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理论

作者：塞德曼瓦格纳

翻译：郑乐平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0年05期

　　后现代的挑战

　　社会科学家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从未拥有安定的奢侈感。因为他们原先所接受的社会科学的意涵受到了质疑。有关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地位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社会科学究竟是否是科学？抑或它们只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在概念的形成和解释上，是否有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否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或者它的道德、政治特性仅仅意味着它乳臭未干？这些问题引起人们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合法性和体制合法性的认真关注。

　　60～70年代是社会科学意涵之争的重要时期。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遭到人们的纷纷批评。一系列的哲学运动，最突出的是诠释学、日常语言哲学、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和后结构主义，一齐对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正统思想进行了抨击。赞成这些主张的批评者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涉及对经验实在的解释和整理；哲学的、审美的和道德的思考在所有经验探究中都起着作用；而且在抵御经验论证时，科学与文学的解释是相像的。尽管这些批评者在某些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其他一些同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却不尽相同。例如，具有诠释学倾向的社会科学家对后经验主义者的概括性分析说明，采取了一种更偏重语境和描述的研究路径。

　　从实证主义及其批评者这些能言善辩者中间，产生了一种论争焦点的移转。一方面，当前的争论集中于社会科学中诠释学的、后经验主义的和批判－规范的诸范式之相对的优劣短长。换言之，虽然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模式在这些理论争论中遭到了拒斥，但科学的认识论特权仍然未受到挑战。因而，社会科学家提出以诠释学、后实证主义、或者批判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替代基础。另一方面，针对实证主义的种种批评，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等的批评，向实证主义及其批评者的科学主义提出了挑战。不少人开始强调任何一项研究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它的基本的道德和政治性质，以及试图提供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之种种努力的必遭失败，而且也的确不合人意。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划分：一方面是坚持获得可靠的分析基础之可能性和合意性的社会科学家，即“现代主义者”，另一方面是这种构想的批评者。在社会科学中，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试图为社会科学奠定基础，并使其一体化的做法展开了批评。在其对现代主义社会科学的批评中，后现代主义者重新思考了科学知识、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批评和叙事之间的关系。

　　启蒙思想家和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知识与社会进步的追求

　　尽管启蒙思想家对形而上学和宗教作了批判，但他们从未放弃如下的观念：即真正的知识必然是普遍的，以某种元话语为基础。由此，作为真理之中介的科学取代了神学教义。最初在研究自然的脉络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范式，扩展到了人文和社会领域。至18世纪末，建立一门社会科学的提议如雨后春笋般激增。

　　从社会科学的创立期直到古典期，现代主义设计的大旗一直未倒。古典大师——孔德、马克思、迪尔凯姆、斯宾塞、韦伯、帕雷托、斯莫尔，或者沃德——认可并实际上传播了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特权地位，科学在发现普遍原理基础上对知识统一性的追求，以及科学的实际效用。例如，虽然孔德与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解释原理是相左的，但他们都将自己力求科学的做法与前辈以及同代对手的前科学的、或者纯粹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作了区别。而且，这两位古典大师都认为，科学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孔德期望，他的“实证哲学”和“实证政治”会成为法国大革命后社会重建的指南。马克思则认为，通过将工人阶级转变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动因，从而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有助于人类的解放。

　　然而，在某一方面，古典大师偏离了其先驱。前者将社会科学置于哲学元话语的基础上，后者则日益指望社会理论能够提供革命的依据。我们可以发现在19世纪作为一种基础话语的社会理论概念已初露端倪。它的目标是确立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概念和问题；提供裁决经验和理论之争的标准；以及阐明一种统括性的概念框架，以便把各种研究统一起来。

　　在20世纪，社会科学经历了一个体制化和文化合法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化意味着其科学要求的提升。在其努力取得体制合法性和物质资源中，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常常被迫压制科学的实践－道德作用，或者政治作用。逻辑实证主义为此提供了最初的基本知识原理。在社会科学寻求体制上自主性的同时，它们发展起了自己的分析和研究议程。知识上的争论往往被当作纯粹与学科有关的分析或方法论问题来处理。因此，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元话语——其目的是裁定学科争论——的作用得到的扩展。当今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学理论，通常被界定为一个独特的“专业”或专门知识领域，它关注的是其自身“独立自存的”认识论的、分析的和方法论的问题。作为一种基础话语，社会理论逐渐变成了一种元理论。

　　后现代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科学在体制上的这种成功，反过来却促成了对现代主义设计的批评。例如，社会科学对私人和公共资助机构——它们必然会影响社会科学——逐渐增长的依赖性，引起人们对其所声称的价值中立的怀疑。斯蒂芬·特纳的论文证明了20世纪的社会学家所实施的各种基础构想中的缺陷和矛盾。然而，他主为，尽管这些构想常常会引发富有成效的研究课题，但它们也产生了元理论的论述，其唯一的参照点有时看来只是其他的文本，或对其他文本的论述。加之，将社会研究重构为一种纯分析模式，而剔除其实践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意图，强化了公众对社会科学的晦涩含混的感觉。当社会理论想方设法为社会研究奠定基础，从而陷入元理论的混乱之网时，情况更是如此。后现代主义部分地看来是对上述状况，以及对要么将社会科学拖向无目的的唯经验主义，要么将社会科学拖向同样无目的的唯理论主义之矛盾冲突的一种回应。在某种层次上，后现代主义可以被刻画为一个使知识重获活力的运动。

　　当然，后现代主义并非第一个尝试通过批判和重构使知识界重获新生。社会科学的历史读起来几如一场不断获得新生的戏剧。从孔德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或者马克思对孔德的批判，到迪尔凯姆和韦伯对马克思的批判，及至帕森斯试图综合古典传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交换理论和结构社会学欲取结构功能主义而代之的种种努力，由此通过批判和重构使社会分析重获活力的愿望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母题。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对所有竞相对抗的学派或范式实际上所共享的社会科学构想发起了挑战。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如下的观念，即科学本身——而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和范式——是一种特许的理智形式或真理媒介。它驳斥了科学所自称的只有科学知识才具有确实可靠基础的说法。它对统一的、以共识为基础的科学议程提出了异议。它质疑现代主义的下述观念，即社会科学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社会研究提供坚实的概念基础。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是，或应当是价值中立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强调了科学的现实意义和道德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主题是批判如下的主张：科学知识是普遍的，并且可以用一种与语境无涉的方式加以证实。后现代主义者声言，真理的标准是随语境而定的。欧洲和英美的社会科学知识标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现代性的特定文化预设联系在一起。如认知真理与道德和审美知识的分离，赋予认知真理以事实上的优先权，对命题知识的强调，以及对什么可被算作证据或事实所设立的种种基本原理，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取得其一致性的。此外，在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内部，就什么可以被算作有效的研究或理论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评价标准。对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说，可预测性、概念的系统简约性、或者可量化性是主要的标准；而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强调解释的全面性、描述的丰富性、推论的中肯性，或者强调道德、政治和美学的标准。这些不同的价值标准看来可以避免达成理智的共识。

　　后现代的批评超越了科学的一般历史语境。塞德曼(S.Seidman)赞同对科学所作的激进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他提出，社会科学知识不仅带有广义的文明，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民族文化的印记，而且带有其生产者身上更为具体的阶级、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的印记。因此，建立一种一般理论主张的任何企图都得到了解构，或者通过其基本的概念和解释被显露，以揭示作者特定的社会立场和旨趣。

　　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科学观，强调了社会科学的实践－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勒默(C.Lemert)指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不可避免地与认识论纠缠在一起。他辩称，社会科学的范畴和解释，必然会通过强调某些社会过程和赋予特定的群体和社会议程以特权之方式，来建构社会现实。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将社会科学知识视为隐含于现实设计中的。它不是一个科学提供具有实际功用之知识的问题。相反，社会科学知识被视为一种策略，借此个人和群体可以促进其利益，寻求一种社会议程，或者争夺权力。科学与权力之间的关联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学。因而，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种主要的权力。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科学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与经济、国家、家庭或者教会是比肩而立的。

　　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赞同如下的社会研究形式，它们融合了明确的现实意图和道德意图，它们是随境而变的，并且受其关注焦点（当地题材优先于一般题材）的制约，它们是由叙事构成的，而不是表达了一般理论。因而，塞德曼赞成将一般理论转换为融合实用道德利益的社会叙事。勒默则推介一种解构主义的社会探究模式。这种模式将显露虚假的概念封闭性，从而使我们集中关注话语的社会建构层面。然而，尼科尔森则对包容跨文化的、概括性的概念策略的后现代理论化作了辩护。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绝方法精致，分析详尽的社会分析，而是想挑起对下述声音的怀疑，即社会探究可以建立在某种方法基础上，而这种方法赋予了它一种特许的认识论地位。同样，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斥概括性的分析步骤，而是反对现代主义者那种总体化的、概括性的理论，或者寻求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做法。后现代主义想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化，以系谱学的分析取代理论建构的种种努力，从而重新引入道德和政治关注，以作为中心论题。

　　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维护科学理论

　　对诸学科的后现代挑战引发了对其自身的批评。许多现代主义者并不承认不可能确立社会科学的基础。由此，产生了种种重新将理论建构为一种基础话语的努力，这在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他人则对后现代批评的后果提出了实践上和道德上的怀疑。后现代主义是否会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告终？其激进的去中心是否会怀疑任何理性的话语标准？拒斥一般理论设计是否意味着放弃一种明晰的分析和批评理论化程序，人们对此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之激进的解构主义是否意味着所有普遍范畴都是成问题的，或者是不合法的？其激进的历史批判是否会导向一种缺乏深层的分析理论化之批判冲动的描述主义。

　　一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未能把社会学理论化必须借助的构架上的相对主义与应用这些构架所产生的知识相区别。为了研究社会现象而选择某个框架，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排他性的选择，因而很容易直接遭到后现代主义所怂恿的解构。然而，如果假定采纳某种参考构架，那么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研究就不必取一种排他主义的态度。批评者认为，在这一层面上，解构会直接导向唯我论。

　　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太轻易地忽视了社会学中科学理论化的可能性。对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社会学批评认为，某种类型的一般（或概括性）理论既是可能达成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关基本社会过程的累积性知识在许多领域业已产生。

　　柯林斯(R.Collins)显然持有上述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在抽象的层次上，集中研究基本的社会过程。他声称，有关这类过程的大量知识已累积了起来，但这种成功因实用的和意识形态的（即评价的）构架与科学的构架之间的混淆而被埋没了。实用的构架只能应用于封闭的物理系统中。意识形态的构架（当我们以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之）让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相比之下，科学的构架一方面能包容和连接其它的构架；另一方面，则能超越它们，以产生普遍性的知识。因而，尽管遭到后现代的批评，柯林斯在社会学的理论化中乐观地找到了基础。

　　另一些人也作了类似的论证，尽管他们对有关设计的性质的构想迥然不同。达米科(D'amico)简略地分析了卡尔纳普的“框架相对主义”概念，随后又扩展至波普尔对世界1（自然物体及状态的世界），世界2（精神状态和行为倾向的世界）和世界3（客观思想内容的世界）的划分。他认为，通过这些概念，一种概括性的社会科学可以吸收种种后现代的批评，而不必向特殊主义让步。

　　瓦格纳(D.Wagner)则试图理解这些框架的性质，及其在社会学理论化中的作用。通过吸取以前许多人（特别是罗伯特·默顿及理论建构的拥护者）意欲打通社会学中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隔阂而未获成功之经验，瓦格纳从这些尝试中确定了几项教育。例如，可以不必结合一般框架或理论而推进理论的发展。然而，一般理论的确起着一种整合性的和指导性的目的，我们对此必须详加琢磨。

　　特纳(J.Turner)所阐明的立场可能比其他任何批评家更接近于现代主义者，尽管他对这种立场作了重要的修正。在《实证主义的前景》一文中，特纳对演绎的严格性、可预测性，以及作为评价理论之标准的可证实性的重要性作了辩护。然而，他对这些标准的应用有所放宽：演绎理论化不一定依照公理；精确的预测很难奏效；最终的检验亦不可能。而且，他断然拒绝将理论作为一种归纳中立观察的过程。特纳与科林斯一起质疑了由现象学的唯我论和历史特殊论所引发的对这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所提出的许多批评。他指出，这些批评依据的是一种天真的科学本质观，因而丝毫不能阻碍实证社会理论。

　　连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迈向一种脉络化的社会理论

　　尽管后现代主义与一般科学理论化可能并非两极对立，但它们的确引人注目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化的特性和目标的形象，尤其当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时更是如此。一些研究者试图探寻这两种对立形象间的中间立场。一般而言，这些研究者将某部分的后现代主义步骤视为是既定的，但他们亦试图超越那种批评，以恢复某种更为一般的社会理论化概念。

　　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些中间立场，取决于接受后现代主义哪些不同的层面，因而具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质。例如，在《社会科学与作为话语的社会：迈向一种公民资格的社会学》中，理查·哈维·布朗赞成一种多元性的一般理论（尽管他是从一种截然不同于瓦格那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的）。布朗认为，社会科学的话语揭示了一般理论的多元性：每种理论都是内在一致的、都拥有不同的基本隐喻、及不同的意识形态旨趣。因而，实证主义的一般理论使用的是有机体和机械的隐喻，它的意识形态的旨趣集中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系。但这样一种理论并不足以处理个体社会世界的反省特性。

　　为了处理这一特性，布朗提出了另一种一般理论，它认为社会是由交往行动构成的。社会结构被视为由言语活动创造的一系列语言结构。例如，在经济分析中，货币建构（即意指）了价值，它并不代表（即传递）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对布朗来说，这种研究取向有几种优点：它包含了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它敢于自我反省，承认自己的道德政治功能；它有助于打破武断的政治界限。

　　阿罗诺维茨(S.Aronowitz)则提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一般理论替代物。他辩称，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批判社会理论。它的关注焦点从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对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及消费主义的批判。批判理论提供了实证主义的替代物，而后者被视为是有助于社会支配的。

　　在《一般理论的张力：否定辩证法是万灵药吗？》一文中，阿罗诺维茨认为，批判理论如今需要进行重建。因为它的社会分析实质上使社会变迁变得不可能了。其观点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纯粹否定的和带修辞色彩的东西。阿罗诺维茨呼吁对批判理论进行重建，以形成既能阐明社会冲突，又能对其持一种批判姿态的一般范畴。

　　在选择建立一种更为灵活的一般理论概念的材料中，其他的中间立场多少有点折衷。卡尔霍恩(C.Calhoun)将一般理论看作一种传统的反省，它既关注应用的广度（普适性），又关注可用公式表达的定律般的陈述。在《文化、历史与社会科学中的特殊性问题》一文中，克莱格指出，有一种东西可作为这种传统关注的替代物。他赞同一种具有文化敏感性（无论对价值观的差异，还是对差异的价值观都十分敏感）和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在他看来，理论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只能产生与特定时期相吻合的范畴和作为话语领域中的替代物的理论。然而，这样的工作，通过持久的跨文化和历史描述的努力，可以建立更普遍的理论基础。

　　依卡尔霍恩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内在产物。它对这种更一般的研究取向的挑战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其一，它不能为后现代批判所作的规范判断提供依据。其二，它将差异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高度，反而践踏了互为主体性的概念。因此，尽管后现代批判贡献很多，但究极而言只是社会学认识的贡献者之一。

　　此外，也许是重要的是，寻求共识的行为是中心目标。亚历山大认为，甚至解释哲学也是以如下的观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是非人格的、它采取了一种普遍共识的形式。因而，探寻基础，即试图创造共享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学研究活动的规范，对于这项理论事业是至关重要的。亚历山大的结论是：如果社会理论化具有坚实的基础，它们可能被置之脑后而不被理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它缺乏真正的基础，才需要我们积极地去探寻。

　　继续对话

　　后现代社会理论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是西方社会对今日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的更广泛的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启蒙思想家及其后裔的乐观主义（科学将会产生促进良好社会的真理）受到了某种抨击。科学与幸福和纳粹主义的关联，公众对医学科学和精神病学的不满，黑人、妇女和同性恋运动对科学的攻击，使众口一声、明明白白的启蒙运动的信念成了一种十足的天真。然而，科学依然拥有神圣的光环，是企业家、政治家和学者所常常求助的一种文化通货。毫无疑问，正是科学这种先是为左派，近来又为右派所指出的与社会的牵连及政治化倾向，推进了对科学的意义和社会作用的当代论辩。

　　在学科之内，这种讨论通常采用一种认识论质疑的形式。如科学是否是一种独特的、享有特权的知识类型？何种知识类型是科学？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科学的运作方式具有社会性？学科内部对科学的询问因如下的发展而加剧了。科学在体制上的完善细化，以及它与诸社会制度和国家日益明显的关联使它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换一个视角来看，随着大学对迄今一直被排斥的人群——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男／女同性恋、能力不等者和老年人——的开放，有关科学的社会作用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科学的排他性对某些人来说，意味着学科与社会事务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相信，科学与社会相互牵连的意义—即科学怎么可能既是一种自称是客观知识的话语，又是一种型塑社会认同和规范性、制度性秩序的社会力量——存在于后现代主义者与其批评者的论辩的根基中。归根结底，它们是关于科学的意义，及作为学者的志业（韦伯语）的论辩。

　　摘自美国塞德曼等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理论》一书

作者介绍：〔美〕塞德曼(S.Seidman) 瓦格纳(D.G.Wa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