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

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大约是在一年多以前，我读到了这样一本书，书名叫做《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三十多万字的书，而且有着很强的学术性，但是我却爱不释手，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就读完了它。在书中，我看到了很多历史人物，像李鸿章，还有像洪秀全，但是他们的形象却和我们在传统教科书当中所看到的形象完全地不一样。当电视上到处都是康乾盛世的幻景的时候，这本书却在提醒我们，在这些盛世的背后，有着制度性的腐朽和落后，而且我觉得，这本书让我们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会如此地艰难。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我们还会发现大国的兴替，特别是大国的兴衰史，对于中国人也会提出很好的历史智慧。所以在今天的《世纪大讲堂》当中，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袁伟时先生。袁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我想在袁先生正式开始演讲之前，还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袁先生的背景。

袁伟时简历

袁伟时，1931年12月出生在广东省的兴宁，中学的时候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也算是个革命分子，地下工作者，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的一个成员。广州一解放，那个组织就相当于青年团。195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袁伟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习经济，从大学本科一直念到研究生。但毕业后很快发现，经济没有办法研究，所以就转向研究中国近代史，从历史里面寻找智慧。

袁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此外还有很多的著作出版，像《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还包括了《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以及像《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等。出此之外，他还主编过像《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以及《牛虻文丛》等等。

主持人：那么小就参加革命了，按您的话来说是个造反派。一般人可能都觉得无产阶级成分的人才会成为造反派，要么贫下中农，要么是工人阶级，我不知道您原来家庭状况是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袁伟时：我的家庭状况相当好，从小不愁衣食，而且是什么呢，是资产阶级吧，又是大地主。在我家乡，我祖父这个家族，是当地姓袁的最大的家族，也是最大的地主。他建的一座大屋，光是房间一百多间。

主持人：一百多间房，几个人住啊？

袁伟时：没有多少人住。还有三十多个厅堂。我外祖父那个家族，是当地另一大姓?? 姓刘的最大的一个家族。两家后来都向资产阶级转化，所以衣食对我完全不是问题，经济条件较好。我1931年，九一八那一年出生，以后一直在战乱年代生长，所以从小盼望中国富强；加上我很喜欢读书，进而就关心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生活环境推动我去寻找这个秘密。

主持人：这么好的家庭环境，无论是早年作为大地主，还是后来您所说的资产阶级，按理说，即使要探求一个救国救民的道路，想给中国找一条出路，也应该认同的是那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怎么会认同的是共产党的这样一条道路呢？

袁伟时：有一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胡绳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那本书其实是诠释毛泽东的一个结论，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都不行，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这条道路，才是救国救民的一个正确的道路。我最初很相信，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到1992年，当我写出《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在那本书序言里，我又提出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加上几十年的建设，富强、民主依然是奋斗目标。可见道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的另外一本书：《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其中有一篇研究严复思想的文章。我认为1895年严复讲的十三个字，就将中国救国救民的道路说清楚了。他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为什么西方那么发达，而中国说学西方，但是不行，到最后还是给日本打败了，他说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主持人：我想我们就用热烈掌声来欢迎袁伟时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演讲，《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

袁伟时：讲大国兴衰，需要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什么叫大国？

光是从土地和人民来看，中国老早就是大国了。那个俄罗斯土地也很大。美国原来土地不大，十三个州，三百六十万人。英国原来也不大，是个岛国，人口也不算多。究竟标准在哪里？在我看来，所谓大国，不是以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为标准的，它应该是这么几方面，一个是它的制度，有没有一个自我更新能力很强的制度，这个是最根本的。第二个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是居于世界的前列。第三个是生活水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是富裕的。第四个，即使是世界上很富裕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没有影响，那也很难称为大国。这是今晚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究竟这个大国兴衰的关键在哪里？

我认为最好的概括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亚马蒂亚? 森，说过的一句话：“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这句话十分精辟，将一个国家的兴衰的秘密都说清楚了。

刚才我说过，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打破了十多年的沉默，写了五篇文章，震动了中国的知识阶层。里面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习西方那么久，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学，学了三十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被中国人素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原因在哪里？他就说了十三个字，“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一百年后，亚马蒂亚? 森讲的是同样的观点，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了。

我们用世界历史的经验看一看。远的不讲，看一看十七世纪以来三个大国的情况吧。1640年英国革命，这个是一个国家。就在那个时候，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它的版图是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除掉元代以外的最大的。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十七世纪八十年

代，彼得大帝开始执政，励精图治，一直到十八世纪初，结果将一个国际上影响不大，版图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国家，建成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三个国家的兴衰，蕴藏着历史的秘密。

先讲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

首先讲俄罗斯。彼得大帝励精图治，为什么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家呢？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彼得大帝建立的是开明专制，他要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俄罗斯十世纪的时候引进东正教，本来教会可以成为一种牵制专制的力量，但是彼得大帝将东正教的权力剥夺了。他把任命牧首?? 东正教的头的权力拿到自己手上，把东正教变成皇权的侍从，为维护皇权服务的一个机构。于是，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力量牵制朝廷，沙皇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没有民主，人民没有自由，它兴盛不起来。虽然它的某一些方面很发达，十八世纪就创建了俄罗斯科学院，创建了莫斯科大学，给世界贡献了元素周期表等重大的学术成果，但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因为它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

再回过头来看大清帝国。17、18世纪中国有一个机会，吸收全人类的思想文化。利玛窦1882年到澳门，然后进入内地。1601年到达北京，在北京工作十年，1610年逝世。他在这个阶段带领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了很多先进经验，先进的学术文化，包括《几何原本》都翻译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将中国的天文、历算、日历都改革了。但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方学术、文化的传播一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抵制，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浪。说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不怀好心，是想颠覆我们中国的，制造了几次大事件。到了康熙皇帝执政年代，他做出一个决定，所有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除掉留下少数所谓技艺人，即有技术的人可以留下来为我皇帝服务以外，其他人统统送出去。而且留在中国的那些人，可以信教，但是不准传教，也不准回国。这样就将中国和世界文化联系的渠道截断了。那个时候，西方的传教士有过一个计划，将六千本西方的著作翻译过来。那些书已经运到北京，但是这个计划中断了。以后康熙的后人信守祖宗立下来的规矩，一直不肯打开国门，就把国家的生机给掐断了。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保持中国优良传统。其实那个传统就是皇权的专制。

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非制度性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里面有很多瑰宝。另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基本架构是以三纲为骨干的。整个中华法系就是建立在这个架构基础上。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的自由是受到压制的。压制到怎么个程度呢？一个家庭里面，只要父母、祖父母在，是不准分家的，分家是犯法的，要坐牢的。十九世纪输入中国最大宗的商品，除了鸦片就是纺织品。那些民间的资本要发展，看准这是赚钱的好机会，就要办纺织厂，但是不行。八十年代李鸿章提出来要办纺织厂，就在上海筹办。他就申请朝廷批准，他说我办这个厂要求专利。所谓专利，不是他发明了什么东西，而是说我办了以后，谁也不准再办，卡死了。官僚垄断，经济当然发展不起来。中国为什么穷，为什么经济不发达，不能成为大国，首先由于没有经济自由。

那英国呢，它从1215年颁布《大宪章》开始，一直下来就探索实行议会制度，实行法治制度那样一个道路。最初很不完善，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它慢慢慢慢完善了。同时它有封建制度，那些封建主对国王的权力是牵制的，再加上教会的牵制，所以有什么事，它不能不开会讨论，民主制度就从贵族民主慢慢发展下来，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终于到二十世纪变成大众民主。法治制度也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后来慢慢上升为一个世界一流国家。

不同文化传统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一条是不能含糊的：大国兴衰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

再来看苏联的历史经验。苏联七十一年，表面上很发达，但是最后垮下来了，真相大白于天下，不过是纸老虎！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自由的基础是财产权，在苏联这个财产权是剥夺了的；同时公民的各种自由是需要有政权保证的，需要有法治的保证。苏联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制度。

大清帝国同样没有这样的制度。大清帝国承认私有制，但是他没有从法治方面去保证你这个财产是可以充分利用的，你这个自由可以充分发挥的，不行！不准你办企业，那你这个自由就等于剥夺了一半。其他自由更不用说了，法律也不保障这些自由，就变为官僚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清代的贪污是非常突出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究竟妨碍中国上升成为一流的大国，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大国，障碍在哪里？我想有三个障碍：

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清代为什么会一再出错呢？它不好好去学习西方，学点皮毛。它那个指导思想就是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道德文化是世界最好的，这个不能动。那我们只要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整个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什么都不用变。结果呢，完了，不能兴盛。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步的。但是日本，它在制度方面学西方，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学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开始到大学全套搬过来，请外国教师，建立西方式的教育，一下子培养一大批人。中国不行，中国一直拖延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捧着那几本《四书》《五经》在那里拼命念。我不知道现在这些人，要提倡读经有没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那个《四书》《五经》将中国害惨了。那种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动不动就说要跟外国对抗，不要学习外国的人，其实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要么就是无知、是愚蠢，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这是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什么东西？抽象地讲劳苦大众或平民的利益，空想的利益，常常是利用平民的偏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俄鼓吹无产阶级应该掌握一切，工农兵应该掌握政权，一切应该公有。这些思想影响到中国，包括蔡元培在内都高呼劳工神圣。

应该关心工农，但是很多所谓关心工农，其实是民粹主义的想法。一些人提出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很多人都愿意接受。这个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按照经济发展来看，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道路。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一方面要维护低层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另外一方面，要扎扎实实按照市场的法则来发展经济，将农业也变为产业，也变为商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根本摆脱贫困。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先生，他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他说，不要再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剥削与被剥削对立关系上去考虑问题，其实人人都有资本，有掌握资金的资本家，也有人力资本家。每个成年人都是人力资本家。你这个人力，究竟值多少钱，要通过市场来检验。提出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很值得注意。它鼓励中国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素质，敢于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人都能够表现自己才能，整个经济才有活力，国家才能够发展起来。

第三个危险是极端思潮。要反对极端。现在我们所有历史书一讲起辛亥革命前的历史，就有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里面所说的内容，都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正确的，批判了以梁启超他们为代表的改良派的错误观点。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确的是那些改良派。比如革命派提

出来应该实行土地国有，行吗？有人试过，苏联试过，土地国有，搞集体化，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八百万苏联农民饿死。中国比苏联更彻底，搞人民公社。好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下来，多少人饿死呢？各种估计从2000多万到4000、5000万，这个就很极端了。你说是谁正确？新文化运动讲得很清楚，中国应该保障公民的自由，实行民主、宪政，提倡理性。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就不赞成这一套。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是它的两个口号。但军阀打倒了，中国还是没有自由。得到的是什么呢？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教育方面是党化教育，搞得一塌糊涂。

那么一些极端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再重复了。光靠革命暴力的手段不解决问题，正确的道路是将目光紧紧盯住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将制度的建设，制度的改造放在首位；而且这个目标是逐步实现的。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但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就能实现这个目标。年轻人要学会理性地看问题，不要走极端，这个是我的忠告。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袁伟时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刚才听您演讲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记得在一年多以前的时候，有两位学者曾经到中南海给政治局的常委讲过课，题目呢好像叫做《十五世纪以来世界大国的历史发展的思考》。我觉得这个题目所涉及的内容，其实和您应该是非常相似的，但我也记得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和您好像不太一样。好像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他说他认为国家要想强盛，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第一个前提，其次第二就是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重商主义，这是主要方式，第三还提出了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种模式，我感觉他所总结出来的这三点，其实就是在提倡一种中央的、大一统的集权的方式。那么对于这种观点，其实和您是完全相背道而驰的，我不知道您怎么样来评价。

袁伟时：这些先生，好像都是研究世界史的，那他们的知识应该讲比我强。他们讲的在史料各个方面，能够提供一些东西给大家思考，我认为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整个世界历史他罗列下来了，关键在哪里没有回答。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苏联道路，从俄罗斯到苏联，那是一个极端痛苦的人类经验记忆。这个很重要，很关键。特别对中国来讲，这是必须面对的不能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俄罗斯看着强大，结果不行。为什么苏联号称超级大国之一，一下子就垮下去。关键在哪里？他们的讲课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回答是不行的。就是说国家建立起来，作用在哪里？胡适讲过一句话，首先解救你自己。你想救国的话，先救你自己。救自己是什么意思？你从奴隶状态走出来，做一个现代公民，敢于独立思考的，对任何问题都敢于独立思考的那样一个现代公民。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所谓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这样一个公民。这个对国家的兴盛非常重要。因为从俄罗斯来讲也好，中国也好，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迷信领袖。他也是人，你也是人，为什么不能独立地思考一下他的成就，他的缺点在哪里。政治家或者政客，不是神。我想那几个人给中央政治局的讲课就回避了这个问题。回避了一个国家兴衰在于公民的自由度大小这个关键问题。公民自由度大小，还需要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各方面的保证，整个文化气氛要改变，这个很重要。

主持人：我还是想再问一句，这个人的自由的制度，是不是国家兴衰的唯一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看英国的话，按您所说，它的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其实是在逐渐完善的，但是它衰落了。而且如果我们看，在二战之后，印巴独立之后，其实他们传承了英国的制度，按理来说实行的是民主的制度，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它们成为超级的大国。那么今天美国可能是有着自由民主的制度，谁又能够保证这种制度在未来会让它继续保持这种地位？特别是在亚洲，像韩国，台湾，包括新加坡，他们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应该说还是相对专制的。那么这个专制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是不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袁伟时：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自由是不是唯一关键。第二个就说专制的作用，专制在腾飞过程里面的作用。我分别来说这个问题。

自由是不是唯一的关键？这里面就说到英国的问题。英国为什么后来衰落了呢？一方面，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以后，它人口少地也少，那它本身发展起来就只能到那样一个程度，这个是一个方面。刚才我讲民粹主义的时候忘掉讲一个问题：要敢于摆脱福利国家的包袱。英国病就是吃民粹主义的亏。它学苏联搞公有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执政，一下子就将很多大工业国有化了，同时福利水平很高，结果就背上大包袱。全世界的国有工厂基本上都办不好的，办得好的是个别例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家郑观应就提出来了，凡是官办的企业都办不好的，私人企业他自己就会精益求精，因为利益决定了。

所以从民粹主义观点来看，国有资产流失，罪名很大，最近郎咸平就大张旗鼓讨伐。国有资产流失，首先要弄清是不是真正流失；其次，要从对整个社会发展是否有利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我举几个例子。

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到七十年代跟中国的“洋务运动”一样，碰到一个问题，官办企业亏本，财政负担不了。好，它就卖。当时很多人反对，但它就坚决卖。比如说三菱、三井，到现在还存在的大财团，政府将所有的国有轮船都卖给它，低价的卖给它，而且卖了以后还继续给各种优惠条件，结果它财政没有负担了，而且反过来有税收了。这是一个。

东德又是一个例子。东德垮台以后，怎么样处理那些国有工厂呢？有些工厂一马克卖掉，条件就是你继续经营。那这个有什么不好呢？维持很多人就业，可以继续给国家提供税收。所以这个所谓公有、私有、国有财产的争议，不能忘掉一个前提：一个人的财富超过一定限度以后，超过部分对他和他的家族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部分实际是社会资金。这个社会资金究竟是交给官僚去管理呢，还是交给聪明的职业经纪人去管理，哪一个对整个社会发展更有利？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英国为什么衰落？一个是办国有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民粹观点，福利制度太高了。结果呢，这一类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一半左右归政府支配，人的积极性就不知到哪里去了。但是英国它自己觉醒了，保守党逐步将公有的企业私有化，削减福利，特别到了撒切尔夫人这一代，大刀阔斧改革，英国的经济重新恢复活力。

英国有个儿子美国。它的整个制度搬到那边去了，而且有所发展。美国继承了英国制度的优秀方面，又避免了过多的民粹的东西，福利相对说来比较少。到现在为止，它的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是由政府支配的，美国的经济就非常有活力。所以我认为不能讲英国那条路不对，一个关键，还是在自由不自由，保障自由的法治制度。因为法治、宪政都是围绕个人自由来转的。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一个国家需要一个专制阶段才能够把经济发展起来。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还原为怎么样保持社会稳定。有两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办法：一个是用民主与法治的办法，这样的社会稳定最可靠，可以长治久安。另一个是有些国家实行的专制的办法，对恢复国家的秩序，作为一个临时措施，会有它的作用，会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在高压态势下，各种矛盾在积累和激化，终有一天要爆发。所以不能一般地肯定它，要看到它的负面的东西。比如南朝鲜，因为官员权利权力太大，官商勾结，后来就经不起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重新要付出很大代价。所有歌颂开明专制，什么专制必要论，那些论点都是错误的。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如果你不是政客的话，就要为整个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考虑，及时地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要及时地改进民主

制度。说扩大自由、实行民主是会带来社会混乱，是没有根据的。好多国家都是这样，它实施民主制度，它没有造成混乱嘛。

主持人：谢谢！

提问：袁教授好，主持人好。前一段时间我看了柏扬先生的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一个酱缸，所有投身的中国人，都不可避免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然后我想请问一下，中国从近代一直学习西方，然后学马列主义，所有的路好像都学得不太像，所有的路好像都走得不太顺。您觉得这是不是受到中国这种民族特性的影响，有这个因素，您对此有什么评价？谢谢。

袁伟时：任何国家的传统文化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弱点。我对儒家文化是这样看，一方面来讲，它有它的好的地方，今天不讲它的好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制度确确实实是儒家文化的制度化，所以中华法制就是礼法体系，不是一个法治的传统。而是将中国儒家的所谓礼制，就是以“三纲”为基础的那个制度贯彻到法律里面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确实一贯是做惯臣民，就是皇帝的奴仆，权威的奴仆，没有真正地转化为现代公民。他这本书和他演讲里面讲的反思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他揭露我们的一些弱点，我们应该敢于面对。这不等于中国人没有他的优点。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劣等民族，只有劣等的制度。中国人所以会走得那么不顺，是我们过去的制度选择上有问题。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制度选择上会有问题？那就跟中国传统上都强调大一统，没有多元的声音，没有产生出多元的力量来牵制那些专制的统治者有关系。假如有多元的力量充分抗衡、牵制，而且有充分的自由讨论，我相信中国的路会走得比较顺。

主持人：谢谢袁先生。最后呢想请您用一句话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袁伟时：每一个人中国人都要为自由、民主、法治贡献自己的力量。

主持人：谢谢袁伟时先生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演讲。我想从世界各个大国的历史兴衰的经验当中，我们的确应该发现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已经成为了今天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我想如果我们心中真的认同这一点，那么总会有一天，像罗斯福他曾经说过的，四大自由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而且我想它也一定会伴随着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再次感谢袁先生，也感谢我们在座的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支持作者：资中筠

最近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频道连续放映十二集系列片，题为“大国崛起”（以下简称“记录片”），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因而一再重播，可谓“热播”。两年前，几位主创人员向陈乐民和我就这一创意征求意见。坦率地说，我们在对他们的雄心壮志表示钦佩的同时，不无保留和担心。首先对“崛起”一词有异议，更主要是担心是否会重复“船坚炮利”、“开疆拓土”的传统诠释思路，或者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而对当前把“崛起”挂在嘴边的国人产生误导。如今这部片子终于问世，值得欣喜的是，总体而言，历史的主线在其中得到了相对客观的、综合的表述，脉络清晰，对“软实力”的重要性也给予了一定的关照，在我国媒体目前的处境下，已属难能可贵。有许多珍贵的镜头，精彩的表述，无法一一列举。遗憾和缺陷当然是有的，估计大半不是由于创作者的

不知和不能，而是形格势禁，只能有所不为。

大国兴衰是一个说不完的题目。本文不是对这部记录片的评论，而是借此由头抒发一些感想。人类从蛮荒进入文明有文字记载的不过几千年，而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就是这些大国相继兴起的五百年。这几个国家各领风骚或长或短，其所以有资格作为“大国”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不在于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事实上所谓“大国”，不少是小国），而在其有所创新，成就大事业，对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每个国家兴起的过程各有自己的特色，但也有共性，要之，都不是事先设计好，而是顺应发展需要自然形成的。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以荷兰为例：荷兰应算蕞尔小国，而且地势低于海拔，得天并不算厚，其有利条件就是有海港，可以，也只能以贸易求生存。它的始发优势在于自由、平等、开放，特别是务实精神，最少虚荣的包袱。它是当时欧洲思想最自由，对各种宗教信仰最宽容的国家，因而吸引了各方人才。它从实际出发，顺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不经意中商业文化高度发达，有诸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创新。例如别出心裁地发起全民集资办企业，是为股份制之滥觞；为代替分红发行证券，出现证券交易所，早于纽约一百年；又因势利导建立信贷业，为银行的雏形，早于英国一百年；它先有村民和社区自治，后有统一的王国，因而有最成熟的市民社会，最少森严的等级。证据之一是，作为其艺术特长的油画，不画神、不画王公贵族，而多画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这一点即使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也属少见。我们看到那时的欧洲油画多半是拟人化的神，或是宫廷贵族肖像，而荷兰画以自然风景见长，人物则健壮的农人、农妇、胖乎乎的厨娘都是主角。当然作为航海国家，造船业也有独到之处，其独特的造型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为了多装快跑。总之荷兰之强盛似乎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并非是先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做出英明的规划和决策，然后成其霸业。

英国的历史就更加丰富。人皆知其曾为“日不落帝国”，实际上这一颠峰期只存在了不到一百年，而奠定现代英国的基础的《大宪章》，远在13世纪就已制定，贯穿其中的原则精神引领英国八百年，直到今天。毋庸赘言，它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那位跨越16-17世纪，领导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奠定英帝国霸业基础的伊丽莎白一世，正是由于恪守《大宪章》“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的原则，没有滥用自己权力和威望，使英国得以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繁荣昌盛。再传至查理一世，也正是由于反其道而行，企图越过宪章，扩大君权，实行专制，结果招来动荡和革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以暴易暴，掌权后更加独裁，结果也被推翻。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又回到《大宪章》的轨道，确立了几百年国内的长治久安。这段历史说明君权民授和法治精神已深入英国人心，形式上有一个国王，实质上决不能容忍任何专制。于是在这片国土上适时地产生了培根、洛克、牛顿、瓦特、亚当·斯密、凯恩斯、„„一连串光照世界文明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和创新。

17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思想家辈出，宗教革命、启蒙、理性、逻辑学、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响彻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这些耀眼的珍珠缀成的链条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闪光。作为国家的盛衰，法国和德国各有其曲折道路。路易十四的法国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差不多同时臻于鼎盛，但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没有留下一种类似《大宪章》那样限制君权的机制，还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几经反复，才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制度，以《拿破仑法典》为保证。不过法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从路易十四时期就已达到高峰。法语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力无与伦比，几百年中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都以法语流利为文化修养的标志，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法语一直是国际活动主要语言，以后才逐渐为英语（美语）所代替。记录片最后一集给巴黎“先贤祠”以特写镜头，是画龙点睛之笔。先贤祠的正门上铭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形象地表现了法国以文化傲世的特点。

对于德国作为后来者，记录片点出它的教育兴国，是抓住了核心。德国的高等教育有诸多创

新，曾为世界的榜样，对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都有影响。而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造就了素质极高的国民。除了众所周知的知识精英在哲学思想、文学音乐方面的贡献外，普通公民的敬业自律、劳动者的技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为世界之首，因此“德国制造”本身曾一度成为工业品的世界品牌。

事实上欧洲文明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尊重思想文化的特点，代表国家骄傲的多是文化人而不是王公大臣：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丹麦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格里格„„更不用说意大利、奥地利的人文荟萃了。记录片最后一集有一段旁白可圈可点：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近代欧洲发轫于13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但丁的《神曲》为标志，之后一段时期群星灿烂。这套记录片没有给意大利一席之地是不小的缺失。从文明史的角度，如果有一集把欧洲作为整体而不是国别来叙述，应该从意大利开始，可能弥此不足。

社会福利的创新

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和成熟的过程。《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兴起中的革命作用和资本的威力有非常精彩的描述。资本主义以空前的效率促进科技进步，创建丰裕社会，同时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宣言》指出，这种社会矛盾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且马克思还曾预言这一革命将在英国发生。但是历史没有实现这一预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欧美国家都及时进行了改良，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新名词叫“社会创新”。

英国是社会创新的先驱，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1601年颁布了统称《伊丽莎白法规》的济贫法，是为政府用法律调剂贫富之始（事实上英国第一部济贫法出台是在1388年，不过范围甚小，此处暂不论）。到工业革命之后，两级分化进一步加剧，特别表现在城市条件恶化，英国最严重，同时又是城市改革的先驱。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这一变化发生的半个世纪正是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在恩格斯的名著首发近百年后，就在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1942-43年间，英国又出现了全面社会保障的“贝弗利奇计划”。这一计划尚未经国会通过就在国内发行50万份，大受欢迎，宣传部门印成小册子发给前线士兵，以鼓舞士气，让他们知道是在为怎样的生活而战。战争结束后，各政党都以这一计划为为竞选的号召。1945年工党当选执政，第一批措施就是根据这一计划，通过一系列有关法律，付诸实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英国不论在帝国盛时，还是在危急存亡之秋，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条件的努力一直延续不断。

其他国家或先或后都建立了缓和矛盾、照顾弱势群体的各种制度，并根据各国国情百花齐放，逐步完善。事实上，人民福利也是各大国互相竞争的一个领域。俾士麦时期的德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各项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法国强调民间互济，政府为辅。英国在半个世纪中在改善福利过程中一直以德国为竞争对象。美国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落后于欧洲，以德、英为榜样急起直追，到罗斯福“新政”时确立了美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停止向欧洲学习。如果从中找出共性来，那就是，“大国”之为“大国”，其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也须得到保障，并一般优于同时期的他国。当然，这种社会创新并非都出自统治集团的自觉，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大众媒体的批判和监督、各种改良和革命理论——费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形成推动改革的综合力量。思想界的百花齐放从人文、哲学走向更实际的社会科学也是时代的需要。没有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全民的最低福利保障，作为现代化的“大国”是难以为继的。

至于高水平的福利又带来新问题，也难以为继，这是另一课题，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何必讳言民主自由？

见到本片的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竭力表白主要不是民主的问题。《南方周末》的采访稿特意把“主要不是民主”作为小标题。这令我有点滑稽感。民主何罪，民主何害？为什么要这样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些国家强盛之路难道与民主无关，还是专制独裁的产物？诚然，民主决非充足条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从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美国制宪会议到法国大革命，难道不是确立民主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是从神权走向人权，从专制走向民主（君主立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等级特权走向平等法治的历史。这一切不仅是少数精英的觉悟，而且成为全体公民的共识，也就是全民从蒙昧走向启蒙的过程。这是一段渐进的、漫长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各国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但又有其不可逾越的普遍规律，以及作为现代人的普适价值。当然不是只要有了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就万事大吉。德国希特勒被选上台常被那些贬抑民主选举制者作为反面例证。诚然，希特勒是通过选举执政的，但是一旦上台，他和他的纳粹党就把法治民主撇在一边，奉行极端的集权独裁，以残酷手段压制各种理性的呼声，煽动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之作为灾难的象征，难道不是对内残酷的集权专制？德意志民族的悲剧总不能算在民主头上吧？本片中有一个镜头重复两次，即著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威辛犹太人墓前历史性的一跪，旁白是：“勃兰特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一个能够这样彻底反省的民族，正说明它还有从宗教革命以来与欧洲文明发展轨迹相吻合的传统，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信，因而也是有前途的。

再以俄罗斯彼得一世为例，这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大帝。他目光如炬，为了俄罗斯的现代化，义无反顾地向西欧学习，不惜微服游学，亲自以学徒身份从工匠做起，这样的胸襟和虚怀可谓亘古一人，对俄罗斯的强盛功不可没。但是他唯独没有学来的是宪政、法治和民主的精髓。他求胜心切，企图借助绝对君权，用专制高压手段，以一己之力把俄罗斯强行推入现代社会，既不设法从其他王公大臣中取得部分支持，也没有触动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他的先进思想并没有成为俄国人的共识。表面上似乎效率很高，结果欲速则不达，连自己的儿子都未能说服。在其身后，许多措施人亡政息，俄罗斯又走了一大段弯路。从沙俄到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版图几经变化，仍不失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真正“大国”。但是其现代化的道路崎岖多难，少渐变而多突变。彼得大帝未能着手改变的专制基因，成为俄国前进道路上沉重的包袱，历经多次历史变革，乃至天翻地覆的暴力革命，仍难触动。

窃以为，记录片以荷兰和英国三集最为精彩，其他各集也各有所长。相对而言，俄罗斯下集有关苏联部分有诸多败笔，甚至具有误导性。首先把美国罗斯福“新政”与苏联计划经济相提并论，大谬而不然，二者本质上不同，这里不再赘言。片中提到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人们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一个极短时期内确有此现象。但是紧接着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以自由平等为理想的进步人士希望幻灭。对此，我国通常的称谓是“肃反扩大化”，那是委婉语。实际上决不是“扩大”问题，而是方向问题、制度的本质问题。所“肃”者极少是真“反革命”，而是革命元老、知识精英、民族精华，而且此后高压和清洗成为经常性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断地摧残民族元气。诚然，最后战胜了法西斯侵略，是苏联人民的光荣业绩，这是以千百万红军的英勇牺牲和百姓的苦难为代价的。如果当初苏共大批精英以及包括图哈切夫元帅在内的大批优秀将领都未遭清洗，如果至少领导层还有正常议事的民主生活，苏联人民是否一定会遭此浩劫，反侵略战争开始时是否会那么被动，牺牲必须那么惨重吗？这段极具警世意义的历史在记录片中完全不见。除了这一重要的缺失外，还给人印象，似乎严密的计划经济、以残酷手段镇压和剥夺农民、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重工业，都是不得已的，要大炮只能不要黄油，甚至这些都是后来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条件。当然“误导”决不会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只是重点的取舍，客观上就会造成某种印象。

我不知道，是否点出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片子就会遭到“枪毙”。作为旁观者，不体会其

中甘苦，可能落“站着说话不腰疼”之讥。其实我能够理解主创者的苦衷，从一开始就兢兢然、惴惴然，唯恐通不过审查，一再“自律”。例如关于英国的两集中有关洛克的内容、美国独立的口号“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十项权利法案的产生过程„„诸如此类精彩片断都割爱了。为了争取播出，其情可悯，其境可叹，不应加以苛求。

“兴”与“衰”的标准

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它们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不仅统治者如此，许多真诚信奉人道主义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劣等民族（或种族）”不配享受“文明”国人所享受的权利。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政策，种族主义达到登峰造极，却也因此随着纳粹主义的灭亡而臭名昭著。二战结束后，种族平等、民族平等的观念确立为国际准则，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到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从此，不论个人潜意识还有多少残余，公开宣扬种族主义在文明世界已无法立足。今日的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是在新的平台上以另一种游戏规则进行。

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从这些大国的历史来看，以竭尽本国人力、物力，剥夺本国人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穷兵黩武进行侵略扩张，尽管“船坚炮利”，只可得逞于一时，最终必一败涂地；而凡能继续立足的，本国人在国内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条件。如荷兰和英国，迫于历史潮流，退出殖民地，版图大大缩水，从“霸业”角度看是“衰落”，但降为“二等”国，退居本土，照样繁荣发达，仍不失为乐土。现在欧洲国家创立了“欧盟”这样一种国家关系的新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又成为一种推动历史的制度创新，还言之过早，但至少是历史发展到某种阶段的新的尝试。美国现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自以为“替天行道”，牛气冲天。能否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收缩，退居正常国家，尚待今后美国人的智慧。总之，从以人为本出发，以广大人民的福祉为标尺，“大国”排行榜的名次只能表现暂时的兴衰。例如北欧诸小国，廉政、福利都居世界前茅，小小芬兰教育高度发达，且国家全包，这不也是一种排行法？

是兴奋剂还是清醒剂？

此片一出，在国内外都引起某种躁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为自己“崛起”为下一个“大国”作准备。《纽约时报》有一篇专稿，题为“腼腆的巨人不再故作谦虚”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说现在中国不再否认企图很快成为这样的“大国”了，要放弃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了——“韬光养晦”的英译文再翻回中文就是“藏起野心，掩饰利爪”（！）。通篇文章内容无甚新意，无非是列举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一些举措，暗示或明示“中国威胁论”。外人愿意如何评论，是他们的事；国人的心态和反应才是重要的。我没有做过调查，无法做出科学的评估。只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隐约感到在某些人中有一股虚骄之气，与国外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的夸大偏颇之论相呼应，似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中心的大国已经在望。在这种背景下，当前这部片子可能起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兴奋剂加强了这种躁动的心态；一是作为清醒剂，启发国人深思文明发展的规律，从而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前面道路崎岖而修远。我希望是后者。

我更希望的是，本片的观众先不忙着联系自己。多年前，在本人主持《美国研究》时就曾一再强调，以客观、全面、深入弄清楚美国为宗旨，切莫轻言与中国“比较研究”，因为这种比较只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而且一联系自己，就容易主观，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国情进行取舍。例如前面提到有些关键内容因怕触犯我国当前“敏感”话题而回避。其实自己想不想要是一回事，不能因此不承认人家有此传家宝。且慢联系自己，不是永远不要反思，而是避免急功近利。中国人需要了解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的历史，过去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这点再强调也不为过。尽管有关世界历史的书籍，包括国别史，林林总总，但是耐心仔细阅读者日少。通用的教科书往往观点陈旧，取材偏颇，而且常有不少误导，亟待改进。这部记录片，借助大众视觉传媒来表现15世纪以来先后在世界上称雄的九个国家兴盛的历史。跨越五百年，覆盖两

半球，可谓波澜壮阔，的是壮举，也是创举。本文前面虽有一些求全之责，总体上还是认为值得大力肯定。它提供了新的视角，至少比传统的教科书有许多突破，单是普及知识就起到书籍所不能起的作用。如果进而启发出一批历史爱好者，以此为契机，就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作进一步学习探讨，那就功劳更大。再要强加于它过于沉重、似是而非的使命，就是多余的了。

大国兴衰的历史比较------黄仁伟研究员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作者：毛毛桐 2007-10-21 20:47:46

标签： 报刊撷英

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居于霸权地位的大国只有英国和美国。真正后来居上并取代老霸权国家、形成并保持新的世界体系的只有美国。先后崛起并挑战现存霸权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它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并且都在崛起过程中失败。二次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至今仍未有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成功经验。以经济全球化作为主要背景的大国崛起，在历史上更是没有先例可循。虽然中国走的是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但是需要借鉴以往后起大国的经验教训。

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在两次大战中都成为英国的主要盟友。美国不是推翻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

美国崛起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界标，在此前50年美国集中解决国内的统一和制度问题，并且在经济总量上接近头号强国英国；在此后50年美国越来越深刻地卷入两洋战略，并开始主导国际体系的建设。以二次大战为标志，美国完成崛起的过程，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

美国崛起的成功首先在于它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充分的经济要素。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可以直接获得当时最发达的西欧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大规模流入。美国获得广大西部疆域后，其国内自然资源可以充分供应并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使它在崛起过程中不会因为资源短缺而中断经济增长。美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中后期的两次技术革命的主要发源地，这使美国的生产力和企业管理制度处于不间断的创新过程，在核心竞争力上很快超过欧洲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获得了对欧洲的巨大债券和战争赔偿，实现了世界范围的财富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从而奠定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安全环境和国际条件。东西两岸的两洋隔绝使美国可免于卷入欧亚大陆的战争和冲突，也使当时的霸权国家如英、法派遣远征军到北美的成本极高；即使发生与欧洲宗主国的战争，获胜的有利因素多在美国一边。美国周边不存在强国作为邻国，南北的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弱于美国，使其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以很低的成本换来极大的空间，广大的西部边疆成为转移东部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在观察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对国际体系因素应予以高度重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在两次大战中都成为英国的主要盟友。美国不是推翻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相反，德国和日本却充当了对英国霸权的挑战者，这不仅导致德、日崛起的失败，而且掩盖了美国崛起的巨大后果。在美国上升为新霸权国家的同时，构建了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理念，如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和创立联合国体系，使美国的新霸权比英国的霸权更具有吸引力。

不可回避的是导致美国成功崛起的制度因素。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西方国家中

是比较彻底和典型的，几乎没有封建主义的制度残余。从进步主义到罗斯福新政使美国摆脱了传统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避免了美国成为另一个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美国的企业创新制度使美国形成一大批最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构成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形成完整的思想库体系，使其在崛起过程中获得充分的战略思想来源。这些制度优势使美国的崛起具有较长时间的可持续性，从而积累了更雄厚的实力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崛起是美国内外各种有利要素结合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美国作为唯一成功的崛起大国，其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不能效法的，而且时代背景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素是：国土幅员广大，国内市场潜力深厚，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制度改革和创新是崛起的内在动因，避免旧体制可能造成的崛起中断；尽可能减少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对抗，确保周边环境的稳定，以此构造崛起的外部环境。

德、日崛起失败的教训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成为欧洲和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并对英国及其他老牌强国构成严重威胁。它们的迅速崛起必然遇到现存霸权国家和整个国际体系的压制，形成不可避免的生死对抗，最终导致其崛起进程的中断和失败。尽管二次大战以后，德、日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再崛起，但是始终不能成为完全的世界大国。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每个后起大国认真吸取。

战争是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本手段。德国和日本都通过一系列战争完成其原始积累，并确立其强国地位。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实现统一，同时获得土地割让和巨额赔款。日本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获得巨大的财富资源和殖民地。这些战争不仅奠定了德、日崛起的基础，而且大大刺激了两国扩张的欲望，两国决策者都制定了征服欧洲或亚洲、直至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一旦走上扩张争霸的道路，战争机器就不会停止转动。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就把德国的“大陆战略”改为“海洋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同大英帝国展开争夺。德国由此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日本在占领中国大陆大片土地后，也迫不及待地转向进攻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走上与英美全面对抗的道路。由战争起家、又由战争而陷入灭亡，这是德、日崛起又失败的主要轨迹。

经济资源不足，配置手段的军事化，使战前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崛起难以为继。德国和日本在崛起初期都曾获得大量的先进技术，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在短期内迅速成为经济强国。但是在世界市场被殖民体系所分割，国际资源实际上被各国国界所封闭的条件下，德、日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同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的尖锐矛盾。在世界殖民体系基本确立的条件下，诉诸战争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就成为其主要目标。就这一点而言，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发展，后起大国无法以和平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转向非和平手段，以军事优势弥补其经济优势的不足，采取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发展模式，从而在长期的战略对抗中丧失其持续发展的潜力。这就成为他们崛起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制度上，战前德国和日本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基本上没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德国先是保留皇权强大的君主制，后是实行绝对独裁的法西斯专制。日本则实行神化的天皇绝对君权和武士道为基础的军国主义体制。这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德、日把扩张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导致崛起失败的致命缺陷。这种制度缺陷又同德、日当时存在着的狂热民族主义思潮结合。这种制度和文化都使两国的崛起变得极为野蛮残酷，当然就不能被各国所接受。

二次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成为前三位的世界经济强国，实现其再崛起的部分战略目标。但是，战后德、日的再崛起始终是不完整的，第一次崛起的失败阴影始终笼罩着它们再崛起的路径和前景。美国作为第一强国和现存霸权，将长期保持对德、日的战略控制。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

前苏联解体的悲剧

苏联崛起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拖垮了。 前苏联的崛起有其成功的部分，在十月革命后30年间，苏联在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等方面超常发展，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为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其中不乏成功经验值得学习，但是在苏联崛起的过程中就隐含着其失败的基本因素。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国内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方式，处理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关系、现存霸权与后起大国的竞争以及崛起过程中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问题上没有先例可循，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甚至致命错误。这些问题和错误的长期全面积累，使其国内发展和国际战略都陷入绝境，导致最后解体和全面崩溃。苏联崛起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拖垮了。

苏联崛起首先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二次大战期间的成功。苏联在20-30年代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发展目标，国民经济总量一下子跃居世界前列。而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苏联承受二次大战的最困难时期提供了动员能力和物质保证。由于苏联的巨大成功，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是追随苏联模式，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提供了条件和空间。

苏联作为幅员广大、资源丰富的大国，本身具备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潜在优势。而且它的周边也没有强国威胁，使之可能形成一批“卫星国”组成的“安全地带”。正是这些崛起的优势掩盖了苏联崛起过程中的致命问题，使它的崛起在1960年代以后就陷入停滞，1980年代以后就出现综合危机，导致上世纪90年代的崩溃。

苏联崛起过程始终不能摆脱其内在的根本缺陷即高度集权的、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和经济活动的低效率长期得不到解决。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使国民经济的总量迅速膨胀，但是在长时期内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和质量问题。而国民经济活动长期与战争或准战争状态结合，形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即与军事相关的科技和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和不足。这种经济体制和个人迷信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不仅造成苏联内部的政治僵化和经济停滞，而且使整个苏东集团与世界市场处于割裂状态，难以从西方获得技术和资金，国际竞争力日趋下降。

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始起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对兄弟党的革命援助。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这种政策的长期化，就转变为“输出革命”、控制卫星国直到在全球范围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实际上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势力范围。由于长期处于军备竞赛状态，使国民经济资源无限制地投入战略武器储备和太空军事化，苏联的洲际导弹数量曾达到6000枚，是美国的两倍之多，可以毁灭世界几十次。这种疯狂的军备竞赛最后拖垮了苏联，酿成国力枯竭以至经济崩溃。可见，世界大战并不能打垮幅员广大、资源高度集中的苏联，但是错误的国际战略却可以使苏联走上绝境。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苏联崛起的内部桎梏，它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经济活力，使崛起过程越来越缺乏持久的内在动因。在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政策和肃反扩大化的长期阴影之下，苏联长期实行专制的极权政治，党内清洗不断，大批人才被残酷镇压。缺乏民主和科学决策，造成苏联的一系列战略失误。由于党的特权阶层长期脱离人民，相互包庇利用，形成党内利益集团，从根本上瓦解了苏联党和国家的社会基础。这些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推动苏联解体、并且把国有经济窃为己有的政治力量。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内造成各民族的离心倾向，对外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卫星国”反叛。苏联解体就是始自加盟共和国脱离联盟。可见，在长期僵化、脱离人民的政治体制下，一个大国即使不发生战争等外来破坏，也是无法实现和平崛起的。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俄罗斯）崛起的中断和失败。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也是俄罗斯历史的悲剧。尽管如此，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潜在条件仍然存在。在一定的国际条件下，经过较长时期的内部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是可能的。如同二战后的德、日，俄罗斯的再崛起不会是前苏联帝国的重复。

从前苏联崛起失败的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深刻教训：一是无论国内资源如何丰富，一旦实行与经济全球化相脱离的封闭经济体制，其国民经济就必然失去活力和竞争力，经济增长就难以均衡持续。因此，开放和竞争是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二是国内制度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保证和平发展的两个轮子。三是国际战略的正确和适当定位，无论出于什么良好的动机，一旦走上争夺世界霸权、挑战国际体系的道路，就很难再回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因此，“和平发展”是个广泛而多层次的概念，并不是与狭义的“战争崛起”相对应的“和平发展”，而是指是否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急于打破现存国际体系，即使实现了一定阶段的崛起目标，也可能前功尽弃。

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

中国必须摈弃近代以来后起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走出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起大国和平发展之路。

根据对美国、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各自崛起过程的成败分析，我们对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认识：

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实行市场开放战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各种资源，全面提升综合国力。

大国的和平崛起应避免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既要防止卷入大规模战争而中断崛起的过程，也要防止展开大规模军备竞赛而引起国民经济资源的无限制消耗。即使不发生世界大战，争夺世界霸权的目标本身就是“非和平崛起”。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与主要邻国形成稳定的互利合作机制；而不是通过组成军事集团建立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有了和平的周边环境，就可能把战争和战略摊牌的危险性降到最低限度。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借鉴他国制度的先进性，防止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根据本国国情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水平，推进经济的市场制度建设和政治的民主制度建设，对于确立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极为重要。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应防止崛起过程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提高国家的软力量，吸取世界的先进文化，都是改变国民素质的必要手段。

大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很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世界范围内主要霸权国家的更替过程一般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因此，不能把20-30年的阶段性崛起等同于和平崛起道路的成功。

后起的大国能否成功地和平崛起，也取决于它与现存霸权大国的关系。当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或争霸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导致后起大国的崛起中断甚至完全失败。当霸权大国面临重大危机时，后起大国对它的支持是双方有利的，既帮助霸权大国渡过难关，又是后起大国获得自身崛起的最有利条件。当霸权大国进入衰落阶段，后起大国可能以自然的渐进的过程取而代之。这并不是完全排除后起大国与霸权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当霸权大国的战略指向是摧毁后起大国的生存环境和核心利益时，后起大国的奋起抗争是完全必要的和正义的。这种抗争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崛起的战略机遇和条件。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时代背景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和和平发展。这是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战略道路，她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深远影响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发展，是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发展

中大国发展，是一个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她必须发展，而且只能是和平发展。这样一条道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摈弃近代以来后起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这是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起大国和平发展之路。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后起大国，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冷战时的苏联，它们走的都是挑战霸权、扩大军备或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崛起道路，所以都失败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避免走这些大国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