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东京审判"

　　整理者：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挑起战争的部分重要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得到应有的惩处，遭到了灭顶之灾。为了寻找那段历史记忆，近日，笔者采访了唯一健在、曾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的高文彬先生。高先生1922年12月出生在上海，1945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应聘赴日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处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中国检察处工作结束后，他于1948年8月回国。1952年蒙冤被送往江西劳改。1980年获得平反后，担任海运学院教授，现退休。退休后的高先生依然耕耘不辍，近年来担任了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东京审判》一书的首席学术顾问，致力于为后人留下更多不可磨灭的、有关东京审判的历史记忆。85岁的老先生精神塑砾，在上海虹口的寓所，谈起他亲身经历的那次审判，往事仍历历在目……在江湾机场乘坐盟军总部的飞机到达了日本东京。1946年9月份，翻译工作结束了，检察官助理裘韵恒回国了，向哲浚原来的秘书刘子健去美国留学了，因为我是学习法… 　　 我1945年7月份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第二年的4月份通过大学老师的推荐去参加(远东周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处)面试。当时的面试在锦江饭店，那时叫华懋公寓，向哲浚是考官，他曾在上海高等检察院担任首席检察官，他问了问我什么时候毕业的、家庭、学习情况，然后给了一段《申报》的新闻要我翻译，让我留下地址、电话，大概过了四、五天后，他打电话通知，邀请我参加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的翻译工作，我当然是非常的高兴。我们一共去了五个，除了我，还有周锡卿、张培基、郑鲁达、刘继盛。5月份，我们在江湾机场乘坐盟军总部的飞机到达了日本东京。 　　1946年9月份，翻译工作结束了，检察官助理裘劭恒回国了，向哲浚原来的秘书刘子健去美国留学了，因为我是学习法律的，所以翻译的任务完成后，就被向先生留下来担任他的秘书，参加了检察组的工作。其他的人后来都到中同(国民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去工作了。1948年8月份，直到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处的工作全部结束，我才和向先生一起回国。最后的审判，向哲浚又回到东京工作，我没有参加最后的法庭判决工作 　　 　　我所熟悉的中国同事 　　 　　远东嗣际军事法庭，英文是International Militarv Tribunal for the FarEast，设在东京谷山区的前陆军士官学校，二战的时候这里是陆军省的军部大厦，是军部和参谋本部组成的大本营的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行的审判后来就被称为东京审削法庭审判的对象是被列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小矶国昭、广田弘毅、东乡德茂、梅津美治郎擎二十六名战犯。总法官是澳大利亚人卫勃，法官团还有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共十一个国家组成。 　　当时的日本远东军事法庭采用(法律)的是英美法系。法官无权直接宣判被告是否有罪，在最终作出判决之前，所有的战犯被假设为jnnocent(无罪的意思)，然后由检察官举证，法官再根据证据定罪。东京审判的程序是由总检察长对日本侵略行径作总的陈述，包括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侵略南洋等罪行。总体陈述后，由各个国家的检察官分别提出检举，对战犯进行单独的问讯，再由律师为他们辩护。其中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检控是“重头戏”。东京审判的律师辩护程序没置与审判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不一样，纽伦堡不设律师。而在东京，非但有战犯自己聘请的日本律师为他们辩护，而且为每个日本人指定了一名美国律师(为其辩护)，总共有100多人。这些战犯大都出自资产雄厚的世家，给出庭律师的酬劳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律师都是竭尽全力地为战犯辩护的，相当难对付。整个举证程序结束，最后由合议庭的全体法官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最后的量刑。所以这一个过程相当的漫长，整个东京审判进行了4年。 　　在东京市判中，中国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担任法官的梅(汝�)先生、担任检察官的向(哲浚)先生、担任检察官首席顾问的倪(征噢)先生。我最早接触的是向(哲浚)先生。向先生是学者型的，做人本分，待人诚恳、随和，和国民党一般官僚完全不同。我到了那里(日本东京)，梅先生也接见了我们一次，问了问情况。他和我们几乎没有工作接触，梅先生当时是住在东京的帝国饭店，而我们刚住在六重峻的旅馆里。按远东军事法庭的规定，检察处方面和法官方面不能有密切的接触。我们只是在过年吃饭的时候见过面。担任顾问的倪先生是东吴大学法律系二三十年代的毕业生，也是个严谨的学者。 　　检察处的其他同事还有检察官顾问吴学义、鄂森、桂裕，检察官翻译朱庆儒，大家在一起工作得非常融洽。 　　 　　智斗“土老二”和“板完” 　　 　　在审判中，中国(国民政府)方面重点要检举的人一个是土肥原贤二，一个是坂垣征四郎，还有南京大屠杀的战犯：进攻南京的松井石根和他的参谋长武藤章。 　　土肥原是专门搞特务工作的，能说一口道地的北方话，北京话、东北方言都精通，尤其了解华北地区的形势。对直系、奉系，冯玉祥、吴佩孚的情况，他都清楚。他不需要化装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探访，他经常一个人跑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去刺探情报，在华北、华南到处搞间谍工作，没有人知道他(是日本间谍)，所以他的材料比较难找，他属于“暗刁”(上海方言，阴险、狡诈的意思)。我们在工作中为了保密都用代号称呼他们：把土肥原叫作“土老二”：坂垣叫作“板完”，上海话里这两个词同音，“板完”意思是铁板钉钉、注定完蛋的意思。 　　坂垣的地位比土肥要高，他主管军队的特务机关，两个人勾结起来负责东北和华北的特务工作，中国对这两个(的检举)比较“伤脑筋”，因为他们做的事情都是背后做的，没有具体的证据。最后关头，倪老想出了个办法，中国检察官办公室通过国际检察处，要求盟军总部打开封存的档案材料找证据。 　　日本战败的时候，要烧毁全部的战时文件，结果文件太多，没来得及烧，未烧毁的文件后来就被美国人接管，机要摩的文件全部被封存起来，封存的文件包括御前会议，内阁、陆军省文件，秘密会议文件，关东军与内务部的往来文件等等，数量极大。 　　检察处派了曾在东京留学的吴学义和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的刘子健到秘密档案馆去找，这两个人的日语都很出色。在炎热的夏天，他们两个在档案数量巨大的库房里，不断地摘抄、翻译、分析、作提纲，工作量非常之大。在普通档案中查找投有结果，他俩又要求打开封存的机密军事档案，终于找到两份档案材料。一份是说，土肥原的情报部门向奉天方面(关东军总部)报告：中国南方――华南人士对土肥原和坂垣谈虎色变，大家都非常害怕。我后米听倪先生说，在法庭上，当时为土肥原辩护的美国律师看到举证的材料后马上抗

议，说这份材料和土肥原无关，它说的是一只老虎的事情：中国检察官解释，这份材料说的是，中国人对士肥原非常害怕，就像害怕老虎一样，南方人吓唬小孩子，不让他们哭的时候就说，上肥原来了，小孩子就不哭了。还有一份关于坂垣的材料：原先，坂垣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说，自己当过陆相――日本的陆军部长，他找到了证人，证明在自己当陆相的时候提出尽快停止对华战争，以此证明他并非极力主张侵略中国。后来，我们在档案馆里查到的证据证明，坂垣在当陆相的时候有命令：在华的日本士兵回国后不许谈论在中国所做的事情。为什么禁止呢?因为，每个日本人差不多在中国都杀过人，而且强奸、放火，无恶不作，如果回国说出事实的话，对“至高无上”的天皇军队的名誉是严重损害。这两份档案材料都非常重要，是在举证的最后关头才找到的，否则的话，这两个(战犯)很有可能逃脱，因为没有证据。 　　我出席过庭审，亲眼见过这两人。在法庭上，这些战犯都显得非常老实，一点也不像是杀人刽子手。土肥原非常聪明，他自己不辩护，找证人为他辩护，因为中国方面拿出的他做特务的材料让他挡不住。有证据的(事实)，他赖不掉，而没有证据的(事实)，就让他逃脱了。坂垣有点“憨噱噱”(上海方言，傻的意思)，他要为自己辩护，但他越辩护越是漏洞百出。当时旁听东京审判的日本人都默不作声。 　　我们那个时候每个礼拜开庭五天，两天放假。一般不让随便外出，盟军司令部甚至有命令，外国人的活动区域有严格的控制，甚至不能随便去日本人开的餐馆吃饭。我在当秘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如果发现错误，第二天马上更正，还有就是国际检察处和中嗣检察处的联络，往来文件都是我负责处理。如果没有轮到中国检察处举证的时候，工作还轻松，但在举证的时候就比较忙了，比如准备材料、翻译材料。向哲浚、倪征噢还要准备出庭对战犯进行质问的内容，预先判断辩护律师将如何辩护，以便反驳。当庭质问是关键，因为对某个具体事实的询问，机会只有一次，如果问不出结果，机会就浪费了，所以工作到深更半夜是极平常的。 　　倪征(日奥)当时担任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老那个时候非常紧张，因为他负责和土肥原和坂垣的辩沦，如果他不成功就表明我们中国检察处全部失败了。倪老那时候和我讲，如果不能成功，尤脸面见江东父老。 　　对南京大屠杀的战犯松井石根和他的参谋长武藤章的检举比较顺利。这两个人犯的罪行都有大量的证据，包括国内的、国外的，他们抵赖不掉的。 　　 　　追查“杀人比赛”的凶手 　　 　　在远东国际法庭工作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 　　在中国举证部分结束后，我到文件部门去随意地翻看档案材料。结果在《日日新闻》(报纸)上看到日本士兵在攻打南京的时候进行杀人比赛(的报道)。一个叫向井明敏，一个叫野田毅，一个杀了106人，另一个杀了105个。输掉杀人比赛的那个(日本士兵)是因为杀得太多，刀崩口了，他杀不下去，文章旁边还配了大幅的照片。我当时看到这个非常气愤，都二十世纪了还有这个事情?!我年纪轻，血气方刚，马上要文件部门复制了三份。后来，我告诉倪先生，这材料我印了三份，两份寄往国内，一份留底，当时倪先生是司法部的参事，他主动和国内联系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两个人只是普通十兵，我们估汁他们不会被作为重要战犯关押受审。甚至，国内可能都不知道他俩在中国犯的罪行。后来，我们到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办事处去联系工作，看到了从国内带来的报纸，知道这两个士兵在国内被作为战犯举证起诉，最后被枪毙了，感到他们是罪有应得。 　　东京审判的最终结果我是在国内通过报纸了解到的，26名战犯都被判决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被宣判处以绞刑，中国方面重点检举的四个人全被送上绞刑台，其他发动战争的主要战犯也受到应有的惩罚。后来倪先生、向先生回国后，我们一起聚会过几次，谈到判决的结果，大家还是比较满意，冈为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令人非常遗憾，当时我自东京回国的时候带了两套完整的庭讯记录，为了带这个档案还专门坐船回国，因为坐飞机(的话)，这么大的东西不让带。回国后，一套给东吴法学院，另一套通过向先生带到南京，通过外交部交给司法行政部，结果(这两套珍贵的档案)不知所踪，(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来问我(档案的去向)，我也不知道，真的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