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极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建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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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编者按：FT中文网最近就人口问题刊登出不少观点互异文章，具体内容可参见FT中文网人口专题。欢迎持各种观点的学者、读者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有意义讨论。）
从超长人类历史考察，人类人口在99%以上的时间里是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人类人口发生了人口史上的最大变化：死亡率迅速下降致使世界人口增长率和年增长量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也因此，20世纪成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分水岭：人类由高死亡水平传统社会转向了低死亡水平现代社会。
正因为人类人口增长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因此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问题备受关注，对我们这个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更是如此。今后几年或十来年，中国庞大的人口还将持续一段低速的惯性增长，并且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会愈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叶檀女士再次引出这样的重要话题进行讨论非常必要。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理论梳理
人口研究绕不开马尔萨斯。1798年马尔萨斯在其出版的《人口原理》首次系统地提出并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粮食）的关系问题。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没有抑制的情况下，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即1、2、4、8、16、32、64、128、256、512…， 而生活资料却是按算术级数增长，即1、2、3、4、5、6、7、8、9、10…。按照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人口增长必然突破生活资料的极限。
自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以来，人口增长后果的争论就一直持续着。简单概括来说，有三种主要学派的争论。第一种是新马尔萨斯学派，他们从生存资源环境有限的假设出发，认为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是导致环境退化和人类苦难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不是重要的危害，因为市场分配着稀缺的资源并且刺激着有效的创新。人口增长事实上可能是有效益的，因为历史记录证明，当世界人口增长时，人类的福利就会提高。第三种是制度理论学派，他们认为人类的苦难和环境问题与其说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如说是由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和运作引起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哈珀（Charles L. Harper）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指出，至少有四种社会变量是资源环境变化的驱动力：（1）人口增长与规模；（2）制度安排及变迁，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和经济增长的；（3）文化、信仰和价值观；（4）技术创新。从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来看，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单单来自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的影响。实际上，文化、价值观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社会学家强调，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文明）创造了今天的资源环境问题（哈珀，1998，p76）。
不同视点的争论反映出对资源环境问题的不同认识，这种争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结果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与公众在争论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一，影响环境资源恶化的因素不是单一的、简单线性的；其二，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规模及增长只是其中之一；其三，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地区，导致资源恶化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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