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方传教士与宁波教育

晚清西方传教士与宁波教育

人文学院03历本 陆雪姣

摘要：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商埠之一，传教士在宁波 的活动较为活跃。他们在宁波从事传教活动的同时，通过发行报纸书籍、设医院举慈善等方式传播近代 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他们在宁波的兴学活动，开近代教育之先河，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宁波教育近代化 的进程。

关键词：晚请；传教士；宁波；教育

入华传教士作为晚清社会的一个特殊人群， 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 费正清先生曾指出， “揭开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入华传教士的研究，中国基督教史、中 国文化史和思想史都跨不过这个环节。 ”[1]  姜义华教授也曾说过： “把传教士作为研究的重 点，很有必要。因为在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沟通接触或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处在文化边缘 的传教士往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沟通作用，这些传教士大多是虔诚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徒， 有献身传教事业的精神，他们往往生活在民众中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接触中国文 化，首先从边缘开始，而后逐步渗透或深入到核心文化里去。由此，研究传教士的历史， 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对于今天促进不同文化相互间的理解，会起到很大的 推动作用。 ”[2]  除传教之外，投身教育也许是西方传教士在华的主要活动。学术界关于晚清 传教士对中国教育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多，但多系整体视角的研究，区域研究的成果并 不多见。本文系统地整理了晚清传教士在宁波的教育活动，旨在通过对这些活动的研究， 阐明传教士在宁波做了什么，以及他们的存在给宁波带来了什么，或许还可以对如今越来 越开放的宁波在如何对待外来文明这一问题上提供有益的借鉴作用。

一、西方传教士在宁波

宁波，地处浙江东北部，东濒东海，北临杭州湾，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列强约开 的首批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也纷至沓来。来宁波的传教士分为两大派别：天主教和 基督教。从进入宁波的时间来看，天主教的传入要比基督教来得早。 “天主教之入甬，盖 始自明季崇祯元年（西历1628年），有葡萄牙人费教士（名不群）者，始设教授徒，是为 宁波天主教鼻祖” 。[3]  此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euis buglis）应教徒朱宗元邀请来宁 波，在县城传教，成功招收了 15 名教徒，其中学者居多。之后又有意大利籍传教士孟士 表到宁波传教。除意大利籍外，入甬的法国籍传教士也不少。 “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 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的第一批法国耶稣会会士洪若憨、张诚、李明、刘应、白晋等 5人，由暹罗搭乘粤商王华士商船，于7 月23 日在鄞登陆，为候赴京供职谕旨而在鄞逗留 4 个月，直至 11 月 25 日赴城北上，张诚等人因此对鄞城的教务分外关注” 。[4]  同时代又有 法耶稣会郭中传和利圣学到鄞传教，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才离开。雍正朝时期，朝廷 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天主教在鄞县衰弱。不过，一场鸦片战争，使得传教士活动又活跃 起来，天主教在宁波复苏了。在这之前的传教士，他们单纯从事传教活动，对宁波市民生 活的其他方面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蜂涌入华。道光二十 二年（1842），法国传教士顾方济（Frangoia Xauier Daincourt）到宁波，此后张芳济、 田嘉壁（Luisgobiseis Detaplace）、苏凤文（Edonard Francois Guierry）、赵保禄（Daul Murie Reynoud）等先后到达宁波进行传教活动。尤其是赵保禄，在宁波一呆就是40余年， 期间在宁波办报纸、建教堂、培养神甫……关系盘根错节，以至民间有“道台一颗印，不 如赵保禄一封信”之谚。[5]

相对于天主教的源远流长，基督教在宁波的传播就显得短而快。为何如此说呢？说它 短，是因为基督教来宁波的时间比天主教要迟，它在宁波的出现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 1843年美国浸礼会医生玛高温来甬，设诊所于北门佑圣厢房，施医传教，基督教传入宁波

[6] 自此开始。 说它快，是指其在宁波发展迅速。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宁波的教会是以天主

教为主，那么，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就成了主角。据统计，自 1843 年玛高温来甬至清末， 传入宁波的基督教教派共6个，下属堂所157 所。见表1-1。

表 1-1 晚清入甬基督教教派简表

资料来源：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802页。

最初进入宁波的基督教传教士有相当一部分是宗教界的著名人物，无论在中国还是当 时的西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如宁波长老会正会使丁韪良、副会使韦理哲，因在甬创办女塾 而成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先驱的奥德赛，以及华以利沙和华路易姐妹、倪维思、麦嘉缔等 等，不一而足。从国籍看，来甬的传教士以美、英两国为主，且美国传教士在时间上要早 于其他国家。这也是宁波传教士团体与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不过，与同时期来华的传教 士一样，这个特殊群体在宁波传教和教育以外的活动，不外乎医疗慈善、新闻出版等方面。 兹简述如下：

近代宁波的西式医院是由传教士从西医小诊所发展起来的。传教士们最初在中国落 脚，除了传教士的身份外，往往还有另一个身份——医生，以行医者的身份博取民众的好 感。这种方法往往是奏效的，尤其是在给穷苦老百姓免费施医的时候。1843 年，美国浸 礼会的玛高温来宁波，先是在北门开设诊所，又在月湖书院办班传医，很快赢得了当地民 众的尊重。1847 年，他的小诊所发展为大美浸会医院，1915 年改名为华美医院，是今宁 波市第二医院的前身。1846年，麦嘉缔在江北岸槐树路开办惠爱医局（后并入余姚惠爱医 院）。英国圣公会、循道公会来甬传教时，约于 1850-1870 年间在江北岸白沙路开办体生 医院（后售于天生医院）、在城区孝闻街开办仁泽医院（后并入杭州广济医院）。在传教士 的示范作用下，宁波人开始习西医、办西式医院、设立护士学校。[7]

传教士在宁波的慈善事业也值得关注。他们在设教堂、开医院的同时并没忘了举办一 些慈善机构。如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基督教恤孤院、美国神召会开办的伯特利孤儿院等等。 当时的宁波缺乏此类专门机构，虽然也有育婴房之类的官办或者是绅士举办的机构，但在 内部经营上，还是采用传统方式。传教士的做法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特定的社会需 求， 作为一种可资借鉴的做法， 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近代宁波人自己举办的慈善福利组织。

除医疗慈善事业外，新闻出版事业是传教士在宁波的主要活动之一。宁波历史上早期 的报纸都是传教士创办的。宁波第一份报纸是《中外新报》，1854 年11月由美国的传教士 玛高温创办，1858 年后改由应思礼主持。宁波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报纸《甬报》也与西 方传教士有很深的渊源， 它是英国传教士阚斐迪(Frederick Galpin)邀请李小池等于 1881 年2月创办的。在《甬报》之后，才陆续出现了宁波人自办的各种报纸，较为著名的有《四 明日报》、《时事公报》等。

除了这些活动，传教士还对宁波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传教士在宁波的兴学活动

当传教士们信心满满地来到中国时，情况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中西文化、 观念的冲突以及中国民众的保守，使他们不得不做一些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事情 以博得人们的好感，投身教育成为来华传教士的重要活动。在宁波近代教育的发展史上， 传教士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宁波教育的先导就是传教士。

近代伊始，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带来欧美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单一的封建教育模 式被打破，多门类、多形式的办学格局开始在宁波出现。1844年，英国伦敦东方妇女教育 促进会会员、基督教女传教士奥德赛首创女校，校址在城区祝都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所女子学校。次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在江北槐花树下创办崇信义塾，是为浙江境 内最早的洋学堂。该校后于 1867 年秋迁到杭州皮市巷，更名育英义塾，即后来之江大学 的前身。1847年，美国长老会柯尔设立女校，1857年与祝都桥女校合并，建立崇德女校， 校址位于江北渡路。此后，美国禁礼会、英国圣公会、英国循道会等也陆续在宁波设立学 校。具体情况见下表。

资料来源：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30~2231页。

在这些教会学校中，甬江女中、三一中学、斐迪中学的影响较大。以下对这几所学校 的有关情况略作介绍。

甬江女中。甬江女中的前身，是前面提到的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奥德赛首创的女塾。 该女塾后与美国长老会柯尔设立的女校合并，定名为崇德女校，后改称崇德中学，校址在 今之桃渡路。奥德赛传道任满返国后，学校归长老会承办，并与美国浸礼会女教士罗尔梯 （E．C．Lold）于1860年创办的圣模女校（原名浸会女校）合并，正式定名为甬江女子 中学。[8]  学校因系教会中学，平时除传授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外，还传授宗教思想。早有早 更，晚有晚祷。星期节日，由信教老师带领部分信徒听道做礼拜(少数学生受宗教洗礼)。 学校无成文规定的各种守则，却树有良好的校风。每周定出德育教育的中心德目，如爱国、 尊师、友爱、礼貌、诚实、整洁、节约、勤学等等。学生一律穿着校服，规定热天穿裙子， 平日穿黑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整齐划一，无须为穿着打扮而分心学习。该校学风素以 严格著称，对英语、音乐，美术、劳作、体育等尤为重视。甬江女中除了因为是教会学校 而离不开宗教，其他一切都是近代教育机构的典范。

三一中学。早在1868年，英国圣公会在市区贯桥头地方设立义塾(小学程度)，学生 比较少。至1876年，圣公会派英国传教士霍约瑟(英国剑桥大学出身)来宁波主持教学事 务，始将义垫改为书院，起名为“三一书院” (“三一”意即基督教宣扬的“圣父、圣子、 圣灵三位—体”，故名)。学生大多是教会子弟，人数甚稀少，只有九人，群众称它为“洋 学堂”。至1881年，建新校舍于李衙桥(今广仁街)。1906年办校已25年，在校学生仅 60人。将历年学生加在一起，也只有334人。[9]  当时学校为初级中学，但是办得并不出色， 教会气味很浓，清规戒律也很多。圣经是必修课，星期日必须到外面礼拜堂参加“礼拜”。 圣经与英文两种不及格不能升级，也不能毕业。

斐迪中学。1860年前后，英国教士阚斐迪(Frederick Galpin)在开明讲堂原址创设蒙 馆。1874年，阚斐迪将书院迁至江北岸槐花树下(即盐仓门对江)，过了十余年又迁移到外 滩老巡捕房侧(即原太古码头附近)，始定名为华英斐迪书院。[10]  刚开始为美国美以美会所 办，其后则由英国循道公会专办(只收男生)。后校舍又迁移到周家桥河边(即原里马路何 家弄斜对面)一邬姓民房内。1903年，英人雷汉伯任该校校长。1906年，泗洲塘新校舍建 成，迁入后规模逐步扩大，改校名为华英斐迪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改称宁波斐迪学校。英 国人办学一向较为保守，故其学制也很特殊。全校共8班，1—4班为中学，5—6班为预 科一，7—8班为预科二。毕业生可免试保送入上海圣约翰或其他教会大学三年级就读。全 校人数早期仅70—80人左右，改中学后略有增加。斐迪中学的考试制度十分特别。入学 考试非常简单，仅由校长雷海伯对学生作英语口试，根据口语程度编入适当班级就读。入 学第一个月没有什么考试，从第二个月起每周考一门功课，十分认真严格，从不轻易改变。

西方传教士曾在1890年召开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届全体大会”上宣称：“一 切布道工作本质上就是教育工作，而教会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传播福音。如果基督教要把 教会植根于广阔而稳固的基础上；如果教会要训练一批男女成为人们的智力和精神领袖， 那么基督教必须既能布道， 又能施教。 如果要教会强大起来去战胜异端的根深蒂固的罪恶， 并成为中国一支有活力的、有进攻力的精神力量，那么整个教会必须接受教育。……虽然 我们强调上帝通过圣灵必将完成这项工作，但在逐渐展示真理和树立基督教个性的过程 中，必须通过教育这个神圣的手段”。[11]  正是基于“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的目的，西方

传教士在宁波创办了为数不少的教会学校。总体看，传教士在宁波的兴学活动具有以下突 出的特点：

首先，参与兴学活动的教派主要是美国浸礼会、长老会和英国的圣公会，大体上都是 基督教，天主教较少，这与来宁波的传教团体相符。从创办数量上看，美国和英国传教士 创办的学校虽不分上下，不过美国传教士所办学校的影响力要大些，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学 校一般比较保守。

其次，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女子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但西方传教士在 宁波的兴学活动，始终对女学给予较大的关注。从早期的女塾、女校、圣模女校到后来基 督教圣公会创办的三所女塾，再到美国长老会创办的中西崇正女学堂，女校在宁波的教会 学校中所占比重还是很大的。这也是宁波地区教会教育的一个特点。教会女学对于宁波近 代女子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第三，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并在各地创办学校，但是效果却不怎 么理想。宁波也是如此。尽管早期的教会学校免收学费，其他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全都 由学校供给，招生对象都是穷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但并不为广大民众所认可。 如奥德赛准备在宁波开办女学，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她是魔鬼的化身，已杀死自己的 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有人说她办学是假，骗孩子去挖眼睛炼药水是真等等， 弄得她一个学生也招不到。后来，她不屈不挠，反复上门动员说服，一年之后，她感化了 当地人，才招到15个学生。可以说，办学者煞费苦心而办学成果不明显是19世纪60年 代以前传教士办学的普遍现象。60年代后，随着西方在华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加深，中国近 代化速度的加快，对人才的需求也开始增加，教会学校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其招生对象也 从穷苦孩子转变到了新兴买办资产阶级子弟或是其他富家子弟，并收取较高的学费。学校 的学制也日趋成熟，从最初的的“圣经班”，发展到寄宿学校，中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发 展到了史地数理英文知识。如前文介绍的斐迪中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传教士兴学活动的影响

梁启超在《评非宗教同盟》中指出， “传教士在中国办教育事业，我是很感激的，但 要尊重各个人的信仰神圣，切不可拿信不信基督教来做善恶的标准。他们若打算替人替社 会教育一部分人，我认为他们为神圣的宗教行动。若打算替自己所属的教会造就些徒子徒 孙，我说他先自污蔑了宗教两个字。 ”[12]  教会兴学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必去找答案， 对教会兴学活动的影响的讨论，似乎比拘泥于动机的评判，来得更为实际。以下从三个方 面讨论传教士的兴学活动对宁波教育及教会传教事业的影响。

第一，推动了近代女学的发展。传教士对宁波女学的影响应该说是最大的。宁波在中 国近代女子教育中有两个第一，一是诞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二是产生了近代中 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在传统教育中，女子的教育一直是欠缺的，而西方传教士就打破了这 一情况，女学不仅在宁波流行起来也影响到了周边地区。宁波女学经过长年的发展获得了 很大的成功，培养出了第一个女留学生。1870 年，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 6 岁孤儿，由美 国传教士麦嘉缔（D.B.McCartee ）带往日本求学。1881 年，17 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 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 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回国后行医于厦门、成都、天津等地，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始于教会学校，男学堂如是，女学堂亦然。梁启超《创议设立 女学堂启》曾肯定传教士之于近代女学的首创之功，他说： “泰西女学，骈阗都鄙，业医 课蒙，专于女师。虽在绝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遗，女学之功，于时盛矣。彼士来游，悯吾 窘溺，倡建义学，求我童蒙。教会所至，女塾接轨。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 其梏压，譬犹有子弗鞠。匪唯先民之恫，抑亦中国之羞也。 ”[13]  教会女学的影响以及有识之

士的提倡，终使清政府在清末兴学中将女子教育列入新的学制。光绪廿三年（1907 年） ， 清政府正式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女子小学章程二十六条。女学的发展，冲破 了对妇女受教育的禁锢，开创了中国妇女接受新式教育的风气，重男轻女的传统教育由此 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女性还深受着裹脚的痛苦、愚昧无知的侵扰和 幽深大院的囚困的时候，一小部分在女学学习的女性已挤身于男性的世界，发挥着自己的 光和热。在中国近代女学的发展过程中，教会女学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尽管教会教育不 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传统，更谈不上解放妇女，但反过来讲，没有教会教育，中国妇女 的解放之路将会走得更久、更艰难。

第二，促进了晚清学校教育的近代化。教会学校尽管存在许多缺陷，如宗教课程过重， 但它毕竟传播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引进的近代教育制度与当时旧式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 相比是新生事物，因此在封建教育崩溃、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教会学校的作用是 不可忽视的。教会学校的课程，自然科学主要开设数理化、生物、天文、地质地理等科目； 应用科学有生理解剖(时称全体学) 、医学、测量学、航海、矿学等；社会科学则包括心理 学(心灵学) 、逻辑学(是非学) 、哲学、世界历史(万国通鉴) 、政治经济学(富国策) 、国际法(公 法学) 、外文及翻译等。除教授西学课程外，教会学校还利用现代设备配合教学，使之更加 形象、生动, 更加直观。教会学校最早提倡体育运动，并列入正式课程。教会学校还提倡用 英文教学，如宁波斐迪中学入学考试就是英语口试，使教育更世界化。学校的管理方面， 教会学校一般都有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学生接受严格的训练，必须遵守校纪校规，养成 良好习惯。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正规的学校规章制度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教员可以经常缺席 去做他自己的私事，对学校规章制度，根本不加考虑。同样，学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在农忙季节常常被迫留在家里。准时上课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又没有时钟，上课下课 也没有固定时间。[14]  这在教会学校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教会学校的规章制度，建立了近 代学校的管理制度，对日后中国自主创办的学校有很大的影响。后者往往都参照前者。

教会学校同中国传统的官学、私学不同。传统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 中心，以作官为培养目标；而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则是以传播西方文明为中心，教人面向 西方，是以培养宗教人才及传播西方文明为目标。两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从文化素质 上说也不同，前者是要因循旧的传统，维护旧的道德；后者要打破旧的传统、废弃旧的道 德，但又带有宗教性。从心态上说，前者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都比较墨守成规、缺乏冒险 精神、缺乏开拓竞争的心态；后者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都比较视野开阔，对现实容易产生 不满，但比较容易产生崇洋媚外的心态。两种类型的学校在中国社会并存，对中国教育制 度的冲击是显著的。一些教会学校民主办学的精神，是对中国传统官学呆板机械的教授训 导制的挑战，并启迪民主思想的萌发。一些传教士带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感，在与学生相处 中，采取“至诚相待，慈爱相处，审慎持重，持之以恒”[15]  的态度，赢得中国学生的好感。 正是在这种和风细雨、潜移默化中，学生接受了西方文化。

教会学校的创办，也逐渐打消了国人对西学的疑虑，鼓励了一部分的官绅、商贾与之 竞争。从 1879 年起，宁波人在辨志书院开设了算学、舆地等新学科，开本地书院开设新 式课程的先河。1989 年，甬人在城区开办储才学堂，成为甬人自办新式学堂的先导。1906 年，宁波府女学堂在西门口长庚庵旧址建立，是宁波人自办的首所女校。外国新式教育的 输入打破了宁波旧封建教育的单一体制，为宁波教育的近代化注入了活力。

第三，对传教事业的影响。前文从女学和学校管理角度论述了传教士兴学活动对宁波 教育的影响，与此同时，不可忘了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他们使用任何手段都是为了推动传 教事业，达到在思想上控制中国民众的目的。兴学活动正是传教士运用比较成功的手段之 一，它对传教事业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视。从全国范围讲如是，宁波亦不例外。曾于 1854 年在宁波设立了两所男女寄宿学校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斯回忆道： “我在宁波设立了

两所男女寄宿学校的经验证明，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方式。它只花费差会的力 量和传教士的劳动与时间约四分之一，却为该地教会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徒——我想超 过半数。最近三四年教堂数目大增，多半要归功于本地的工作人员。这些中国人，多半曾 在我们所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总之，宁波教会之所以继续成长，引人注目，建立分堂， 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功于我们所办的学校。 ”在这些学校里，正是学生的必修科目宗 教承担了大部分的传教任务。为使更多的学生能读懂圣经，宁波早期的传教士创造了“罗 马字拼音法” ，学生只要学会二十几个字母和拼音法，就能阅读用宁波土话译成的罗马字 圣经。后来逐渐发展到直接用宁波土话译成圣经，能够看懂圣经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形成 了一个以学校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影响圈， 大大加速了传教士的传教事业。 需要指出的是， 传教士的兴学活动虽出于传教目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带来了许多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因 此，宁波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福音所感化，而是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从思 想上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这与传教士兴学的初衷并不相符。从这个角度讲，传教士的兴学 活动又阻碍了他们的传教事业。两种情况相较而言，前者的影响比后者大，不过这两种情 况同时存在并产生影响这一事实，我们不能否认。

本文从晚清这个时代大背景出发，简单阐述了来甬传教士的活动，重点介绍了他们的 兴学活动以及其对宁波的影响。宁波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接触外来文明比其他 地区早，传教士的兴学活动也比较活跃。这为考察传教士在宁波地区的兴学活动及影响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晚清宁波传教士的兴学活动除了具有西方传教士来华兴学的一般共 性外，还包括一些特性，如宁波的教会女学就很有特色，它在宁波传教士的兴学活动中占 有很大的比重，对宁波女子教育的影响也比较大。可以说，传教士给宁波的教育近代化留 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传教士毕竟不是为了中国的繁荣昌盛而来，他们的任何活动都是 为了实现传播福音，妄图在思想上控制中国国民的目的。尽管传教士的最终目的如此，不 过他们也无法阻挡兴学活动带来的“反面”冲击，而这种冲击越来越朝着他们无法控制的 方向发展，并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宁波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以及社会的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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