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哲学现状.问题和任务

中国的哲学现状、问题和任务2014年06月09日 11:24 来源：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05期 作者：谢地坤字号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哲学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提出并回答理论的和现实的问题,担负起自身的使命,是中国哲学面临的巨大挑战。

本文将对哲学学科的三大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的发展状况、面临的问题予以分析,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哲学界所面临的历史重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现代中国,哲学界最重大的事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文明的土壤中,但它又不同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主张哲学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并且把自己的使命规定为用革命的实践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性是它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导学科的重要原因。

1978年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受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该模式简单且独断地把哲学限制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规定的四条原理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作为解放思想的前导,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本学科的深刻反思,并导致这个学科的巨大变化。

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维视角,研究者从经典文本、思想史、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解释学等多重角度进行研究,不同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点问题主要是关于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的讨论,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对哲学学科自身的反思上;那么, 90年代关注的问题则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深化了80年代的讨论,进而把这些问题上升为对哲学的理论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形态、思维方式、派别冲突的追问和思考;二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如发展与代价、公平与效率、真理与价值、传统与现代、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等,这些问题涉及当代中国人在深刻的社会转型中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革。[1]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三大任务: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建设”等重要思想,它们是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深入阐明这些思想的哲学基础及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立足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不断为中国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将是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哲学形态,它影响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此项研究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第2版为依托,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不同手稿的比较和分析,并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作过程中哲学思想的发展和转变过程的追踪研究,深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征,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三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该教材不仅要准确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充分体现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还要着眼于把握时代问题,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从而比较完整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

上述三项任务在本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的着眼点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用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提炼出的新思想、新观点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则要体现上述两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富有创造性的灵活运用,在回答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使之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都以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丰富和发展。然而,要想真正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实践需要,完全服务于现实,那么,其理论的超越性又如何体现?它又如何避免具体问题的纠缠,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提问方式和表达方式分析研究重大的实践问题,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和思想?而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难以解决由此带来的次一级问题:一是事实与问题的脱离,只见眼前具体事实而不见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缺乏从具体事实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能力;二是学术脱离社会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当作一种纯粹书斋式的学问,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了其应有的活力。由此引申出的关于“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的讨论,其实质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的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表征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心灵历程与思想解放进程。” [2]因此,认识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

其次应提倡不同学术观点正常的批评与争鸣。比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实践唯物主义,本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它从一个方面扩大了我们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多维视域,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应当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探讨与争鸣。再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差异问题,理应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我们由此可以深入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但是,如果把“差异”说成是“对立”,并以此禁止这方面的讨论,其结果只会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三是应重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殊不知,当今西方社会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我们明天也可能遇到相同或相类似的问题。比如,当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对生态环境的不满而提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因为吸收现代西方哲学成果而产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对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满而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 [3]因为不满意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而提出的“另一种全球化和另一种马克思主义”, [4]等等。对我们不仅有理论借鉴的意义,而且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应当予以重视。

上述问题由来已久,之所以尚未解决,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哲学观。如果我们片面强调哲学的现实性而否认其超越性,就可能会把哲学仅当作一种工具;相反,片面突出哲学的超越性而抹煞其现实性,就会使哲学变为一种无的放矢的空谈。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在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保持一个适当的度,我们就很难真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中国哲学研究

“哲学”概念是舶来品,中国过去虽然有哲学思想,但却没有完整系统的哲学学科。只是到了近代,因为中国传统的文明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陷入一种“失语状态”,我们才不得不在传统文明与现代世界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不得不接受西方哲学,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系统来表达我们的思想。

我们在接受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哲学时,不是表现得矛盾彷徨、犹豫不决,就是走向非此即彼、或西或中的两极。这个特点在西学东渐之初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从19世纪末的“夏夷之辨”、“中体西用”,到“五四时期”的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等,莫不是这个特点的显现。对此,我们的前辈们是有深刻认识的。王国维在20世纪初就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他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唯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 [5]李大钊则明确地说,东西文化各有所长,缺一不可,世界文明的今后发展将是两者互相融通,合为一体。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贺麟等一代大师,都是克服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模式,尝试用所把握的西方理性思维去探索、研究中国哲学问题,力图开创一条新哲学、新文化的理路,从而使得中国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批判和超越了把哲学史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式的独断论之后,中国哲学研究便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景观。我们不仅在哲学史观、哲学通史方面获得长足进步,而且在断代史研究、学派和人物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丰硕成就。

在儒学方面,先秦哲学、两汉哲学、宋明理学和近现代新儒家哲学等,都出现了专门研究的论著,这些研究集中在中国哲学发展的某一个方面,深化了对中国哲学发展过程的认识。国家重大攻关课题《〈儒藏〉编纂与研究》,第一期完成整理儒家典籍500部。此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对于了解先秦哲学的演变,发现中国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某些环节极为有助,同时也引发人们对于宋儒围绕先秦中国思想的某些阐释提出质疑。

道学研究最重要成果是《中华道藏》的整理编纂工作的完成和《中华道教大辞典》的编纂出版。此外,内丹学是道教文化的内核,也是道教中的绝学。中国有关学者对此进行了长达26年的调查研究,获取了大量散落在民间的珍稀资料,现在笼罩内丹学的神秘面纱正被揭开,内丹学也由过去的江湖文化变为学术文化。

在佛教研究领域,引起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争论。其中,渐成气候的宗派史研究主张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严格说来是脱离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范式而把佛教史作为宗教史来研究的尝试,更关注佛教教理与实践和组织的关系;而哲学界则仍然坚持以中国哲学史范式的佛教史研究,坚持将佛教观念提升到哲学观念的高度来加以检讨,力图使其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这方面的争论将持续下去。

目前,中国哲学界最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外来哲学亦即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二是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建构如何相统一的问题。

关于前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界的基本共识是:首先把中国哲学史理解为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一个部分,“哲学史是发展的、具体的。文化与哲学传统本来就是流动、变化的。” [6]同时承认,中国哲学史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认识发展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人类认识的漫长过程中,人们对人自身、外在世界及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必定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立场和观点,但只要他们以其创造性的思想把握了部分真理,那他们就构成了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一个环节。其次中国的哲学思想是在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哲学思想的交往和联系中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哲学思想既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也有人类文化共有的普遍性。

如佛家思想之所以传入中国,就在于它弥补了中国哲学缺乏超越性思想的不足。对魏晋以后的哲学家来说,佛教已成为其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先秦经典的参照系,它在导致中国哲学思想发生变化甚至是很大变化的同时,本身也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

又如前些年围绕“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关涉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哲学”作为某种自西方引进的诠释方式和学科建制,与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文化和典籍文献脉络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这几年才有的事情,当我们的传统文明在现代必须经过一番自我辩护的论证,方能立足于现代的时候,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不仅引发中西之争,而且凸现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王国维先生的“学无中西”的主张,金岳霖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名称不贴切,故而提出要以“在中国的哲学”替换之,都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深刻认识。而对冯友兰先生而言,“中国哲学”之所以是哲学,是因为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哲学之一般的实质内容,加以“中国的”是指一个普遍抽象概念之下的具体特殊而已。这些前辈的看法和阐述并非穷尽了这方面的真理,但其启示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当下“国学热”的亢奋之中,重温哲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遇到学术选择与主观感情和价值冲突时,不能以主观价值去代替学术本身,更不能以感情偏执去代替科学的态度,而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学术问题,要在前进中发现问题,才能使我们的哲学事业更好地发展下去。

关于后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不论是西方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史,都包含着各种哲学思想,以及代表这些思想的不同流派、体系和人物。就当下而言,这些流派、体系和哲学家已成为历史,然而,它们在其产生的年代无疑是哲学原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思考,是那个时代的理论精华。我们现在研究哲学史,不只是要对哲学史进行梳理和辨析,更重要的是去认识和把握哲学史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去继承、发展和创新,进而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新学说。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是在学习、研究先前的哲学思想以后,再继承发展、推陈出新,才使哲学史演绎得如此生动精彩。因此,哲学史研究不只是一个以史论史的考证和释义工作,它还必须由此上升到史论结合、综合创新的阶段。再进一步说,哲学史研究是我们进行哲学理论创新和建构的基础,而哲学理论的建构则是哲学史研究的方向和目的,两者不可分离。

显然,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决不能满足单纯的史料考证和梳理,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建构。这里的难点不仅有前述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如何相互交融的问题,还有传统文明与现实社会如何相结合的问题。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完全埋头于故纸堆里,失去的不只是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更可怕的是断送中国哲学的延续性和生命力。所以,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以厚古“不薄今”的态度面对现实世界,用创造性的研究推动中国哲学的不断前进,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哲学家的使命。

三、西方哲学研究

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领域。现在虽然在少数研究机构和高校也有东方哲学研究,但其规模、研究水平和影响都不大,而且这个学科本身的定位和所涉及的范围也有待进一步讨论和规定。

与中国哲学研究一样,自从中国哲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破除了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军对战”的模式后,西方哲学研究者不再拒绝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派、人物和著作,更不会把马克思以后出现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统统当作腐朽反动的东西加以全盘否定,而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重新思考研究我们曾经否定批判过的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流派和人物,以宽容开放的学术气度对待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流派,我们的哲学视域大大拓展,研究范围更加扩大。我们不再单纯地介绍和评析外国哲学,而是博采众长,既吸收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判断、逻辑分析、本质还原等方法,也继承中国文化中原有的形象思维、义理结合等传统,力图开创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新理路、新方法,创造出中国特有的西方哲学研究新形态。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迅速得到了恢复和拓展,不仅接续了此前一百年来的西方哲学研究成果的积累,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西方哲学展开了全方位研究。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移译为中文,其中有《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费希特选集》、《维特根斯坦全集》、《尼采文集》、《康德全集》等。另有一些重要哲学家著作的全集或选集正在翻译中,或者已经列入翻译出版计划,如《黑格尔全集》、《伽达默尔全集》、《西塞罗全集》等。这些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批判地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准确认识和把握西方哲学的本质及其内在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意义。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同时,研究者对西方哲学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流派、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都有一定程度的涉猎,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希腊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以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开始撰写能够通观全部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且能涵盖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和人物、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的西方哲学通史。历经多年的艰辛探索钻研,目前已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要作者的8卷本的《西方哲学史》, [7]和以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人员为主要作者的10卷本的《西方哲学史》[8]相继面世。作为中国学者为思想界贡献的严肃的学术成果,它们将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的说来,中国学者近三十年来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中国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担当着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任务。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的同时,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整个西方古典哲学背景中来理解,也放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进行考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保持沟通与交锋。

其次,从研究的广度看,不再像以前那样多集中于德国古典哲学,而是关涉西方哲学的各个方面,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得到了系统研究,而现代西方哲学,不管是欧洲大陆哲学,还是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当下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应用伦理学、文化哲学等,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追踪研究,几乎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变化、发展保持同步。

再次,从研究的效应看,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分析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研究,深刻影响了对中国哲学的阐释与理解。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打开了一个背景性视野,从而为中西哲学的融通与中国哲学的新生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资源。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成果的同时,也必须对西方哲学研究现状保持清醒头脑。目前这个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脱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少以中国学者自己的眼光去审视西方哲学的理论自觉,盲目跟随西方时髦,不顾中国社会现实,以西方的学术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学术,亦步亦趋地跟在外国学者后面“照着讲”,鲜有自己的创造和建树,在丧失了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使西学在中国丧失活力。

二是不把西学研究看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而是当作简单地介绍和评述,不少学者在自身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就用那种谁也看不懂的汉语去翻译和解说西方哲学,不仅一般读者看不懂,就是专业学者也感到费解。这种情况被戏称为“汉话胡说”或“胡话汉说”。

三是学风浮躁,一些学者乐于标新立异,刻意炒作一些学派和人物,煞费苦心地去构造概念新词,将个人的一得之见予以泛化,以偏概全。比如,“transzendental”这个概念现在有各种新译法,如“超验的”、“超拔的”、“超绝的”、“超越的”、“超越论的”,表面看来都有道理。但是,诠释者却忽视这个概念的基本意义,即它是专指“先于经验现象的存在”,与之相联系的还有“transzendent”、“a priori”、“a posteriori”等概念。[9]前辈学者贺麟等先生把它们分别译为“先验的”、“超验的”、“先天的”和“后天的”,既注意到其哲学意义,也考虑了这些概念在同一个哲学家那里的细微区别,而且,在汉语表达上都用偏正结构,可以说译文得当精致。而现在一些所谓“创新”颇有画蛇添足之嫌,甚至误人子弟。

四是缺少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不少学者明知问题的存在,有些甚至是明显错误,但碍于面子或其他原因,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公开提出批评意见。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与当下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有关。学风不正,学术质量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

解决西方哲学研究中的这些问题,重要的是研究者应当具备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确实把西学看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和“创造性的理论转变”, [10]主动地把西学研究与中国的文化、国情、现实结合起来,把中国视野和世界眼光有机地统一起来,要从“照着讲”进入“接着讲”,继而进入“自己讲”的自主创新的境界,从中寻求解决世界性问题和世界化了的中国问题的普遍原则,最终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思想理论资源。

四、历史的重任

30年前中国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给中国带来深刻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同时,哲学本身也经历了这场变革的洗礼。今天,我们从反思中国哲学现状和问题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 30年前的大讨论是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实践”为讨论的切入点的;今天,哲学要再现昔日的辉煌,依然必须以“实践”为切入点。

哲学是“一个民族之魂”,“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遇、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11]很显然,当代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和发展机遇仍然在于正确认识并解答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为当今中国人提供正确的理性思维、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发挥其指导、规范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实践功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哲学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确立了上述前提下,哲学应当实现这样几个转变:

第一,将“体系意识”改变为“问题意识”,实现哲学范式的转变。虽然30年来我们已经突破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模式,但其影响还存在,我们的哲学思维仍然有意无意地停留在哲学体系的范式上,总是把哲学问题归结为“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这几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只是在于我们是否要面向生活世界,而且还在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意识去客观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问题。“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 [12]所以,要使我们的哲学理论真正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就必须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自觉地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做出我们自己的深刻反思,在思维方式、认识方式和表达方式上进行改革,勇于解答当代的重大思想问题,引导时代精神的发展方向,实现哲学的当代价值。

第二,从“本土视域”转变为“世界视域”,扩展我们的哲学视野。哲学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学问。中国的哲学无疑应当着力解答中国问题,但这只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和民族性的体现;它还必须面向世界,要为探索世界性的普遍真理做出中国人的贡献。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全球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问题往往是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我们“改变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 [13]因此,处理好中国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文化传统及哲学的关系,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境界,主动迎接各种思想文化的挑战,不断更新自身的研究方式,以适应世界历史的变化,从而在世界哲学的发展图景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从中西马哲学的分立转变为三个学科的“视域融合”,逐步确立“大哲学”的观念。哲学原本就是包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直到近现代才脱离于自然科学,但仍然保留其博大精深的本质特征。当代中国的哲学因受人为的学科划分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足鼎立的学科壁垒,导致了研究者眼界狭隘、思想僵化,甚至在某些共同问题上也缺少共同话语的状况。进入21世纪后,哲学界自觉地召开数次全学科会议,开展了各个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对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起到一定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各自表述自己学科的立场和观点,以共同关心的哲学话题来带动思想的沟通和学科的交流,确实做到综合创新,使当代中国哲学真正做到“穷通古今之变,会通天下普遍之学,达乎天下普遍之理”。

实现这三个转变,是中国哲学界的学科自觉和理论勇气,也是中国哲学界共同的历史重任。环顾世界,西方哲学在经历几百年的辉煌后,虽然还在“没落”中迎接挑战,但近二十年却没有让人看到“落日余晖”的希望。反观中国哲学,虽几经挫折,仍然能够自我修复,不断更新自生,兼容并蓄,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深信,“中国哲学随同中国文明一起,已经给了世界的哲学以‘曙光’”。[14]只要我们努力认识中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用我们的创造性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只要我们努力改善我们的表达方式,用真正的汉话说哲学道理,让它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契合;只要我们努力使哲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发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能以中国人的智慧,在世界哲学史上写出中国哲学的新篇章。

【注释】

[1]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近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变,参阅杨谦:《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

[2]孙正聿:《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评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若干哲学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相关报道和研究,参见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

[4]参见Jacques Bidet et Gérard Duménil,Altermarxisme: Un Autre Marxisme pour un Autre Monde, Paris:Puf., 2007.

[5]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第99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三题》,景海峰主编:《拾薪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6页。

[7]叶秀山、王树人主编:《西方哲学史》(8卷本),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

[8]刘放桐、俞吾金主编:《西方哲学史》(10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年(尚在陆续出版中)。

[9]参见Joseph J. Kockelmans, On the Meaning of the Transcendental Dimension of Philosophy ," inHerausgegeben von Gisela Mueller und Thomas M. Seebohm, eds.,Perspektiven TranszendentalerReflexion, Bonn: Bouvier Verlag, 1989, S. 27-50.

[10]赵敦华:《关于“西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1]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2]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俞宣梦、苑利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第19页。

[13]丰子义:《全球化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4]叶秀山:《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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