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货币非中性理论

　　摘要：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突出贡献是将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和货币非中性思想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关于货币非中性的理论框架，它强调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货币都是影响真实部门的一个重要因素。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在凯恩斯的灵活偏好理论中加入融资性需求，这样就必然导致存量和流量的矛盾，从而造成利息率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一理论完全是与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货币数量论对立的，从而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于长期充分就业均衡的概念。

　　关键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货币非中性；融资动机；内生货币供给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2－019－06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Post Keynesian Economics)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代表了强烈反对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综合派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努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可供选择的多种研究方法而联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其在美国的分支(又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发展了凯恩斯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不确定性、货币非中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思想，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在于不确定性和同货币――信用有关的那些问题，将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思想发展为一种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来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经济中的种种问题。2008年的美国金融风暴以及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验证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的理论观点，因此，这一学派的影响力必将进一步扩大。

　　一、生产的货币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均衡的世界里，产量、就业及收入的实际水平是由真实部门的各种因素(资本、劳动、资源和技术等)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只决定各种经济变量的名义水平，而不能决定其实际水平。这就是说，货币是中性的，它充其量也只是罩在实际经济部门之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通常把经济分成两个部门，即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实际上，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各种经济变量的实际值；在货币部门，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流通速度(货币数量论)决定了各种经济变量的名义值(价格水平)。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抹杀了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它所研究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如果有货币的话，也只是作为交换的媒介在事后引进的。在新古典的没有货币(或者货币只是买卖的中介)的确定性世界里，经济体系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遭到凯恩斯的猛烈抨击，他明确表示要打破这种两分法，而使物价论与社会全体之产量及就业量发生密切接触。在《通论》绪论中，他这样写道：“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当该书完成时，我已有若干进步，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论。”与新古典经济学货币理论的严重分歧使凯恩斯主张以微观和宏观两分法代替新古典的两分法，他提出了生产的货币理论，用以解释有效需求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世界中的波动。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凯恩斯关于货币非中性的观点。他们提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货币都是影响真实部门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是从凯恩斯关于分析使用货币的企业家经济的方法演变而成的，该理论强调，资本主义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信用――货币经济中运行的。因此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理论分析，如果不考虑货币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在实践上赖以发生作用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干枯的，与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保罗・戴维森指出，企业家经济“是一个有着两项显著不同的特征的体系”。首先，组织生产的是“一群企业主，他们付钱雇佣了生产要素，然后期望从产品的销售中得到金钱补偿”。第二，“不存在自动的机制保证付给生产过程中的投人要素的货币将被花费在工业品上。因此，企业主永远无法确定他们能收回所有的货币生产成本。”维多利亚・奇克也指出：“《通论》代表着一个生产经济模型，它使用货币，在时间中穿行，受到不确定性和出错的可能性约束。”

　　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不同，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贮藏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把现在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资本家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货币就是投资和生产得以实现和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非物物交换的经济中，由于不确定性不间断地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储存货币就必然成为抵御不确定性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这是因为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虽然具有零收益，但同时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其他资产所不具备的。所谓货币的流动性，是指货币无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还是作为一般的法定支付能力随时随地(包括即期和延期)都能进行支付和偿还债务。由于其材料的属性(如体积小、自然损耗少等)，保藏货币的费用很低，甚至微不足道的，货币的这一特征与流动性结合在一起，使货币成为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货币之所以被用来作为贮藏手段，主要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如凯恩斯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那么就无需在交易需求之外再保持一定量的现金，所有的闲置现金将自动地转化为长期的盈利性资产，而货币作为财富贮藏手段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不是因为存在不确定性，凯恩斯问道：“为什么在疯人院之外的每一个人都想把货币当作财富贮藏手段呢?”英国后凯恩斯主义者乔治・沙克林也指出：货币由于其所提供的流动性，可以推迟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货币是不确定性世界中的购买力的短期寄居所。

　　一旦货币作为贮藏手段退出了流通领域就存在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已指出过。后凯恩斯主义者则发挥了凯恩斯在《通论》第17章所讲的关于现代货币的两个特征思想，说明了为什么货币会影响真实部门的实际产出和就业，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通常情况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的第一个特征是：其生产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说，货币不是生长在树上，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其需求增加和价格提高会使其供应量增加。在不兑现纸币流通或者实行管理通货的国家，纸币的生产或发行都由国家严密控制，对于私人企业来说，绝对没有生产纸币权力，货币的生产弹性只能等于零。货币的第二个特征是：其替代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说，货币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其需求增加和价格提高会减少自身的需求量和增加其替代品的需求量。货币的替代弹性等于零是由于货币本身并无效用，它的效用来自于交换价值。作为一般购买力的代表，它可以换回任何其他商品，但其他商品中却不具备这种效用。因此，人们不愿用其他商品来替代货币，货币的交换价值越高，人们越不愿用其他商品来替换货币，从而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货币的这两个特性对解释有效需求失灵的起着决定作用：对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对灵活性需求的增加，即货币需求的增加，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会导致货币的价格――利息

率――上升；另一方面会导致非货币生产及相应的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都会对实际产出和就业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货币是以一种实质性的和特殊的方式进入经济体系之中的。”

　　后凯恩斯主义者不仅强调不确定性世界中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他们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不确定性世界中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债务问题上。从货币的这一职能产生的信用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根本上是一种信贷经济。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以及生产着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欠债，货币资本的借贷关系，弥漫于每一个角落，从而形成一个接着一个的支付的锁链，一旦个别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这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必然的，这个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支付锁链就会从某一个环节中断，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就是建立在货币经济的信用和债务关系基础上的，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该假说既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模型，借以说明了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发展的内在联系；同时，它还表明金融危机是与金融自身内在的特征紧紧相关的，即不稳定性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基本特征。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巴伯拉将明斯基的观点总结为这样两句话：“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使人们愿意去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当许多人进行风险赌博时，一丝沮丧之情便可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他将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暴跌列为“明斯基式危机”的一个经典案例。他指出，1966年至2002年间，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这反过来使主流经济学家和房主们以为，房价永远不会下跌。随着房价上涨，人们在房地产市场里加大赌注，其形式就是次级抵押贷款、抵押再融资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从2004年6月开始，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决定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最终达到5.25％。贷款利率提高后，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下降，导致价格回落。与此同时，拖延还款的现象显著增加。首先被拖欠的贷款就是所谓的风险贷款或次级贷款。在贷款市场繁荣时，许多银行利用抵押贷款发放担保债券。当房屋价格下跌、消费者开始拖欠还贷时，投资者发现最好的做法就是抛出手中的债券。这样一来，问题在短时间就转移到银行方面：它们没有充足的资金应对这股抛售浪潮。许多银行成为牺牲品。与此同时，债务成本提高，资产贬值使得许多家庭受到财产损失，从而造成消费、投资和信贷活动的相应缩减。

　　二、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利率由投资和储蓄这两个实物因素决定，并调节投资和储蓄使之相等，货币的供求不会影响实际利率，因此，货币是中性的。在《通论》中，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率理论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全新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认为，利率不是由投资和储蓄决定的，而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货币需求由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组成。其中，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主要和收入相关，投机动机主要和利率相关。货币供给是由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数量。利率是一种价格，它使得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量恰恰等于现存的货币量。因此，货币的供求变化使利息率发生变化，而后者的变化通过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传递到实际部门中去。后凯恩斯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在《通论》中的这些观点，特别是对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发表一年后的几篇论文提出的观点加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新说。

　　早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就与货币数量论作了彻底的了断。他明确区分了工业和家庭这两个部门为交易动机所持有的货币量，并指出两者持有货币的动机不一样，家庭部门主要是为消费的目的而持有货币，而工业部门持有货币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和投资。马歇尔的“剑桥方程式”只适合于前者，因为它是相对稳定的，且与收入保持固定的比例，这一方程式被凯恩斯形容为是一种“坐着的货币”。而后者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就是说，两者的流通速度是不同的。凯恩斯因而否认了货币数量论和现代货币主义的一个主要信条，即在货币量和国民收入的名义水平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因此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或是可预测的。在《通论》中，凯恩斯没有提及这一观点，这被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从《货币论》上的一种倒退。然而，在《通论》发表的一年之后，凯恩斯在《就业通论》、《利率的替代理论》和《利率的“事前”理论》等3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融资动机(finance motive)的概念，将其作为传统的交易需求之外的一种货币需求。他说，“我现在认为，当初我在分析货币需求的各种源泉时，如果能更加强调这一点就好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理论没有受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重视，但却被后凯恩斯主义加以大大的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强调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将其称之为“第四种货币需求”。西德尼・温特劳布甚至提出了货币需求七动机说。他认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货币需求的动机可以扩展为七个：(1)产出流量动机；(2)货币――工资动机；(3)金融流量动机；(4)还款和资本化融资动机；(5)预防和投机动机；(6)弥补通货膨胀损失的动机；(7)政府需求扩张动机。其中，除了第5项和第7项外，货币需求的其他动机都与融资动机有关。而一旦将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引入未来不确定性下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框架，就会得出货币非中性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结论。

　　所谓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是指企业家在进行投资决策和实际完成投资这一时间间隔内产生的货币需求。这是发生在实际投资进行之前对货币的需求，它同计划的投资有关，因为在进行投资之前，必须确保相应的资金供给，它是为了当前的投资决策所需要的一笔预先提供的现金。对出于融资动机的货币需求似乎适用暂时或非常短的时期，但是这种旨在为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暂时性”的货币需将会特别巨大，特别是在经济高涨期更是如此。事前投资的急剧增加造成了对事前资金需求的显著增加，而除非银行愿意按现行利息率提供更多的资金――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资金需求是不可能在不导致利息率上升的情况下得到满足的。这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企业家筹措资金的时候和实际进行投资的时刻之间，存在着一个空位期，在这个空位期，存在着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但是却不存在着它的额外供应”。利息率上升最终会导致实际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在灵活偏好理论中加入融资性需求，这意味着在存量货币中加入流量货币，这样就必然导致存量和流量的矛盾，从而造成利息率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保罗・戴维森指出，在“融资动机”存在的情况下，IS－LM模型是不稳定的。因为由于“融资动机”的存在，投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相互联系的，IS曲线和LM曲线也是相互影响的，当融资动机导致IS曲线移动时，LM曲线也随之移动。

　　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的，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而只能被动地适应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需求。如果中央银行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对于货币需求的增

加――这是更为可能的情况，那么，发生在货币部门中的变化就会通过利息率的变化外溢到实际部门中去。在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中，货币供给被视为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对货币数量论以及货币供应量与名义收入水平之间联系的强度有不同的解释。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一理论完全是与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货币数量论对立的。正如斯蒂芬・罗西斯指出的那样，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需要毫不含糊地在三个方面直截了当地拒绝货币数量论：(1)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于长期充分就业均衡的概念；(2)拒绝关于货币需求是人均实际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函数的论点；(3)拒绝货币数量论中的由货币供应量到名义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因果链的箭头。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代表是温特劳布－卡尔多模型。

　　温特劳布模型是以他著名的工资定理为基础的。根据这一定理，工资率的任何过度增加都将通过某种在单位劳动成本之上的事先决定的和稳定的加成而导致物价的上涨。由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所导致的名义收入的增加将造成在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上的交易货币(信贷)的需求的增加。温特劳布假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那么要维持实际产出和就业水平，就必须完全满足对货币的需求。因此，箭头的指向是这样的：货币工资上升→成本提高→利润加成→价格水平上升→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完全不同于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后者认为，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造成了价格变动，所以箭头的指向完全是相反的。

　　如果中央银行断然拒绝增加货币供应，过度的货币需求就会引起利息率的上升，并导致预料之中的凯恩斯式的结果，即通过乘数的作用，投资的减少将导致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减少。在较低的实际产出水平上，货币需求将会减少，这就迫使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实现相等，这一调整过程是通过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减少来完成的。同样的分析也可以应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能部分地满足货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产出和就业就会下降，但下降程度比货币供应完全不增加时为少。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由于货币供应没有或部分地满足了货币需求的增加，物价水平将会提高，而产出和就业减少。这是温特劳布对滞涨问题的解释。在这里，滞涨是由温布劳特的工资定理加上中央银行的顽固态度所造成的。

　　尼古拉斯・卡尔多认为，在信贷――货币经济中，任何时候货币供给量是由货币需求来决定，即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对现金和银行存款的“需求”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货币供应是内在的和受需求驱使的。他提出了决定货币供给变化的两个因素：货币收入变化率与工资膨胀率。货币收入变化率是建立在比温特劳布的单一工资理论广泛得多的基础之上，它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1)需求压力；(2)国内投资；(3)出口：(4)财政政策；(5)工资上涨率；(6)公共部门借贷需求的变动，等等。货币收入率和通胀率的变动使名义收入发生变动，从而导致货币需求量发生变动。如果不想引起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货币当局除了满足由名义收入变动引起的货币的交易需求的变动外，别无其他选择。这意味着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另一方面，利息率(贴现率)不是由竞争性金融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而内生决定的，而是由中央银行确定和管理的外生决定的货币的基本价格。利息率不是一个因变量，而是一个完全处于中央银行控制下自变量。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确定利息率，而不是货币存量。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实际上并没有控制能力。总之，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利息率则由中央银行决定。货币需求的变化是利息率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变化的结果，利息率对“持有货币的愿望”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因收入水平的变化所引致的间接影响。换言之，由贴现率变化所导致的利息率的变化对投资有直接影响，通过乘数――加速数模型，它又对收入造成了影响。因果关系的链条是这样的：利息率下降→投资增加→收入按倍数增加→货币需求增加。由此引出的货币需求的变化必须由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予以充分满足。

　　卡尔多的模型假定，在中央银行所制定的和维持的任何利息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是无限大的或是水平的。这意味着，货币需求创造了自己的供给，而这种供给能完全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是对萨伊定律在货币部门的反用。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如果内生的货币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金融部门的行为就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仅是被动地适应实际部门发展的节奏而已。但实际上，在未来不确定性的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供给往往不能完全适应信贷货币的需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和金融市场是非均衡的。由此必然会爆发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并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

　　四、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政策含义

　　戴维森把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货币理论的基本观点概括为：(1)货币在长期和短期能起作用，即货币和流动性偏好不是中立的，它们能影响实际的决策；(2)经济体系是在运行当中的：从不可更改的过去到不确定的将来。因此，有关生产、投资和消费活动的重要决定，经常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作出的；(3)以货币计价的远期合约是为有效组织长期生产和交换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项人类制度。货币工资合同是上述合约的最普遍的种类。现代生产型经济建立在基于货币工资合同的制度之上，也就是凯恩斯所谓的“业主制度”；(4)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货币生产的经济中，失业而不是完全就业是自由放任制度的一个共同的情景。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天生是一种不稳定的体制，因为它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信用――货币经济中运行的。若不是它的创造性――它通过体制和组织的创新设计了解决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有效方法一一资本主义早就崩溃了。然而，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和强制执行，资本主义用以解决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各种制度、措施和方法不可能有效地运转。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强调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其目的不是要摧毁这个制度，而是要以国家干预弥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以使资本主义在经过修补之后成为运行效率更高和生存能力更强的社会。当然，这也是凯恩斯在《通论》所力图达到的目的。

　　从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推出的一个必然结论是，无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相机决策的货币政策，还是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都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两种货币政策都是以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都假定货币供应量是外生的，从而把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第一要义。按照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决定物价水平的不是货币供应量，而是工资成本和利润加成。这意味着，在货币政策中不能找到如何使价格保持稳定的答案，因为货币政策对工资和薪金谈判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它不可能对价格有任何直接影响。只有当货币政策实施产生大量的失业，从而严重削弱工会的力量时，它才能对价格产生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当然会降低物价上涨率，但这必然会导致利息率的大幅度上升和大规模的失业。这就是说，只有引起经济的灾难性后果，货币政策才是管用的。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所执行的“货币主义”政策的后果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卡尔多把货币数量说的当代“货币主义”形式看作是西方国家造成大量失业从而引起灾难和痛苦的一种“可怕的诅咒”和一种“邪恶精神的降临”。它是一种尼采意义上的堕落，即试图在摆脱困境时本能地“喜欢坏的解决办法”，而不能发现“好的解决办法”。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主张实施以稳定价格为目标的“收入政策”，并且加强金融监管和对经济中的信贷流量进行控制。

　　责任编辑：黎贵才