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莳:西伯利亚,一个中国囚徒的诉说

2014-09-27 12:07《炎黄春秋》杂志

发配往西伯利亚的华人

当年退入苏联的东北抗联战士，后来很多人也被逮捕。

“我是两个历史年代的见证……换个说法吧，是一个剧本中的某个人物出现在两个不同的舞台上。”

“一个在苏联，另一个在中国，是吗？”

老苏点点头：“不过还应当说得准确些，第一个舞台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第二个……不说你也知道。”他爽朗的笑声中带着苦涩。

初次见到苏子元是在1956年的仲夏。他穿件米黄色柞丝绸的苏联式外套，翩然而来。我们同席就餐，相互颔首一笑就是认识了。他已五十开外，使我奇怪的是他的右手除大拇指外，其余四指都从根部截去，筷子是箝在大拇指与手掌中间来夹菜。老苏又跟我在同一部门工作。我们是新闻单位，离不了执笔为文，老苏也是用同样的办法——用大拇指箝住钢笔写出流利的字。渐渐我终于知道了点底细，那只截去四指的手，原来连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一

1923年春天。苏子元和几个青年在奉天城基督教青年会的一间斗室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

不久，小苏陆续接到了中共在上海公开出版的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和一些以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基督教文化侵略为内容的小册子。小苏把小册子在学生中秘密散发。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反帝的怒火从上海迅速蔓延到各地。中共党组织找小苏说，“许多地方都在罢课罢工罢市，独独东三省还没动，能发动起来吗？”

“能！”小苏毫不迟疑地回答，“至少可以把一些青年和学生发动起来。”

一连好几个夜晚，小苏跟几个伙伴分头去各学校找人、开会。第一师范、女子师范、工科学校、第一第三中学和基督教办的文华、文汇中学等等，许多学生都参加了准备工作：偷偷地在校内外广泛进行串联，做小旗，写横幅大标语，拟讲演稿；组成纠察队……6月10日——上海“五卅惨案”后的第十天，在奉天举行了几千人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在东三省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振奋人心的壮举。

这一年，成立了中共奉天特别支部。1927年又成立了中共满洲省委。

……

在中国北方的辽阔土地上，一边是革命的地下火种在点燃，在迅速运行；一边是军阀势力张牙舞爪，妄图扑灭革命地火，4月，绞杀了中共领袖李大钊同志。

国共第一次合作因为蒋介石的背叛而破裂了。在上海，在广州，中国南方土地上处处腥风血雨，无数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被击倒在血泊中。日本正咄咄逼人的鲸吞，引起隔江而望的苏联的戒备……

没料想，苏子元无意中串演了一个平凡而举足轻重的角色。

5月末，中共哈尔滨地委通知他去苏联学习。他在海参崴停住了，“学习”就在这里开始。

一幢俄式的普通住房里。教员向几个中国青年讲军事知识，讲中国东三省军阀的编制、装备和训练情况。教员还带他们到近郊山地，学习目测地形地物，作简单的绘图练习。

“学习这些是干啥用？”苏子元憋不住问一道过境来到海参崴并兼俄语翻译的高同志。

“听说是要我们替共产国际工作，搞军事。”

从此，他走上了国际情报工作的艰途……

秋天一个凌晨。商人打扮的苏子元在兴凯湖吹来的弥天雾气中越过中苏国界，来到他工作过的黑龙江土地上。他的第一次使命是单人匹马地侦察依兰镇守使李杜所辖部队的情况。他到处“寻亲访友”，溯松花江北去，再沿乌苏里江南下，在与苏联接界的黑龙江省东部尖角地带走了一个大圈圈。

冬天，他又一次过境来到东三省。这回除了调查军阀及其所属镇守使的组织和军备外，还要和东边道的土匪及海龙大刀会打交道。有时他在农家茅舍避寒，有时投宿山林小庙，先后接触了十几帮土匪。一袭冬装从冰雪天一直穿到4月末春水泛滥。

当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时，沈阳市一片混乱。苏子元又一次领受任务，他来到吉林省延边的龙井市。以延吉《民声报》的记者身份，西装革履，翩翩然四出采访新闻。

1929年冰雪开始消融的季节，他又化装成一个浪荡少爷，在宁安县和同住的乡绅、商人、军官一起吃小馆，看小戏，听鼓书，逛妓院。他得到了张学良在中东路全线的军队部署情报。

以后，苏子元获得深造机会，他只身来到莫斯科。一个便衣军人带他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亦名中山大学）。班上的同学都不懂俄语。教员是俄国人，由秦邦宪（博古）担任课堂翻译，秦又兼班的政治指导员。上课几天之后，学校秘书来找苏子元，说：“以后学校党支部或别人问起谁派你来学习的，你就说共产国际知道，别的都不必说，不要谈你给苏联红军工作过。”又说，“你的任务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要介入中国同志之间的斗争。”

学校中的中国学生分成了两派，王明派正策划着夺取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权。而学校校长米夫已占据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宝座。情况果然不寻常。有一天，他走访在莫斯科养病的萧子璋（即诗人萧三），他们是1927年在海参崴认识的，萧子璋对王明一伙极端鄙视，但对派系斗争持超脱态度，劝苏子元专心学习。苏不与任何人交往，他每天学习16至18小时。

1931年暑期结业，学院通知他和同窗朱少骅由于成绩优秀，批准他转入研究班继续深造。苏喜出望外。4月30日，他和相恋已久的朱少骅结婚了。

二

没料想，新学期还没开始，学校的秘书通知他到红军总参第四局去接受命令。苏子元一听这“四”字就不自在。

他在第四局见到了远东科科长尤思克维奇。

“别尔金局长派你去伯力，在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工作。”

像是最后的通令。原来他仍系在“第四”这根桩子上，解不开，走不了。尤思克维奇又说，“还有聂耶德娃同志，你的妻子，她同你一起去伯力，同回中国工作……”

苏子元夫妇是第一次来远东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司令是加伦将军，他曾是中国北伐军的俄国军事顾问，原名叫布留赫尔，后来升了元帅。不久给搞掉了。

他们来到东三省，此时此刻，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家乡的人民变成了亡国奴。在这种紧张局面下，苏子元要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家乡布置一张庞大的情报网。

1936年7月的一天。伯力加里宁街102号。一位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将军向苏子元宣布了情报局长的命令：派西伯利切夫（苏子元）同志去华北工作。这项命令是红军总司令伏洛希洛夫亲自批准的。

他来到北平，改名王义之，以东北流亡难民身份住进宣武门内一家公寓。他时常在东北流亡学生中活动，有时还接近军界要员。他跨进国民党二十九军张克侠参谋长的官邸。参谋长有爱国心，喜欢和青年人谈论国事。

工作开展得颇为顺利。苏子元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嘉奖。

他不知道当时红军总参情报局和伯力情报科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已经在肃反中身陷囹圄。一张网已向他张开一他得到通知：立即回苏联去。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他取道广州、香港，赤道的风将他送过马六甲海峡，进入浩瀚的印度洋，经过3000公里的狭长红海，又进入地中海，直抵马赛港。船共行15000公里，历时一月。

1938年1月29日，莫斯科的巨大城廓再度出现在他眼前。在雅罗斯拉夫车站，早有一辆小车在月台上等候，由内务部工作人员送他住进了“新莫斯科饭店”的单间。

1938年2月4日夜间12点，一阵扣门声把他惊醒，进来两个内务部人员，出示了由内务部首脑叶若夫亲自签署的逮捕令。

在卢绵克监狱，他接连从一间牢房转到另一间，一直转了十几间，每间牢房都挤得满满的。犯人们都不说话，苏子元觉得是进了僵尸陈列馆。从服装上辨认，他们大多数是军官，有些是党政干部。

在“僵尸陈列馆”摆了一个月，没有提审，甚至也没人过问，到3月初，他只身给装上一辆囚车，运到火车站的一列货车旁，上了一辆铁皮囚车，挂到货车屁股上。车厢里看押他的有9个内务部军人，各带有武器，其中一个是班长，一个女护士，一个炊事员。苏子元不知道自己要被送往何处？咋个发落？

漫长的整整一个月的密封旅行，车轮最终停止了转动。出到月台，原来他回到了他多年工作过的老地方——苏联远东的伯力。

苏子元被提上内务部的法庭。第一审是与伯力情报科副科长伊里亚沁克对质。

审讯员命令伊里亚沁克读自己的供词。据说他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当武官期间，与苏子元合谋，并由后者指挥张作霖的军队抄袭苏联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

“这真是奇谈！”苏子元答辩说，“在1937年以前，我根本没有到过北京，我也没干过军阀张作霖的任何差使；……

第二次被带进审讯室时，审讯员向他指指旁边的一个中国人。苏子元一看，原来是他很熟悉的范某，此人低头而坐，他在供词中将苏子元1923年在北京加入共青团说成加入日本侦探机关，把1925年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改为去日本学习，把1931年他同苏子元一起在东三省为苏军工作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工作……苏子元走近范某气愤地说：“一个共产党员，怎样死都不可怕，但不该玷污自己，玷污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

范某神色绝望，嗫嚅着说：“你，你以后也会这样干的。”

三

在无数次审讯之后的一天深夜，他被带到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那里坐着一个内务部中年军官，没带翻译，此人用中国话请苏子元坐在办公桌他对面的沙发上，桌上摆了红茶、点心、纸烟，军官开始谈苏子元在苏军中多年工作的成就：谈他在莫斯科学习的良好表现，然后问他认识不认识苏联远东“三巨头”——远东特别红旗军司令加伦（布留赫尔）元帅、远东边疆党委书记拉夫林切夫和内务部长吉尔巴斯。军官许愿说，保证将释放他出狱，去莫斯科见斯大林同志，还准备建议派他到中共中央工作……不等苏子元回答，军官又拿出一瓶俄式水酒，说：“祝你立新功，为你将获得自由，干杯！”

回到牢房之后，他发现身旁多了一个中国人，此人说自己是内务部翻译，新近被捕，还说自己在内务部工作时就知道苏子元跟加伦（布留赫尔）元帅尤为密切，等等。

这个说东道西的“犯人”谈话越来越露骨：“远东三巨头在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时，主张苏军出兵对日作战，得到总参谋部某些人的支持，却被联共中央否决了，以后他们又反对进行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反对关于中东路的谈判；苏联新宪法公布之前，他们曾建议恢复远东加盟共和国。这种种，实际上是企图挑起对日战争，在战争中投降日本，把苏联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出卖给日本……”

到第三天，他更加暴露出真正的使命：“如果你以前知道这些情况，应当向党报告，现在正是你立功的时候，你揭发之后，不但可以自由，还能干大事。”

原来如此！苏子元立即向同牢的难友公开了这个假犯人的谈话。20多个苏军军官把他痛打一顿，直到看监的士兵进来才把他救出了牢房。

第二天，苏子元被关进了地下水牢。

1939年4月14日，远东军司令部军法处的法庭上没料想竟然跟妻子朱少骅见面了，两人都在被告席就坐。他们时时相互对望，传递眼色。打1936年冬天分别以后，她苍老多了，精神有些恍惚，总是以惊异的眼神盯视着苏子元。

检查官宣读起诉书：按照1936年苏联新宪法有关人民公敌的第58条，苏子元犯有以下罪行：（一）58条1款——叛国罪：参加阴谋叛国集团，密谋分割苏联远东及东西伯利亚领土，成立远东共和国，使之成为满洲国式的日本属国；（二）58条6款——间谍罪：充当日本间谍，派遣日本特务几十人潜入苏联情报机关，窃取情报，并为苏联高级军官转送情报给日本关东军；（三）58条9款：武装袭击苏联驻北京使馆罪；（四）58条11款：历史反革命。

罪状宣读之后，就闭庭了。他和妻子被押回各自的牢房。

判决以后，苏子元被关在内务部监狱的死囚牢房里。判死刑的案子，都要上报莫斯科最高法院批准。此时，30多名死囚都患了坏血病。苏子元的牙床里挤出来的尽是脓血，口腔全肿了，张合都困难。发展到全身浮肿。

1939年6月11日，他被抬出牢房。法庭宣布：经最高法院军法厅批决，将死刑改为15年劳动改造；他的妻子朱少骅改判5年。

茫茫西伯利亚，到处是沼泽地和原始森林。在坎斯克劳改营的五号野营里，苏子元和伙伴们用古老的锹镐修筑路基。这里要修一条连接林区的铁路支线，7000名新来的罪犯分布在沿线7个劳改营里从事沉重的劳动。

劳改营到处是积水和腐草。那成群成片的蚊子，没头没脑地向人的肉身袭击过来，简直要吃掉你。人们像抽风似的，不断拍打，咒骂，跺脚，扭摆着身子。有人在空地上燃起火堆来赶它们，犯人中不少人患了疟疾。

日复一日，苏子元越来越没气力，他觉着自己正朝一条死亡之路一步步走去……

“靠这一点残废人的食品定量，我们迟早都活不成，这里已饿死了不少了。你还年轻，不能坐等这一天，要争取活下去！”一个华侨老工人关心地劝告苏子元，“我人老，体力不行了，没法独立工作，但我懂泥水匠工艺，我来教你，你我一道做，我们去砌炉子，做泥水活，多挣些食物。

过了一个冬天，苏子元被调到劳改营木材加工厂给一个俄国老师傅当帮手，上刨木机床劳动。

老师傅告诫说，“这种机床不安全，以前伤过几个人，你得格外小心！懂得吗，中国人！”

三个月后的一天，老师傅自己被机床上的回马枪击中膀胱部位，不久死了。

苏子元当了机床手。他使全力加紧出活，每天完成定额二到三倍。工资是没有的，食物增加了，而他更关心的是争取提前得到自由。按规定，劳动超额，可以缩短劳改期限。到这年年终，他得到五个月的减罪记录。

“多干点，争取三个定额！”他每天催促自己。这天快收工时，动作有点慌乱，只觉得右手一阵剧痛，电刨打右手上闪过，他本能地赶紧缩回，四个指头没有了，赶紧用左手捏住断指，他跌坐在地上，头一阵晕，伤口像火燎，血喷涌出来，流了一地。

苏子元没法再上车床了。伤势稍好之后，他被派到伙房烧火。这里烧的全是木头，他右手被一根绷带挂在脖子上，没法活动，只能侧下身子，用左臂从地上抱起劈柴，用左手往灶里送。

四

1945年10月中旬，苏子元被装上货车，发遣到伊尔库茨克以北的布拉茨克苦役营。

苦役营是沙皇时代的旧名。这里关的都是判了重刑的犯人。它的周围围着重重铁蒺藜，一个个了望塔无时不盯着犯人们的行动。其实，即使打开大门让犯人们逃跑，他们能逃出饥饿，逃出严寒吗？

苦闷，孤独，与世隔绝，昏昏沉沉，患过病的神经，使苏子元再度陷入失常的病态中。

一个远东特别红旗军的前军官有一天告诉苏子元：他们的司令加伦（布留赫尔），早叫契卡干掉了，据说他死在远东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苏子元半天说不出话，只觉得天旋地转起来。

1952年9月4日，他和另外几个期满的劳改犯一起被叫去。一个劳改营军官通知他们立即收拾好东西出发。

“我们劳改期满了，我们应该自由了！”苏子元高兴地对大家说。但他们又被关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内务部的监狱。这里关的全是劳改满期的“自由”犯人。10月18日，这群有几十种国籍的百余“自由人”队伍，从牢房里被提出来，押解到叶尼塞河码头上。叶尼塞河，向北冰洋滚滚流去。

大伙明白了：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是更严酷的流放。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这尊大神倒下去了。

从此苏子元连续发出申诉信件：莫斯科最高法院、苏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委、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北叶尼塞区内务部军务处……除了要求平反昭雪，还提出回祖国的请求。他天天翘首以待。

1955年12月25日圣诞节，一位军官客客气气地递给他一纸通知书，上面写着：“撤销原判，恢复自由。”

泪水成串地爬过他那被风雪刮得粗糙的脸，落在那件污泥似的熊皮坎肩上。18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除了那一点人类本能的生存欲望和一丝丝朦胧的弄清问题的要求外，他的情感世界已变得近乎空虚麻木了。而现在，快慰和悲哀突然一齐爆发出来，使得他承受不了。他几乎全身瘫在椅子上。

等他恢复过来，便问：“还有我的妻子，她怎么样？”

“跟您一样，自由了。”

军官请他去拍一张相片，好为他办公民证明，并说，“北叶尼塞区党委书记要见见您！”

……

党委书记和他寒暄几句之后，说：“西伯利切夫同志，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件事：您在这里时间长了，专业也熟练，这里很需要泥瓦工人，如果您同意留下，您的工资增加一倍，是这里最高的工资，您的夫人也可以来，一起生活……”

苏子元感到可笑，又有点气愤：“我跟我的妻子多年为第三国际、为你们苏联工作，可从来没有想到过钱……现在我的要求是：恢复我和我的妻子的党籍，回我的祖国——中国！”

书记脸上有些不快，他稍一踌躇，说：“你不愿留下，我们当然不会勉强，但你提的要求，我们这里都无法解决。”

苏子元来到妻子流放的集体农庄。这是一幢孤零零的木屋，像所有俄罗斯的农舍一样，屋墙是用粗大松木堆成的，每边开着个小窗。木屋前圈起了栅栏，夏天她在这里种些短期成熟的蔬菜和土豆，供一冬春食用，现在却严严地盖着厚雪。从1936年冬天在伯力分别以来，除了1939年在伯力法庭上的两次相见，相隔已20年。

她和自己一样，老了，缺乏阳光的极地生活使她的脸分外苍白，眼眶下已长出两只眼袋，从眸子里透出迟钝的光，木木地望着他的脸……

苏子元挨着她坐下来，默默地瞅住他，她的脸上，已看不出她在秘密工作时期的那种机警和勇敢，看不出1927年她跟一批年青共产党员一起由王若飞批准奔赴苏联的那种坚毅和信心，更看不出中学时代在家乡湖南听徐特立老师讲述革命道理的那种热情和纯真，这一切不再回来了。

1956年，北京正是春暖花开时节。苏子元和他的妻子朱少骅回归故国。生活重新开始，中国的“百家争鸣”在他眼前洒满阳光。他觉得这一方针好，如果斯大林也能容下不同意见，就不会整人杀人了。

不久，不少身边的人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苏子元困惑了。

1959年秋反右倾运动，他实在憋不住了，提出了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的步骤问题。他遭到批判，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一种令人发怵的孤独和寒冷重新包围着他，仿佛又进入茫茫的西伯利亚……

（编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苏子元老人，苏老早于1993年晋为副部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