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抗议"较场口血案"反遭蒋介石谩骂(3)

李、闻惨案：蒋“逐日监督、跟进”案件李公朴遇害是在1946年7月11日晚，但李案发生后接连4天均未见蒋日记中有任何反应。（目前发表的唐纵日记因缺7月10至13日及15日日记，也不见有李公朴被害内容的记载。）甚至闻一多15日遇害当日，卢汉、陶镕、梅贻琦等昆明党政团和学校领导人都有急电呈蒋，蒋因携宋美龄、蒋经国14日上庐山游山消暑，除15、16两日个别发了几封重要电函外，多在山里观景散心，“欣慰无已”。

直到1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才开始高度关注这起连续谋杀案。当日，蒋介石得到唐纵等人的报告，马上致电在南京的唐纵，要他即赴昆明主持破案工作；并电报给云南新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称：“李公朴与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种暗杀案之续出。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也。”

蒋当天下午进一步得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已介入李闻惨案，将十余左倾教授接入领馆避祸。这一情况使蒋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在已经派出唐纵等情报官员后，他当晚又电示正在沈阳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云南省省长卢汉，要他们立即返来南京商谈此事，以便尽快回昆负责调查处置。但是，蒋介石突然高度重视此案的首要原因，显然不是两位知名教授意外惨死，而是因为美国人的公开介入。

蒋介石每天记日记通常仅为一页纸篇幅，字数至多不过四五百字，因每日事务头绪繁杂，故每件事仅寥寥数语。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用了近200字来记述昆明这一事件，可见重视程度。但他记述李、闻被杀事，仅用了50余字，一多半的内容都是在骂那些被美国驻昆明总领事接去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教授没有骨气。蒋在日记中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从7月20日开始，面对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蒋介石不得不开始把调查解决“昆明暗杀案”列为首项工作任务，并每日花费相当时间来研究处理。21日，蒋介石已得到消息，李、闻案与霍揆彰的警备司令部有关。因而决定“即令霍来报告，再定处置。”22日，蒋致电唐纵和霍揆彰，要求二人务必在25日前取得调查结果，并在25日密来庐山面报。在当日日记中，蒋已在哀叹：“云南军事干部幼稚无知，不胜痛苦。”24日，蒋上午参加庐山夏令营开学典礼即回寓所与卢汉“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由卢汉谈话中，蒋进一步得知霍揆彰在李、闻案中的所作所为，故在日记中再斥曰：“幼稚如此，可叹！”

25日，霍揆彰上庐山见蒋，路过南京时公开对记声者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捂住，并供认不讳。”暗示暗杀主使者为龙云之子龙纯曾。（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26日）晚见到蒋介石时，霍仍将这套说辞和所谓证据呈报于蒋，当即遭到蒋的痛斥。当然，蒋也并不是就要惩处霍。骂归骂，霍退出后，蒋即“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

8月6日，蒋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总算想到一个与前不同的更能平息众怒的办法，其日记称，此乃“上帝指示”之所得也。他当晚即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召来，要其飞昆明，并“面授处理方针”。次日一早，蒋再召周来，令其马上动身，除指示同意先将闻一多案查明审结外，并告：“处理暗杀案方针，必须撤究严惩霍揆彰方得其平也。”至此，蒋自感“心神幽静，思虑渐消，与夫人并肩散步，采花移树，甚觉自得也”。

15日，昆明军事合议法审判法庭第一次开庭。18日晚，冷欣由昆明携来顾祝同等对处置闻一多案人犯供词及报告材料，蒋连夜批阅。次日早，蒋指示冷欣案件公布方式等。然而，蒋未能马上摆脱此案的困扰。22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下午总览美国舆论，以论坛报对我文告社评为最坏，咸以昆明暗杀案件指明为余部下所为一事，更加深刻，心神顿受刺激。”

越是不满美国人的批评，蒋就越是不放心案件的处理，生怕案件公布后会有明显破绽，引起内外舆论群起而攻。因此，一向不相信手下人办事能力的蒋介石，仍旧不能不逐日监督、跟进案件的审讯情况。待闻一多案审结，蒋介石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昆明闻一多被刺案，凶手已判决处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时将霍揆章（彰）革职看管，以平公愤。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如此处理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

蒋介石并非“幕后黑手”

有关蒋介石可能为幕后指使者的猜疑，久已有之。1970年代末，曾任军统特务骨干的程一鸣曾强调说：“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才敢动手。”言外之意，蒋对暗杀李、闻不仅知情，而且应该是批准了的。据此，1980年代大陆史学界基本相信，蒋介石就是刺杀李、闻的幕后黑手。有学者甚至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找出了相关的证据，称霍揆彰当年曾得到南京方面的密令，说密令称：“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参见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是，上项所谓“密令”，因没有说明所发单位及发出时间，故并不能确定就是蒋令，或确实得到蒋的认可。据当年曾任“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指导组长的万亚刚1990年初回忆，类似诸多密令当年都是通过这个“联秘处”拟发的，许多未必经蒋过目或同意。他就明确地讲过这个“联秘处”下令处理李、闻问题的情况，他认为，正是由于他当时自拟一复电，指示霍揆彰等可予“打击”，才造成了李、闻被杀的意外后果。（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结合1991年大陆出版的唐纵日记内容，也可以看出万亚刚回忆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唐日记写道，闻一多案发生次日，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霍揆彰的顶头上司陈诚拍着胸脯保证：“此事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由此可知，蒋介石对此事应该更不知情。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同为军统特务骨干人员沈醉的说法，即杀害李、闻的主谋是霍揆彰，而霍“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就连身受其害的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显然也倾向于相信：杀害闻一多先生的黑手不是蒋介石，而是一介武夫霍揆彰。(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