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将领吉鸿昌被枪杀内幕

　　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09年至1911年，吉鸿昌因生活所迫，先后到扶沟县城松盛楼首饰店和周口镇的增盛合杂货行当学徒。1913年8月，吉鸿昌投军冯玉祥领导的队伍，历任手枪队连长、营长、处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后因抗拒蒋介石“进剿”红军的命令，并暗中与共产党联系，蒋介石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强迫他“出国考察”。 　　高举抗日义旗却遭蒋介石诛杀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正在国外考察的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了欧洲之行，乘船回国。2月28日，吉鸿昌回到上海那天，目睹高悬的太阳旗和停在外滩的10多艘日本军舰炮击我吴淞炮台，心情十分沉重和痛恨。 　　在这民族危亡关头，他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担当起拯救国家与民族的重任。他秘密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向自己的好友冯玉祥陈述了自己抗日的决心，并希望冯玉祥再次诚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图抗日救国。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接着又向热河侵犯。在此形势下，中共华北特委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先后到张家口与冯玉祥共同筹划组织抗日同盟军。揭旗举事日益紧迫，冯玉祥派高新亚赶赴天津请吉鸿昌北来张垣。 　　3月25日，吉鸿昌乘火车到达张家口，在张垣土尔沟“爱吾庐”与冯玉祥促膝长谈，冯玉祥决定给吉鸿昌编一个军。中国共产党为便于领导察哈尔抗日，已经成立了张垣特委。特委派出吴化之与吉鸿昌联系，担任吉鸿昌统率的抗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 　　察哈尔抗日刚刚酝酿，就遭到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阻挠。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接二连三地派出说客，劝说冯玉祥放弃抗日活动，离察南下，并以组军经费南京政府绝对不供分文要挟。为此，吉鸿昌焦急万分。他一方面投书朱子桥先生，说明察省组军情况，力促由朱领导的抗日后援会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为解燃眉之急，决计毁家纾难拿出6万元购置军火。 　　在开始酝酿察哈尔抗日时，国民党特务便陆续窜到张垣活动。早在1932年12月，以搜集张垣民众抗日活动情报，破坏军民抗日为主要目的的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张家口骡马补充所”，就在张垣大境门外成立了。吉鸿昌到张垣后，就察觉到这一情况。为了保证察哈尔抗日顺利进行，必须斩断特务伸来的魔爪。5月26日上午，吉鸿昌亲率抗日同盟军士兵急速赶到张垣大境门外，查抄了这一所谓的“骡马补充所”。 　　此时，国民党投降派却在与日寇酝酿更大的妥协密谋。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正式签订。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20多个县设为不设防区，将整个华北门户向敌人敞开。6月1日，日机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与8日伪军张海鹏、崔新五部队连陷宝昌、康保，张垣形势陡呈紧张。抗日同盟军遂驰防张北、万全、赤城各县。察哈尔民众抗日的序幕刚刚揭开，国民党投降派何应钦便急忙于6月9日发出“请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电”。电称：日军将“以尊处揭抗日旗帜脱离华北范围，故欲借口乘机侵入察省……何如忍辱负重，将此名义暂时取消。”接着，蒋介石又密令汪精卫、何应钦，一面派庞炳勋等部进攻察哈尔，一面让宋哲元等人出面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在此情形下，吉鸿昌坚决主张迎头痛击日寇，反对与投降派合流。他义无反顾的抗日态度影响了许多抗日将士。冯玉祥遂电复何应钦：“日军来侵，誓迎头痛击……个人去留进止，实无所容心。” 　　6月15日，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土尔沟新村召开，到会代表61人。会议由冯玉祥主持。中共党员吉鸿昌、宣侠父等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进行了5天，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选出35人组成军事委员会，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至此，抗日同盟军共编有16个军、2个师，总部直辖4个独立团和卫队团，总计10多万人。 　　7月1日，抗日同盟军与伪军发生第一次激战。抗日同盟军按照吉鸿昌的命令，一方面合围宝昌，一方面晓以大义，伪军士兵纷背逆首，携械来归。傍晚，抗日同盟军攻破敌军重要阵地，3000名伪军遂弃城北退多伦。同盟军乘夜进驻宝昌，俘获甚众。 　　就在收复宝昌的同时，原伪军刘桂堂于沽源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游击第六路总指挥，亲到宝昌向吉鸿昌说明反正原委，共商进军计划。尚驻沽源之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遂陷孤立，被抗日同盟军余亚农部击退，毙敌700多人，俘500多人，沽源遂告克复。 　　7月5日，吉鸿昌根据多伦及其周围地区的敌情报告，在大柳树村召集抗日同盟军前线主要将领会议，决定分3路进击多伦城：左路集结牛眼睛一带，右路集结马前沟一带，总预备队集结新旧边墙一带。抗日同盟军左路之先锋军，当天即开抵多伦近郊七里河、前后孤子山等地，遇敌前哨百余，将敌击破。6日，各部均已向指定地点集结完毕。7日，吉鸿昌命令各路抗日同盟军开始进攻，中路进迫黄土滩子一带，左路进迫大厂一带，右路进迫破窑洼一带，吉鸿昌率总预备队进驻前后孤子山。 　　日军在连失3城的情况下，惟恐多伦不保，派出3架飞机，环绕抗日同盟军的阵地进行侦察。官兵见之，义愤满胸，士气更壮。夜11时，开始围攻多伦。翌日拂晓，抗日同盟军夺取敌军战壕两道。天亮后，日机数架掷弹轰炸抗日同盟军阵地。下午6时，右路占领多伦西仓西端及菜园等处，敌军纷纷向城内逃窜。这次战斗缴获敌军步枪100多支、重机枪3挺，战马157匹，俘敌290多人。 　　9日凌晨3时，吉鸿昌命令继续攻城。抗日同盟军一鼓作气，占领城外要点，敌军退入市内，凭险固守。10日，抗日同盟军攻城不克，战斗打得很艰苦。当晚，吉鸿昌决定亲率敢死队打开缺口。他们匍匐前进，爬城3次，敌人拼命抵御，抗日同盟军伤亡240多人，仍未得手。11日，吉鸿昌命令抗日同盟军于拂晓发起总攻。由于日机不断轰炸，各部官兵仅以大刀血肉相搏，伤之累累，吉鸿昌遂令各部退守原阵地。入夜后，吉鸿昌暗遣副官及精兵40多人，扮做商贩，分批潜入城内，其中大部分扮成回民，分住城内5所清真寺中。12日子时，抗日同盟军乘天色黑暗之际，全线猛攻。吉鸿昌率各部袒臂高呼，勇猛冲锋，喊杀声惊天动地。这时，潜入城内的士兵鸣枪响应，内外夹攻。敌军得知抗日同盟军已入城，惊慌失措，无心恋战，遂向城东方向溃败。早上10时许，抗日同盟军分由南北门攻入城内。巷战肉搏3小时，日、伪残敌由城东门仓皇逃命。失守72日之多伦经5昼夜鏖战，终被我抗日将士光复。 　　15日，抗日同盟军与多伦民众在山西会馆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收复多伦。会上，吉鸿昌宣读了察哈尔民众致前线军民的贺电和冯玉祥总司令的贺电，并向到会的民众和士兵介绍了专程由张家口赶到多伦慰问抗日同盟军的御侮救亡会代表。 　　收复多伦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于25日在张家口开幕，抗日同盟军总部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全国各爱国抗日团体以及朱子桥、蔡廷锴、李烈钧、程潜、蒋光鼐、李宗仁、李济深等力主抗日的知名人士，纷纷致电函贺多伦的收复，并踊跃捐助慰劳。 　　然而，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派重兵大举进攻察哈尔。7月20日，进攻察哈尔的蒋军兵力达到8个师。吉鸿昌与抗日同盟军各将领联名发表反对内战的通电，谴责南京政府进攻察哈尔。通电说：“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愿全国民众共起图之。” 　　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会议上向抗日同盟军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四项意见：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使察省脱离“中央”；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四、勿引用“共匪煽扬赤祸”。蒋、汪一方面电召黄郛赶赴庐山商榷处置察局具体办法，一方面电令何应钦增调王以哲、黄杰、王敬久等5个师“围剿”抗日同盟军，入察之国民党军队已达16个师共15万多人；北平军分会还命令平绥路局局长沈昌，停止平绥铁路下花园至柴沟堡之铁路运行，对抗日同盟军辖区实行全面封锁。 　　双重夹击使抗日同盟军 　　只得退守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瓦解破坏，抗日同盟军内部军心也极其不稳，甚至局部出现叛乱。 　　这些使吉鸿昌焦急万分，他迅速赶到平定堡，出面进行了调停，并向抗日士兵重申了军队纪律和有关的安民政策，稳住了平定堡事件的势态。接着，他连夜下坝赶到张家口，与抗日同盟军其他一些将领向南京政府发出“质责当局派兵入察”电。然而，在南京政府的高压带回逼迫下，抗日同盟军的处境已相当困难。冯玉祥苦于内外形势及个人困难处境，不得已而于8月4日下野。 　　8月7日，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吉鸿昌和方振武的名义通电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并表示誓死抗战。会议决议，我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干部学校和地方党领导的工会、救亡团体、报社人员一起撤往坝上张北一带。 　　8月8日，日寇飞机轰炸多伦和沽源，并向多伦大举进攻。按照前委的意见，吉鸿昌命令部队分批于夜间撤出县城。多伦的汉、回、蒙各族民众得知同盟军要走，含着眼泪在街头送行。汉民捧着大饼、炒面；蒙民牵牛送羊；回民则在清真寺宰了11头大牛，煮熟后，分5斤1块用毛头纸包好，便于抗日士兵每人1块在路上食用。吉鸿昌见到此情此景，不由落下泪来。他对送行的群众说：“乡亲们，不要送我们了。鸿昌不能在此保土安邦，怎么能再打扰你们。”说着，执意按每头牛20元付款。抗日同盟军的革命军纪，在多伦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8月下旬，撤到坝上和原驻坝上的部队都集中在张北、康保、尚义地区。24日，前委在张北县二泉井村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产生了抗日同盟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吉鸿昌被选为常委。适逢高树勋由商都来信表示愿一致行动，前委遂决定各部队会师商都然后西去。26日，同盟军五师、十八师、骑兵三师及手枪队共3000多人以及二师分别由驻地西开商都，吉鸿昌担任军事总指挥。 　　吉鸿昌率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西进时，方振武亦率部分原抗日救国军东开独石口，宋哲元即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接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坐镇张北县，指挥“围剿”抗日同盟军余部。在宋哲元部队的围追堵截下，抗日同盟军险象环生，困难重重，减员甚多。吉鸿昌负责军事指挥，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所以每有行动总要与前委负责人共同商量，按照党的决议行事。 　　由于宋哲元已经派兵赴商都堵“剿”西进的抗日同盟军，商都守军高树勋、余亚农部接受了宋哲元的收编。此时，抗日同盟军西去会合高树勋部已不可能，只好暂时停在商都附近之四台坊休整。前委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去向。会上，前委主要负责人主张东进独石口，然后寻机南下。吉鸿昌考虑到前往独石口可与方振武部合兵壮大一些力量，也同意东进独石口。 　　于是，抗日同盟军由西进改为东进，9月9日到达独石口。吉鸿昌按照前委的意见与方振武在云州会商，决定共同行动。接着，前委与十八师随方部为右路军，由长城线以西先行开拔；吉鸿昌率五师及所属教导队、骑兵三师、手枪队为左路军，在长城线以东绕德丰宁经黑河、怀柔、四海向南前进。两支部队预定在昌平北部集结。当时，前委曾贸然提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的口号。 　　10月3日晚，左路军进抵黑山寨，与开至老君堂的方振武部取得联络。4日凌晨，吉鸿昌、方振武率抗日同盟军先后突出东山口。接着，方部进攻昌平附近之敌军；吉鸿昌率五师、十八师、骑兵三师出东山口将近10公里与敌军冲突。敌军被打退后，吉鸿昌又率部进击九里山之敌，然后进入距平绥路仅5公里外的南庄、北庄驻扎。 　　5日凌晨，吉鸿昌率领所部开往小汤山。途中，先头部队骑兵三师与敌遭遇。吉鸿昌命令五师、十八师冲破敌人阻截，集中到赴仁辛庄。敌人围攻赴仁辛庄时，吉鸿昌率部发起反攻，占领了葫芦河与大柳树村。由于大柳树村不宜防守，吉鸿昌遂命令部队主动放弃，全军退守葫芦河。 　　8日上午8时，国民党一二九、一三○等5个师在日寇飞机配合下，向葫芦河一带发起全线进攻。吉鸿昌袒露胸膛，率领抗日同盟军猛烈还击逼近大、小汤山的敌军，全歼敌军1个团。当晚，吉、方两部仍驻扎在葫芦河、小汤山地区。次日，抗敌将士继续英勇抵抗，何应钦不得不将其左翼“围剿”兵力撤至沙河一线。 　　10日傍晚，吉鸿昌、方振武率抗日同盟军撤出小汤山地区，经高丽营东北拟向通州方向前进。夜间行至距顺义县城二三公里的白河岸边，因水深不能徒涉，吉鸿昌遂决定部队开抵顺义县城西北之三家店、衙门村和东西杜兰庄一带宿营。11日下午，敌军向我军驻地大举进攻，成批日寇飞机也向我驻地投弹轰炸，致使抗日同盟军无法掩护，无法突围，伤亡减员甚多，中共党员武止戈等壮烈牺牲。 　　在这险恶的形势下，吉鸿昌为了保存抗日火种，另谋抗日出路，决定去见商震。抗日战士担心蒋介石之流加害自己的总指挥，纷纷哭劝他不要离队。吉鸿昌挥泪对战士们讲：“不要为我担心，只有我去，才能保住大家的安全。”说完，遂由赶来调停的北平商会会长冷家骥带领到商震三十二军军部进行谈判，方振武也一同前往。吉鸿昌要求商震保证抗日同盟军官兵的生命安全，妥善医治负伤人员……但是，他与方振武以及随行人员随即失去自由，被送上红万字会的汽车载往北平。 　　途中，吉鸿昌对红万字会和商震派出的随员晓以抗日爱国大义。黄昏时分，他让方振武借下车解手“方便”，脱离了随行武装人员的控制。汽车又行了五六里路，夜幕已经降临，他估计方振武已经远离，自己才寻机摆脱险境。 　　在险恶的环境中 　　继续抗日活动不幸被捕 　　1933年秋，吉鸿昌乔装辗转回到天津。为安全起见，他先住进了六国饭店。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天津城，中共天津地下党、团组织及许多革命进步团体相继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捕入狱。吉鸿昌并没有被这种情况所吓倒。他在天津积极地寻找党组织，准备开展新的斗争。 　　同年冬，吉鸿昌与宣侠父建立了联系。不久，他们两人化装到上海，与上级党组织代表王世英接上了关系，汇报了察哈尔抗日的详细经过，并进一步听取了党的指示。随后，吉鸿昌肩负着新的使命返回天津。1934年4月初，南汉宸受党的指示也来到天津，并很快找到了吉鸿昌。战友相见，欢喜万分。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开始广泛联络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党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蒋抗日情绪，激发了不少在野军人的爱国心，推动了全国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5月，吉鸿昌出面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了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岐等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会及“大同盟”内的中共党团领导成员。 　　1934年春，蒋介石正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原吉鸿昌旧部二十二路军中的两个师编入二十六路军后，被调往江西前线进攻苏区。4月13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必须加紧白军士兵中的工作，首先要把我们工作的重心放在‘围剿’中央苏区与川陕苏区的白军部队……用一切力量在白军士兵中建立起革命的组织，准备和领导士兵的哗变。河北的党尤须利用目前的时机，在东北军、战区保安队、哗变的士兵及其他队伍中开展工作，反对开拔、缴械和改编，号召士兵不要听从反动长官的命令，立刻与工农劳苦群众及一切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发展游击战争”。 　　按照这一指示，吉鸿昌一面派人秘密与已进入江西苏区的两师旧部联系，加紧策反工作，一面着手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重新举起武装抗日大旗。经党组织同意，他与南汉宸等一起拟定了暴动计划，决定将兵变后的部队与河南当地的武装结合起来，组成有十几万人参加的抗日义勇军，再转移到西北，与杨虎城的部队联合，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以形成大西北的革命局面。为实现这一暴动计划，吉鸿昌秘密派人到南方联络方振武，请方振武北上；又派人携带密信到西安，通过王菊人与杨虎城进行联系，得到了杨虎城的全力支持。 　　与此同时，吉鸿昌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并通过老关系联络了一批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和爱国思想的旧军官。这些人当时分别在西北各地和豫、皖一带活动，有一定的实力，也有一定的影响。为了加强对这批力量的引导、教育，更好地发挥他们反蒋抗日的积极作用，党组织决定由吉鸿昌出面，秘密将这些人召集到天津，由南汉宸、宣侠父及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铁夫负责进行谈话、训练。然后，把他们再分别派往西北各省，以及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军，以配合暴动计划的实施。为了加强暴动组织工作，李铁夫曾被派往河南帮助进行准备。短短的几个月中，吉鸿昌重举武装抗日大旗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吉鸿昌的积极活动引起了敌人更加密切的注意。蒋介石的南京复兴社特务处派出大批特务到津，加紧对吉鸿昌等共产党员及反蒋抗日爱国者的监视、盯梢，同时又派特务混进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内部窃取情报，进行破坏活动。此时，吉鸿昌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的住所“红楼”，更是受到了敌人严密的昼夜监视。吉鸿昌为了党组织及同志们的安全，当机立断，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并秘密地把印刷所转往他处。他自己也改变了作风，整天到惠中、交通等大饭店以“访友”、“打牌”、“听戏”为名，与各地反蒋抗日人士会谈，进行联络工作。同时，他还派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副官牛建中，在北平鼓楼大街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接待外地来津的反蒋抗日力量代表。 　　八九月间，派往安徽进行发动武装抗日工作的同志被捕，吉鸿昌在天津组织训练武装抗日力量的活动也相继暴露。蒋介石严令北平军分会不惜一切手段逮捕吉鸿昌，同时密令复兴社特务处暗杀吉鸿昌、南汉宸等人，并派驻北平军分会的特务头子郑介民亲自指挥。党组织很快获悉到敌人的罪恶阴谋，立即通知吉鸿昌、南汉宸撤离天津。此时，已转移到上海的宣侠父根据党的指示，也正为吉鸿昌撤到上海做准备。 　　面临危险处境，吉鸿昌首先考虑的是党的工作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想到自己所经手的几批武器还没有运到，与广西李宗仁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还没有见面，自己一走，这些任务不仅不能完成，建立武装、重举抗日大旗的计划也要受到影响。于是，他决定暂时留下坚持工作，让南汉宸先行撤离。 　　10月初，根据工作需要，吉鸿昌从法租界撤到英租界牛津别墅（现天津市和平区新华南路庆云里）。南汉宸等人撤走后，他更加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随着斗争的深入，环境更加险恶，敌人对吉鸿昌的监视一天比一天紧，惠中饭店周围的特务也增加了，吉鸿昌从饭店回家经常发现有特务跟踪。为了以防万一，他经常不回家；有时在回家的路上，他又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跟踪他的特务面前，使敌人胆颤心惊。有一次，他刚出饭店，一个特务就跟上了他。他故意到路边烟摊上去买东西，特务在附近一边装作看广告，一边监视。突然，他向那个特务走过去，喝问：“喂，朋友，你干嘛老跟着我？你每月挣多少钱哪？”吓得那个特务扭头就跑。由于吉鸿昌在社会上的威望，以及英、法租界里有些巡捕因敬佩与同情，总是暗地里保护他，使得国民党特务迟迟不敢公开下手逮捕他，也一直没有找到刺杀他的机会。 　　11月初，按国民党南京政府电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驻北平军分会特派员郑介民，派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到天津亲自指挥暗杀吉鸿昌的活动。敌人已得知反蒋抗日军人任应岐与吉鸿昌联系密切，便派特务多人跟踪任应岐，以寻找吉鸿昌的准确活动地点，伺机行凶。 　　此时，吉鸿昌已通过亲戚林少文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38号房间开辟了新的秘密联络点。他每天还是照样在饭店里以“会客”、“打牌”为名，一边继续积极为联络各方反蒋抗日力量努力；一边等候购买的武器，一旦武器运到，便准备立即撤离天津到乡下去。 　　11月9日下午，吉鸿昌匆匆回到家，向妻子胡洪霞要了家里仅有的一点存款，又爱怜地看了看孩子，随即低声嘱咐到：“快把家里收拾收拾，咱们就要离开这儿了。”说完，他转身走出家门，赶回了国民大饭店。 　　经任应岐联系，当晚吉鸿昌要和李宗仁的代表见面。为了防备万一，吉鸿昌临时又改在45号房间与代表会谈。然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已跟踪而至，包围了国民大饭店。吉鸿昌秘密会谈的房间被推开，国民党特务开枪射击，李宗仁的代表刘某当场被打死，吉鸿昌与任应岐均身负枪伤。据当时报纸报道：“暴客二人，启门向刘开枪，刘当即倒地。旋向吉鸿昌射击，伤及臂部，伤势较轻，任应岐仅手部受微伤。” 　　敌人行刺后，仓皇逃走。本来吉鸿昌可以趁饭店内混乱之机离开，但是他没有走。他考虑到：敌人暗杀的目标是自己，自己已经暴露，走到哪，敌人都会跟到哪。一不小心，就会把一些联络点暴露，同时也会牵连其他同志，那损失就更大了。于是，他留下来，镇静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顷刻间，与国民党特务早已勾结好的法租界工部局倾巢出动，将国民大饭店团团围住，以“杀人嫌疑”罪名将吉鸿昌等人逮捕。当吉鸿昌托着受伤的胳膊，神情自若地走出国民大饭店被带上囚车时，不少饭店员工留下了热泪。 　　“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 　　吉鸿昌被捕后，因身负枪伤，先被送进了法租界天主教堂后的法国病院医治，随后被关进法国工部局监狱。为了诱逼吉鸿昌说出地下党的成员及活动情况，敌人使用了种种伎俩。 　　一次审讯中，敌人拿出写有几个共产党员的名单让吉鸿昌指认，吉鸿昌一把抢过纸条，撕了个粉碎，然后，拍着胸脯说：“共产党员就我一个人，要杀要剐，都是我！” 　　敌人把他妻子胡洪霞抓进狱中，想以夫妻之情软化他。他冲着敌人破口大骂：“我是共产党，跟我妻子有什么相干？你们这群坏东西，真不要脸！”并高声喊道：“蒋介石杀得了我，杀不了广大人民，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他又对妻子说：“别难过，人总有一死，这有什么！”他嘱咐妻子好好照看、教育孩子，再三叮嘱不要再营救自己。分手之时，他又低声要求妻子：“你赶紧到泰山见冯先生去，让他多明白明白吧，路只有一条……” 　　敌人在吉鸿昌身上使用了种种酷刑，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尽管敌人千方百计封锁消息，之后又在报上进行歪曲事实的报道，但吉鸿昌被捕的真实背景还是很快地传开了，甚至英文的《京津泰晤士报》都作了报道，指出“这场枪击是出于政治性动机，目的是要暗杀吉鸿昌将军。” 　　蒋介石、何应钦等害怕社会进步舆论起来支持吉鸿昌，更害怕阴谋进一步暴露，于是决定从法国工部局引渡吉鸿昌，并派郑介民赶到天津与法国工部局密商交涉，最后以一笔巨款，达成了这宗肮脏的政治交易。 　　11月14日，天津法租界工部局以“通缉在案”为名，把吉鸿昌交给了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当天下午，吉鸿昌被送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军部，并立即受到连续审讯。吉鸿昌坚贞不屈，态度倔强，义正词严谴责敌特卑鄙阴谋。敌人无奈，只好又把他关进了蔡家花园五十一军的陆军监狱（现天津河北区日纬路六十四号）。在狱中，吉鸿昌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痛斥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并以自己抗日的亲身经历揭露蒋介石卖国求荣，破坏抗日，残杀革命者的种种罪行。 　　吉鸿昌被捕后，党组织立即采取调动社会进步人士力量，发动社会舆论等措施，给国民党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想以此迫使敌人释放吉鸿昌。南汉宸也专程从上海赶回天津，各处奔走，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吉夫人胡洪霞为此登泰山找冯玉祥想办法。原吉鸿昌旧部一些官兵甚至准备劫持押解吉鸿昌的囚车。吉鸿昌深知蒋介石是决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他几次要求组织停止营救行动，以避免无谓的牺牲。 　　1934年11月22日，在敌人重兵的严密警戒下，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到北平。 　　吉鸿昌到北平刚下火车，何应钦即派人送上印有“立时处决”4字的电报。吉鸿昌看后轻蔑地说：“行呵！你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何应钦的“下马威”失败后，紧接着又于23日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军法会审”。吉鸿昌虽身陷囹圄，但毫不畏惧，把敌人的法庭变成了宣传抗日的讲堂。 　　何应钦问：“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 　　吉鸿昌义正词严的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 　　接着又说：“我要救国，蒋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 　　当被问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民国”时，吉鸿昌坦然而自豪地说：“你们以为我会讳言吗？不！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说我们党是‘危害民国’，试问你们又干了些什么？你们当政7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哪一样不是危害民国？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不避牺牲，不辞艰苦，正是为了保护民国。你们可以杀我，你们不能侮辱我们的党，不能侮辱我们这为全国全世界有良心、有进步眼光的人所推服敬重的党！”他慷慨陈词，历数了蒋介石残内媚外的罪恶，并解衣露伤以证蒋介石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抗日爱国运动的卑鄙行径。说到激愤之处，他的拳头挥舞起来，直指面前的敌人。被激怒的敌人给吉鸿昌施酷刑，但吉鸿昌除了痛骂以外，没有说出一句对敌人有用的话。 　　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当“立时枪决”的命令传来，吉鸿昌显得异常镇静安详。他向敌人要了笔、墨、纸、砚，然后挥笔疾书，写了自己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历数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接着，他又分别给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写了简短的遗嘱。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并再三叮嘱要好好教育孩子“以成有用之材”。 　　最后的时刻到了。吉鸿昌披上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临刑前，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上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起身对行刑的刽子手们厉声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并冲着拿枪的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枪时，他瞪起双眼，怒目而视，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年仅39岁的共产党员，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英勇地牺牲了，但至死他也没有在敌人面前倒下。 　　吉鸿昌就义后的第三天，国民党政府才敢公布消息。1934年11月26日天津《大公报》“北平通信”栏登出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的布告，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案据第五十一军呈解通缉未获之迭次起兵构乱并加入共党要犯吉鸿昌、任应岐二名到会，当经讯据供认意图扰乱治安，并加入共党属实，即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规定，将吉、任两犯均判处死刑。业经於本月二十四日，押赴陆军监狱刑场，执行枪决，以昭炯戒，而弭乱源。除饬该两犯家属领尸外，合亟布告通知，此布。 　　当家属冲破重重阻力把吉鸿昌遗体认领出来后，发现遗体上留着条条紫黑色的伤痕。这是敌人迫害革命者的罪证！在烈士贴身衣袋里还放着写有“我的死暂不要告诉我妻子知道”及“不要厚殓”的纸条。 　　尽管国民党政府对吉鸿昌百般污蔑、诽谤，然而当时许多报纸对吉鸿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非常敬佩，皆称之“至死不屈”。 　　吉鸿昌就义后，党组织派人及时找到烈士的家属，转达了对吉鸿昌壮烈牺牲的哀悼，指出：“吉鸿昌同志牺牲得这么英雄，这么勇敢，是世世代代中国青年的榜样。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党不会忘记他的。他是党的好儿子！”之后党组织又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慰问、帮助烈士家属。1945年党的“七大”时，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天津刚解放，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就派人到津寻找烈士的遗属。1951年，人民政府把印有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永垂不朽”的光荣烈属证书授予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1964年11月，吉鸿昌的遗体迁至河南省郑州市烈士陵园。1971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上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1979年4月5日，吉鸿昌烈士纪念馆在河南省扶沟县落成。1984年，在吉鸿昌就义50周年前夕，邓小平亲笔为《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题了书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