆斯林的军队在西方坚舰利炮的进攻面前全无招架，一败涂地，溃不成军。这个时候，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阿拉伯世界，基督教国家已经没有对手。尤其是那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就像暴发户一样，一口气抢占了全球1/4的土地。它无疑是非常孤独的，纵横天下，只求一败，然而真主安拉没有满足它的要求。高手的最高境界，便是孤独。到19世纪末，阿拉伯世界大部分的地区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那个曾经可以与十字军相抗衡的阿拉伯大帝国，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原因很简单，在近代，基督教文明体系下的西方国家实行政教分离，“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经历工业革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而伊斯兰教由于高度的一元性、排他性，缺乏包容和开放精神，拒绝了与时俱进的机会，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二战之后，很多阿拉伯国家获得独立，但新的冲突也由此拉开序幕。公元1948年，流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旧约》中上帝赐予的迦南福地重新建立以色列国。以色列从建立

那天开始，就算饱受周边阿拉伯兄弟的白眼加拳头，这里成为基督教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教文明体系两大阵营对立的焦点，一个活脱脱的火山口，犹太人虽然有了自己的国家，但却不能安放下一张可睡得踏实的床。以法、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支持以色列，而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则联合行动，不断出击。后来，以色列的伟大领袖、战争狂人兼和平天使拉宾，指挥以色列军队进行了著名的“六日战争”，打败了周边所有的伊斯兰敌人，将领土扩大了3倍，从此奠定了中东冲突的基本格局。直到今天，巴以双方仍旧冲突不断，上帝和安拉各自指挥自己的子民多生孩子多造炸弹，大大加速了百姓从人间至天堂的移民过程。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中东地区战火总是那么旺盛。

当代的基督教已经高度世俗化，严格的清规戒律都逐渐式微，基督影响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和基本价值观，但并不控制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西方国家走上了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模式，不再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政治、军事与经济活动。而此时，他们老冤家，那些伊斯兰国家仍旧顶着真主赐予的花岗岩脑袋，死死守住1000多年的信条，拒绝进步，拒绝宽容，拒绝开放，对西方国家采取敌对态度。这让已登上霸主宝座的老美非常看不惯，它纠集其他西方小兄弟，先后两次攻打伊拉克、并收拾南联盟和阿富汗，将阿拉伯国家打得鼻青脸肿，但并没有宣告这是为耶稣而战。

这一切，惹怒了一个来自阿富汗山区的好汉本·拉登，他揭竿而起，振臂高呼“美国英国宁有种乎”，领导基地死党成功对基督国家发动了9.11“圣战”，标志着伊斯兰的极端分子以恐怖主义的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本·拉登这个狂热伊斯兰傻子没有想到，他的行为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底线，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已经激起了全球对伊斯兰的指责，这无异于将真主放在火上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国家也从这里找到了发动战争的理由，布什近期将反恐战争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矛头指向非常明确。伊斯兰文明体系无论采取多么顽固的卫教行动，他们将逐渐被边缘化，排除在现代主流文明之外。

由于伊斯兰政教不分的模式，将继续强化伊斯兰在阿拉伯国家的统治地位，将会有更多狂热的教徒为了真主而战，这是西方基督国家不愿意看到的。伊斯兰与基督二者积怨太深，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要么将伊斯兰国家消灭，要么让冲突永远持续下去，当然遭殃的都是无辜百姓。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异端的产生原因

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体系的架构有一点很特殊的地方，即神权高于君权！在中世纪，教会做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掌握着信仰这件神器，可以轻易的左右人心，打倒一切想要打倒的，进而行使神权。

君主做为世俗权力的顶点，其统治权必须由神授予，只有神承认的君主才能行使君权，所以教会的地位极高，而教会授予君主统治下层百姓的权力，君主就要努力维护教会的利益，所以一切反对贵族，反对教会的都是异端，都要打倒。

另外再啰嗦两句，欧洲从来没有从奴隶制度进入过封建社会，顶多只是处于封建社会的思想萌芽阶段。因为神权的不可侵犯深入人心，所以中世纪也被称为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奴隶、战火、远征、瘟疫充叱着神的光辉护佑下的欧洲，给基督在世间的光辉加上了层浓黑色的围边。

历史上的基督教异端派别

阿尔比派(卡塔尔派)（Albigenses）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异端派别之一。因信奉清洁派（Catharist）的异端教义，故一说即“清洁派” （Cathari）。因以法国阿尔比城（Albi）为主要活动基地，故名。其渊源可追溯到3世纪的摩尼教。大约于1145年传入阿尔比，后传遍兰多克省（Languedoc）。12、13世纪，盛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相信善恶二元论和厌世的摩尼教；认为有两神——善神和恶神，一切皆两神冲突的结果，善神造灵魂，恶神造肉身，肉身束缚灵魂；坚持极端严格的道德教义，摒弃婚姻、生育、饮食、战争以及崇拜时的一切物品，拒绝使用一切动物品；认为基督不是上帝，而只是最优越的受造者，是具有肉身幻影的天使，故他的肉身并不具有实体，既没有死亡，也无升天；基督的救赎事工仅仅蕴涵于他的教导中；圣灵也是受造者，是众灵（包括天使和人的灵魂）的首领；反对天主教会的仪式和组织，不承认教会的权力，谴责教会聚敛财富，斥教宗为魔鬼，号召打倒天主教会和隐修院；拒绝圣餐；认为一切物质皆恶；将教徒分为两等：“完人”，即接受圣灵的洗礼并严格遵守道德生活的人，以及普通的“信徒”。自1165年以降的大公会议均谴责该派，但该派传布广泛。教宗英诺森三世曾试图以通信和派遣使节的方式遏制该异端的发展，但是受到阻碍。1208年，教宗使节卡斯特尔诺的彼得（Peter of Castelnau）被杀，双方矛盾激化，教宗英诺森三世发起圣战，其时法王腓力二世仅同意让诸侯接受征召，未亲自参与组织十字军加以讨伐。后西蒙·孟福尔（Simon IV de Montfort）、子阿莫里（Amaury）以及法王路易十八先后领导讨伐运动，后获得胜利。经过 20年的战争（1209-1229），于1229年雷孟七世（Raymond VII）签署摩城条约，双方敌意结束，后又发生数起叛变，在其领导人物处以极刑后被残酷镇压而失败。其中最后也是罪血腥的一次发生于1245年的蒙茨格尔（Montségur）。1233年教宗格列高利九世指派多明我修会的宗教裁判所最终灭绝该派，至14世纪末期，该派消失。参见“阿尔比十字军”。

清洁派(Cathari) 指教父时代的几个小教派，主要指中世纪流传于欧洲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基督教异端教派之一。亦音译称“卡特里派”。常泛指受摩尼教影响而相信善恶二元论和坚持禁欲的各教派。在东欧以7世纪亚美尼亚的保罗派和10世纪保加利亚的鲍格米勒派为代表；在西欧以阿尔比派为代表。这些教派都强调持守“清洁”（希腊文Katharos），反对腐化，因而得名。11世纪传至法国西部，受到迫害，但仍延续至14世纪，后被异端裁判所镇压下去。该派在格列高利改革影响下出现，要求改革教阶制度的弊端，提倡效法使徒的安贫精神，不承认任何外在宗教标记如圣像、圣礼、教会资产和教阶制度；反对基督道成肉身和复活的教义；认为性和生殖为邪恶；排斥权威；将真正的教徒称为“完人”，经过长期的考验后接受受洗即借按手分赐圣灵的仪式。接受受洗后，必需守贫和禁欲，过共同的生活，进行苦修。完人除了主持礼拜、讲道外也从事施舍救济和教育工作如成立学校等。完人如果后来不能够维持受灵洗者的水平，则必须接受圣灵的重洗，即自愿了解，借饥饿或窒息造成强迫性的

死亡。其一般信徒则接受灵洗，过一般人的生活，没有义务遵守严格的教规。多流行于下层群众中。参见“阿尔比派”。

韦尔多派（Waldenses）中世纪基督教异端派别。亦称“里昂穷人派”、“瓦勒度派”、“华尔多派”。12世纪后期，产生于法国南部。相传由法国里昂富商韦尔多捐献财产济贫传教而创立。强调信守福音，特别是耶稣的登山宝训；主张恢复早期基督教会的习俗，否定许多教会礼仪和正统教义；相信幻象、预言、内在体验和千禧年主义；关心社会变革；认为教会对拯救信徒灵魂无特殊作用；声称施舍、斋戒、弥撒、祷告对已死的信徒无任何益处，并否认有炼狱；主张贫穷是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反对教会聚敛财产和神职人员奢侈享乐。得到里昂城市平民的拥护和响应。曾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农民中广为流行。后在西班牙、波希米亚和伦巴第等地也有发展。13世纪初，与阿尔比派一同遭到罗马教廷的残酷镇压与迫害。16世纪初，与瑞士加尔文改革相联系，采用加尔文宗的教会原则。在随后的300多年间，深受天主教会迫害。1848年《解放法令》后，该派进入新的时期，接受福音派观点，采用自由教会形式，逐渐融入意大利宗教及文化之中，对意大利新教各派产生极大影响。该派开办有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出版机构等，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该隐派(Cainites)2、3世纪流行的灵知派（Ophite）诺斯替教派。主张《旧约》中的上帝要为尘世中的罪恶担负责任；该隐、以扫等人都是上帝恶性的表现，应该颠倒上帝的律法，颂扬该隐等人。有些人称赞犹大，因为他反对并出卖耶稣；有些人称赞他完成了上帝的灵魂救世事工。其主要著作为《犹大福音》等。

诺斯替教(Gnosticism)1世纪初在希腊—罗马世界产生的一个融合多种宗教信仰的秘传宗教。因强调只有领悟gnosis（音译为“诺斯”，意为“真知”）才能得救，故名。主要盛行于2世纪。早期基督教为了对付它的挑战与压力而汇编成正典《圣经》，提出教义神学，建立主教制，促进自身的发展。正统基督教强调信心，而诺斯替教则注重“诺斯”（神传知识）。流行于伊朗的二元论是产生诺斯替教的哲学基础。诺斯替教可考的最早的创始人是西门和据说是西门的门徒梅南德。他们大约都生活在l世纪。2世纪最著名的诺斯替教人物是瓦伦廷，他声称在婴儿时亲见“道”向他显现，对他有所启示。3世纪初诺斯替教开始由盛转衰。3世纪以后，诺斯替教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消失。伊拉克的小教派曼达派至今还保存诺斯替教的部分经籍，其成书时代在7－8世纪，但所引用的资料则更为古老。诺斯替教义主要是讲人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认为物质世界不是至高神所创，而是低于他的一位“巨匠造物主”所造。至高神的本质是“心灵”、“生命” 和“光”。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相平行。它由至高神的无数流出体“移涌”所充满。众移涌中有一个最大的移涌，即纯粹的“范型人”。世人的灵魂都是从“范型人” 而来，肉体则从物质世界而来。前者处于后者之中就不得解脱，只有彻悟及此，把握“诺斯”才可得救。大多数诺斯替教徒认为耶稣是人，天上属灵的基督进入他里面；基督产生于灵界。基督既然来自天上，他就能将灵界关于宇宙和宇宙起源的玄机晓谕世人。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属灵的基督所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属灵的基督就离开了他。2世纪诺斯替教大都利用希伯来经籍和基督教典籍，用隐喻的方法阐释其教义。他们往往引用外典、书信、行传和启示书。诺斯替教的重要典籍之一是《多马福音》，内容完全是耶稣语录，资料一部分来自《新约圣经》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或基督教传说，另一部分则是诺斯替教本身的传说。注重礼仪的诺斯替教徒同当时基督教徒一样用饼和酒举行圣餐，并用水和圣油施洗礼。诺斯替教各派的伦理相当混乱，从强迫男女乱交到极端禁欲，不一而足。

曼达派(Mandaeans)早期基督教教派。有时被称作“约翰派基督徒”。但该派本身并不承认此名称。1、2世纪，流行于约旦河东岸。今在伊拉克巴格达以南仍有少数存留。认为救赎者是一位类似基督的曼达（Manda da H-ayyê，即人格化的“生命知识”），故名。该派只奉施洗约翰为真先知，耶稣和穆罕

默德为假先知。教义近于基督教、摩尼教、波斯教、诺斯替派和古代巴比伦宗教的混合体。保持洗礼仪式，在流水中受浸礼仰望曼达的来临。认为人的灵魂终将从肉体的桎梏下被解脱出来。主要经文为《宝书》或《伟卷》（Great Book）。

蛇派(Ophites)兴盛于2世纪，并于随后数世纪继续存在的诺斯替派的若干宗派。有那仙斯(Naassenes)、塞香斯(Sethians) 及彼类兹(Perates)等称呼。此词源自希腊文ophis，意为“蛇”，故名。该派认为蛇乃可敬之物。本来蛇派教义可能代表诺斯底派的原始基督教前的型式，后来被较为历练的哲学与基督教影响所修正。其教义的精髓，根据奥利金、伊利奈乌(Irenaeus)及其它人的纪录，旧约之上帝乃厌恶人类的神祗，而人正需摆脱其神力；由此观点，伊甸园的蛇因诱使人反抗耶和华，故为人类的恩惠者。另外，《旧约》中耶和华的其它敌人亦被视为英雄。

马利亚派(Mariavites)基督救教派。1906年，创立于波兰华沙。建立以方济各会规为根据的修会，宣誓奉献于圣母马利亚，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遭罗马教会谴责。1909年，加入古老公教会。后该派中出现教士与修女结合的“神秘婚姻”狂热，并认为此种结合所生后代无原罪，注定要去建立一个新的没有原罪的种族。1924年，遭古老公教会驱逐。纳粹德国占领期间，该派分化。目前，仍有少量追随者。

亚当派（Adamites）基督教不同时期对一些小教派的统称。又称“裸体主义者”。主张人类应当学习始祖亚当，完全地返朴归真。①4世纪基督教派别之一。出现于北非。代表人物为圣厄比法尼和圣奥古斯丁。关于此派的记载不详。但表面上带有诺斯替派和禁欲主义的色彩。主张恢复《圣经》所载的亚当犯罪前所处的无罪境地即伊甸园纯洁和率真的生活；举行礼拜时完全裸体；认为为了不使原罪遗传下去，应取消婚姻，主张群居生活；有传说他们实行乱交。②13世纪在奥地利、荷兰以及15世纪在波希米亚塔波尔派和莫拉维亚出现的类似教派，也有被称作“亚当派”者。1580年前后，出现与荷兰的再洗礼派中的一个小教派也要求加入组织者全身赤裸地出现在会众面前。参见“约翰·胡斯”和“胡斯派”。14世纪的韦尔多派和16世纪的再洗礼派也归入此派。其它较为著名的同类派别主要出自19世纪中叶的澳洲和俄国。

宗教改革对欧洲的影响

①政治上：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剥夺了教会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各国王权得到加强，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

②经济上：确立了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夺取了大量原属教会的财产，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③精神文化上：

A、打破了天主教会精神垄断，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发展了人文主义。

B、发展本民族文化，各国普遍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增加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学习科目，促进了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C、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旗帜。

新教派别产生及对欧洲的影响

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为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各个新宗派，以及从这些宗派中不断分化出来的众多宗派的统称。亦译抗罗宗或更正宗。

基督教与近代欧洲崛起的关系，基督教与欧洲认同的关

一、欧洲的崛起不是偶然的，而是思想的崛起；

二、思想崛起来自宗教改革，即：新教改变了天主教只有教皇可以“通天”（这种看法并不准确）的理念，让每个人都与上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奠定了人人平等的基础。

能够认识到基督教新教与欧洲思想崛起的必然联系，的确难能可贵。但显然还是不够彻底。因为，如他文中所述：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只有教皇能够与上帝有直接的关系，和中国的天子能够“替天行道”，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突破，将只有天子能够通天的理念，改为人人可以通天？而且，就这一点，他给自己在逻辑上下了一个套儿：既然他认为中世纪的天主教和中国帝王制是一样的，那么，欧洲和中国，都可能发生类似“宗教改革”式的变革，那么，欧洲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没有崛起，就充满偶然性了，不是么？ 利益关系 无分认同与否 我与你万民之关系 你与我传教物质等支持 当如是 其一世界上是有上帝的 其二上帝是站在欧洲的 如废除或罢免宗教则人生无信仰 人生无信仰则会恶人多矣 邪教亦会趁势而起 此乃关系 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欧洲反犹传统的表现及原因

天主教是从犹太教脱胎而来的

在公元前1003年，达味领导以色列12支派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统一的北以-南犹联邦王国。统一的联邦王国只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很快就分裂和没落了。公元前722年，北以被亚述王撒尔贡所消灭。在公元前598年和公元前587年，南犹大分别有3023名高阶层的犹大人、800多中阶层的犹大人被放逐于巴比伦。公元前587年南犹大被巴比伦王拿步高二世所消灭。以色列人世代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沦为先后兴起的波斯帝国，埃及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罗马帝国在耶稣逝世后的宗徒时代，即是公元70年-72年的犹太战争，消灭了以色列。从此，以色列人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直到公元1948年才建立以色列国。

犹太人历经长时期的帝国的殖民生活，日日夜夜地期待天主向他们所许诺的拯救者“默西亚”来救他们脱离压迫者的手。大约在公元前八年至二年间，默西亚拣选了犹太少女--玛利亚做自己的母亲，诞生在犹太-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耶路撒冷南端的伯利恒（白冷）。他的妈妈用襁褓裹着他，把他放在马厩（也称马槽）里，有天使在欢唱：“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路二1-20）。”他在接受贤士们（是外邦人）朝拜以后，他的母亲带着他逃往埃及，并住在那里，直到迫害他的黑落德王死后，才从埃及回来（玛二7-22）。他的名字叫耶稣。在他十二岁的时候，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的圣城耶路撒冷圣殿聆听经师讲经，并向他们询问（路二39-46）。他在加里肋亚省的纳匝肋小镇中隐居长大，直到30岁左右（路三23）才离开此地，前往加里肋亚宣讲天国的喜讯（谷一14-15）。因此，他被称为加里肋亚人与纳匝肋人（玛二23）。这个纳匝肋人耶稣在约旦河里，接受若翰的洗礼（谷一5）之后，开始他的福音传扬：“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谷一14-15）。”他本是元始和终末（默二十二13），过去和现在，时间和历史，光荣和权能属于他；但他来到人间，属于自己的领域，自己的子民却没有接纳他；他受尽世

人的奇耻大辱与痛苦之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时，大约三十三岁。他死后第三天，应验了自己所说的话：第三天必要从死者中复活起来（谷十六1-20）。这些见证，他所召唤的门徒都一一记在心中，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已有二千年了。

耶稣三十岁离开隐居的纳匝肋来到约旦河，公开宣讲天主的国与他的福音，众多人开始接受他的宣讲，并跟随他，度福音生活。他从中拣选了十二人作宗徒。他从死者中复活之后，便祝圣（按立）伯多禄为教会的磐石：“约纳的儿子西满，你要叫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势力决不能胜过他（玛十六13-19）”，明确宣布建立教会。以伯多禄为元首的宗徒在共融牧养下，跟随主的人渐渐形成了一个可见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就是日后发展成为普世教会的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罗马天主教会。这是一个永远不可、也没有人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教会本着耶稣基督的训导福传天下，把天主的爱通传给世人，努力圣化人灵，福利社会，保全基督全部的宝训。教会从来没有改变、加添或删减天主亲自颁布的十诫和亲定的七件圣事。

基督新教（中国所称的基督教）是在1517年从罗马天主教分离出去的教会

16世纪初叶，欧州的大小国家多达四百多个，其政治异常复杂，宗教生活也相当低落。 当时，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殿兴建之中，费用浩大，一时不能筹措。教宗良十世派人到各处募捐，对踊跃捐赠者，颁赐若干大赦。颁赐大赦并非不合法，但担任劝募的人，或有过分重视金钱之嫌，因而招致许多人的反感。在1511年，德国天主教奥斯定修会的马丁路德神父前往罗马，目睹教廷的生活奢侈，遂萌生改革教会的决心，不过，他并没有“另起炉灶”的企图。实因后来的大赦事件，造成了他改革教会的导火线。公元1517年10月31日，他在德国威丁堡教堂张贴95条，发表了自己的信仰主张，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浪潮。不幸的是，这种浪潮愈演愈烈，进而涉及教会的基本信条。教宗无法说服他，就在1520年6月15曰颁布诏谕，限他在60天内撤消争议，否则，将其开除教籍。路德当众将诏谕焚毁，以表示愤慨。在1521年1月3曰，教宗剥夺了他的教籍。从此，新诞生的基督新教从天主教分裂出去，直到现在仍没有达到共融合一。

基督教一直以来都是反犹的，按照微软百科全书（我看得头都大啦）的描述，犹太人因为坚持其犹太教的教义，拒绝承认耶稣作为救世主，从而从4世纪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以来就受到歧视和迫害。圣奥古斯丁认为犹太人应该为此受到惩罚：接受贫穷和羞辱。这一方面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另一方面却又使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及其后继很长一段时间免于灭绝。8世纪之后，欧洲的日耳曼君主们（法兰克的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纷纷鼓励犹太人在其疆土的一定位置定居，其原因是犹太人善于经商，而实际上，犹太人不能拥有土地，也无法成为封建主的佃农，因此不会对领主们的权力构成威胁。但这些特权却进一步加深了根源于宗教的怨恨，然而，由于领主们的保护，欧洲的犹太人至少过了两百年生命无碍的日子。十一世纪的十字军运动重新点燃了基督徒们对犹太人的仇恨，Rhineland的犹太人定居点遭到清剿（1096年），在此之后直到文艺复兴（16世纪），西欧、中欧的犹太人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不断遭到各地统治者的驱逐。纳粹给犹太人上牌照的做法 古已有之，12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廷就有此规定，并禁止犹太人在复活节等节日中公开露面，也禁止基督徒以犹太人为邻。因为教廷也禁止基督徒之间放贷，因此犹太人碰巧成为这一未来银行业原型的鼻祖。和中国一样，当时不务农的人就是不务正业的人，放贷更不是什么好事。至于犹太人因此有了金融业的“天赋”，实在是因祸得福。这一时期，西欧、中欧很多被驱逐的犹太人都逃到了波兰，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原因，我没查到，我只知道当时的波兰（包括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不是什么好地方。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中所享受

的生活远比基督教世界要滋润。在文艺复兴时期，与科技文化同时进步的是“宗教宽容”，波兰以及其他各地的犹太人开始陆续返回西欧。但宽容不等于接受，此时的犹太人并没有获得公民权，人身和经济生活受到很多限制，比如只能生活在拥挤的犹太区中。当时犹太人的地位大概和南北战争前的南方黑奴的地位差不多，需要他们贡献力量，但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民族主义战胜了宗教区别，自法国开始（1791）到德国（1871），西欧各国都承认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犹太教也随之发生了变革，其中一点就是祈祷中不再包含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要求。当然，这些变革受到了传统犹太教徒的敌视。十九末开始的反犹在宗教的基础上更融入了“种族主义”的因素。种族主义也有相当长时间的历史了（至少比马克思主义长），尽管我不同意，但我相信它的出现和相对繁荣肯定有其原因。不管其起因是否合理，它的结果就是犹太人的再次流亡，从反犹最剧烈的俄罗斯到西欧，从西欧又到美洲及其他地方。在巴勒斯坦建国正是此时作为犹太人的对策之一提出来的。二十世纪犹太世界发生了什么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因为它和“政治”很相关。说到“政治对历史的奸污”，我不赞同。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昨天的现实，而政治则是今天的现实。历史是原作，“政治对历史的奸污”是再创作。其实我们的历史教育过程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基本上忽略了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力，而实际上至少欧洲历史与基督教的联系是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比如欧洲宗教改革，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的各次战争基本上都与此有很大关系，这在我们这些长时间在“无神 论”教育（包括儒家的和共产主义的）中熏陶的人中可能很难理解甚至想象。从犹太人的历史我学到了：1.犹太人受迫害和流亡是主流；2.强大的民族通常会自信、而自信的民族通常会宽容（当然，现在这都有反例，不知道该如何解释）；3.有信仰和坚持信仰的人应该得到尊敬（不一定要尊重），而不管其信仰是否合理。至于说反犹来源于犹大，犹大怎么说也是耶稣的门徒，怎么会是信犹太教呢？

罗马帝国时期民众选择成为基督徒的原因 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的原因

1）基督教自身的教义与宗教思想符合当时罗马民众的精神需求，对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2）基督教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化适应了帝国、统治者、民众的需要。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其教徒的成分也趋于复杂化。

3）3）基督教之所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还与当时罗马帝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4）4）罗马帝国的多神崇拜为基督教提供了发展的有利环境。

5）5）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离不开后期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宽容”与支持，迦略里乌斯，君士坦丁

教会与欧洲封建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长达12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会权与王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斗争中呈现互有消长的马鞍型；最初是教会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会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