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如何实现和谐
阶层是利益差别的表现，利益差别的过分发展就会造成利益冲突。缓和矛盾、减少冲突，使处于不同利益层次的人群能够和谐相处，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项重大任务。如何构建保持社会稳定的机制，使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本刊记者专访了资深媒体人士杨继绳先生。
《中国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您如何认识政府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的变化？
杨继绳：在中央政府是社会稳定的唯一支撑力量的时候，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两手：一手是权力强制和武装镇压；另一手是统一认识，压制不同思想。这就是传统社会安邦定国的“文武之道”。也就是说，那时的稳定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对各种社会势力和各种不同意见的控制力强，社会就能稳定，控制力削弱，就可能失去稳定。
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多元化以后，决定社会稳定的关键是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各阶层的行为有序和个人行为的理性。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中显示政府的作用。其中，保证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中国改革》：在经济开放以后，如何保障新出现的社会角色，如私有企业主和流动民工的合法利益？
杨继绳：只有社会结构开放，才能够吸纳社会的新生力量，使新出现的社会角色有自己的合法位置和利益保障，从而使其心态稳定，行为不失理性。私有企业主阶层出现以后，经历了十多年的过程才给他们合法的平等地位（1999年的九届人大才确认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他新的社会角色至今还没有被吸纳。流动民工情况最为严重。
流动民工已经从事城里人不可缺少的工作，却还背着与其工作现状不一致的农民身份，这使他们在工作地成为二等公民。歧视性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不断地在他们与城市社会之间制造对立情绪。这种社会歧视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立情绪，是社会结构开放滞后于经济结构开放的结果。流动民工，这个被置于不公平地位的庞大人群，其中部分人还经常被抛入生活无着、流落异乡的困境。设想一下，如果这些处于困境的人有百分之一失去了理性，这个社会还能安宁吗？城市犯罪当中流动民工占的比重很大，就得从社会结构开放滞后于经济开放中找原因，也得从开放社会结构中寻找解决途径。
《中国改革》：有人对开放传播媒介忧心忡忡，他们把与政府不同的意见当成“杂音”、“噪音”，认为媒体表达了不同意见就是“添乱”，您如何理解？
杨继绳：利益多元化以后，过去那种“舆论一律”的作法不利于各种意见的表达和社会沟通。要加快民主制度的建立，允许各种意见畅所欲言，让各种利益集团相互沟通，要有不同意见的表达和沟通渠道。要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而协商和妥协是多元社会的润滑剂，它可以减少不同阶层的磨擦和碰撞。大众传播媒介的开放是重要的沟通渠道，它有利于不同意见的表达和沟通。认为媒体表达了不同意见就是“添乱”，在政府是社会稳定的唯一支撑力量时，这种忧虑也许是必要的，但在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已经多元化的情况下，这种忧虑不仅多余，而且是现代化的障碍。实际上，不同意见的表达渠道是缓解社会冲突的“安全阀”。
《中国改革》：您曾经提出，“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建立风险和冲突的缓冲带。”如何理解“中间组织”，请谈一谈您的看法。
杨继绳：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中，中间组织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与强调个人利益的个体之间的过渡带和调节带。对个人来说，市场经济是巨大的发展机会，也有巨大的风险。以股票市场为例，如果个人面对变幻不定的股票市场，风险就很大，如果通过各种基金组织来参与股市，风险就小多了。股票市场上的各种基金组织就是一种中间组织。
在市场经济成熟的香港，社会中间组织比较发达，全港有170多个社会团体，每个团体还下属多种具体的工作机构和组织，加起来大约有2700多个。这些团体和组织基本上承担了香港的老年、残疾、家庭、妇女、青少年等各类社区服务工作，此外还有很多经济的、政治的中间组织。中国内地的中间组织刚刚起步，有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协会、联合会，但仍具有强烈的行政性，独立运作能力有限；而香港的社会团体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性，不依赖行政而独立运作。
由于中间组织不发达，交易者个人不仅要直接面对市场，单独承担风险，还要直接面对政府。中间组织不发达和行政干预使得交易渠道不畅通，交易者为减少“交易费用”，只好用钱来购买交易通道，中间组织不发达是造成权钱交易的一个原因，而权钱交易又阻碍中间组织的发育。如果交易渠道畅通了，官员们就无利可图了。
其实，工会本应是中间组织，它代表工人的利益，在工人个体和投资者之间协调利益关系，是工人和投资者的谈判代表。我们把工会当作党和政府的下属机构，它就失去了中介作用，增加了社会的刚性。
《中国改革》：近20多年来，国家重视经济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取代了计划经济以后，社会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国家的社会政策如何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呢？
杨继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在市场竞争中，强者总是占有优势。通过竞争，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这就需要国家的社会政策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市场竞争提高效率，社会政策促进公平。二者相辅相成，社会才能稳定发展。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防止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加强权力制衡和法制建设，阻止上等阶层侵害下等阶层的利益；通过再分配，从上层取得收入，用于扶助下层，并且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改革》：要保证阶层和谐，除了救助低层社会成员、搞好社会收入调节以外，您认为还有哪些根本问题要加以解决？
杨继绳：一是要解决经济结构开放和社会结构不开放的矛盾，经济开放和政治不开放的矛盾；二是要解决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三是要解决不同阶层要求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舆论一律的矛盾；四是保证上等阶层财富和权力的取得途径公开、透明、合理；五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从行政体制上杜绝“寻租”。等等。
上述各种矛盾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矛盾：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的矛盾。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市场化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必须改革。显然，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建立与多元化利益格局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新体制应当使权力得到有效的制衡，使各阶层的利益得到协调，使不同的声音得到表达，使新的社会角色得到接纳。
（本文编辑 徐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