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的军事战略思想

革命派的军事战略思想

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头等大事，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此十分 重视。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

运动中，他们产生了自己的军 事战略思想，并结合斗争实践加以调整，指导着武装起义走 向胜利。

（一）从一开始，革命派就面临如何进行反清武装斗争的战略 问题。这是一个关糸革

命成败的重大问题，革命派对此极为 重视。他们在实际中所提出的战略思想，主要是起义地点的 选择，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据地思想。

革命党人在选择发难地点的问题上是煞费苦心的。在这 个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在南部沿边沿海地 区发动起义，一种主张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

孙中山主张在南部沿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先夺取两广， 待南方的 “星星之火”得

到全国响应，形成 “燎原之势”以 后，再挥师北上，长江南北的革命党人一起响应，从而一举 推翻清政府。在此问题上，孙中山早就进行过探索。还在 １８９７ 年至 １８９８年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就曾同宫崎寅臧等人进行 了反复地讨论，提出了起义地点的三原则：第一，要能迅速地集合一支革命的力量；第二，要便于运送军械和人员；第 三，发动后要很快得到进取。因此，孙中山曾经说过：“盖起 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 矣。”在他看来，广东当然是具备这几个条件最理想的发难地 点。一是广东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找到起义的基本队伍，而 且广东也是会党活动频繁的地区；二是广东一直是革命党人 活动基地，便于加强对起义的领导；三是广东地处沿边沿海， 毗邻香港和安南，利于起义后的接济。因此，考虑到这些有 利因素，孙中山把重点放在广东及沿边沿海地区，并在这一 思想指导下，发动了八次起义。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发动了 广州起义、惠州起义；此后，又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钦廉 防城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 河口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革命 党人选择在南部沿边沿海地区

发动起义是无可非议的，在这 些地区，有着比其他地区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如果形势发生 变化后，仍然坚持在南部沿海地区发动起义，那就脱离了客 观实际的要求。

在中部发动起义的主张同盟会成立以前就已产生。此后， 同盟会作为全国统一的资产

阶级政党，会员来自全国各地，由 于他们自幼生长在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省份比较熟悉，因 此，他们在选择起义地点的时候，较注重本乡，难免与孙中 山的主张出现分歧。其中较有影响的是黄兴和宋教仁等提出 的中部革命的思想，主张以长江流域为突破口，进而扩展到 全国。

黄兴参加革命的生涯不长，但武装斗争的思想却贯穿他 一生。华兴会成立时，黄兴就

革命地点和方法作了详细的说 明。他提出了几种方案：一种是在首都北京发动起义，“有如 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一兴推翻 清政府，建瓴于海内。但中国没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充 足的条件。一是北京市民苟安无识，二是不能与异族之禁卫 军同谋合作，因而不易推行，只能采取 “雄据一省，与各省 分起之法。”各省联为一体，依形势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 界发难，互相声援，夺取湖南。然而，单独湖南一省发动起 义，他省没有响应，则是 “以一隅敌天下”，仍不能一举推翻 清政府。因此，黄兴主张发动起义后，必须与其他省份联合 起来，共同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黄兴 成立华兴会后，立即组织了长沙起义，并联络其他各省响应。 无疑，黄兴与孙中山在选择起义地点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差 异，但在武装斗争实践中，黄兴以大局为重，忠实地执行孙 中山的战略路线。并且黄兴并不局限于湖南一省发动起义，当 他看到湖北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时，又提出以武昌为中枢，湘 粤为后劲，宁、皖、陕、蜀同时响应牵制清政府，一举推翻 清政府。

宋教仁也主张在中部发动起义。同盟会成立的最初几年， 孙中山主张在南部沿边沿海

地区发动起义并无不妥，而且孙 中山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革命党人中有的虽然有 不同的主张，都隐而未提。随着革命势力，特别是长江流域 各省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如果仍局限于在南方开展活动，发 动武装起义，就不能适应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更不易联络全国革命力量汇成巨大的革命洪流。１９１０年 ２月广州新军起 义失败以后，许多革命党人由于专在南方边省发动起义遭到 失败而感到泄气。他们 “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 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形势要求革命党人调整自己 的战略重心。这样，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的主张再次在同盟 会内部提出来。

１９１０年 ８月，在同盟会东京的一个会议上，宋教仁提出 了著名的革命三策略思

想。“上策为中英革命，联络北方军队， 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此策 之为最善者也；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 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边隅之地，设秘密机关于外 国领地，由据边隅，以为根据，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或东 三省，或云南，或两广，此之策之又次者也”。后经会议讨论， 认为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在边隅之地发动起义又屡遭失败，所 以采用中策比较适当。当时，革命党人在长江流域省份的新 军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且长江流域物产丰富，地理位置也相 当重要，革命的影响可以向南北扩展，及时把重心转移到中 部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中部革命的战略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的认 同。１９１１年 ７月，宋教仁、陈其美、谭仁凤等在上海成立了 中部同盟会，具体实施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他们在长江流 域各省设立分部，确定 １９１３年为大举时期。黄花岗起义失败 以后，在同盟会东京总部涣散的情况下，中部同盟会勇敢地 肩负了实际的领导责任，及时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

从而为 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并促进了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 革命派武装斗争重心的转移，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这 一转折也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同盟会成立的最初几 年，在南部发动武装起义的客观条件要比长江流域要好得多。 随着长江流域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中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 和时机均已成熟，实现战略转移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在革命派选择起义地点的各种主张中，也蕴涵着一种不 成熟的根据地思想。孙中山曾

经设想为 “欲先取中国南部数 省为根据地，然后进犯北部，故猛着先鞭于粤桂滇三省。”这 同他主张在南部沿边沿海地区是相符的。他在谈到 １８９５年广 州起义的目的时说：“欲取广州为根据地。”在惠州起义中又 想以惠州之三洲田为革命根据地。以后的钦廉防城起义，镇 南关起义等，孙中山都希望占领一战略要地，作为自己的根 据地。以上说明，孙中山是迫切希望建立一块革命根据地，或 在两广，或在云贵，然后北伐，推翻清王朝，只是孙中山确 定以南部为重点以后，对其他省份照顾不够，黄兴也提出 “雄据一省”，“以省为根据”的主张。由此看来，革命党人确 实存在着根据地思想。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理论上对根据地问题进行了探索， 其中最突出的是 《民报》第 ３

期扑满写的 《发难篇》一文。该 文对中外的历史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革命有三种方案：“一 曰扼吭，谓复其首都，建瓴以海内；二曰负隅，谓雄据一方， 进战退守；三曰蜂起，谓分举响应，使伪政府土崩瓦解，权 力委地。”这三种方案中，作者最推崇雄据一方的做法，他以 大量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应实行武装割据，而不能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在首都发难，中国不具备这种条件，只 能采取象以往农民战争那样，实行武装割据，把根据地作为 胜利的出发点，等革命的力量强大以后，各地革命团体如星 罗棋布，到时同时并举，再直捣清政府的老巢。

革命派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是正确的。因为革命的武装力 量，在开始时总是较弱小的，

不可能与统治者立即决出胜负， 只有依托根据地，积蓄自己的力量，才能不断创造胜利的局 面。可是，革命党人虽然意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但他们却 忽视根据地的建设，并无能力进行这种建设，故他们不可能 象共产党人那样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

实 践中，他们只注重 “略地”，即对土地的占领，而不是注重根 据地的建设，只是把 “满洲势力所及，使由此归属于我军政 府权力之下”，而不是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解决农民迫切需要的土地问题。当然，这同当时的历史条件 有关，当时的民族危机十分深重，武装革命是头等大事；但 是，更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党人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中 国广大农民没有发动起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不能建立自 己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割据。由于 没有可靠的革命根据地，这样便对革命党人从事的武装斗争 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他们从事武装斗争时，就缺乏坚强 的后援，这是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二）从事暴力革命，必须凭借军事武装。如何得到这样一支力量，革命党人极为重

视，从一开始，这一问题也成为他们 军事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们很早就希望建立一支由自己政 党指挥的军队。孙中山早年也对建军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兴 中会成立不久，他就请丹麦人柏氏任教练，对兴中会的一些 会员进行军事操练，讲授军事知识。同时，孙中山对外国资 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广泛研究，如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美 国的独立战争，研究他们的战略战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特 别重视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游击战争。１９０３年，他又在日本东 京青山组织了年事学校，对留日的革命志士进行军事训练。可 见，孙中山等革命的领导人对组建一支自己的军队是相当重 视的。

同盟会成立以后，组建党军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１９０６ 年秋冬之季，孙中山、黄

兴、章太炎等人商议制订了 《革命 方略》，系统地阐述了革命党人关于革命程序的设想问题，建 立国民军等重要的思想。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的，《革命方 略》规定：国民军由招募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 “凡有志 愿充当国民军军人”组成。参加国民军要宣誓，必须服从国 民军军律。同时 《革命方略》也规定了 “军队之编制”、“将 官之等级”、“军饷”，以及如何招降满清投降士兵等都做了详 细的说明。这样，革命党人就有了一个比较明确、完整的建 军思想，它表明了资产阶级革派力图建立一支由自己政党指 挥的军队，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可是在武装斗争实践中，革命党人虽然主观上想建立自 己的党军，实际上却没有建立

起来。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会党 与新军，在武装起义中，“冲锋陷阵，则会党与新军”，这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

革命党人没有去发动群众，这当然同他们害怕做艰苦的 群众工作有关，也与当时的历

史环境有关。在清王朝的专制 统治之下，革命党人不可能利用合法的地位进行宣传和组织

工作，况且他们又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军队。因而，革命党 人把目光投向了会党和新军。 主张利用会党起事的思想，在革命党人中较为普遍，孙 中山尤为突出。孙中山曾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 命”，因而，他对如何利用会党这支力量是相当重视的。兴中 会成立不久，１８９９年，就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广东三合会 的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议定三会结成兴汉会，公推孙 中山为会长。孙中山自己也曾加入致公堂。可见，孙中山对 如何改组和利用会党做了许多工作。

中国近代的会党主要由游民组成。他们多数为了谋生，背 景离乡，生活没有保障，没

有固定的职业，生活也不安定，社 会地位低下。因此，他们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怀有强烈不满，具 有很强的排满情绪，富有反抗性。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寻求支持，往往结合在一起，有一定的组织性，只要得到会 党首领的支持，很容易一呼而集。因此，革命党人重视改组 会党，利用会党起事。当然，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人也清楚 地认识到会党不是革命的“原动力”，领导革命还得由革命党 人进行。

利用新军起义的思想，革命党人中早已有之。华兴会成 立以后，为了策动军队，专门

设立了一个黄汉会，作为策动 军队参加起义的机构，陈天华、姚宏业等都做过这一方面的工作。湖北的革命党人对此尤为重视，科学补习所成立时便 有策动新军的设想，并做了一

些有益的工作。张难先和胡瑛 就直接到军队的下层做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但利用新军 起事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是在河口起义失败以后。

黄兴曾设想利用会党和新军结合起事。早在萍浏醴起义 之前，他就首先提出革命军发

动起义，会党与军队同时响应 为上策。说明黄兴对会党和新军的力量都很重视。他与湖南 哥老会的首领马益福就联系密切。同时，华兴会也成立了一 个同仇会专门负责会党的工作。当时湖南的新军刚刚开办，运 动稍难。湖南的革命党人在发动新军时，只注意发动军队的 上层，在下层士兵中却没有什么影响。上层军官与封建社会 联系紧密，生活条件优越，形势一变，自然靠不住。而会党 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利用会党和新军联合起来起事的 第一次偿试——萍浏醴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党人认识水平的提高，种用 新军起义的思想逐渐流行起来。因而，河口起义失败以后，会 党问题便被突出地提了出来。革命党人逐渐认识到了利用会 党起事的局限性。他们发动的很多起义都是利用会党或借助 人民的反饥饿暴动而发起的。革命党人对这些武装起义往往 只是着眼于经济上的援助，而不是利用这种客观有利的条件， 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会党 “散则为民，集则成伙”，利用会 党起事，往往是一哄而起，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际上不能 持久。革命党人以前对会党与新军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随 着革命经验的积累，逐渐实现了把重点转向更多的依靠新军， 而安庆新军起义则标志了新军起义的开始。

安庆新军起义打开了他们的眼界。革命党人在这次起义 中看到了原来用于镇压革命的

力量，经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 工作，可以转化为革命派用来反对反革命派的力量。这样，革 命党人就把重点转移到了策应新军方面。为后来革命形势的 发展和辛亥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革命党人通过多 次武装起义，终于认识到了要掌握军队，就必须从运动军队 着手，而运动军队，就必须亲身加入军队，其目的是从思想 内部瓦解敌军。于是革命党人积极开展了在新军中的工作。同 盟会总部派遣留日学生回国参加各地新军，发展同盟会

会员， 大量发展秘密革命组织，如文学社、共进会等，在开展新军 工作方面作了积极贡献。 清末新军是 “仿照西法”编练的，采用的是新式洋枪洋 炮，因而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清政府招募 １６—２０岁的青年 组成。在招募新兵时，对于知识分子的入伍往往优先录取。而 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清政府举办新政，废科举，他 们仕进无路，转而纷投新军，“秀才当兵，已成为一种普遍现 象。”因而新军中，知识分子占了一定的比例。这些入营当兵 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贫寒家庭子弟。他们既无力出国，同 时也没有机会上新式学堂，因而，他们不满清政府的腐朽统 治，要求改变现状，又由于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看书 读报，思想敏锐，对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有一定的了解。因此， 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易于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同时，革命 党人在新军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变 为自己的力量。这一方面，湖北的文学社做得尤为出色。武 汉新军中，文学社社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为后来湖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武昌首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趋向革命的士 兵越来越多。新军逐渐成为一

支革命党人所依靠的一支举足 轻重的力量。这样，会党起事已在全国造成了 “山雨欲来风 满楼”之势，而会党和新军这两股力量融合起来，就给了清 政府最后沉重一击。武昌起义的胜利更证实了革命党人及时 将重点转向新军是正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革命派的军事战略思想及其武装斗争的历程，给后人留 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尽管由

于革命党人本身的弱点和局限 性，他们的军事战略思想还很不成熟，并带有军事冒险的痕 迹；但是，他们对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那个时代的 最高峰。革命党人努力根据主客观实际提出并调整自己的军 事战略思想，指导着武装起义不断走向高潮，并最终取得胜 利。应该说，他们的军事战略思想是有成效的，基本上是成 功的。当然，由于包括其军事战略思想不成熟在内的种种因 素，这种成功是不能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