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商榷

时间：2012.05.08 作者：马渝生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在逻辑上不成立

生产力、生产关系、科技。

简单的说：人在劳动中的自然关系、或者称人改造自然的关系就是生产力；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和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这些要素结合起来的社会形式。

科技：钱学森曾赋予科学技术以这样的含义：“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就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就是技术”。

学问、知识，是思维活动的产物。他的载体：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实践者。他的对象：是自然或者是人，如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是人。不管从载体角度或对象角度看，科技并不仅是人改造自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不在生产力范畴。

生产力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不是几种要素的罗列垒砌。如根据什么劳动对象使用什么劳动工具、组织多少劳动力能完成任务，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创造力，这创造力是生产力的动态组织，与生产关系上以利润为目的的经营活动是不同性质的组织力量。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人才是劳动者，才会干预自然，从事生产。所以人的前面要加上限定词：劳动的人是生产力。

如打工者因领不到拖欠着的工资对老板不满，在劳动中产生消极怠工情绪。老板对打工者的关系是利用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消极怠工就是说明生产关系落后所以制约了生产力。对打工者来说，打工的时候是改造自然，是生产力要素；对老板不满是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但也是要影响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因素。所以不能把劳动力静止孤立地放在生产力要素中去对待。

原子弹之类高科技的产品，在完成产品前并不能成为一般劳动力的劳动对象，其技术知识也不能在社会上广泛普及；在生产关系内不能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产品交换。投入长崎广岛的原子弹有多少社会价值，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不是服务民生而是毁灭民生。这样由上层建筑垄断控制着的科技能算生产力吗？劳动是要产生价值的，无效价值的不能算劳动，只能称肢体活动、体育锻炼或犯罪活动等。所以什么条件下的科技才是生产力，前面要有限定条件！

再举个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例子：妇女用的避孕药作为科技产品，为计划生育造福人类是众所周知的。但近些年农户发展专业化规模化养殖业，不是像以前那样用自家的剩菜剩饭、米糠麸皮、田间绿肥、溪涧蕴草等等为饲料，而是向商家购买级配饲料。这新的饲料使养殖周期缩短、饲料省、投工量减少，经济效率高。但为了缩短生长养殖周期，人们在许多饲料中配进避孕药。养殖业是发展了，但却苦了食用着的下一代。

我一朋友发现自已喜吃荤菜的八、九岁女儿有第二性症出现，到医院就医。诊疗后被医生告知：那种群体饲养发育快的如鸡、鸭、猪；虾、鳝、鳖……不要再吃了，找散户“土”法饲养出来的产品买点吃吃。

她对我叫苦连天：“天啦！当工人的除了到市场上采购、我还能到那里买菜？我可不是党政要员有‘特供’啊”！

但工商管理部门只用经济创收的效果来衡量工作业绩，从来不把市场产品对民生的效用、群众的评价来衡量业绩，故食品的假冒伪劣毒害民生层出不穷也就不奇怪了。

能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是生产力，或叫劳动。避孕药在妇女避孕上创造价值，但少女儿童长期被服用只是危害健康。同是一种科技产品，产生了生产力的是与非。更不要说搅起生产关系上的矛盾。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口号产生前的社会背景

在农村生产资料集体化后，当时有一种思潮占据主导地位：认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之所以先进，是指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产品的按劳分配是先进的。但人与人的关系呢？大概想当然的认为现实中存在的领导教育群众、上级指示下级是工作中的分工关系，所以是合理关系。但是否权利平等关系是有待商榷的。

上层与下层在全局与局部上对事物的认识有角度不同是存在的，但平等关系说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能存在优越感，要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一般来说群众的实践活动有局部性但具有丰富性，领导虽有全局性但对实践经验往往受环境限止，要在接受社会实践中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掌握主动权。因此，还应该经常有上下人员的交流。

但社会现实是领导教育群众、上级指示下级是领导权力内的工作，是服从关系。意识上常受等级观念影响，如职务调动受等级观念支配，上调是褒、下调是贬，所以不是平等关系。按这逻辑推演——领导比群众，上级比下级要高明、要先进；群众要愚蠢、落后。如果绝对一点，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批判都成应有之义。就产生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

按照先进的生产关系推论，落后的生产力，很自然就包括落后的劳动力。按照都处在社会底层的通论，落后劳动力也就是落后群众。

对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另一种认识是毛泽东。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上要解决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只有人与人平等，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上如生产工具的创新发明要依靠科技、重工业的发展，需要的是综合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能收效的。对生产力最重视的是眼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劳动力，所以他是立足群众的观点：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这也是在一穷二白的创业时代见效最快的革命的观点。解放初淮河大水患，在旧社会留下一副烂摊子的经济条件下完全依靠人民群众的人力抗洪防灾，接着在全国兴起治理江河建造水库的水利运动，使全国耕地的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在全国兴建了8万6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革命性从根本上改善了农业和农村的面貌，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促使了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所以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甚至镇压群众；还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长期存在两种观点。像桃园经验是不相信群众的，大寨经验是依靠群众走自力更生的，产生两种不同的样板。前者会不自觉地继承旧社会传统思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受伤害的是下层绝大多数人，但下层劳动者掌握不了话语权，忍耐不下去只能产生肢体活动，是几千年产生周期率的惯例；后者在堵截私有制思想腐蚀中让公有制思想发扬光大，就要无产阶级专政，使维护高人一等的剥削阶级思想者受伤害。虽然是少数人，但不愿与群众平等相处的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对“以下犯上”事件会添油加醋，能借题发挥，即使牵动他一根头发，他表示精神与肉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这两者的矛盾在此起彼伏中长时期存在，和谐相处不是矛盾潜伏期就是烟幕施放期。

在大政讨论上，象农村合作化运动等等，毛泽东因党内的威信高掌握着主导权，能克服右倾势力使运动发动起来；但在历次运动发起后的具体执行发展中，像人民公社、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毛泽东对下层形左实右的极“左”路线干扰，往往鞭长莫及防不胜防，等发现运动偏离方向时已造成伤害。像农村这小资产阶级的海洋里没有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占主导地位工作要出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干部队伍中如毛泽东所说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不多。何况党内一线二线分工中毛泽东处在不管生产的二线。

马克思认为：“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讨论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而要从生产过程中来讨论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从狭隘的角度来看，在生产关系的诸要素中，只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而劳动产品的分配以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在生产过程之外存在的。”

按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关系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过程之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关系。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在生产过程之外存在，往往受生产过程中的人所操作支配。所以马克思接着指出：“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已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於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世界，要改变他的所有制社会性质，解决其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剥夺它的剩余价值。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综合马克思与毛泽东上面引用的观点：只有人与人的关系才是生产过程中的关系，生产过程中的分配活动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才决定着事物的本质。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产品的分配已是他的外部条件、属于第二类矛盾，不能决定事物的本质。

人与人关系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的经济意识，即生产上占支配地位的人如自私的思想意识占主导，对自已亲信、利益相关人进行公权私有化的分配：在工种职务上的安插提拔或排挤、行业岗位的挑选录用、公共资源的分配占有、新式工具的优先划拨、技术创新信息的提供透露、优越生产环境的抢占使用等等，这些是生产过程的分配，虽与产品的分配无关，但这种分配产生变化会潜移默化中改变着生产的结构及其权力的变化。如生产过程中行业、职务的调动使你的工资报酬（产品的分配）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权力）也变化了。现实的国际共运经验已不断证明：正是管理权垄断了生产过程的分配后改变了权力结构，才使社会主义制度改变颜色。

军事政变就是从掌控权力要害部门的职务着手，如控制警卫部队保证安全秩序的生产；掌握电视广播台发布正面舆论的生产；占领总统府作正统号召力的生产，等等。关键时刻用非常手段改变了生产过程中的分配，促使政变成功，才能决定以后所有制的改变与利益的分配。

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不能被资本主义的武力所征服，因为他的制度优越性是资本主义力量不可克服的。公有目标的统一性导致一党专政的凝聚力，公共资源的集中性可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办大事，不存在私有制社会各资本集团间勾心斗角中互相防范拆台的关系。而反垄断、反独裁、反专制……都是私有制社会中为维护私有经济单元利益的理论和设想，与真正的公有制是无法沾边的。不同的制度范畴自有不同的生存土壤和不同的生存追求。

社会主义是在私有制世界中诞生并始终在它们的包围中，被它的思想意识不断侵蚀中。虽然公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产品分配原则已由制度保证，但生产过程的分配操纵在管理权中，没有所有权的授权与限制机制，使管理权虚拟了所有权、在生产分配中改变生产结构来保证为一定的权利人经济利益服务，这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真正根源。能否克服这一矛盾才是社会主义能否跳出死亡陷井继续前进的决定性环节。

中国革命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几千年的私有制思想意识和传统旧文化观念影响着集体化运动；基层干部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着革命的不彻底性。有的会狡黠耍小聪明、二面手法，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因为行政中的上下级领导传递信息是两点间直线运行，有不为群众知情的封闭性。基层干部的“突出政治”有的就讲究只唯上不唯实，虚报成绩。在经济基础落后、建设任务重又不能讨价还价的下达任务中，成绩里加水份会成惯例。而上级领导如果也是同类思想派系，开眼闭眼装模作样中只会青睐弄虚作假的高“才”生，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治挂帅”口号喊得响，会假虎威挟私心以得实惠。对干部来说，政绩就如他们权力的生命，是十分看重的。正如现在经济挂帅的城市建设中，地方干部要在城市化改造中创造政绩才能从中获得自已的私利一样，当时只能在“政治挂帅”的政绩中获得政治光环。

没有群众的干扰，满足虚荣套取政治光环，这种个人主义严重的干部形成派系逐步退化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即使指挥社员公开做假，也能做到令行禁止。社员群众有不听指挥、对业务孜孜以求的，祭起“政治挂帅”大旗在“拔白旗”、批判经济主义、批斗 “牛鬼蛇神、四类分子”中，打击排挤群众的权力监督权是轻而易举的。

鼓吹的假政绩通过开现场会等能迅速蔓延形成风潮，因为政治气候社会环境在基层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虚假浮夸趁运动之势一出就仿风盛行。要实事求是、要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在和平建设时期都逐渐在基层干部的个人主义面前成为摆设。（对人民公社的分析见本人《在改革开放中分析“人民公社”的殒落原因》一文）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路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这是多么深刻的分析。

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所有权虚拟在管理权中。要得到管理权只要得到行政权，要得到行政权只要党支部权。要在支部里坐稳只要得到上级书记的支持信任，上级贯彻运动落实任务时只要圆满完成、有突出的“成绩”表现，善为上级吹喇叭抬轿子、“突出政治”，能作浮夸之举敢虚报政绩，能对口烧香。劳务、业务、政务、党务不分中，只要你政治上吃香了，其他如业务技术上即使一知半解，以政治上的虚任务掩盖经济上的虚数字，可以一俊遮百丑。所以虚报数字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情况当时就已存在，所以才有产量放卫星的浮夸风大潮。假政绩涉及到瞎指挥让农业减产，支援城市工业化中农业假产量涉及到多征粮少留口粮。在不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认为社员在瞒产、要退粮完成国家任务，其实此时困境已积重难返。如果相信群众的创新智慧、依靠群众自力更力的力量还能改变一些被动局面，但当时是一条只相信干部、依靠干部的力量来压迫社员听指挥就范的执行路线，所以是在摧毁社员的凝聚力向心力中面对自然灾害，祸及全国民生问题。

其实在浮夸风刮起后，毛泽东召开武汉会议、二次郑州会议劝导各地大员头脑不要过热，不要定高指标；毛泽东亲自给全国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公开信：

“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在生产第一线的我们现在读起来还倍感亲切。

毛主席当时为农村工作制订了“前十条”， 想纠正这些浮夸不正之风。但刘少奇制订了“后十条”干扰正确路线。毛泽东又主持制订了“二十三条”。刘少奇在人民日报上鼓动浮夸风，适应了当时基层干部虚表政绩的风气。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成都会议，毛泽东从他带的《资本论》第三卷抄录了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最后结论中有关对资产阶级经济学重商主义的评论和批判部分。马克思指出，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毛泽东把抄录这部分拟个题目：“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作为会议学习文件。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是“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它是从理论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开始的。马克思这段论述告诉人们，是生产决定交换（流通）和分配，而不是相反。因此，研究解决交换（流通）和分配问题，必须从生产出发。毛泽东摘录和印发马克思这段论述，其目的是解决当时在经济工作存在的错误倾向问题。

现在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讨论都只是交换和分配问题。生产过程的分配，公权私有化才是造成经济上腐败、严重二极分化的根本原因，这才是生产结构改变导致政体改变的问题。

小岗村18人所以盖章要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已的”，只不过显示基层农民想摆脱在生产活动中农民自已不能当家作主的诉求，想惩罚占着劳动力中高报酬却不见参加劳动的少数干部，改变集体化中生产权利的不公平性；并不是想走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单干老路，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毛泽东逝死后继承者不了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只注重如何巩固自已的权力，如何用经济工作转移政治斗争注意力，没有在集体化生产中人与人关系上出智慧进行改革，“崽卖爷田不心疼”，为想走二千多年来单干老路的人提供了阴谋空间。

想想看，把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公布一部分公有变成私有：会调动多少白手起家的能人探求空手套白狼的积极性；土地从无价转化成有价或高价：会调动多少学者去搜罗经济理论寻找价值规律。土地从农民手中拿到的是政府权力下的计划价，卖给售房消费者是官商再三炒作下的市场价。从计划到市场的变脸是在地方政府的“黑箱”内完成。产生“BDP”的潜力创造天文数字需要一个前提：前身是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把它包装在1％的人身上，占有多少“福布斯”的名额会带来一个“后缀”：二极分化中的庞大对立面。在平稳中化公为私的财富增加模式除中国外世界上没有第二家也不值得自诩！如果赎买回归公有制，又会产生多少落后贫穷困境下创业的磨难，甚至多少血与肉的代价。

劳动者不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支配因素，也影响着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劳动者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社会实践活动，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中。不参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社会的进步，怎能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社会主义人性是公有制的人性，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实践中培育起来，但私有制的人性还在旧的思想文化传统中无时无刻不影响我们。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资本主义的健康萌芽可以在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生，因为他们都是私有制。但社会主义的健康萌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因为公有与私有是二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由二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私有制思想意识文化在国家消亡前长期存在，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违避提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学说，所以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要为自已的阶级斗争学说呐喊宣传，舆论阵地自已不去占领资产阶级的吹鼓手会拱手相让吗！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须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干部队伍。在破私立公中冲锋陷阵，才能在扫除私有制的旧思想意识、旧传统文化中为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意识、新传统文化。但干部队伍的冲锋陷阵，难免有不被敌阵俘获的。私有制思想能不断腐蚀公有制经济。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对生产过程的分配来说干部是决定因素，必须在体制上完善对它的制约，这就要依靠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力量。确立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就要遵照毛泽东的教导“要斗私批修”。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这问题上失之厘毫差之千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无可挽回的损失。

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的提出配合在什么历史时间上呢：整个社会正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同时否定群众的历史地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改革开放前传统理论修正的先声

新中国成立前经历的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及至建立民主革命政权。毛泽东革命军事路线之所以形成，是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牺牲的革命实践的总结结晶：革命组织被反动势力一次次的阴险残暴镇压，懂得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革命武装被盘驻城市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一次次围剿，革命志士一批批倒扑在白色恐怖中，懂得了团结受剥削压迫最深重的农民占领反动势力相对薄弱的偏远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路线。实践、失败；总结的基础上再实践、再失败；懂得了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懂得用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从当时社会阶级力量对比中敌强我弱的现实出发，从维护劳苦大众利益坚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出发，不断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制订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坚持以党指挥枪的原则终于让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战争赢得胜利。每一胜利无不是革命实践中对马列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深刻领会、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胜利结晶。正是从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经过理论升华写出了许多总结革命指导革命的理论文章；正是从这实践的意义上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并非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社会中每人有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文化教育、不同的成长背景，从时空观念上讲没有相同的点，每个人都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如处身动荡变革社会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惨痛教训，在大浪淘沙中接受过正反两面的社会实践锻炼，刻苦学习受教育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底蕴，有机会接受革命理论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等等。在特殊机遇中成就了特殊才能学识。在这意义上我们从不否认像毛泽东那样突出人才才能建立千年一遇的历史功绩。这特殊的历史功绩是产生在社会实践的普遍意义上，伟大人物的英雄业绩与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是辩证关系。

所以，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抛出“天才论”时，毛泽东认为那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而无产阶级要提倡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不管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天才创造历史，都是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不同世界观的反映。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在与马克思主义者对立的世界观上也承认社会的阶级存在，只不过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要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但在毛泽东逝死后，新的领导层只怕社会产生动荡，为了自已的权力巩固，不敢再提并冷藏了阶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群众运动等政治概念，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用人与物的关系来转移掩盖，所以才搬出“科技”来，用见物不见人的手法混淆掩盖阶级斗争理论。

“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马克思告诉人们，是生产决定交换（流通）和分配，而不是相反。

在理论修正时代的社会现实中：把劳动力处在市场环境是让劳动力在竞争中更透支。就是把劳动力放在市场交换的地位，否定生产上社会主人翁的支配地位，所以才能在经济上剥夺得更彻底而已。

公务员为什么不用市场机制采取招投标在市场竞争中录用！如让“三公”消费的低标准、让家庭私有财产公开、公务信息透明、公布清廉的承诺等都成为是否中标录用的标准！进入市场流通“三公”费用就会降下来，公务员就会清廉起来，那些“占着毛坑不下屎”的“老好人”也就会换下来，那些退休费劳保福利等方面存在的等级制弊端也就非解不可。但录用公务管理层人员之所以不能采取市场竞争办法，不能用失业流通渠道进行置换，是因为这样就会让一心为公的新鲜血液去淘汰为私有制服务的旧血液；就要改变经济利益生产中的地位、政治权力的结构。所以劳动层和管理层要执行“一国二制”：劳动层方面劳力可以放入市场竞争流通领域，转移人们对失去生产地位的注意力；权力管理层人员是不可以因市场流通打乱权力结构、流失“生产过程”的控制权的。

中国古代发明的火药在制造家庭办喜事、朝庭搞庆典活动的鞭炮烟火上大献身手，在发展热兵器上没有大作为；发明的指南针为定祖茔选宅地、测风水卜阴阳中大显身手，却不能在航海中给国运带来大发展。但传到西方却为开辟航海时代、发展殖民时代作出殊功，真是桔生淮南为桔、生入淮北成枳，这是经济基础的“水土”有异啊。因为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集团一旦决定了劳动者的生产命运，也就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命运。

现在社会上作为打工者，对老板的吩咐是必须服从的，因为私有资本与打工者的生产地位决定了人与人的权利不平等关系。上层建筑使打工者服从这样的关系而不能有异议，在劳动纪律的约束下打工者发挥了活工具功能。但打工者们如果自已组织了合股或集体企业，其中某一成员想不公正地获取某些特权暗得私利，其他成员肯定不服不满，不妥善处理好集体成员间生产活动中的权利透明、平等关系肯定要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引起冲突，结果还不如私有制中经济收益效果好。因为不仅是劳动者的主动性首创性，连活工具功能都要在矛盾中抵消掉。只有维护共同利益的章程制度监管下，权利平等中才能发挥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集体企业生存发展中产生优势。这一例子可以反思当年人民公社中人际关系的不合理成份。

马克思指出：“在生产关系的诸要素中，只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过程中的关系”。现在却有共产党人讳言人与人关系的阶级学说，想模糊人与人关系中的思想交锋，害怕人们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以正视听。一方面鼓吹资产阶级私有制人性是天经地义的来抵制无产阶级公有制人性的发扬光大；另方面只谈人与物关系，用市场流通、产品分配领域的改革来转移人们要从生产这一主导地位出发的注意力。经济社会腐败资本势力泛滥是生产过程的分配、公权私有化为发源地的。正是生产资料所有权者未授权而生产资料管理权人在生产分配中谋取私利，异化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来架空所有权，最终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属性。难道不该探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吗！

人们不会忘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但林彪当年提出“天才论”是另有私心；人们也不会否认科技在社会发展史上的巨大作用，但提出 “第一生产力”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出后社会上出现那些理论研究成果来相呼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生产过程的分配是国企领导改制为私企老板，千百万工人下岗去市场竞争生活出路。劳动者剥夺了生产主导权成为雇工后，理论界走出生产研究，在交换上向市场经济探索、分配上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上探索，走进一条社会矛盾纠结的胡同。

私有制下疯狂的GPD是什么？是国际资本掠夺性淘金中，劳力生命透支、环境卫生污染、地球资源枯竭的罪恶纪录，积累资本的疯狂产生物化力量的疯狂，是世界动荡的根源。歌颂它者还不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当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踏过生产过程分配的雷区，公有制制度建设跳出了陷井，为经济与环保、新能源等和谐协调发展带进新时代的科技，跳出受剩余价值支配的阴影，才是人类的福音。人类为他欢呼吧、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