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霸权时代:新型国际秩序的四个重要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形成于冷战初期的国际关系格局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生明显调整与变化，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新秩序渐入视野，合作共赢成为不同国家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和平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和大国更替的主要方式，政治多极化趋势日渐强劲，结伴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最佳选择，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合作机制之外不断产生新的合作机制，国际体系在整体上更加富有调整性和兼容性。中国通过加强创新与结构性改革，在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霸权 国际关系 国际新秩序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4.002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面的高度，深入思考新的世界形势下国家间的相处之道。他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的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①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与论断，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为人类社会把握、描述和解释发展变化中的世界图景提供了新视角和新依据。 　　合作共赢成为不同国家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自21世纪开始，国际社会开始进入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构建期，主要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明显从对立、矛盾与冲突过渡到和平、合作与和谐的新阶段；对抗与冲突不再是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方面，以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为主要内容的相互关系开始转变为各个国家主要以制度规则协调相互关系，合作共赢成为不同国家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过去500多年来，无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还是霸权主义，都带来对立与分裂，制造动荡与冲突，人类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②殖民时代，在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引下，许多国家认定只有通过武力和战争才能确立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若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挑战守成大国，颠覆已有国际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充分瓜分殖民地”而展开的殊死较量，而德、意、日三国为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不惜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③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对立、对抗色彩依旧十分浓厚。二战后，西欧各国普遍衰落，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而苏联则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军事大国。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一如1948年摩根索所言：“两个巨人警惕而又怀疑地相互对视，……进而遏制或被遏制、征服或被征服、摧毁或被摧毁就成了新外交的标准用语。”④卫星国背叛、同盟破裂以及大国复兴和重新崛起，则使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充满变数。⑤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以对立和对抗为出发点的权力对抗或权力制衡，而是以和平发展为出发点的合作与共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全球性问题与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地球村不再是你死我活、我赢你输的角斗场，日渐成为所有国家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不同国家之间，尤其是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减少，合作空间日益拓展。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与世界各国全面深入地开展互利合作实现自身发展，与传统大国并肩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世界上主要国家充分认识到避免冲突和对抗，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之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社会规避大规模相互杀戮风险的能力显著提升。”⑥ 　　合作、和谐取代冲突、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和平发展成为大国更替的主要方式。在殖民时代，国家关系中的利益纷争往往只能通过赤裸裸的军事竞争和武装冲突来解决，建立在强大军事实力基础上的零和博弈是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不仅成为大国需要走武力征服、殖民扩张的道路，大国更替也经常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世界列强为巩固自身权力基础、争夺瓜分殖民地竞相厮杀；守成大国是国际规则的主要建立者，是既有国际体系的主导方；崛起大国则试图挑战和颠覆守成大国的地位和已有国际规则与国际体系。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在探索“新世界”过程中的纷争，17世纪荷兰、英国、法国间绵延不绝的冲突；18～19世纪欧洲列强的大规模战争和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种零和博弈的具体表现。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立，拥有可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代表着两种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领导着两个国际联盟或者说“阵营”，并在第三世界中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⑦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相互对峙和敌对，并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最终，苏联被拖垮，世界格局在短时期内由两极变成一极。⑧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但其霸权地位日渐衰落。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破天荒地没有沿袭西方列强殖民扩展和武力征服的途径，而是主要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得以完成。中国和美国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表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世界权力大规模转移第一次出现了以和平而非战争方式完成的可能性。 　　国际力量的天平开始朝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方向倾斜。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使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化。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相互依赖和利益交融明显加深，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之中，认同国际秩序、尊重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互相提供发展机会，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利共赢，给世界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不结盟、不当头、不称霸”原则的指引下，中国成功地开启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多极化是主要推动力 　　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建构，其主要推动力来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社会制度多样化。权力不再掌握在一个国家或极少数国家手中，而是相对均衡地分散到更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手中；国际事务不再由一国或极少数国家说了算，而是由更多的国家坐在一起商量解决，国际关系中平等和民主得到明显提升，公平和公正性得到更有力的保证，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方向，为发展中国家在确立发展道路方面提供了新选项。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美国始终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并在冷战结束后一度成为超级大国。虽然21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都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但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主流价值观并未经历剧变，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毋庸置疑，美国仍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但随着全球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的相对实力正步入下降轨道，或者说进入了一个“顶峰平台期”，其领导地位日渐式微，“全球局势发展正使冷战后的美国霸权时期走向结束”。⑨正如笔者所指出的：“与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成为世界唯一霸主的情形有所不同，今日世界的权力已从美国一国手中日渐分散到多个新兴大国及非国家行为体手中，仅凭借一己之力已无法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调动各种资源来服务其政治外交目标的能力明显下降。美国维护自身‘全球领导者地位’与实现这一抱负的手段之间出现巨大鸿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在国际政治乱局中穿梭自如的绝对优势有所丧失，在价值理念、体制机制、秩序安排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⑩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明显改变了世界政治权力的原有布局。“金砖国家”，即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欧盟和东盟等地区组织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通过“金砖国家”峰会、G20等组织与机制，以更加开放、公正与公平的立场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在经济规模方面，美国正在逐步失去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最高之时是1985年，达到32.32%。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GDP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GDP总量为18.04万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位，占全球总量比重为24.31%；中国大陆GDP总量为11.16万亿美元，连续6年保持全球第二位，占全球总量比重为15.04%，相当于美国同期GDP总量的61.87%。麦迪森推测，到公元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达到世界的23%，其时美国为17%，印度为10%，西欧国家合计达世界的13%左右。 　　经济增长源的多元化既是多极化的因，也是多极化的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行列，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新兴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以中美两国的情形为例，2011～2015年，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30.5%，跃居全球第一。分年度来看，2011、2012、2013、2014、2015年，中国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6%、31.7%、32.5%、29.7%、30.0%，而美国分别为11.8%、20.4%、15.2%、19.6%、21.9%。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达到33.2%。根据有关国际组织预测，2016年中国、美国、日本经济增速分别为6.7%、1.6%、0.6%，据此测算，三国经济增长对2016年世界�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分别为41.3%、16.3%、1.4%。?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当今世界的经济依旧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扮演主角，人类文明的现状与前景都会十分暗淡。 　　2007～2016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12%升至23%，30亿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在这10年中，金砖国家建立起60多项合作机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同声相应，联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显著提升了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国际关系新秩序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被限定在特定地域的特定历史时期，而不再是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上唯一正确的选择。 　　长期以来，美国“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美国精英认为美国才是唯一具备领导世界资格的国家，因为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具有普世价值，适用于美国的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不顾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强力推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治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干预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内部事务，先后发动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积极参与叙利亚、利比亚和索马里战争。 　　“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表明，直接引入西方制度并不能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水土不服的政治制度成为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紧张、失序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择手段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和社会制度，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更是使许多地区和国家深陷动荡、冲突，甚至战争的泥潭之中。美国精英层的这种“山巅之城”的优越感招致了许多美国普通民众的反感，他们认为美国政府的这种立场没有正视其正在走下坡路这一现实。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就明确指出：“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危险的想法，即我们可以在这些国家中推行民主，即使这些国家从未经历过民主或根本对民主不感兴趣。我们撕碎了他们本有的政府机构，之后又对我们塑造的机构感到万分惊讶。结果导致干扰地区发生内战，出现宗教狂热，数千名美国人丧失生命，数万亿美元打了水漂。无政府的真空状态刚好被‘伊斯兰国’利用。”? 　　近年来，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态普遍萎靡不振。2016年英国脱欧以及欧洲难民危机等事件表明，西方民主国家将越来越难以坚守其原则并维持团结，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否决”国际间的合作项目，众多沟通渠道也可能导致人们接收错误信息并出现分化。“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并按照公众期望的方式进行治理会困难得多。”? 　　与美国的一元论有所不同，中国的发展理念与价值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认为适合自己国家的制度和价值不一定同样适合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力图改变世界的做法不同，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不诱导或强迫别国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主张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异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习近平主席谈到：“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引领与新方向。1910年十月革命，资本主义制度之外有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东欧巨变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低潮期。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模式。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的，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 　　结伴成为国家间交往的重要方式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国际关系新秩序中，结伴将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最佳选择。 　　结盟立足于冲突对抗，结伴立足于合作共赢。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所有的联盟都具有控制与受控的不平等色彩和对其他国家、国家集体的排斥性与敌对性。“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分化组合，主要是以结盟来完成的。由于结盟几乎无一例外地要针对第三方，从而很容易将国际关系带入分裂对抗的冲突逻辑中。”?在殖民时代和冷战时期，无论是一战前德国、奥匈组成的同盟国，还是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组成的协约国；无论二战时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还是美英苏中组成的同盟国；无论冷战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结盟动机和目的无不在于赢取霸权，其形式无不是冲突与对抗。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强权政治日益不得人心，一国的影响力固然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有关，但所持的外交理念是否符合公平正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任何国家只有坚持不结盟，才能秉持公道正义，积极参与制定和维护国际公约和规则，参与主导国际秩序的重建；任何国家只有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不搞远近亲疏，拉帮结派，才能真正做到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判断和处理国际事务，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 　　因此，在21世纪后新型国际关系中，结盟将不可避免地淡出历史舞台，在中国的倡导和带动下，“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成为国与国交往的一条新路；中国提出的摒弃对立、对抗因素，构建不针对第三方的，更具有超越性、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目前，至少在官方文件中，中、美、俄、法、英、德和日本等主要国家之间普遍建立了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如美俄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中日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英表示要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俄法确立了发展优先伙伴关系，俄日努力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 　　联盟对抗有悖于中国有史以来形成的和平理念，也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政治主张。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与资本主义固有的强盗哲学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的中国主张大小国家有着平等的国际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与压迫；秉持公道、捍卫公理、伸张正义，推动国际关系的公正和民主，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因此，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目前，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初步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方面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开放包容成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国际格局在整体上更加富有可调整性和兼容性，尤其是新产生的体系和机制更加具有超越性、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对抗和武装冲突挑战、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与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大为降低。 　　殖民时代，原有的国际体系和机制大都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难以包容和兼容新的力量和体系。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英、法、意、日为行政院常务理事国。美国虽然是国际联盟的发起国，却因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牵制而退出，苏俄和德国则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到20世纪30年代，美、苏、德三国的经济实力分别占世界前三位，由综合国力较弱的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难以为继，随着《苏德秘密条约》的签署，旨在颠覆既有国际秩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事实上成为必然。二战爆发之前，在全球范围内曾先后构建过两个最为重要的国际体系：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前者开启了用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后者由一战的战胜国所缔结的凡尔赛和约、四国条约、五国条约、九国公约等组成。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间的和平与安全”，凡尔赛会议后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对全球国际事务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发觉这些体系、机制和组织都难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时，立即点燃战火，使这些约定和体系徒具形式并最终灰飞烟灭。 　　在新型国际关系建构时期，情况在发生根本变化。冷战结束以来，对于现有守成大国和国际体系而言，几乎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是跟进者、参与者，而非挑战者、颠覆者。?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正在崛起的大国，大都力争通过遵守和利用现有国际秩序和规则发展自己。这些国家高度重视对外经济关系，不断增大自身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互信。秦亚青等学者指出：“20国集团是保障国际秩序的需要，因为保证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意味着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金砖国家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而是试图维护并改善现有秩序；不寻求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是均以对美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寻求以制衡原则结盟对抗原有大国，而是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合作结果。”印度和巴西力争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2012年8月，在经历了18年的漫长谈判后，俄罗斯终于如愿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以挑战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为前提的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选择融入�F有的国际秩序，尊重现行的原则、规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国际体系的可调整性和兼容性。“中国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 　　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持和建立各种全球性、地区性国际机制，为相互合作提供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平台，在世界范围内使自身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动力来源。“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亚投行”，就是中国为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而创设的新的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是中国和相关国家共同致力于打造的一个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力图在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亚投行”是中国首次以发起人和规则制定者的身份倡导组建的多边金融机构，突出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特点，目的不是削弱、挑战和替代既有多边金融机构，而是与这些机构互补共进、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不设门槛、不附加政治要求，凡是有意认可、支持这一倡议的国家都可以参与，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共同商量、共同建设、共同受益”。截至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其中。“亚投行”同样秉持开放性原则，创建伊始就允许所有国家获得股权成员国，包括创始成员国身份，不仅欢迎亚洲区内国家和地区参与，也欢迎亚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及区域性、国际性组织参与；既允许同一阵营国家加入，也允许不同阵营乃至对立的国家加入。迄今，加入“亚投行”行列的既有西方七国集团中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也有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更有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既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也有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国家。 　　中国通过加强创新与结构性改革，在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释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新华网 ，2015年10月14日。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的中国答案》，《学习时报》，2016年6月20日。 　　李文：《稳定性体系下的新型大国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0期，第90页。 　　[美]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293～294页。 　　从1945年以后的40年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都有一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背叛，苏联方面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等，美国方面有古巴、法国、委内瑞拉、伊朗、尼加拉瓜等。这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要么加入了对方的集团，要么游离于东西方之间，要么重新又回归阵营。这些小国的离异，虽然没有撼动苏联或美国的世界地位，也没有影响冷战的整个格局，但却表明了结盟本身的脆弱性。 　　李文：《描绘世界共同发展新图景――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5年5月26日。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推荐序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9页。 　　布热津斯基指出：冷战后美国在全球力量具有四个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拥有无可匹敌的能力，在经济方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在技术方面，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具有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33页。 　　美情报机构：《未来五年 全球冲突风险大增 特朗普执政艰难》，《联合早报》，2017年1月11日。 　　李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失衡与失算》，《当代世界》，2016年第11期，第18页。 　　郭同欣：《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人民日报》，2017年1月13日。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编者絮语第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9～260页。 　　特朗普：《中国尊重强国，我们已失去尊重》，http：//economyincrisis.org/content/donald-trump-russia-and-china-lost-all-respect-for-america-under-obama，2016年4月27日。 　　美情报机构：《未来五年 全球冲突风险大增 特朗普执政艰难》，《联合早报》，2017年1月11日。 　　《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3月20日。 　　李光耀口述，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页。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11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苏长和：《结伴不结盟》，《解放日报》，2013年10月15日。 　　李文：《稳定性体系下的新型大国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0期，第93页。 　　秦亚青主编：《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华社，2015年3月8日。 　　责 编�M杨昀�S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亚太政治。主要著作有《亚洲：发展、稳定与和平》《东亚社会运动》（主著）、《亚洲政治概论》（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