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杜绝谣言

作者：覃辉

声屏世界 2003年04期

　　

　　一

　　突发灾害性事件指的是事前没有任何预告和先兆、突然发生的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诸如飞机失事、火车相撞、抢劫杀人以及地震、火山爆发等等。这一类事件因为事发突然、事态重大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影响巨大而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也为新闻界所关注。我们不妨来看几个事例：

　　2002年4月2日至6日，九江市5天内4名食客于街边餐馆就餐致死，由于消息得不到确认，事件变得真假莫辨，市民的恐慌在4月8日前后达到高潮并逐渐向周边县市扩散。九江县、湖口县等地相继传来“有人中毒身亡”的消息。直到4月11日九江警方第一次发表电视讲话，对投毒事件进行澄清，同时悬赏捉拿疑凶。这几乎是当天九江市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事后证明，警方的电视讲话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多数市民的情绪很快平复下来。4月26日，湖北鄂州籍嫌疑犯落网，九江告别梦魇。

　　2002年1月发生在天津市的艾滋病人扎针事件，一时人心惶惶，天津市的街道呈现出罕见的冷清，在真假难辨的传闻面前，人们选择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谨慎态度，尽可能地减少了外出活动的机会。直到天津电视台播出专家释疑：艾滋病毒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因血液凝固就会死亡，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否则，用扎针的方式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市民这才安下心来。

　　分析以上两个事件，我们不禁要问：传闻或者说谣言为什么会如此盛行？而且，什么力量使它能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心理？同样，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媒介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电视的释疑虽然滞后了一些，但还是起到了消除谣传、稳定人心的作用。因此，有关专家认为，谣言之所以满天飞的一个关键是：缺乏一个适时的权威的主流的声音。

　　1951年，美国学者彼德逊（Peterson W.）和盖斯特（Gist N.）在《谣言和舆论》（《Rumo and Public Opinion》）一文中给出了一个谣言的定义：谣言是一种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注：（法）卡普费雷：《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6-151页）它有可能是有意编造的，也可能是无意引发的。正因为它是公众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是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所以人际传播成为谣言迅速蔓延的主要媒介。谣言的效应多数是消极的，由于其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大量的不实之词在传播的过程中常常被夸大、被扭曲、虚造，如果信息涉及的对象是个体，那么这种虚假的信息就会伤害个体形象；如果涉及的对象是群体、社会，特别是涉及到人们切身利益或生命安全，往往会使人们在心理上形成一种紧张感和不安全感，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

　　事实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效果上讲，面对灾害性突发事件时主流媒体都必须是主动应对。

　　首先，从媒体的功能来看，报道事实，引导舆论是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人民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我们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从新闻的起源来看，人类之所以需要新闻传播，就是为了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以适应环境；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还存在着另一种需要——解释和判断外部世界变化。当某一事实无法预料地突然发生变动的时候，人们会感到迷惑甚至恐惧。这里所说的解释和判断，就是一种观念，将这种观念传播出去，希望别人接受，并按这种观念行事。从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这一角度来看，面对灾害性突发事件，媒体可以选择最佳报道时机但不能保持沉默。

　　其次，某些媒体面对突发事件保持沉默的理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孰不知正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应该准确、及时、迅速地把突发事件的事实真相报道给受众，从而消除受众因不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动所引发的心理恐慌，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于突发事件，我们过去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甚至有些地方部门出于各种利益关系的考虑，甚至采取各种极端手段阻碍新闻媒介揭露事实的真相，如广西南丹矿难的报道过程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舆论监督的艰难程度，事实上，在突发事件刚开始的混乱时期，必然引起人们的心理震荡，如果这种震荡超过了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就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人们此时最需要相关的真实信息，以消除心中的种种疑惑，而一旦主流媒体能准确及时地提供权威的真实新闻信息，那么种种的猜测、想当然的谣言就自会消失。

　　第三，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体技术、媒体工具、媒体形态和媒体组织方式的出现，使得受众可以获得信息的速度、数量、倾向、覆盖面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任何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里，受众都可能得到大量的相关信息，客观上已是人人都可以参与，都在参与。

　　正式的传播途径的“把关人”效果明显，未被证实的传闻很难从这样的渠道中寻找出路。然而在传统的人际传播之外，网络培育了新的谣言滋生的舆论土壤，当前信息来源与信息出口都越来越多元化。除了各级宣传部门领导或监管下的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出版社和通讯社等，中国国内有大量新闻站点、专业信息站点、机构组织站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报告：截至2000年6月30日，在.cn（中国）下注册的域名总数为99，734个，而大陆还有477，900个域名为不属于.cn下的国际域名，数量较前者多了近5倍之多。（注：李艳春：《浅析国际域名五倍于国内域名》，2000年9月7日《中国计算机报》（66期）第25版。）海外更是有无以计数的网站供上网用户自由浏览。不计其数的个人网页和电子邮件在不间断地发布或传送消息。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型传播工具的普及，使得人际传播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传播速度、覆盖时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借助新技术，地域性事件的人际传播几乎实现了即时传播，比定时传播的大众媒介更具灵活性。

　　因此在信息技术日益现代化的今天，要封锁信息已经只是一厢情愿。当人们无法从主流媒体获得信息时，往往转向人际传播、区域传播或网络传播。主流媒体对突发灾害事件的“沉默”或“冷漠”，为谣言大行其道敞开了大门。原本主要依靠人际传播的谣言借助迅捷的现代化传播技术以网络的方式实现传播，就象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网络的多渠道特点为谣言的散布打开了方便之门。而正因为真实信息，正面舆论与歪曲信息、误传信息、误导舆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传播先机在谁手中，是否针对人们的心理特点和疑问解疑释惑，就成为舆论传播努力能否成功的关键性问题。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时45分，一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北楼。美联社在几分钟之后发出了快讯：“一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大楼）”CNN开始同步提供现场报道。“历史在眼前爆炸”了！血淋淋的真实画面就在人们的眼前。在炭疽粉末邮件事件中，美国的官方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的信息，他们当然也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负面因素”，但让更多人知情，就意味着更多人因有所预防而免于被伤害，否则危害可能更大。

　　最后，从全球范围看，表面上虽然信息是自由发布、自由接受的，但实质上谁的钱多，谁就有更大的能力宋发布自己的信息，谁的发言权就大，声音就高，听到的人就多，影响就大。要冲破这种信息霸权，更需要我们调整处理信息和舆论的方式。此外，还因为媒体竞争的需要，市场体制下激烈的竞争要求媒体面对灾害性突发事件迅速的作出反应。

　　二

　　江泽民同志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我们怎样才能做好突发灾害性事件报道中的舆论引导呢？具体地说，我们在突发灾害事件的宣传报道中，要注意：

　　一、在准确的前题下强化时效观念，注重时效性，反应要快，在第一时间把事件的真相告知受众。在当前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后发制人”的传播方法已无法适应，而且常常会将自己置于被动地位。新闻讲究的是新，要求的是快，只要不涉及保密，不致引起消极后果，就应立足于抢，先声夺人。特别是在对外新闻传播中，要善于“先发制人”，尤其是对那些可能会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一定要尽可能在第一时间抢先作出反应和报道，密切跟踪事态发展，不断加强舆论攻势，力求报道的全面胜利。

　　二、注重开放性，扩大报道面，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增强可读性。信息论认为，信息能消除不确定性，人们所关心的信息传播得越及时，信息交流越充分，社会就越能顺利地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表象稳定走向真正稳定。加大报道透明度，能极大减少谣言，实现社会沟通，对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突发灾害事件进行信息“封锁”，应对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及时报道，以消除矛盾与误会，减少谣言，实现沟通。要破除“以我为主”的宣传观念，树立起“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观念，把事实的真相及时传播给受众，更好的引导受众、服务受众。

　　三、讲究时宜性。新闻工作者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明确规定的。我们强调时效性并非一味的求快，还要讲求恰当的时机、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以求获得最佳的报道效果。

　　四，化被动为主动，善打进攻战，掌握主动权。对于那些可以预见的事情要未雨绸缪，预先策划，做好准备，以便事情发生时能掌握主动，从容应战。这就要求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要有较高的理论修养、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以及高度的工作责任感。

　　五、注重传播效果，追求服务质量，注意选择符合新闻价值要求的新闻事实。同时加强对受众的研究，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如针对谣言大多是口头传播的特点，采取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的方法以获取更好的宣传效果等等。

　　最后，新闻单位和新闻管理部门应确立突发灾害事件的报道原则。此外要进一步加强对网站的管理，加强网络社会学、网络伦理学、网络法学的建设。只要对突发灾害性事件的信息传播进行科学调控，就能够消除谣言，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同时也能增强主流媒体尤其是党报媒体信誉性和权威性，处理得当，可以让新闻报道更好地为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