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写过的三位尊师的交往--华网文盟

鲁迅和他写过的三位尊师的交往

[2010-3-9 21:26:21]

作者：李永军

鲁迅在诸多的老师中，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章太炎先生。从他与尊师的交往中，可以看出鲁迅尊师，尤其重道，这既是他尊师的标准，也成为后来为师爱生的准则。

鲁迅十二岁时到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书。三味的意思，按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洙邻后来的解释是：经书之味，史书之味，子书之味。那时鲁迅已经读完《论语》。开始读《诗经》。关于寿先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他“极方正、质朴、博学”。他教学严，“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寿镜吾先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鲁迅很尊重他。寿镜吾先生教学很严谨，他只收八个学生，认为多收了教不过来。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是从不体罚学生，学生如不用心读书他就把他辞退掉。寿镜吾先生生活很简朴，他和他的儿子两人合穿一件长衫，在家里，长衫挂在书屋里，谁出门就穿上它，回来即脱下挂起来。寿镜吾先生对劳动人民也是很同情的。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的。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

他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鲁迅父亲病重，亟需一种“三年以上陈仓米”，鲁迅多方搜求未果便告知了寿先生。几天后寿先生自己背了米送到鲁迅家里，所以后来鲁迅无论求学南京，还是留学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乡便不忘去看望寿先生。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乡完婚，仅在家十天，也要去寿先生家坐一坐。1912年进京工作后仍与其保持书信联系，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鲁迅又主动送挽帐致哀。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书屋中读书的情况，持批判的态度。这主要是对当时的教育方法而言的。对寿镜吾先生在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尊敬的心情。认为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是很慈祥的老师。有些人把寿镜吾先生描写成迂腐的秀才，那是不真实的。寿镜吾先生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

鲁迅是反封建思想的先锋。为了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对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的旧世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他所有涉及反封建思想的作品中，无不对之深恶痛疾，必欲彻底砸碎而后快。而比较起来，“三味书屋”一段描写中对封建思想的批判还是比较含蓄的，但仍然表现出了对封建思想的不满。老师，恰是这种思想的传播者，因此，对老师也相应的持否定态度。但鲁迅先生对他老师的人品是敬仰的，说他读书读到乐处就把头扭过去，扭过去。如此看来，如果撇开教育思想，鲁迅对老师是尊敬的。但毫无疑问，鲁迅认为封建教育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极大地束缚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他对老师持否定态度。

鲁迅为什么要如此坚决地反对封建思想？他认为国民的奴隶性就是由几千年的封建思想造成的。封建思想导致人们思想僵化，扼杀人们的创造力，以致使中国成了一潭死水。通过甲午战争，鸦片战争，更比较出了中国的积贫积弱，更反应出封建思想的腐朽性，正因如此，那些有识之士才坚决地反对封建主义，那些有志青年才远渡重洋，留学欧美日，立志用科学救国。鲁迅就是这立志救过的其中一个。他东渡扶桑，钻研医学。但在日本的仙台，他受到了日本学生的歧视，尝到了弱国受侮辱的滋味，内心郁积着一股愤怒不平之气。就在这种背景下，他遇到了藤野先生，这位先生相貌平平，语不惊人，但他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他毫无民族偏见，毫无强者的霸气，他诚恳地对待这位异国学生，关心他的食宿，关心他的学习，给他用红笔在讲义上细细改错，以致引起了日本学生“漏题”的怀疑。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国内，可能引不起鲁迅如此深刻的感触，但在那个到处歧视中国人的环境里，能有这么以为无私的先生帮助他，鲁迅的感激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一段刻骨铭心地记忆，这是一种发自灵魂地尊敬，因此多年以后，藤野先生的照片仍挂在鲁迅北京寓所的东墙上，以便时时仰望先生的容颜，刻刻缅怀恩师的教诲。鲁迅是伟人，鲁迅为什么要赞扬藤野先生呢？就因为他诚挚、善良，就因为他没有丝毫的民族偏见。所以他能够成为伟人最尊敬的人。不仅如此，鲁迅还把他的精神当做自己终身战斗的动力：“每当夜间疲倦，想偷懒时，仰面看见他那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于是又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的文字来” 。伟哉，鲁迅先生，高山仰之；壮哉，藤野先生，师恩如海。

从仙台退学之后，年轻的鲁迅走上了自己设定的文学救国的道路。他开始大量地写作以及翻译，向国人介绍西方的科技及作家作品。他知道仅凭他自己不行，需要联络同志，创造阵地，才能形成声势。结果随着撰稿人和资本的逃掉，他们预想的刊物《新生》还没有出生就给夭折了。

1908年4月8日，鲁迅与弟弟周作人，还有许寿裳、钱钧甫、朱谋宣五个人搬进了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新居。并悬了一块儿牌子，署曰“伍舍”。伍舍有两个常客，一个是陶成章，一个是龚宝铨。龚宝铨是章太炎的女婿。那时，钱玄同、龚宝铨、朱宗莱、朱希祖几个人请太炎先生讲音韵和说文之学，借神田大成中学的一间教室开讲。鲁迅和许寿裳也想去听讲，但是那开讲的时间与他们当时正学的俄文课在时间上有了冲突，因此他们就请龚宝铨跟太炎先生商量，看能不能在星期日特开一个班，为他们讲授《说文》和《尔雅》，地址就设在太炎先生所住的民报社内。没有想到太炎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鲁迅、许寿裳、钱钧甫、周作人，再加上还想去听的钱玄同、龚宝铨、朱宗莱、朱希祖，一共是八个人，这个对后来中国学界影响颇巨的特别班就这样诞生了。

上课的时候，“师生席地环一小几而围坐，师依据段玉裁氏说文注，引征渊博，新谊甚富，间杂诙谐，令人无倦，亘四小时而无休息”（许寿裳致林辰函）。太炎先生留着一撮儿鲶鱼胡子，笑嘻嘻地讲课。鼻涕流出来就用袖子擦一下，一点儿也不在意。讲课讲热了，他就干脆脱去外衣，光着膀子，只留一件长背心。按照中国文字的结构特点，他逐字往下讲，或沿用旧说，或发挥新义，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风土人情、传闻轶事，几乎都涉及到了。他的借训诂而引发一些妙语，常常引起一阵又一阵的哄笑。听课的人中，朱希祖记笔记最勤，谈天的时候以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在席子上爬来爬去地，所以鲁迅就给了他一个绰号叫“爬来爬去”。而鲁迅听讲很是认真，极少发言，钱玄同就回赠了他一个绰号叫“猫头鹰”。有一次，因为太炎先生问起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仍然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默不服，课后跟许寿裳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正当听讲期间，出于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借口出版人由章太炎换为陶成章没有向警厅报告，封闭了民报，并征收一百五十元的罚金，逾期不交，就要按一元一天折算，改服劳役。直到最后一天，龚宝铨来找鲁迅商量，鲁迅立刻想出一个办法，让许寿裳挪用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的部分经费，解脱了一场危难。    这个特别班儿开了大概有半年左右。虽然鲁迅先生后来说：当时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但是从1908年到1936年，整整二十八年时间，其间包括鲁迅从日本回国，从绍兴到杭州，到南京，到北京，到厦门，到广州，到上海，而且在北京和上海还多次搬家，但是鲁迅还保存有当年听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时所做的两册笔记。

鲁迅不仅折服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后来，“五四”运动后，章先生慢慢落伍了，白话文运动多年后，他不在维护文言攻击白话，鲁迅素所敬重的老师“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怎么办？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选择了后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章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