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代七言歌行[行路难]艺术风格的异同]

浅谈唐代七言歌行《行路难》艺术风格的异

同

姓名：古凤霞

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号：11260135

【摘要】：《行路难》属乐府古题，自刘宋鲍照始，历代诗人皆有用这一旧题写新辞。尤其在唐代，可谓屡见不鲜，最具代表性的是初唐卢照邻、盛唐李白、中唐柳宗元。三位诗人的同类诗歌存在表现方式的趋同：用典明志，今昔对比和寄寓人生哲理；但又各具面貌特色，卢诗富艳精工，李诗自然飘逸，柳诗清劲纡余。风格的差异，固然是因他们个性气质、人生态度的不同，与其各自所生活的时代也不无关系。比较唐代三位不同时期诗人所作《行路难》的艺术风格，既可认识七言歌行《行路难》创作在唐代的丰富与发展，也可借此窥见唐代士人精神的变迁。

【关键词】：《行路难》；唐代诗歌；艺术风格；时代风会

《行路难》是七言歌行体，属于乐府旧题，主要抒发的是对人生艰难的感慨，南朝诗人鲍照用“旧题写新辞”，表达当时门阀制度下出身寒族的士人在仕途中的坎坷和痛苦。受鲍照创作的影响，后代诗人也沿用这一乐府旧题写自我的现实体验与感受，据笔者统计仅唐代有27位诗人之多。为什么乐府旧题《行路难》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因为它易于表达古代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经验。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七十《乐府旧题》题下注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伤悲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1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许多坎坷与离别，或遭遇仕途不顺而愤激不平，或经受生离死别而黯然神伤，诗人将这些情绪用诗句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了众多独具特色而又饱含热泪的诗歌。同类诗歌各具特色既与创作者的个性气质、人生际遇相关，也有时代风会的影响。刘勰《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2意思是国家的命运、时代的精神有了变化，那么文学及其风格也会相应的变化，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唐代诗歌的发展大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政治状况不同，诗歌的总体风格也有所差异。就如《行路难》，初唐的卢照邻，盛唐的李白，中唐的柳宗元皆用《行路难》这同一乐府旧题，但各有风味，值得思考。本文主要以卢照邻、李白和柳宗元为代表，比较他们1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11月出版，第三册卷第七十997页。

所作的《行路难》在表现手法、主旨思想、语言特色上的异同，以此来认识此类题材在唐代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从中也可窥见唐代士人精神的变迁。

一、表现方式的趋同

（1）用典明志

无论是卢照邻，李白还是柳宗元，他们的诗歌中都借用了典故。以典入诗，是历代诗人常用的表现手法，适当地用典，不仅可以使诗词意蕴丰富、含蓄典雅，还可以给读者留下联想和思索的余地，就如古诗人所说的“力透纸背，掷地有声”，使人回味无穷。

卢照邻在《行路难》中写道：“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只希望尧年盛世能长长久久，就算永远过着像巢父和许由那样清苦的生活也愿意啊。许由、巢父是传说中唐尧时代有名的隐士。巢父，隐居在山中，不谋求世俗的利益，年老之后，在树上筑巢并能安然沉睡，所以当时的人都称呼他为“巢父”。许由，字武仲，阳城槐里人，“为人据义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晋·皇甫谧《高士传·许由》）。卢照邻借用巢由两个历史人物表明他宁愿不要富贵荣华和长生不死，也只祈求正常人的健康长寿，渴望天下太平。李白的《行路难》，也多用典故，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长风破浪会有时”、“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等，都是借典明志，避免了一览无余的直白，值得细细品味。李白在被权贵排挤离开长安时，是“拔剑四顾心茫然”，人生之路何其艰难，但他以姜太公垂钓，伊尹梦舟的典故表明自己仍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自己定会受重用，终有一天会实现抱负。而在柳宗元的《行路难》其一中，“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利用夸父逐日最后却被鼠蚁吞噬的典故与九寸小人“生死亦足终天年”作比，慨叹大志却少成功，人生之路艰难，徒劳儿女空悲伤。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说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以古论今，既不违背其本意，并且能于旧中求新，更要让其诗能令如己出，自成一家风范。三位诗人都用典明志，反映了他们文学底蕴深厚，善于思考，由此也可以看出用典是当时诗人明志的一大技巧，心中有志借典故来暗示，含蓄优雅却又耐人寻味。

（2）今昔对比

如果说用典使三位诗人的诗歌典雅醇厚，那么对比则让其诗歌形象更为鲜明，感情更为强烈。在三位诗人的诗中，都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把“难”字刻画得深刻透明。

“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槎卧古田”与“昔日含红复含紫，常时留雾亦留烟”作比，现在的萧瑟之景和昔日的枝繁叶茂，诗人都淋漓尽致地铺陈与渲染，一凋敝一繁华，这一对比更增添了沉重感，说明了繁华易逝，没有任何人或国家能长存不败，所以人生在世，长盛很难。

再说李白的《行路难其二》中写道“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同样是贤士，韩信却遭淮阴市人讥笑其无能，贾生遭汉朝公卿嫉妒，皆不得善终，而郭隗受燕昭王重用，拥彗折节、谦恭下士，毫不嫌疑猜忌，其才能得到发挥。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李白渴望有像燕昭王那样贤明的君主，能重用贤士，自己的才能可以得到发挥。可是“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昭王已死，谁又能像他那样重用贤士呢？剩下的是沉重的叹息和愤怒的抗议。所以人生在世，长顺很难。

而柳宗元在《行路难》其一中，“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最后却“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而“北方竫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最后“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诗人把夸父和九寸竫人作比，一个有大志向却惨死途中，一个无志向，仅啾啾饮食便可满足，却能得养天年，暗示了大志难成，人生路难。徒劳有志儿女空悲伤。所以人生在世，成功很难。

文学创作源于作家与人生经验的一种遇合，而这种遇合关系的建立，作为主体的作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三位诗人感情激烈，皆用对比喻示人生艰难，他们所创作的诗歌，与他们所看所想相关，即与人生经验相关，因此，他们借用今昔对比，可以反映出士人想要有所作为，想要国家永远繁荣与当时社会境况的矛盾。

（3）寄寓人生哲理

诗是会呼吸的思想，可以在典故中可以明白诗人的志向，在对比中感受诗人强烈的情感，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诗中看到人生哲理，且不说对错，诗中都若隐若现地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看法，都含有沉重的气息，这大部分与他们的生平经历

有关。卢照邻虽出生望族，但政治上坎坷失意，再加上患了“风疾”，长期饱受病痛折磨，所以他希望“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人生在世荣华富贵都是过往烟云，健康才最重要。“谁家能驻西山日，谁家能堰东流水”两个反问句道出了时光流水，无人能阻的无奈，生老病死，改朝换代以及自然运行规律又岂是你我能改变。反映了卢照邻看透世间千变万化，即使有心也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奈心情。

而李白在政治上屡次失意，怀才不遇的愤懑，使他总是“心茫然”，但他自身属于豪放派，早年更是与酒相伴，仗剑天涯，他是自信之人，所以曾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因此，在他被权贵排挤离开长安时，他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有长风破浪之心，终会有济沧海的一天。这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流传至今，为人们所称赞。后来，当他看透官场黑暗时，便说“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想要效仿张翰，不计薄名，纵酒行乐，不去在乎那些虚有的名声，这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适意态度相似。

再说柳宗元，幼年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少年成才，进入官场，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地了解，然后参与了永贞革新，失败后一贬再贬，因此在《行路难》其一中拿夸父和九寸小人作比，喻示大志少成功。的确，大事难成，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后在《行路难》其三中说道“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当。”炙手可热的炭火因需求变化由珍贵化为卑贱，自然规律又岂是盛夏必需的桃席与蒲扇所能阻挡。柳宗元是想告诉我们人生只能适时而为，不可强求的哲理。

文学创作有两个基本要素：作家与人生经验。正是因为坎坷的人生经历让诗人们不得不思考人生，才会出现这么多哲理性诗句，而这些哲理性诗句也为唐代诗歌增色添彩。

二、艺术风格的差异

同样沿用七言乐府诗《行路难》旧题，也同样是通过用典、古今对比的手法抒发世路艰难、仕途坎坷的感慨，寄寓自我对人生的体悟，然而唐朝的三位诗人的诗歌却展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

（1）语言风格之异

在卢照邻的诗中，辞彩富艳，内容广阔。比如在其诗中出现了“含红”、“含紫”、“银鞍”、“丹桂青榆”、“朱唇”、“金貂”、“白貌”等8种颜色词，语辞甚是艳丽，又如“香车”、“玉舆”、“宝袜”等，语言华丽，为我们描绘了初唐长安城内繁荣的市井，骄奢生活的世态风情图，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诗人由萧瑟之景“枯木横槎卧古田”开始联想，“昔日含红复含紫”最后也“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然后就此叹道“人生贵贱无始终，倏忽须臾难久恃”，人生转瞬即逝，岁月悠久无限，最后道出心愿“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全诗从容舒展，徐缓不迫，并且在诗人淋漓尽致的描绘初唐风景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冷静的态度，但却激起读者心中的千层浪。此诗中对偶整齐，如“若个游人不竞攀，若个倡家不来折”、“珊瑚叶上鸳鸯鸟，凤凰巢里雏鹓儿”、“苍龙阙下君不来，白鹤山前我应去”，却不显呆滞散乱，从宫廷到社会再到人生，角度自然变换，一气呵成。

而李白不像卢照邻那样冷静，而是大声的呐喊，气势高昂，情绪高低起伏。李白被权贵排挤离开长安时，朋友以酒食给他践行，他开始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充满了痛苦与失落，由此联想到人生，“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用比兴的手法道出了人生之路的艰险，这时情绪达到了低谷，然而李白满腹才华，他不甘心借典故“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来重拾信心，认为自己终会被贤明的君主所重用。可是，离开长安，自己又将去何方呢？直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喝一口酒，豪气冲天，世路艰难又怎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全诗感情激荡起伏，复杂变化，没有华丽的语言，言辞直接爽朗，却字字打在心上，让我们感受到其中的悲壮与豪情。在《其二》中也是这样，“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诗歌一开头就陡起壁立，仿佛郁积在内心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自然飘逸又瑰丽雄奇，气象不凡，让读者直呼畅快。

如果说李白像一位豪气的武将，那么柳宗元就是一位刚正的文臣。在柳诗的三首《行路难》中，均是先写典故，最后一联才点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如《其一》，前面五联都是举夸父逐日和九寸竫人的例子，最后才道出“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背怜”的道理，文辞幽婉，言意凄凉。再如《其三》中“吐耀”、“喙张”、“豹踯”、“低昂”、“射朱光”、“飘奇香”，语言绮丽鲜秀。纵观柳诗，在他的古雅闲谈中，我们可以发现诗人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深广

的幽愤，“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当”，柳诗具有清正刚直之气，但言辞不像李白那样率直，而是委婉舒缓，清劲纡余。

（2）人生态度之别

语言风格的差异，究其然是诗人个性气质在创作上的反映，同时与其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不无关系。诗歌不管如何千变万化，都寄托着诗人的思想与愿望，表达他对人生的态度。柳宗元从萧瑟之景开始联想昔日的繁华，再写到短暂的人生，最后道出自己的愿望“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在冷静客观地描绘昔日的繁华时略显伤感，悲痛中略显无奈，“金貂有时须换酒，玉麈但摇莫计钱”以酒排闷，看似消极，其实饱含了诗人对人生热烈执着的追求：只祈求正常人的健康长寿，不奢求富贵荣华与长生不死。他所求的是和平与健康。

而李白的三首《行路难》中，所求的表面看是有变化，从开始的建功立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到后来的欲求贤君“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最后潇洒生活“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其实都表达出诗人对功业的渴望，流露出在困境中仍想有所作为的积极用世的热情，然而，官场黑暗，在官场中挣扎的李白，觉得自己身心疲惫，想起吴中张翰的适意生活，顿时觉得人生在世就要活得潇洒，自由，何须在乎虚名。但是，渴望自己活得有价值，对百姓有所贡献的他，又怎会说放下就放下呢，所以他只能借酒消愁，只有醉了才能忘记官场的尔虞我诈，活得自由。他所求的是有所作为与潇洒适意的人生，可是二者却是矛盾的，因此他的情绪复杂变化，激荡起伏。

再说柳宗元，他与前两位诗人有所区别，他不是单纯表明自己想要什么，而是委婉的闲谈人生。在《其一》中，夸父志向远大，最后却也精疲力尽，死在途中，而九寸矮人却能得养天年，说明大志难成，同样也看出了诗人的矛盾，他赞成像夸父那样，做一个追梦的勇者，但又觉得夸父是肉体凡物，其行为也必须与现实合拍。一旦脱离了实际，力所不能及的理想再美好、伟大也终成空，于现实是毫无裨益的。而同时也羡慕九寸矮人，虽无“鸿鹄之志”但却能无忧无虑的生活，得以终年。而读《其二》会感觉与杜甫相似，有一种忧国忧民之情和凄凉沉郁之感，安史之乱后“南山栋梁益稀少”，诗人呼唤“爱材养育”，希望国家能多培养人才，重用人才。在《其三》中，通过对煤炭随季节气温的变化从贵到贱的描绘，深刻地领悟到人生在世只能适时而为，不可强求的哲理。三首诗歌，主旨各有所不同，但都表现出诗

人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三、风格差异探源

（1）诗人的个性气质与人生际遇

用典明志是古代诗人大都使用的表现手法，表明他们善于思考，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汲取经验。世事万千，不是一瞬不变的，古今对比更能表现出差异来，因此三位诗人有此共同点是非常合理的。三位诗人都有坎坷的人生经历，在追逐理想的路上更是遇到层层阻碍，人生对他们来说是艰难的，各种人生际遇也引发了他们对生活的思考，使得其作品充满了哲理。然而，他们的艺术风格也表现出各自的差异。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家，没有作家就没有创作，作家的人生经验、心理特征和创作个性等主观因素，对文学创作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他们诗歌风格的差异与各自的个性和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卢照邻出身望族，饱读诗书，博学能文，为他能成为“初唐四杰”埋下伏笔，其诗歌辞彩富艳，侧面反映出他的文学造诣高。道家对他的影响很深，他自己也曾因为服丹药中毒而手足残废，我们可以在其诗中看到属于道家哲学的影子，如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初唐长安的繁荣，从“昔日含红复含紫”到“凤凰巢里雏鹓儿”就开始描绘长安的繁华市井，然而“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再华丽也有落幕的一天，“不见朱唇将白貌，惟闻素棘与黄泉”，富贵公卿不管身前有多高贵，终将归于青棘黄泉，因此什么富贵荣华都是虚无的，死后终成空。“虚无”即出自于道家哲学，并且“寄言坐客神仙署”中“神仙”是道家里超凡脱俗的人物。他的一生是不幸的，政治上坎坷失意，身体上长期的病痛折磨，所谓身心疲惫，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生行路之艰，有深刻的体会“谁家能驻西山日，谁家能堰东流水”，所以他最后只祈求正常人的健康长寿，不奢求富贵荣华与长生不死。

李白是一个潇洒自由的人物，他充满自信，甚至于自负，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就可以看出来。他热衷于酒，性格豪迈，傲岸不羁，蔑视权贵，“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绝不会为了荣华富贵而卑躬屈膝。因此虽然他满腹才华，但傲岸的个性不被尔虞我诈的官场所容，政治上坎坷失意，不受重用，但李白他有理想抱负，想要有所作为，在这种想而不得的情况下，他直叹“行路难！行路难！”而豪放的李白却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在失落中仍相信“长风破浪

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因此他的诗气势高昂，感情激荡起伏，并且豪中见孤崛，豪中见背，给读者一种崇高感与悲感。他在现实中活得不自由畅快，理想又几度破灭，失望的他只能寄情于山水，寄托于酒，不务虚名，只好发出“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消极感叹。读其诗既感觉爽直豪气又觉得悲凉无奈。

柳宗元，幼年在长安度过，经历了建中之乱，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百姓的痛苦生活，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从小与其母亲生活居多，深受母亲的启蒙教育与佛性思想。他刚正不阿，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因此，在安史之乱后，他看到人才被破坏打压，呼唤“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忧国忧民，言意凄凉，读其诗能感受到一种清正之气。受佛教影响，在其诗中可以看到佛学哲理，比如“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当。”说明人生只能适时而为，不可强求的道理。

（2）国运盛衰与时代风会

诗人自身对文学创作有直接的影响，但诗人是属于某个时代的，所以国家社会对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影响。刘勰在《时序》说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4文学的变化除了受自身影响外，还关系着社会政治因素，社会的发展影响着文学的变化。因此，虽然三位诗人同属唐朝，但初唐的卢照邻，盛唐的李白，中唐的柳宗元，他们所作的《行路难》的诗歌风格也因为社会的变动与发展而有所不同。

初唐时期，国力强盛，政治相对稳定，诗坛上人们普遍效仿的南朝浮靡诗风，歌咏宫廷的骄奢生活。国力稳定，文人们便可以专心地去追求文学，随着纤巧绮靡的诗风的发展，一些诗人，如初唐四杰，觉得其诗内容狭窄，给人一种萎靡不振之感，诗歌应注重文质兼美，因此将目光由宫廷社会转向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卢照邻的《行路难》也是如此，先是描绘繁华的初唐市井，最后“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陡然一转，“人生贵贱无始终”人生转瞬即逝，时光流水无人能阻，慨叹人生真理。诗风不像南朝那样浮靡，更显风骨。

盛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诗人们对国家和民族都有一种自豪感,他们大都胸怀大志,志存高远,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这使得他们的诗歌富有风骨,有高昂明朗的基调,蓬勃旺盛的情感和磅礴壮大的气势。就如李白一样，4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下册第671页。

诗风豪放飘逸，想象丰富，气势磅礴。但俗话说水之清则无鱼，当时虽政治开明，但官场上尔虞我诈，屡次被排挤的李白借酒消愁，诗歌豪中见悲，情绪复杂变化，既渴望在盛世能有所作为，又不受重用，最后直叹“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中唐时期，国力由盛转衰，已经开始有着内外两大矛盾，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社会混乱，人才凋零，诗风大都以消沉为主。文人们热烈希望通过一些改革创新，能让国家更富强，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感到迷茫，借夸父与矮人的故事，发出“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的感叹。并且，在其诗歌中，没有李白那样的豪放之气，而是文辞幽婉，言意凄凉。国家的衰败，促使文人去思考社会问题，并从中探究人生哲理，就像柳宗元认识到在政治的乱局中，只有采取适时而为、不可强求的的人生态度一样。

结语

《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伤悲之意。5 三位诗人都满腹才华，却在仕途上屡次失意，难以实现抱负，他们感叹人生行路之艰，并在各自的人生经验中寻得某些哲理，从而使诗歌具有哲学色彩，耐人回味。然而同样是旧题写新辞，他们表现出来的风格却各具特色，反映出他们的个性差异和国家社会境况的不同。国家境况不佳，文人们的普遍风格也就普遍偏沉郁；国家繁荣昌盛，文人们则表现出有所作为的自信心态，风格也偏豪放。当然对诗人作品风格有直接影响的是诗人自身的人生际遇和个性。坎坷的人生经历，更让诗人真正融入现实，思考人生，在“备言世路艰难”上各有千秋。《行路难》是乐府经典曲目之一,在唐代广为传播，文人的《行路难》创作反映了唐代士子独有的精神面貌。就如三位诗人风格的异同比较一样，他们都是饱经风霜，怀才不遇，充满了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出世和隐世的矛盾。从初唐到中唐，以三位诗人为代表，表现出士人的心态大致呈现出对繁华盛世的憧憬，想要在盛世大展拳脚的抱负，到希望君主贤明，恢复国家繁荣的历程。他们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理想和愿望，为唐代诗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5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11月出版，第三册卷第七十997页。

[1]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第三册卷第七十997页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下册第671页

[3]王先霈、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第141页

[4]王先霈、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第142页

[5]靳梓培.唐代《行路难》研究[A].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

[6]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J].文学遗产.1986年第一期

[7]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seven character poem

road

Full name：Gu Fengxia

College: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J Professional: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ent ID:11260135

【Abstract】:

【Key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